第九篇 知识的诚实与道德
王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没什么概念，学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总想找个明白人儿，理出个大概的头绪。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分为“民间的”、“体制内的”两路，“体制内的”又分为“学院的”和“准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还是冲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老侠：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回来就鲜花怒放，当时有一本畅销小说集《重放的鲜花》，全是当年的右派们的成名作，像刘宾雁。王蒙。刘绍棠。
从维熙等等。这批右派作家的顶峰是第四届文代会，这之后，他们不但是作品影响全国，而且也纷纷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力机构中执掌实权。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刘心武的小说、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这两批人有共同的特点，都以文字风行于世，又以权力接近高层。王蒙最后坐到文化部长，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王若水、胡绩伟。刘宾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级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级。
壬朔：这些人是当时的大众文化。
者侠：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贫乏所致。
壬朔：那学院派呢？
老侠：学院派也分为几拨。像李泽厚、刘再复是一类，走的是哲学、美学、理论批判的路数，但刘再复后来当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也成了准官僚。他们的黄金期以八六年召开的“新时期十年讨论会”为高峰，那个会上，刘再复、李泽厚被捧为“理论教皇”了，大会的程序有点儿类似党代会，以学习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为核心，分组座谈，是一次文艺理论界的“阅兵式”。后来让一匹黑马给搅了。
包遵信、金观涛等人走的是“丛书”启蒙的路数。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观念的主要来源，影响之大，记忆犹新。后来内部分裂了。
还有一种路数是内参的形式，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观》和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他们的理论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
王朔：在这些合法性的知识帮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间刊物。他们那批人在文学上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
老侠：是的。我们上大学时读《今天》和一些政论文章时的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批人是当时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派”。民间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响最大。《今天》之所以成为岭天》，不是由于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华，与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们“近水楼台”地接触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难接触到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一类是哲学的，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一类是文学的。
艺术的，如《在路上》、《麦田守望者》、《西线无战事》。还有一批西方的现代派诗歌，如艾略特诗。还有东欧前苏联的一批“解冻”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新阶级》、《斯大林时代》。《人，岁月，生活》、《解冻》等等。特别遗憾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时的内部读物，但哈耶克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影响，从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这都说明当时的“思想解放”没有多少自由主义成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你们外省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优秀“和”影响“也沾点儿皇城的恩惠。
老侠：对。就是因为他们先占有了别人无法占有的思想艺术资源，这也是一种畸形现象。后来，《今天》派浮出水面之后，受到官方刊物《诗刊》的承认，八十年代初《诗刊》召开的青春诗会就有《今天》的几个诗人，北岛后来还进了作协的诗歌组，那是全国诗歌评判的权威机构。而八十年代之后，《今天》的诗人们，已失去了创造力。江河、杨炼跟着阿城寻根去了，北岛在八十年代就没写过好东西。唯一坚守自己的人是芒克。他与北岛是《今天》的核心，最严峻的时刻只有他俩顶了过来。《今天》的文字不仅在观点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们的载道文学。
“朦胧诗”在理论上的辩护者是“三个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间竞选是又一批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试验。
后来这批人中留在国内的人又办了民间研究所。
王朔：我记得，那时文学上还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报告文学。那时他们的势头非常强，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后呼声。
老侠：八十年代的那种东西，咱不说它的观念是否现代，现在看来那种救世主的腔调也有问题。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感觉像《圣经》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只要这种腔调出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真理。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在当时，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当时的”寻根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这种俯视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进入了体制内，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学院派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体制的个体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体户。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进亚文化体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体制。
王朔：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主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美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称中国的财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还喜欢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能的平等。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性立场。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学术界提出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阳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从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现代美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性”与“中华他性”。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嗅觉极灵敏，嗅出点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语言霸权，这与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正好吻合。几个书商也赶上了这个潮头，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海内外，据说这本书的策划者之一张小波现在还在吃版税。
王朔：听说知识权力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西方就没有知识权力吗？
老侠：有。提出知识权力、语言权力的人是法国学者福柯，他是一怪杰，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提出“证伪理论”的波普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还有福柯。他是通过研究被西方哲学、史学。社会学遗忘的东西，发现了知识权力以及一整套制度的，在福柯那里，历史的碎片成为西方对人的制度性控制的考古化石。但中国的知识权力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知识权力。语言权力有着单独发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独立的知识系统以及知识权力的制度化（学院啦、研究机构啦、疯人院。医院、保育院。监狱。兵营、工厂，以及生物学。地理学、语言学……），越到现当代，知识、语言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越间接、越暧昧，以至于知识及其制度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之外的一大独立权力。而在中国，知识权力一向跟政治权力联姻，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开始。
王朔：中国的传统中真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吗？比如“四大发明”之类的。
老侠：孤立地看四大发明是好东西，但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结构中，好的东西无法升华、成熟。指南针在中国用于测风水，但一进入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就变成了磁现象，不仅有远洋的新大陆发现，还有法拉第等人的电磁学，一套完整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科学。
王朔：有一阵子新儒家大谈东亚经济奇迹，是由儒家思想来的，包括日本，余英时、杜维明等人是“新儒家‘吗？
老侠：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主要的动力并不是儒家伦理，而是体制的自由主义化。香港的背后是英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的背后是美国，自由主义世界的观念、制度、技术、教育、市场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本政力。
像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完成的。二战后的经济起飞有赖于美援及美国的市场，日本二战后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发生了整体性变化，美国人给日本人写的宪法。整体的结构根本转变之后，日本本身的特性、儒家伦理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余英时、杜维明等人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学术训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释用的也是西方的方法和概念。余英时论述中国佛、道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应用而已。不过是犄角旮旯东拼西凑地找些资料，论证明清两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根本没有说服力。余英时无法用这种论述推翻中国古代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再如杜维明，和李泽厚一起倡导中国文化拯救人类，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抛开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究竟能不能保证一个学者的公正不谈，我们想问，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维明，为什么不回到他怀恋的中国文化中来生活？大陆不行，还有台湾和香港。
无论是海外的华裔学者，还是国内的学院派，他们的本土化、规范化用的全是西化的方法与概念。一种文化连整理自己资源的概念与方法都找不到，还奢谈什么本土化？！他们的语言也是译文体的。维特根斯坦说，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思维，选择什么样的思维，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中国的传统中找不到我们走向现代自由社会的理论支点，找不到方法，还有什么资格大谈文化重建？！比如北大法律系教授朱苏力，这几年专门谈法治的本土化，说中国的乡村有习惯法，靠宗族的权威解决纠纷。并抓住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叫什么《山杠爷》的电影，来论证他的本土化。
多可笑，《秋菊打官司》本身就是张艺谋用最写实的手法撒的一个弥天大谎。
中国的法律的根本问题是立法精神的问题，从古至今。法等于刑。没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转变，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细枝末节。作为法学专家，回避实质性问题，在枝节问题上搔痒，简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个人很早就离开了体制，当兵复原后什么都干过，结果干什么都砸，最后逼到了“码字”上。干别的饭碗都成问题，但“码字”居然有了饭碗，还混了个脸熟。学院派的那些知识分子摔的是体制内的饭碗，要进入这个体制，要饭吃，而且混出点儿体面来，比如在单位，要是不奉承，那职称、房子就没你的，这些压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侠：有人讲过一个笑话。工厂里提工资，一个钳工因为没给他提就罢工不干了。他每天来上班，不上车床，在车间的众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谁问他什么，他也不说话。车间主任见了，心里怕了，知道这人急了，怕出点什么事，就想办法补了个名额，给他提了。这跟那些大学教授的钻营、撕破脸皮、急了满校园贴小字报、对骂，没什么区别。老北大老清华培养了一批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他们就变得农民了，而且是狡黠的农民。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城，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王朔：你刚才说到钱钟书等人，提出做人的诚实问题，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学院派知识人有这种东西。
老侠：知识上不诚实，道德上就不会负责任。普通人不诚实决没知识分子的不诚实的危害那么大。因为知识人宣称“社会良知”。实际上在学术界的背后有明显的利益动机，他们的下作和小气是掩饰这类动机，为点儿不大的利益就撒弥天大谎。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聪明、小计算、小阴谋、小陷讲，用个堂皇的理由，只为了捞半根稻草。你之所以受到正统派与学术界的双重围剿，就一个原因，你诚实。诚实这种东西，很坚固，很有力，一句大实话足以让几千年的他历史观原型。比如鲁迅，从几千年的历史中只读出两个字：吃人。
王朔：在咱这儿，做人的诚实、知识的诚实、钱的诚实，从上到下都没有。就是大家在一起骗来骗去，你给我抛个媚眼，我给你送个秋波，我给你挖个陷讲，你给我下个绊子。
老侠：像余秋雨是用传统文化骗，一帮学院派用舶来品骗，他长篇大论，说来说去，就是不进入主题，费了那么多口舌，诚实的话一句就说透了。与这些人对话也好、聊天也罢，他们之所以觉得困难，没力量，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个诚实的人。
人的不诚实，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的不诚实，几乎就是一种生理状态，是福柯所说的“身体政治学”。他们自称是“灵魂工程师”。“启蒙者”，实际上他们的灵魂是身体的牢房，社会的陷阱。像一些经济学界的大腕儿，赶着本土化、民族主义的潮头，硬说西方文化是“恶”，中国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质。机器、武力，中国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国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这个说辞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称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中国弟子，卖完了洋老师，就卖祖宗。
这种撒谎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撒谎毫无区别。书商撒谎是为了赚钱，盛洪撒谎既赚钱又赚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诗人，现在都做书了，与他们接触，觉得堕落了，每天就是赚钱喝酒嫖女人，他们觉得这样愉快幸福。堕落得真实。而那些学院派假模假式的，他们看中的不光是钱，还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体面的中产阶级，还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么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开场合装装孙子，但朋友之间的私人聊天还是酒后吐真言的。
老侠：这是一种双重人格，像陈凯歌、樊纲、刘恒之类的“大腕儿”，一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就会像背报纸一样慷慨陈词，而与朋友吃饭聊天也会骂这骂那，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开的利益，又在私下里，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严，让人觉得他们还良知未混。这是一种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国人常说老外特傻，其实决不是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一种做人的单纯、诚实，“NO”就是“No”，“YeS”就是“YeS”。要说小心眼、小计谋。小陷阱，谁能玩过中国人呀。
如果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们别的不行，说谎和狡猾肯定能有一号。
所以说，中国的知识界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诚实”是什么。知识上的诚实的背后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敬畏和谦卑。
他们动不动就讲大众的无知。愚昧。麻木。这类知识分子，最大的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无知。知识的无知对一个人的道义立场不是特别重要，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非常善良、诚实。但一旦在做人上无知了，就会利用知识去无耻，去瞒天过海，这个境界的顶点就是狂妄。北大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居然说中国的经济学在二十一世纪，将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潮流。心中无一丝敬畏，只有利益与时尚，除了对肉体痛苦的恐惧外，什么都敢干，灵魂的无知，是最大的盲点。
王朔：知识界的这种无知也有点儿近似于我写的那些“痞子”了，“我是流氓我怕谁！”
老侠：你的流氓起码还有“咱也是个俗人”的自我认识，而他们却把自己当作精神贵族来自我欣赏、自我怜爱。学院派啦、王蒙啦，说你“拒绝崇高”，让人觉得可笑。我们何尝有过崇高？连诚实这种最起码的做人底线都没有，谈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吗？村姑谈论贵妇人还有人性的根据，骗子谈论诚实或人格的高贵，就什么也没有了。
第十篇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王朔：我耳闻近几年新起了一批年轻的，特有锋芒，爱谁谁，把一些德高望重的“文化恐龙”都抡了。你了解这些人吗？他们怎么样？
老侠：我看过北大研究生余杰的《冰与火》，号称“抽屉大学”。我特佩服这些年轻人。
王朔：还有你佩服的人？
老侠：我佩服他们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么人塞炸药，对什么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
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并不想真说什么。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的辣笔才能活现。余杰的那本《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外，其余的人都灭。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气》，夸了陈平原、张鸣、王岳川，这样的年轻学子，夸起人来就再找不出新词了，什么“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什么在老师夫妇的学术通信中，“读出了一种心心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什么先生的“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知道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什么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给学生泡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什么在听王岳川先生的课之前“却早已闻先生之名”，先生不但课讲得满堂彩，让学生入迷，在“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的九十年代大学课堂，王岳川先生却“次第点燃了”“学生无精打采的眸子”。文章的结尾又上升到历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以《论语》中的师生之谊和东林党人的“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相期许。这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钱穆的皮”
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谗媚中小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全无。他才二十几岁，这么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政客。
王朔：比我们刚出道时成熟多了。刘小枫怎么样？这几年总听人提到他。
者快：刘小枫与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学。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国外，现居香港。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的支点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为参照系，抓中国传统中的弱点还是挺准的。中国传统中的人格弱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中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绝对尺度，实用得很，一个民族、一个人，没有一种自律或他律的非实用尺度，就没有了底线，什么事都敢做，凶残虚伪且丑态百出。西方文化，从圣。
奥古斯丁开始，就为人的自我认识树起了一个绝对的尺度，正是在这一神学的尺度下，人世才罪恶重重，人性的弱点才能凸现出来，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以及西方近现代关于人性之恶的各种理论，都来自这种神学中的原罪。霍士说人对人是狼，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帕斯卡尔和蒙田也都以神学的尺度来论述人性的弱点。
休谟的观点最精彩，他说，人一进入社会、进入群体关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设计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无赖。人类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或塑造一种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尽可能地把人性之恶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创造圣徒，但可以使人成为平凡的守法的讲道德的人。“防恶”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图经黑格尔到以“扬善”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中，“扬善”的社会实验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恶。凡是企图改造人性重铸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堕落，集权体制崩溃后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结果。
王朔：我们这儿也有过重铸新人的试验，而现在，遍地是无耻。
老侠：刘小枫的基督教路数，从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到对当代中国的批判。但他还希望从传统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资源，他在《拯救与逍遥》中对屈原的论述就是此种尝试。但我以为，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宗教情怀，没有神秘主义，无论是楚文化还是后来的儒道佛，皆是实用主义的。屈原的《离骚》是把楚文化的巫术性神秘性纳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开山之作，他的诗中的神话成分，全部服务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划分，什么意象代表正面的，什么意象代表反面的。中国的史官文化的诗文，特别糟的一点就是：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礼仪注释，结果丰富的象征变成了简单的比喻，男女的情爱变成了“后妃之德”，人与自然的搏斗变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明君品德。中国文人喜欢掉书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释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彻底阉割了开放的多重性。《离骚》在中国诗歌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文以载道的先例。楚文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种自然现象被道德化了。从屈原开始，“香草美人‘之类，成为中国文人以诗发牢骚的最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至于《天问》，则是中国知识人推卸责任的开山之作，问了那么广那么远的问题，无非是为自己的悲剧而追究外在责任，但就是不扪心自问：“我应该负什么责任？“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妄与自我美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还有人说《天问》中有科学的预言，这不就跟有一阵子说《易经》中有系统论、控制论、现代足球起源于中国一个德行吗？变着法强调，凡是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中国古已有之。
王朔：牵强附会。
老侠：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圆滑几乎成了一种本能的身体性反应。无论他的理论有多庄严，一见到对他有用的人，碰上对他有用的事儿，眼睛的光亮度、脸上肌肉的运动、嘴角的细微的抽搐，全向着谄媚的方向聚集。不要相信人说什么，语言最具欺骗性。我相信肉体的反应，言词可以说谎，肌肉的抽搐说不了谎，除非他修炼到卓别林的表演水平。像樊纲、陈凯歌这种大腕儿，搞经济学引经据典，拍电影神圣庄严，但一上中央电视台，背的全是报纸，溜着呢。甚至那张脸那种表情那种语调都是报纸，而且是头版头条。这种人格极为怪诞。原来我以为这是制度性谎言造就的双重人权，后来福柯教给我一个词，这叫“身体政治学”。也就是无耻和温顺是血液中流出来的，不用刻意教导，不用事前彩排，他知道在什么场合怎样表演，本能的肌体反应。过去常说，肉体是灵魂的牢笼，而我们这儿的人反过来了，灵魂变成肉体的牢笼。灵魂一旦驯顺了，就会变成肌体的下意识反应。陈凯歌拍了一部《黄土地》后就一直满脸黄土地。
王朔：其实他们这种硬撑的姿态也挺不容易的。
老侠：最可悲的是中国的文化人当了几千年的奴才，几千年帮凶帮闲者而不自知。古人中只有几个人是清醒的。一个是庄子，他是对社会、文化、政治。人生彻底的绝望，他用曳尾于泥潭的姿态轻蔑仕途。他一眼看穿了政治，那是个祭坛，让你去做官，就像送一条牛上祭坛去牺牲，在献祭之前，把牛打扮得非常漂亮、庄严，而这一切只为了让你成为献祭的牺牲。
三顾茅庐请你出山，也是为了让你做权力的马前卒。所以庄子宁愿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避壁，星辰为珠玑”，以大自然为坟墓，被地下的蝼蚁食，这也要比走上政治的祭坛更像人的活法。要想活得轻松，就做一块冷血的石头。
王朔：我看中国文化人的冷血、麻木也与老庄有关。这点鲁迅看得最深。另两个呢？
老侠：汉代的司马迁。他虽是太史公，但因李陵案受牵连被割了那个玩艺儿，他的声泪俱下的《报任安书》，说自己文不能为皇帝出谋划策，武不能为皇帝征战沙场，自己的角色不过是“倡化所蓄”而已，也就是自己是汉武帝养的那些高级妓女和优伶。但后来的知识分子，连这点起码的清醒的自知之明都没有，读了几本书，动不动就要做王者师。其实，在帝王们的眼中，从来没拿你们当回事。唐太宗登基后，第一次科举考试，看见下面跪着一大堆饱学之士，他哈哈一笑，说天下英雄尽入吾掌之中。还有一个嵇康，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因为山巨源来信劝他去做官。他知道官场的险恶，更知道文人做官顶天了是个高级奴才而已。后来的知识分子一代不如一代。像宋代的王安石、苏轼、朱熹什么的，他们做官与他的写诗、搞学问没什么区别。文章是经国之大业嘛，士大夫心中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是一致的，被一种无所不能的人格所左右。
王朔：全是一腔奴才的得意与当不成奴才的哀怨。
老侠：对。“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把我当人我还知道怎么活，且活得有滋有味壮怀激烈飘逸潇洒。你一拿我当人，我反而不知道怎么活了，无所措手足，弄到最后，投湖自杀。屈原被楚怀王逐出宫廷，就是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他可以在反抗中独立中活出人的自尊，可他想不开，投湖了。奴才最大的悲哀是主子不理解他的一片忠心。奴才最大的欣喜，是主人把他奉为座上宾，聊聊知识或经国大计。
王朔：这么值钱的夜晚，恐惧要在坟墓中也继续回忆了。
老侠：我觉得中国的学者们，只要知道谁谁谁要召见他，他会一夜无眠，想着明天穿什么，说什么，握手时的脸部表情该怎样才恰如其分。
王朔：就没有能硬起来的。
老侠：有。陈寅恪、梁漱溟。陈寅恪在五十年代初，北京多次请他从广东北上当历史二所的所长，他提出约法三章，上面不接受他就不去，挨到最后，陈寅恪还是没有北上。他在中山大学，除了“文革”时受到一些冲击外，上面对他基本是礼遇的。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陶铸在广东主事，保护陈寅恪，给他配了高干级的特供，别人连肚子也填不饱，陈却能吃到鸡蛋、肉、糖等。陈寅恪已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典范了。但要是与法国的现代圣女薇依相比，仍然不够层次。薇依是个纯粹彻底的圣徒，她和萨特、雷蒙等人是同学，毕业于法国高师。
她不是基督徒，却有着任何教徒难以企及的对上帝的虔诚，对人的爱。她是苦行僧，与下层人打成一片，去乡村去矿山，生生地把自己饿死了。二战时，她在美国治病，但她的良知无法忍受隔着海峡在英国享受特供给病人的食品，严格按着国内被占领区的同胞们的食品供应量领取食品。一九四三年八月病逝。我觉得法国知识分子，秉承圣女贞德的传统，代代都有高尚的社会良知，从左拉到福柯，那种仗义直言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非常令人感动。
但是西方也有自称为社会良心的大作家不负责任的瞒与骗。刚才谈到过面对不义的沉默是可耻的，罗曼。罗兰就是这种可耻的人。他不是有一本五十年之后重见天日的访苏日记吗？你罗曼。罗兰在五十年前就看到了苏联极权主义的真相，却碍于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声誉而把它打入冷宫，好像他已意识到五十年后苏联的解体。
在苏联解体后，极权体制的真相用不着你来揭露也大白于天下。而在人们最需要了解斯大林时代真相的时候，你看到那么多残忍的真相，却沉默，把专制体制的真相保护起来，不让人看，这不但是对那个体制下的受害者＿的犯罪，也是对全人类的犯罪。索尔仁尼琴的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向世界贡献了一个“古拉格群岛”，这个词已成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政治的代名词，如同奥斯维辛成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代名词一样。而你罗曼。罗兰，身为世界知名作家，人道主义者，完全可以没有任何人身风险地揭露真相。但你沉默！
同是法国作家的纪德就不同，他从苏联回来，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公开了真相。他从此受到斯大林的嫉恨，再不邀请他去苏联了。二战后，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失望，走向左倾，到苏联寻找理想的社会。但是逐渐被揭开的真相使人们终于认清了苏联体制的反人性实质。罗曼。罗兰作为一个作家，不论你的理想是什么，必须把亲历的公之于众，使人们早一点儿认识到那个制度的非人性，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不沉默，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就会觉悟得更早。
在此意义上，沉默就是隐瞒，隐瞒就是欺骗，欺骗就是良心狠罪。你就为了自己头上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良知的光环隐瞒真相。当时的法国，正是右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派知识分子论战的时候，罗曼。罗兰的日记显然不利于他所属的左派阵营。为了派别的利益，也为了自己头上的光环，他居然隐瞒了那么残酷的东西，包括与斯大林的谈话。这太自私了。最莫名其妙的是，中国出版这本日记时，极尽赞美之能事，那种夸法，完全不负责任。与纪德相比，罗曼。罗兰不是个东西。
王朔：他与斯大林谈话的那种口气特别谗媚，而且还带撒娇的意味。你们那个事人民要了解，我们相信苏共的解释。我记得谈到了未成年犯罪问题，少年犯，把未成年的人判了刑。他说：我们很理解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环境。他先替人家。替别子手想好了杀人的理由。他的意思是说我问你这个问题，听你们的解释，是怕别人对你们产生误解，我知道你们肯定有你们的原因，不知真相的人不明白，你们跟我讲清楚了，我替你们跟他们去解释解释，跟他们说说，别让他们老蒙在鼓里，老那么糊涂。他的这种口气中有种助纣为虐的残忍，和对刽子手的谗媚。
老侠：还有一本写高尔基的书《高尔基传》，作者是想还高尔基的本来面目，还有替高尔基辩护的味道。说高尔基的许多思想和行为在当时的苏联是不合适宜的。
但是，高尔基再伟大，我也无法原谅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还有就是，在全世界都怀疑苏联的劳改制度的非人性时，他带了三十几个知名知识分子去了劳改营，回来后看到的都是虚假的，只有一个少年犯向高尔基说出了一些真相。但他仍然带着其他作家一起写赞美劳改营的文章，说劳改营如何好。索尔仁尼琴曾就此指责过高尔基。我觉得仅就这件事，无论他在一些细节上多么不合适宜，比如保护了某个知识分子啦，都是不可原谅了。
一个知识分子，世界知名作家，自称代表良知，自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大节上一旦没有了做人的诚实的底线，任何小修小补皆于事无补。罗曼。罗兰作为极权体制的极少的几个外来见证人，却在冷战时期知识界一片混乱时，居然隐瞒真相，一隐就是五十年，你的底线就没有了，再怎么辩解皆无用。
小时候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还对他有点美好的记忆。但一看了他那本五十年后才见天日的日记，这个人在我心中就被彻底pass掉了。他死了，他的东西我不会再看一眼。因为他做人已经没有底线了。
王朔：是不是也有的人是一时糊涂。
老侠：那是两回事。一九四九年你糊涂，二○○○年再说糊涂受骗上当之类的就是借口了。也有的知识分子会糊涂一时。猛地碰上一种政治巨变，他就发蒙。就像福柯，对西方的弊端看得那么清楚，诊断得那么准确，刺得那么锋利，但当伊朗发生宗教革命，霍梅尼在万众的顶礼膜拜中不费一枪一弹地坐上皇位，许多西方人谴责霍梅尼的政教合一的政权非人道。
福柯却激动得为其辩护，还跑到伊朗去亲历那时候的盛况。他的叛逆心理扭曲了他的判断力、洞察力。还有我不理解的是，像福柯这么反叛的大哲人，法兰西学院那类地方是典型的知识权力的体制化，是他批判的对象。他不该进那个学院，要那份荣誉。但他进了，要了，而且在角逐这个位置的过程中，他对支持的人心怀感激，对反对的人恨在心里。这太让我失望了。
还有海明威，就因为他请福克纳为他的《老人与海》写点什么，福克纳拒绝了，他就从此嫉恨福克纳。
人类的弱点是相通的。
王朔：从名利的角度讲，中国其实对知识分子的考验不太多，没什么大钱，几百万几千万的，也没什么大名，像“布克奖”、“龚古尔奖”、“普利策奖”、“诺贝尔奖”等等。你看人家郭沫若郭老，有人说他晚年痛苦，我去他家一看，那是个王府呀，要我坐在王府中痛苦，确实不好意思。要是在监狱中还说得过去。在监狱里，那时候你要做出什么选择，说经过痛苦的挣扎之类我还信。每个人必须身临其境地去选择，没有进去，你根本不能说站在监狱中如何如何……郭老在那么大的宅子，弄得像在监狱中似的。反过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贱，这种下作就是天生的了。现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过分的威胁，也没有什么大利，他们仍是这个样子。
老侠：最可悲的是有许多比我们位置好的人，地位比我们高，影响比我们大，出来说几句真话也闪不着腰身，但这些人就是沉默。
王朔：是被以前的噩梦吓坏了吧。心有余悸。
老侠：我觉得不光是他们本人的原因。一是既得利益，吃人家的嘴软、手也软。
再就是这些人的子女。我去一位导师家，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的那种小心翼翼的保护，就像捧个价值连城的古董，生怕一不留神摔碎了。对老人的一切，包括与社会的接触，家属们儿女们就横在那儿，什么人让见、见多长时间，什么人拒之门外，选择是极为功利的。他们拒绝这拒绝那，就是不拒绝某位市长、市委书记送个生日蛋糕，送个祝寿花糕，送副赞美的条幅……
王朔：这些家属们像寄生虫，靠垂暮之人干瘪的身体过活。很可怜。
第十一篇 导演能坚持什么
老侠：我记得你曾执导过两部片子，一部是《我是你爸爸》，还有一个是《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两个片子都没有通过。看来，你与别人合着弄个电影剧什么的还能播出，等你自己真想弄个什么片子，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王朔：是啊。我能退出来，我可以写小说，谁管得着？我在里面时最后弄得自己也没劲儿了，太累，无聊，受委屈是活该倒霉我自找的，我最后出来是必然的。
一是自己内心中已经觉得没劲了，二是有外力迫使你退出。冯小刚当时就比较可怜，他没有退出来，他就得吃这碗饭。做导演的就是可怜，你要想适应这个社会，有饭吃，弄点儿钱花，那你就要投其所好，搞个贺岁片，票房成功，市场成功，也给咱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添几分喜庆。好，别有洞天了！那就继续下去吧！
老侠：换句话说，在这儿当导演拍片子就是不能是你自己，必须变着法儿迎合什么。
王朔：必须这样。在那过程中也许会有不舒服不满足，觉得是不是可以拍点别的，但很难做到。这些还在其次。在与一些导演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要生存下去的需要，就是说他们作为导演生存下来的欲望特别强。而且，他们生存下来的成本大，不像我，没什么成本，一个人写就成了。他们的生存成本多大啊。真的，很严酷的！一部片子砸了或通不过，你想拍下部片子就找不着钱，多少袅雄一晃而过，去年还红得发紫，转过年来，一炮没打响，就下来了，作为导演的失败。拍一部片子难死了。
这种情况，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会到那些制约的严酷。你说的那种勇气，到了节骨眼上，临到了豁一下子，可能脑袋瓜子一热，都能挺。我不拍了成不成！但一时的意气过后，自己就开始煎熬自己了。一起混，人家都在拍片子，你却拍不了。
你要坚持你自己你就拍不成。那你只能往后退，妥协！对那些拍迎合片子的导演，我从最同情的角度讲，是被生活逼的。当然，你可以说，咱不干成不成？有的人就说：我就不干这个就退了。但我觉得，这种人挺少的，基本没有，我能退出，是因为我原本就是写小说的，有退路，要是我也没有小说，我也很难说就那么退出来了。大部分都是没辙的。在这点上，我觉得，我退出来也很难对他们取得一种人格优势，我不能跟人家说：你瞧我，干不下去，我回去写小说，他们往下干，活受累吧。因为人家可能真没退路。
老侠：非要钻进那个明明是迎合什么的圈子嘛！说白了，不是生存问题，而是电影这一行所带来的名声与金钱的问题，实际上是利益。想一个人活得没有心理压力，有口饭吃并不那么难。但要活得有个虚名和大把的金钱，在这儿除了投机取巧就没有其他路好走了。
王朔：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说电影能是个什么东西，它不可能是个东西。你要个性化也只能是一种普遍要求中的畸形东西。整个电影，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虚幻的，自吹自擂的，就从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就没有好电影，只有极个别的地方。局部的有闪光的地方。现在大家都说陈凯歌的《刺秦》不好，我倒觉得还可以。虽然他的想法一开始就是错的，但是他还要自我坚持，想从中弄出点儿个性来。
这样，他只有在这么个情况下才能坚持个性。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想的要跟他的要求不谋而合了，《刺秦》里就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正好与主旋律吻合。
当年我们的祖辈们就有一种慷慨赴死的精神，弘扬这种东西和咱们弘扬爱国主义莫名其妙地合在一起。这样的吻合可以搞出点儿自己的个性化东西。人说张艺谋投机啊。
谁不投机，无非是投得好看、难看。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投机。
老侠：你说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是国内外的知名导演，都得过国际大奖，当过国际著名电影节的评委，人家还请张艺谋拍歌剧《图兰朵》，钱也是大把大把的。何苦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东西？你觉得是不是当了名导了，他们就用不着……
王朔：怎么用不着，我说这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会因为你说什么就停下来，至少是想想。这里还有个问题，他们早年可能也是一路投机过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早年就坚持了什么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他早年投的什么机呢？我以为就是流行观念的机呀。那会儿时髦什么他就拍什么。其实和谢晋的做法大同小异，谁也没真坚持过什么。倒是田壮壮比较牛，他拍的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多难看的电影啊，但他说，我就喜欢，我就拍这个，你不让我拍，别的我还不拍了呢。
老侠：壮壮最后拍了个《蓝风筝》，没通过，以后他真的不再拍片子了。
王朔：对，你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坚持了自己。其他人，别说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趣味。坚持自己美学上的什么观点，就连最低劣最煽情的MTV也能干了。陈凯歌监制和当艺术指导，拍了一个《国旗》的MTV，农村的小孩光着脚手捧国旗，从上海的胡同里跑出来，然后是大家捧着，全国人民都捧着，香港那些人马也来了挥动着，然后是武警们去升旗，刺刀林立。表情庄重、步伐整齐、地动山摇，这些所有的画面叠在一起，大家又都庄严注视着这升旗的场面，就让人感到泪往心里流。你说他不会煽情吗？我说他太会煽情了，在同类MTV中，我见过的最煽情的。
老侠：回头想想，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煽情，就诗情画意的。《黄土地》、《红高粱》等东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观念所左右，他们要用一个电影概括历史。
表现全民族的生命力，所以他们从那时重视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他们对人采取俯视的视角，居高临下。相比之下看看台湾的候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拍得极为真实流畅，是中国人拍的青春片中最好看的。人家侯孝贤对人的关心是一种切近的具体的平等的，真正把人放在镜头前拍。而陈凯歌。张艺谋则是用外国的电影技巧包装虚假的浪漫情怀，我称之为“黄土地的浪漫情怀”、“红高粱地的浪漫情怀”，他们那个时候就在用浓烈的抒情手法撤弥天大谎。外国人来中国，大都要去看那个老古董长城，张艺谋就用电影建一座中国人的精神长城。长城是什么？有什么伟大的智慧可言，不就是帝王们为了睡个好觉，做完春梦，利用权力驱赶着羊群般的人进行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吗？毫无智慧可言、倒是透出恐惧、愚蠢和残忍，不惜人力，不在乎生命，修死多少人他不管，只是往高往长了修。又有什么用？满族的那么点儿人不照样踏破山海关长驱直入，征服了偌大的汉民族吗？再说，这个长城与当代中国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陈凯歌在看了50年国庆大典后接受中央台采访，说一通爱国主义的言辞，与他拍MTV是完全一致的，也与张艺谋一边拍片子一边建所希望小学是一致的，他们本身就是大牌坊了。
王朔：我觉得陈凯歌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在坚持自己的趣味，当然是在那种吻合条件下，那张艺谋呢？我倒觉得，他好像一直有一些，你可以说是天生的也好，他是一直能赶上潮走的人，这一大浪来了，这种弄潮儿天生具有的能力，手把红旗旗不湿那种。所以，每次潮来，他都有把自己变成意识形态而又是在拍片子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现在是玩真善美的时候，当然玩真善美可能玩得不好看，也可以玩得很好看，他就是这个。所以，有人说他追求真善美，他自己也这么讲，他本质上是追求真善美的，他拍的片子，反映着他的本质，就是个形为意用。那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没什么东西，真善美谁不会追求哇，拎出一个都会说我也追求真善美。所以，他花活玩不下去了，正好，他的本质与你的政策要求合到一起了，他的本质一亮，就是这么一个片子，《一个也不能少》，而且是一个告诉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
老侠：张艺谋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之所以风头压过其他第五代，就是他知道什么可以流行。他的片子实际上一点也不先锋，抛开他片子中建造虚假精神长城的大观念不说，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极为通俗，这就是他死盯住“性”，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胜的“性”。《红高粱》是“野合”，《菊豆》是“乱伦‘，《大红灯笼》是”妻妾成群“，他想用影像夸大张扬中国人的生命力一样地夸大、张扬性的作用。用浓墨重彩的电影技巧包装那点可怜的硬造出来的”性高潮“。他的硬件全是流行色情小说的主题。到了”咱爹咱妈“又变成爱情的流行曲。而陈凯歌在实验电影上走入绝境，《边走边唱》彻底失败，在国际电影节上弄了个”金闹钟奖“，即最乏味的电影。于是他也不得不转向通俗转向大众转向主流，他曾说张艺谋走的是好莱坞主流电影的路子，而他是异端电影，永远不会迎合主流。但他坚持不住了，于是有了《霸王别姬》，他的硬件更打人，同性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影中。
名演员，阵容强大。我听人说了这片子棒，还获了“戛纳奖”，就去看了，但没看完，看不下去，一切都那么虚假，巩俐和张丰毅在影片中做爱的镜头就更虚假。
他的这个劲，走到《刺秦》的弘扬一点儿也不奇怪。他不会像壮壮那样，在坚持中宁愿寂寞，他一定要一条路走不通，就去转身迎合市场迎合主流，为自己重新立腕儿。
王朔：那我还觉得陈凯歌有点儿自己的东西。张艺谋最近的片子，我特别受不了的是什么？是《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向社会灌输的一种观念，我认为对中国人特别有害：你只要努力，就能收获，一分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有志者事定成！他似乎以为别人都在变换立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样，坚持！那我就要问，坚持的是什么？就是你不断赶着潮头在那儿干！你不让我这么干，我就那么干，拣你喜欢的干，反正我就要在这儿。我就要挖，任谁也拉不住我下地，挖！
我倒觉得，如果是我，如果我真的是坚持，那我就这么挖，你不让我挖，我就不挖了。我的坚持是就在这块地用这把锹用这种挖法挖。这才是坚持。而他呢，就是要挖，不让我挖，我可以偷着下地。不让用铁锹，我用镐；不让用锅，我用手创。
换来换去，总有一样叫你满意的，叫你允许我挖下去。
老侠：实际上张艺谋他教给人的坚持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实际与主流的逻辑是贯通的。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张艺谋是为了坚持（拍电影）可以不择手段。扩而广之就是，为了活出一种体面，要不择手段地坚持下去。挖达不到目的，我就创。浪漫的诗意的浓墨重彩的镜头不行，我就换一种朴实的平淡的纪录片似的镜头。他拍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全是一个样，弄得土呵呵的，群众演员，用最朴实最写实的电影手法撤一个弥天大谎。秋菊也坚持，坚持到最后是公安局领导出面、市领导出面帮她解决问题，替她鸣不平。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农民在现代土皇帝治下的无奈一点儿也没有了。他也在告诉别人：只要你坚持，就一定能有出头之日。他只管活着，不管怎么活，而这种不问怎么活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国人观念中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最可笑的是还有一位北大的法学教授，拿着《秋菊打官司》论证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反对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接轨。把严肃的论证建立在一部撒谎的电影上，我就只能说这位教授的论证也是谎言，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
王朔：他后面那两个更是撒弥天大谎，秋菊到最后还有个法盲的说法，《一个都不能少》那个就只有感激的份儿，社会一关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是靠什么希望工程、几个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决的。
老侠：最根本的问题他不触及，却在希望工程上做文章。
就用土块子修造真善美的长城，貌似是民间关怀，实质是平庸。你救得了三五个苦孩子，能救出全中国的失学儿童吗？能对教育体制的改革有什么帮助吗？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张艺谋的事业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他那种土块子式的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一个都不能少》还是个电影，而《我的父亲母亲》已经不是电影了，更是弥天大谎了，一首MTV变成了爱情绝唱，硬把MTV的长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长度。什么好几十年的等待，好几十年的乡下过日子，多么多么艰难…
…这两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块儿。张艺谋拍电影，有一种坚忍不拔，也许就像《活着》，活下去，无论多难，也无论用什么活泼，也要活下去，他有这种东西。
老侠：他按照这种坚忍不拔的不择手段的活法坚持活下去，人就从根本上不是个东西了。这种不择手段的活法，我不知道他是在拍电影呢，还是说把电影完全作为一种自己重新获得一个显赫位置的生存策略。他后来的电影，越来越急功近利了，包括他拍那么煽情的片子，把一个MTV放大成一部故事片。他领金鸡奖时那灿烂的笑容，与他参加戛纳没入围的怨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是他，张艺谋，中国的大导演。
王朔：我觉得再没有比在中国民间强调诗情画意更不诚实的了。他这等于把那种风景的优美置换成所谓人性的优美，把中国农村风光的朴素置换成中国人的真善美，由此建立起对民族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对美好生活的信。这种置换即便作为一种艺术包装了的宣传也比较拙劣。而且我觉得用那么简单的方法做这种煽情，那我只能认为他的全部目的仅仅是为美好而美好，他也懒得费多大心思，就弄一个简单的东西端给你。当然，有人会佩服诗情的，诗好像就是简单。但是我觉得其实他蒙不了人，他那里没东西就是没东西，他最终达到美好，除了美好的粉饰就一无所有了。有时，过程是很重要的。
他这个过程，等于直接上来就把答案告诉大家了，没过程了，上来就是答案，他再围绕着已成的答案渲染一番。这么简单的东西，何必要拍电影呢？拍成MTV去放，我觉得即使不诚实可技术上还过得去。而现在，把这么简单的东西现在的答案拍成了电影，连电影中的基本要素都没有。
老侠：那你相信他就是这么简单吗？我觉得他在生存策略上也有一种曲折，一种九曲十八弯绕来绕去，只是暗示点拨却从不直截了当地实话实说。
王朔：他自己说它就是这么简单的，那我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了。他真觉得是好东西，是他最好的片子。他要是真这么认为的话，那过去他拍的片子可就费了大劲了。在这儿装，在那儿装，假装这个，那个的，其实也就是附庸风雅。他合计你的本质是这个，那你的本质就是这个，你觉得这是最好的，那你就这么办。既然你对人类、对整个社会这么有信心，你也相信真善美是我们社会的主旋律，我们现在要极力告诉大家的，变着法让人们相信的，就是咱们大伙都不错，人都不错，那你就这么干吧！我觉得他要是真是这样的话，倒也简单了。
老侠：最近报纸上，好像是《北京晚报》说张艺谋出任了一个模特大赛的评委，保不齐他哪天又玩上服装了，也弄个张艺谋的名牌系列。现今的“腕儿们”都属于全才型，全面开花是时代的潮流。你说一不留神没准弄出个《红楼梦》，但这还是在你的本行，是小说。但是其他的腕儿们，像赵忠祥一不留神就成了自传作家，张艺谋一不留神就当了模特大赛的评委，陈凯歌一不留神就上了国庆观礼台……我觉得张艺谋的所有的电影加在一起就是他这个人了。万变不离其宗。
王朔：潮流变了，他会换的，但无论怎么换都是为了活着。
老侠：他现在活着的方式就是必须拍电影，拍着电影就是活着，他对电影真有一种狂热的酷爱吗？
王朔：他的生活可以说就是电影《活着》，他要是拍不成电影，我想，他会痛苦而死。所以，就是活着，可能是他的首要问题。活着，拍电影，不择手段地拍，不择手段地活。
老侠：还有一些导演，自称是民间立场，独立制片人什么的，像张元这样导演的片子，你看过没有？感觉如何？
王朔：我看过张元的片子。我最喜欢他的《儿子》，就是写一个酒鬼，两个儿子，唉呀，那酒鬼，演的吧真是原汁原昧，就是一个神经病，他杂乱无章，但那里真实的东西会对你有冲击。你平常也可能酗酒，但你不会那么神经病。他就是那么杂乱无章。那演员本身就是精神错乱的，他很难控制，就是他到那儿就那么演。不经什么加工，就把好多人性中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了，容不得你导演去说戏，容不得你在此调度，用你的想法强加给演员。演员都疯了，是真疯，演员疯了，一家人演一家人，在拍的过程中，家人之间的真实情感新仇旧恨全都出来了，那话说得真他妈的给劲。那不是写台词，所以给幼！那里有儿子他妈唠叨他爸，互相之间什么的。我觉得人性的真实一经出现，特别是在艺术中，就特别震撼。
我现在觉得，有时候，生活真实即是艺术全部。我现在有这么一种观点，真实的力量真的是比精心构造的完美。后来张元的《东宫西宫》我就不怎么喜欢了。其实，这个故事说起来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他比较戏剧化地拍，甚至想强拧着形成一个故事，一种方向，叙述的方向，那就显得导演的能力有点儿捉襟见肘了，时不时要停下来考虑。他又想加进很多风俗的东西，显然是为了去国际上拿什么奖的，但在一个残胜的故事结构中，溶不进去。所以他就要往回走，回忆的镜头就开始多。另外，拍好片子有时钱多未必是好事。张元的《儿子》拍时没什么钱，所以很多技术上的东西只好从简了，歪打正着，他那个故事就是不能有过多的人为技术在里面。等到《东宫西宫》，他的钱多了一点儿，他就可以布光呀、置景呀，所以我看惯了他没钱时拍的东西，也看惯了许多有钱导演拍的东西，他一有了点钱，就想做得更精致一些，结果处处感觉到人为的痕迹。就是那种演员一进来就处在一个布置好的空间里，这种感觉，肯定不行。
老侠：你觉得第六代导演与第五代相比有什么不同，在艺术上有独到的地方或优势吗？
王朔：他们的片子我看的不多，除了张元的，还看过贾章柯的《小武》，还可以。第六代的电影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天生的东西，他们靠天赋在拍，在这一点上，正是他们与第五代相比的可贵之处。他们没有第五代那种老奸巨猾。你别看第五代，甚至都不到五十岁，但就透着那种老奸巨猾……
老侠：现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就已经很老奸巨猾了，似乎越年轻越老奸巨猾。
王朔：那种老奸巨猾，在技术上的把握那种纯熟呀，包括基调上的控制呀，演员的控制呀，不管他用的是专业演员，还是非专业演员，他们都控制得滴水不漏。
这种电影，我就觉得没活气，一切都是导演观念的道具。
老侠：这种老奸巨猾的控制在张艺谋的电影中达到了极致。
王朔：第六代的，凭本能拍。他们经常给拍乱了，是不是？但就那乱的地方，让我觉得有人的气味，真实的气味。有时，他整个拍摄不够长度，没办法就胡接，你明显看出是一场戏被拆开了用在两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钱，顾不上玩那个精致。
要么你有天分，就拍天才作品，靠本能拍，你一动脑子就露怯。套一句外国民谚，就是中国人一动脑子，全世界都发笑。
老侠：贾章柯就说他的《小武》是传统手工业手工作坊的拍法。中国人一动脑子就变得伪善了，玩些小聪明小技巧，本能的感觉一旦丧失，代替的东西必是不诚实的。一不诚实就要靠动脑子想出来的精致加以弥补，越不诚实就越精致，越精致就越不诚实。中国人的智慧越到后来就越是工笔画、小品文，整个民族的优雅全在一双用小巧的绣花针缝制的精致的绣花鞋上。
王朔：我觉得写小说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凭天赋凭本能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好。
那些人当然包括我了，等到想明白了，技术都掌握了，认识也提高了，那也就可笑了。当然，还是有些昙花一规的人写出一两个好东西。但一出道了，就开始动脑子了，一动脑子就完了。
老侠：说不定这些第六代成名后，有大投资了，也就开始动脑子，像你对张元的那种感觉。
第十二篇 要市场或者要艺术
王朔：中国电影的可笑在哪儿呢？就是两头都要顾，两头不是人。电影要的就是市场经济，压力就在这儿，也好办。但它又是一个计划经济在那儿控制着。所以在电影业的运作上，它又不是真的搞电影工业，而是在搞电影作坊。所以造成现在新的有想法的青年导演哪边都不沾，还能出点真东西。只要你沾一头，就必得沾另一头，两头一沾就非驴非马不是东西了。
美国只有市场一头，人家的作者都是天才，成了名就迅速被商业电影吸纳过去，票房要求你只能拍很类型化很完美的商业片，这也行，单纯。我觉得第五代导演达到的技术水准完全可以拍出很精美的商业片，像《泰坦尼克号》那样，这里也可以说有艺术追求。何必那么累呢？想追求又追求不到。你的技术很好，你又很尊重市场，你又要活下去，还不如把艺术片的伪装扔了，把脸撕破了，就拍类型化的电影，这样单纯地干，也可以使观众啊、编剧啊、影评人啊，不至于无所适从。
老侠：张艺谋拍东西大都从小说改编而来。他与谢晋是倒着来，当年谢晋从《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到《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哪部小说抢手他拍哪都，成了一个最了解市场行情的家庭主妇。张艺谋除了《红高粱》是抢到了热点小说外，其他如《菊豆》、《大红灯笼》、《活着》、《秋菊》、《有话好好说》，他拍谁的小说谁就红起来。这与谢导比起来，也算有本事，高一筹了。
王朔：张艺谋看小说再搞电影，真的很累，而且现在这条路不好走了，走不下去了。现在，人家小说写的东西已不适合他看了，因为电影往商业路子走得很快，基本电影本质上和商业的东西，和那种大众需要的东西已经很投缘了，你又何必要小说呢？小说，第一是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的东西是不可捉摸的，他们没有那个能力，他们看了年轻人的小说产生不了具体的形象的联想。第二，小说是城市的，写农村小说也大都是城市里人读。就是说他张艺谋在城市里找不到机位，城市里的东西他觉得都差不多，都不好看，都不能拍电影。他拍城市成，不知道这场戏该从哪儿入手，这个人物应该什么样的，他都不知道，这种产生不了意象地看小说，你让他怎么拍？根本就是任何一种形象的东西都不能产生，怎么可能再看小说拍片子呢？
老侠：所以张艺谋几乎从不碰城市，从开始拍片，就和土块子高粱地打交道。
王朔：那我觉得，他们假装也这么多年了，应该回到他们的本来面目，老老实实地拍一种规定的东西，市场的规定也好，主旋律的规定也好。因为这种规定的东西不妨碍他们谈论真善美，真善美是可以通过模式化的东西转换出来的。只有其他的，例如悲观的、绝望的、黑暗的……才是各式各样的，那个东西是需要特别的感悟，特别的拍摄手法。而他们的作品要感人，让观众掉泪，这太简单了，电视剧就在做这个。我硬弄个模式，大家不承认这个模式就会做得很累，就会出现很多误会。
其实大家就是一个目的，说到底没什么区别。那就不要假模假式地掩饰这个目的了。
那样就会做得不规范，故事本身讲得不模式化，这就让人置疑你导演个人是不是还有另一种追求？没有啊。那何必让我觉得可疑呢？做出鬼鬼祟祟的样子。
老侠：其实，就像冯小刚那样拍贺岁片，是大众的商业的路子，就完了。本来骨子里要的就是这个，却非要弄出高远的艺术追求的样子，这就太累了。也许，你从根上就伪善，你也就不觉其累了。
王朔：中国导演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中国人的艺术追求呀什么的，害了很多人。他们心里不如意，就总要扭捏做态。冯小刚将来毁就毁在这里。你看他，自己想从贺岁片向艺术片转，一定要在电影节成功，这很可能是他的“坏”的开始，好好的一碗饭你不吃，也想学着去那里玩追求。
老侠：这些成了腕儿的导演中，说不定将来就能出个电影局局长什么的，凭这种电影圈中的摸爬滚打练就的老奸巨猾，当一个有专业权威又谦和平易近人的握有生杀大权的官，真不是什么难事。
王朔：谁上了这个台阶谁就完了。别人就会盯住他，不做这个，做那个，不通过这个，通过那个，导演们可怜，他们更可怜。
老侠：这些导演怎么啦？那种高调唱得就跟古代的圣人们差不多了。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也好，孩子也好，为了自己那点名声抛妻弃子，后来的意识形态不断地一直强化，强化，把这个东西强化到极点。他们个人能达到极端的完美，完美到极端的自私，甚至连亲人或周围的所有人都是他自我完美的工具。其实骨子里是一富贵就淫，一贫贱就移，一威武就屈。
王朔：有一个说法我特别受不了。他们拍《红高粱》的时候就讲过，是莫言讲的，什么咱们的祖上曾经有些英勇豪迈，现在都挺窝囊。拍《刺秦》的时候陈凯歌仍然讲这个话，历史上中国有过这样的志士仁人，现在没了。拍这些东西是想告诉大众：过去中国人不是现在这副窝囊样子，曾经是很牛逼。
老侠：不用他们讲什么历史上曾经有过，就讲讲咱汉民族的历次对外战争史，蒙古族那么几个人，骑着小矮马，咣当一下就把中原给占了，把人分为若干等，汉人在最底层。满族也没几个人，也骑着小矮马，过了山海关就横扫中原，让你们留起大辫子。但汉族人也挺幽默的，现在都把这些异族侵略者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鲁迅早说过这种幽默的下作，余秋雨还要专门写康熙大帝如何文治武功，射了多少只虎什么的，在皇家园林中射虎，射早就准备让皇家开心的虎。再说日本人，中国那么大的地方，日本人哪能占过来，但他就是占了。怎么占的，一个日本兵骑着一匹马枪上挑着太阳旗，一个人就占一个村，一个镇。一占了，马上就有大群的伪军，接着就是他政权出现……在我的读史经验里，中国人杀起自己人来，却总有胜利者。
农民起义、剿匪、剿叛军，打内战，死人无数。秦朝的大将白起，一次活埋俘虏就埋了四十多万，那时候打仗才有几个人啊。也就仗着咱中国人多，多如草芥呀。
第十三篇 由“性”而起的混乱
老侠：现在，现实中的性关系远比文学描写中的混乱、无耻。现在的中国人，除了害怕暴力之外，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干，在任何事情上都没底线了，性关系也如此。虽然政府还禁止卖淫，但私下的卖淫已经很普遍了。边缘地区的女人涌向各大中心城市。做生意的男人大都是家里有老婆孩子，外面有一大堆卖淫女外加固定的情人。大多数妓女连视觉的美感都没有，照样大把赚钱。大红灯笼高高挂，挂满大街小巷。现在，中国文学中有一个盲点，就是性，很少有人把这种现实中性的混乱和低俗写出来。
王朔：我觉得对于中国现在的性，作家很难把位置摆正。
似乎性很需要公正地对待，就像人需要公正地对待。大家都很沉醉胜这东西，但是趋势很明显，而且是两极的，一极是实际生活中半公开的性泛滥，一极是社会公开的批判，大众文化中的性尤其受到限制受到批判。个人写作倒是可以有更从容的立场看这个问题。纯粹的批判是不公正的，虚伪的，它全是道德谴责。而在大众文化控制的影视中性只作为背景出现。你看，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影视中连个第三者都不能提，不承认这个。
大众文化要求提供的只是一种东西，这就肯定不真实。要真实地写性，拍性，就不能在大众文化里。起码现阶段实现不了。
即使有人写了一些三陪女的纪实报道，也只是浮光掠影，道德立场大多是谴责，至多是暧昧的，他们对这种事有一些同情，但又不能理解三陪女的真实状态，结果这些纪实性的报道中三陪女就变成了传统的悲惨女人，像对古代文学中的妓女，只是同情呀，站的立场跟过去写杜十娘啊、李师师啊都差不多，这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反正我看到的现实和作品中写的都是不一样的。现实中那是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与道德无关的。
有些嫖客甚至是很有道德的，他可以清楚地把这件事与其他事分开。除了这事，谈到民族。国家。政治都很有正义感；谈到做人，也可以很正直很规矩，且仗义疏财，一诺千金，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全都有。甚至在嫖客和妓女之间也有爱情，也很动人。
但它涉及的道德争议实在太大了。好像一个人一干了这一行就再也没有道德立足点了，其他的品德和善良就—笔勾销，没法说了。
老侠：在朋友堆中，喝酒唱歌，如果你没嫖过也不喜欢嫖，他们会想办法引诱你去嫖，为你付钱找小姐，似乎你今晚不被扒光和三陪小姐上床，你这人就不正常了，就不再是他们的朋友了。最过分的是，有一次一大桌同学相聚，其中有两个同学的妻子也在，而这些丈夫、男人就当着妻子的面交流与妓女上床的经验，比谁干得次数多、干得花哨、干得时间长，最后比到了男人的阳刚之气。而且讲得很具体。
先是我觉得这些男人太畸形了，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写过诗，有些人还在文化圈中混，居然对此这么津津乐道。最后我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居然当着妻子和其他人的面讲这些，特别敢讲，不会顾忌妻子做人的尊严，而那两位妻子没事人儿似地听着，有时也随大家一起笑，评点几句。如果光是男人之间讲讲也就罢了，再如果有女人在场但这女人与这些男人没什么关系或就是妓女，讲讲也就罢了。再如果回到家中，只面对妻子一个人讲讲也可以。但这是当着老同学当着妻子的面讲，妻子就坐在他身边，他就兴致勃勃地讲与一个妓女怎么上床，而且有一位妻子还说：我老公只要每晚回家，他在外面花花绿绿的我都不管，我支持他。这种男女关系就变得匪夷所思了。这么多年的妇女解放到底解放了什么？男人如此无耻，女人如此忍受甚至欣赏无耻！中国人怎么了？
王朔：我倒没有你那么大的道德压力和义愤。刚才你还提到《绝对隐私》，这本书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看，卖的很好，因为它涉及到很多难以启齿的男女感情上性上的隐秘，可能还有许多是真实的经历。可是我不爱看这种书，我也知道它里面有许多真实的有可读性的好看的东西，可是我就是不爱看，看不进去。包括对妓女的问题，我也不愿去想，聊天时别人说这方面的事我都不爱听，不想听。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别人的事情，特别是别人的男女私事提不起兴趣来。我觉得，不管碰到什么情感问题都是私人的事，如果有人愿意当众拿出来讲，可能也不是炫耀，也不是想得到同情和理解，也不是有意伤害谁，可能只是因为大伙儿都觉得没什么劲了，找不到兴奋点和刺激了，似乎男女关系或情感问题成了现在社会中的一大事。歌舞升平之后这种事就变得像战争一样的大事了。很多人对此感兴趣。可是我没兴趣，很少与人聊这些。
老侠：但我碰到的不光是男人之间的嫖妓经验的交流，而是老婆就在身边。
王朔：当然男人的无耻是没有底的，但这些女人可能也是很无奈了，也不光是你的朋友们有这种问题，整个社会的许多人都有。我倒没碰过这么公开这么猖狂的，但是默许的肯定有。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商人的职业就是一种应酬，在商务活动中有很多是这个，和商业伙伴一起放松消遣，人家搞，你不搞，很多生意可能就做不成。这完全是他们个人的事，他是不是要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就看他要不要掉那份钱过那种日子，他要了，就得接受这些。他的老婆可能要么跟他掰，分手了事，要么在权衡利弊后，她接受了。接受以后，在很熟的朋友之间，你刚才提的那种事可能就不是事了。她不在乎了，只要老公别跟她发生情感危机，就没关系，能接受，能就那么过下去，可能日子过得也比较安稳。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要说女人在这事上多有原则我倒觉得也未必，一个特别有原则的人，无论男女，就决不跟这种生活沾边儿了。
老侠：我还不理解朋友在这方面的好客。如果我平时就好这口，或我在家压抑，想借去外地的机会宣泄一下，或者出于好奇心，以前没尝试过，这次要试试，朋友们帮个忙，这都可以理解。但你不想要这个，你拒绝了，他们好像受了侮辱，有种非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的那股劲头。他们一帮人帮你安排，把你领进一间屋子，灯光昏暗，莫名其妙地，门一开，突然就进来好多个女的。他们就对那些女的说：这是我们的老板或领导，你们得好好给我伺候。那些小姐“哗”地就扑上来，就这劲。
实际上我跟他们没有商业关系，也没任何利益上的纠缠，就是朋友。他们这种非要使你同流合污的劲，甚至会影响到朋友关系，认为你这人虚伪不诚实什么的。
王朔：我对这个事倒不是太有感觉，起码不是像你这么强烈。我担心的倒不是这种事，而是另一方面，有人不是提出要弄通奸法建立道德法庭之类吗？我觉得即使是这种事，相对于全面禁欲全面控制的时代也是特别大的进步。社会不能把这种事看得那么重要，像烟这种东西是有害，对地人也有害，社会应该更重视烟的问题。
而那种事我觉得它是个人选择。你可以不选择，拒绝这事也很对，也不是说就那么没有自制力完全做不到。
接受它呢，可能要比拒绝它难一点儿，真的，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一点都不舒服，很尴尬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道德观念，在这上头的道德观念也不强，但我反对通过什么立法啦。道德法庭啦这种强制性的社会手段来管理和制裁诸如通奸、婚外恋。我觉得只要是合理的、非暴力的、双方自愿的、公平的、互利的、双赢的，都可以，反正是让人充分自我选择就行了。
老侠：我同意在道德领域决不能搞强制性的东西，一切要凭每个人的道德自觉和所谓道义良知。我不知道你是曾经置身于其中才这么说，还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这么说。我觉得在两个无耻的东西之间，一个是权力的无耻，另一个是无权者的无耻，我肯定站在无权力的无耻者一边。企图通过立法来管理私人的感情问题、道德问题，尽管它表面的理由冠冕堂皇，但骨子里是一种权力的无耻，我们经历过太多这种权力的无耻了。
但是一旦这个背景消失了，我觉得从道德的角度讲，人不能无耻到没有底线的地步，比如我刚才讲的几个男人当着他们老婆的面讲与妓女上床的细节……
王朔：你知道我的底线是什么？我的底线是：可以无耻，但不能伪善。赤裸裸的无耻，我指的是道德的领域，我能接受或理解，即使我自己不会去同样无耻。但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你丫的无耻的事没少干，但掉过头来又正人君子式地谴责这种事，这我就觉得做人没有底线了。很多人现在都沾这个，三角啦、嫖妓啦，但他们的道德文章还做得很岸然很厉害。这方面我的底线就是：别伪善，就可以了。私人的事，道德上的事，不伪善就都好说，一伪善就没的说了。
老侠：可能这是我俩对“无耻”这个词界定的范围不一样。我觉得最无耻是当婊子又立牌坊，这是中国最普遍的无耻，遍布各个领域，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伪善的无耻。但另一种无耻也挺可怕，就是我刚才讲的男人们当老婆的面交流与妓女上床的经验，还互相比谁更壮更男人。这两种无耻我都不能接受，也不准备有同情的理解。有些东西作为人是无法容忍的，真实也好，赤裸裸也罢，但不能用真实抹煞做人的底线或原则。一真实就可以什么都干。干了什么都可以容忍吗？
王朔：也可能是我俩接触的人不太一样吧。你说的无耻，性关系上的无耻，妓女是这几年才出来的事，婚外恋只是这两年才可以在影视中不那么做贼似地表现，要说无耻，中国政治上的无耻是早就有的事了，包括“文革”后对钱的无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见集体的无耻是早就开始了。前些年的腐败案，抓了个上千万的或曝光个司局级的，就在老百姓中有很大的震动，但这几年动不动就是几千万、上亿的大案，司局级的腐烂就是媒体上曝光的也能成把抓，而老百姓反而平静了，不那么义愤了，习以为常了。你再想想咱这儿经历过的那么多次政治运动中，大家相互揭发，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的相互揭发，那种无耻的程度决不比现在的无耻差多少，我甚至认为那才是全民族的最大无耻。人人都无耻反而不以为耻，反而高唱革命高调、道德高调。可见，道德崩溃也好，信仰真空也好，什么什么消失也好，都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事，我们一直就是这样。
老侠：从几千年前孔老二四处去“跑官”到司马迁被割了那玩艺儿还写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大书，再到郭沫若的表演、再到巴金称郭沫若“非常真诚……没有半点虚假”，再到一群貌似愤世嫉俗的小人精们向导师献媚和互媚，咱这地方的无耻所造就的最无耻的群体就是知识群体。他们无耻就无耻在以一副良知的社会导师的姿态去无耻。鲁迅当年说中国就没有什么智识阶段，真是一语中的。
王朔：就是。我接触的周围的人很难找到不无耻的，包括我自己。可能是我接触的这种人多，所以就会有我刚才说的这个界限：不伪善。大家都不怎么样，你就别装了，你要装，就很不像话了。我就对人们都说这些年是道德崩溃不以为然，特别是对那些自以为很有人文精神的学院派们这样说更是反感。
你们他妈的谁有道德，是过去还是现在？我觉得这几年道德规范倒是在逐渐建立起来。因为我们过去的所有规范包括道德规范都是权力强加的，我不认为强加的规范是规范，因为凡强加的最终导致的是灵魂深处完全没有了规范，他的守规矩是出于无奈装出来的。你谈过制度性谎言，这不就是最大的无耻吗？
而商业无耻、道德无耻你还可以拒绝，你拒绝它也不会伤害你，在拒绝这种可以拒绝的无耻的那一部分人中，道德规范就等于建立起来了。比如说，其实原来我们在一个饭桌上谈女人就可以谈得非常无耻，但现在再谈这些事就有一些顾忌了，甚至我也不愿意谈了。说那些话的时候，兴味索然，大家觉得没意思，也不笑，那些以开黄色笑话为乐的人也就觉得无味了，他也就不太多说了。以我接触人的经验，我倒觉得无耻的人这几年似乎少了。起码在我这个圈子里是少了。背后大家召个妓什么的，我看有些人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给你召妓的人他自己也不干这个。但他这样做似乎是时尚所致，觉得朋友来了我就要尽地主之谊，反正这是一种风气，大家都这样，我不给朋友弄点儿这个，我礼数就不周全。
老侠：现在不分官场、商场、文化圈，的确都是这样，召妓待客为重要的礼数之一。
王朔：后来我发现在这种事上人们都没了羞耻感。当然我没拉谁干过这种事，但别人的确给我安排过这种事，我当时就没什么羞耻感，听别人讲起这事就更没什么感觉了，可能这种心态确实是一种无耻的状态。见惯了这种事，你就会当作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把它当成正常的事一笑了之，没有什么。但我见过一些人对妓女非常无礼、非常粗暴，这倒是我不太习惯也习惯不了的。人家也是劳动者，靠这行挣钱吃饭，总有个公平交易，你不能说因为你出了钱就可以对人家粗暴。我对这种事最多就是到这种不习惯或义愤了。别的东西可能是看得太多，就有点麻木了。或者说，经历过政治胁迫下的无耻之后，中国人道德感的麻木看来是一种必然。我还是觉得，现在的一些商业上道德上的无耻，要好于当年政治运动中的无耻，比起那些政治无耻，这些年真的已经不那么无耻了。
老侠：你说的那种集体无耻很准确。一个社会或民族一旦可以集体无耻了，不要说政治规范道德规范没有了，就是通行的国际商业规范也无从建立，即使建立了也没人遵守。因为首先最有权力的人就可以不讲规范，上行下效。
第十四篇 生活里有一种野蛮的力量
王朔：外国不这样。我原来以为美国这样，性关系上的无耻、随便，在我以前接受的信息中，美国一定是世界之最。但我一到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就知道美国不这样，人家很重感情、家庭。妓女行业也很规范。看来看去就咱这儿才这样，这是咱的特产、专利，也就是咱们的集体无耻。为什么现在咱们可以集体不讲道德呢，因为咱们在过去为了政治上的进步什么的，早就把道德的包袱放下了，早就抛开了良心啦、诚实啦，不是说现在才这样。
老侠：生活好像已经把人性从根上拔掉了。所以在生活中，不论做了多么无耻的事，在人性没有恢复之前，在新制度新规则没有逐步建立时，你就只能这么走，走向无耻，在无耻中活着反而自由自在的。咱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却没有对苦难的意识；咱们干了太多的无耻，受了太多的耻辱，却没有耻辱意识。人性的麻木、灵魂的麻木，最后连他妈的肉体也跟着麻木了，跟妓女上了床都找不到感觉了。
王朔：我发现这种东西也有减弱的迹象，起码就我接触过的我敢说这种东西在减弱。三陪小姐这项娱乐已经不如前些年那么好玩和刺激了，不再有人把这当大事了。
老侠：经济上的富足究竟能把制度和道德推向哪儿？古代的中国人讲衣食足而知礼仪，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但我在中国的史书中找不到多少真正知礼仪有恒心的人，特别是那些富有的。掌权的、学问大的。比如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我从小就被教导说，白居易是同情下层人们苦难的揭露统治者黑暗的现实主义诗人，有他的《卖炭翁》啦、《上阳白发人》为证。但他的私生活却极为荒淫、残忍。倒不是三妻四妾什么的，而是他养雏妓，十四五岁就买来，都是处女，玩到十八九岁，二十岁就感觉这些女人老了，他也玩腻了，就把这些老了的女人与他家要卖的马啦牲畜啦一起拉到市场上去卖，他的生活那么富裕，但他对女人那么残忍，完全不把人当人。不光白居易，这也是当时有钱人家的一种风气。据说与年龄小的处女性交对长寿有益。你说他关心下层人的苦难，我才不信。他这么对待少女、年轻的女人，20岁左右就老了，跟老马什么的一起卖掉，这叫关心人？人在他们的眼里到底是什么概念？我倒觉得，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财富、不是一套规范人的礼仪，而是怎么样对待人，怎样把人当人，怎样尊重人。知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甚至全球利益对中国人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知道自己是人，自己把自己当人待，同时也把别人当人待。西谚曰：你起而捍卫别人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就是捍卫你自己的权利。比如，在美国，容忍了警察或政府对一个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就等于怂恿了权力对所有美国人的侵犯。
现在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强调让人先富起来，其他的改革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先富了起来，人家才能知道什么什么，做到什么什么的。过去我对这种说法还是有些相信的。就是说，以前一个混不吝的小流氓成了富有的个体户，他身穿名牌西服，脚蹬意大利皮鞋，小头弄得光光滑滑，他就不再会随口骂人随地吐痰了。现在我越来越怀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一旦富起来，他可以讲究些外在的礼貌，诸如不随地吐痰啦，觉得这样做不符合他的身份，不配他那套名牌的行头，但他却能用手中的钱去做更大的无耻。
壬朔：你说的更无耻是指什么？
老侠：比如说去贿赂当官的，还有我刚才说的那种事，至于交易中的欺骗就是小无耻了。
王朔：我就觉得没有谁更无耻了。咱们最大的无耻早就干过了，在这之前只是不同程度的收敛，不能说现在比过去无耻。经过文化大革命失败，咱把最无耻的事做过了。现在，仅仅是富裕就能带来某种收敛，可能他的内心不会因有了钱变得道德了，反而他可能在内心里变得更不道德，比如你讲的那些事。但他在公开场合还是有所收敛，他怕嫖妓被逮住被曝光，逮住了要么破财要么被关上半年一载的。所以他表面上还要摆出有钱人的外观，人五人六的。我觉得指望用道德约束人的行为是很难的，只有个别优秀的人才能有道德上的自律，道德是不能制度化的。一个优秀的国企头头可能廉洁自律，但大多数头头们做不到，这就要拿制度化的强制来约束他们。我觉得制度化的强制约束不能带进私人道德，只能在社会的最低舆论共识中建立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什么是最低呢？比如说，这种道德不能要求人人都去舍己救人或帮助穷人，但这种道德知要求人人不去整人害人坑人，不去伤害别人。你可以不给穷人捐钱，但你不可以从穷人那里变着法弄钱。但是公共道德这事又挺危险的，稍微建立点儿公共道德又容易侵犯个人利益，咱们这儿又有那么个不尊重个人利益的传统，一旦呼吁建立公共道德，负面影响可能就会超过正面作用。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但说今天比过去无耻，我已经讲过我不这么看。
与最无耻的强迫性政治相比，这些小小的无耻它腐蚀别人，但不是直接地强迫别人，特别是在性上，在中国文化里的强制传统，特别适应于那些卫道士们。
老侠：吸毒一旦上瘾就是终身的，无耻一旦上瘾也是终生的。要再建立起一种东西，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性基础，而现在这基础没了，怎么建立？
王朔：这点上我倒跟你没什么冲突。我也觉得没可能，建立集体胜的道德意识没可能，甚至我刚才谈的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都难以建立。恐怕就得是制度性道德了，把约束变成一种叶以对这些无耻之人公之于众的机制，让他彻底曝光，再没脸见人。罚款的办法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但罚款是以无耻对无耻，谈不上是多有效的手段。在我看，罚款是以权力无耻制裁道德无耻，前者比后者更无耻，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权力所为，是～种类似于掠夺胜的野蛮行为。罚一个不遵守通好道德令的人，在我看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因写了某个字犯了帝王的讳而被处刑或流放一样。
老侠：我觉得新加坡式的干净讲道德什么的，被国内某些人奉为榜样，美国的一个年轻人因犯了点儿小错被处以鞭刑，它的这种道德秩序是靠强制性无耻建立起来的，只有两个词“钱与暴力”。
王朔：我觉得新加坡那种接近于伊斯兰国家的道德至上的东西，它把这东西区域化，把这个东西限制在一个范围内还可以。泛道德和泛政治一样可怕。假如说这是人性弱点的一部分，你没法解决，我觉得光靠道德不行。因为道德也有道德过不去的地方，涉及到人的根本弱点，我觉得只能尽量减少或缩到尽量小的范围，想从根本上解决，所谓再造新人，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老侠：想再造新人的社会实验，其结果非但没造出新人，反而使人退化。
王朔：这么看，在性上也有这个问题。想从根本上杜绝性关系上的不道德，没有哪个国家成功过。现在成功的例子就是把它限制在一个范围内，用规范的法律进行管理，恐怕这也是人类无奈的选择，最终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在道德上起码要做到“不以为耻可以，反以为荣就有点过分了。”能做到不以为荣就够了。
老侠：在墨尔本中国去的人也弄了不少妓院，把澳洲本地人的卖淫生意抢走了不少，因为中国人的开价低。一个朋友曾带我去了一家上海人开的妓院，我是想看看是怎么回事。让我特别吃惊的是，那家妓院老板的孩子就在里面玩，我问他怎么不给孩子找个保姆？他说这里保姆太贵了，我说你这行不是挺挣钱吗？干吗要让孩子放学后到这种环境中？
这时他的老婆从里面出来，刚刚服侍了一个客人。他们一家三口全在妓院，人手不够时，妻子也接客。真他妈的想钱想疯了。
王朔：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点钱。可有些人挣钱刹不住车，越挣越想挣，这个月挣这么多，再干一个月就能翻一倍。
但有了钱之后，我不相信他的道德水准提高了，而是他顾虑多了，他觉得自己有了点儿体面（不管这体面是真实的面子还是虚假的面子），行为多少有点节制。
你别说人的内心如何如何，他能有表面的节制已经够了。要是连这点节制都没有，我想会更可怕。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这种道德要求是相当低调的。
老侠：世界上最无耻的残忍都是智力造成的，人可以用智慧去无耻。特别是在对待同类上。动物之间的相互残杀，怎么可能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更残忍更无耻呢。两只猫打了起来，如果其中一只觉得另一只极无耻极残忍，就一定会说，你他妈的“人类不如”。这种无耻与残忍在“文革”中已达极端了。苏联的残忍要比中国式的残忍简单得多，大清洗，从肉体上消灭就完了。中国式的则要先在人格上尊严上侮辱你、击垮你，游街、戴高帽、挂破鞋。万人大会批斗，让你自己当众骂自己抽自己嘴巴，当众低头认罪，这要比从肉体上消灭更残忍。
王朔：我觉得，我们现在道德上的这点无耻，旧中国肯定很普遍。很多人不喜欢这东西，要改变它。所以中国模仿了苏联式的革命，苏维埃在当时提出“再造苏维埃新人”的口号，而且相信只有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才能塑造新人。他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性，这种改造的出发点也许是基于理想的正义。但他们从高尚的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搞起来，最后制造的却是人间地狱和人性沦丧。今天已经没人再信那套了，低调了。回到一种基本的道德标准：做人只要奉公守法也就可以了，其他的私生活完全是个人的事。
老侠：中国传统的以行政干预个人私生活的那套，还没有死，谈不上复燃，现在的生活中还有大量的这种干预。你要整人的时候。治人的时候、约束人的时候、剥夺人的时候，一定有许多人看到这个就两眼放光，兴奋得摩拳擦掌。
王朔：它就会把道德呼吁很快转变成一种有效的行政监控和处罚，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某些东西的迅速恢复。比如，“通好法”就要确认通好的发生，那就会溜墙根儿。偷听、跟踪、小报告全出来了，居委会闲着没事的小脚侦缉队就有事可做了，或者不经你允许就进了你的家，突然进行搜查，男人与女人的交往会回到草木皆兵的时代，最后那就所有的个人隐私都没有了。而现在，刚开始有了一点点私人空间，大家能在一起聊些个人的东西，个人也能保住不想让他人知道的隐私，有了个互相尊重，进屋要敲门，旅馆里也不会突然有警察闯进来。如果用性混乱作借口，在维持道德秩序的借口下恢复过去那一套，警察就会突然闯进来搜查，你还没法拒绝，没法保护自己。
老侠：现在它要想这么做也能做到。一旦他想这么做，它才不管你是旅馆还是大街还是私人住宅。
王朔：所以咱们的生活中还有一种野蛮的力量，不是很理性或根本无理性的。
在有理性的地方，比如在美国，再多的道德呼吁也不会怎么样。美国那儿有大量的人在道德呼吁，但它的不可怕在哪儿呢？在于它有一种理性、制度化的理性制约着，任何一种新的法律的成立，比如限制枪支呀，都要反复讨论多次，而且是就事论事，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不会对其他权利造成威胁和侵害。而咱们这地方野蛮的力量确实还存在，你给它一个借口，他就会东山再起。我原来真以为是比较安全了，但是最近的一些事……就让你感觉会随时再来，你要稍不留神给它个借口，或者它自己制造个借口，“咣当”一下，这种野蛮的力量就会动员起来，到那时，全瞎。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听它驱使，多数人是抗不住的。对于它来说，不是在一个有限度的范围或理性的控制下进行，它这个东西一来，在扫荡这个的同时会扫荡很多别的，大多数人只能顺从……
老侠：它的确是这样。你刚才讲到的那种感觉无论你采取什么姿态，痞子姿态也好，大众文化的“腕儿”也好，像现在这样向大众文化开战的姿态也好，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大背景。
没有安全感是全体的，每个人都没有，像“文革”时，刘少奇，国家主席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说羞悔就羞悔，说赶下台就赶下台，说弄死就弄死了，他的命运并不比一个普通的平民好，有时还要比平民惨，比如批斗会什么的……
王朔：我不觉得刘少奇那么惨，更惨的最惨的还是平民们。刘少奇死得冤，总有平反的一日，现在逢到什么日子还要有纪念活动，而平民呢，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默默无闻。我当兵那会儿，刚十八岁，有一段时间在军医学院。有三个大池子，里面泡的全是尸体，已经解剖了。我们站在边上，看见别人用钩子一会儿钩上来一个，一会儿钩上来一个。钩一个，说这是个国民党特务；又钩一个，这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们钩上一个，咱就帮着放在一边，一边钩一边介绍，这是谁谁谁，那是某某某，都是一块枪毙的。就那么三个大池子泡着，每次做完手术吧，大伙都把这具尸体捞上来，套上手套，在他身上练练手。那些尸体身上都缝满了针眼，泡了好几年了。那时我刚十八岁，没有太大的感觉，但这件事他妈的过了十年之后……
一想起来就觉得后脑勺发凉。那种东西一来，顶不住，真的顶不住。那大屁股多沉啊，不坐在你头上，就是坐在你身边都挺可怕的。所以我只能这样尽量躲远点儿，这样就使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停留在这儿，久而久之，我觉得就变得非常麻木了。
第十五篇 传统也可能是一种骗术
老侠：你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比如孔子的《论语》怎么看？
王朔：我还真没认真看过，就翻翻。
老侠：什么感觉？
王朔：我觉得特别像一个格言集。你要是单个看，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处处透着的都是道理，那道理似乎很成道理，确实很有道理。但坐下来想想，我就觉得中国的事坏就坏在把每件事都指出道儿来，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叫对，怎么做才能八面方圆。我觉得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被早早规定出了什么叫对，什么叫错。这就可能造成了咱中国人很会做人，有一套做人的规律，这样就对你的人身非常有利。
老侠：这点儿小聪明祖上早就说透了。
王朔：我觉得有了这个东西，就无所谓做人凭不凭良心了，可能就凭着那规矩做人了，那就看谁聪明谁不聪明了，这叫玩心眼，透着大智慧。凡事不能硬性来，融会变通的。举一反三的，我觉得在中国做人要把这些东西吃透，融入血液中肾脏中，出血撒尿都透着聪明，就可能处处做人都会非常圆满。
这样的人，当然没什么意思啦，光为了“对”而活着，而且要想处处事事时时都“对”也挺累的。
老侠：我不知道这是做人还是不把自己当人。
王朔：后来我发现按照它那个道儿做呀，它的大部分是反人性的，你必须克制了以后，按照它给出的范围，才能选择一个东西。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往往是和它那个道儿相冲突的，要给自己造成害处。我做人的标准是只要不坑别人，不产生天大的害处就由着性子来，有什么小的不适、小的冲突，对我都无所谓了。因为我觉得孔子他那个东西太油了。我当然也不太了解他是个什么经历了，他怎么、从哪儿学的这一套？不是说咱们都是学他的吗？他是跟谁学的？能不能往上刨出根来，这人听说是私生子，按照他自己的那个理儿，那套礼仪啦。标准啦，他家里也不是什么好人，还是他小时也像鲁迅那样受过刺激？他当然可能一辈子不得志，有些事儿要不这么做就吃亏，自己没事就瞎琢磨，怎么做人？悟出一些“三人行，必有我师”这种讨大家好的话。我就觉得谁要是把生活上的道理都讲了，谁就是个骗子。
老侠：能说明一切的道理，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凡无所不包的真理就是一无所有的虚构。
王朔：《论语》中孔子说的那些话，都是学生问。当老师的大概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一问，老师就得给你说出个道道来，可能……有些道理悬挂在嘴边说不出来，但有人一问，能不能说出道道都要说出个道道。要是说不出来，让恭敬的求学者失望，更让自己没了当老师的面子。有时我有这种感觉，别人问你，你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你是被提问者逼着走，他一路问下来，你现想现说现说现想，朝着自圆其说那儿说着。孔子的那些道理有些可能就是这么来的。他创建个“中庸”的理儿，我觉得是很合适他的，两头都不走极端。两个极端是两种性情，能分出好赖来，是非分明，而你搁在中间，那就成道理了。
老侠：中国人讲“中庸”，讲“既……又……”的句式，像刘再复的二重组合论害了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比如田壮壮拍的《大太监李莲英》，就是中了性格两重性理论的毒。李莲英怎么写，应该写成中国奴才。太监的最高天才。慈德太后这个刁女人太难伺候了，那么大的权力更使她变态，每天惊恐万状的。许多贴身太监都先后被她废了。唯独李莲英留了下来，伺弄得老佛爷服服帖帖，把他当成唯一的心腹、知己，有什么苦回到后宫与他诉诉。你说李莲英是不是奴才中的天才，奴才的极致？而壮壮的那个片子把李莲英拍成个不忍之人，把珍妃投井后，还让他背过身，蹲下来，用手捂住脸，做痛苦状，内疚样。屁！他决心把自己的那个玩意儿割了的那刻起，他进宫的第一天就要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连自己的那个玩意儿都不要了，还在乎一个老佛爷恨之入骨的妃子的生命？李莲英杀了多少人哪，宫廷斗争的残酷血腥他见多了，杀一个珍妃算什么。他有怜悯之心？天大的玩笑！
王朔：这么拍人家会说你对人性缺少深度把握，把复杂的东西简化了。
老侠：人喜欢极端的东西，实际上许多特别棒的文学作品都是极端，包括那些现代派作品。从莎士比亚的膨胀到极端的麦克白的野心，到艾米莉《呼啸山庄》中的那种走向极端的长着毒牙齿的爱与恨，还有加缪的那个“局外人”，一个极端冷漠的人，对母亲的死无动于衷，对情人的爱可有可无，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热情，他误杀了人，不要律师为他辩护，不要神父为他祈祷。就那么被判死刑，处决了。
加缪把他的冷漠或麻木推向极端。鲁迅的“阿Q”也是一种极端的性格。一旦达到某一极端，反而有无限丰富，难以穷尽。
王朔：我觉得走极端挺难的，学孔子那套倒不难。但得为一个明确的目的学，比如我为了做一官儿，或者当一个学术界的恐龙，或者我为了拍马屁，就学这个。
我没有目的，就不用学了，翻翻就完了。当然我准备老了看看他这个书。我现在是觉得这书太有道理了我就不看了。怕被它人带着走，再找不回自己了。我相信天下没有一个理儿能够说得天衣无缝，放之四海而皆准。物理学中好像还没有统一场论，现在还没有统一吧……“老侠：没有。
王朔：爱因斯坦琢磨了半天没琢磨出来。我想这个……思想上也不该有什么统一场论，但实际上有很多冒充是统一场论的东西，当它一出现，我就有种本能的反应：我这人智商不高能力有限，所以我只能先拒绝。等岁数大了，我再好好看看。
我当然乐意认为这是我跟那帮学生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的优越之处。他们上大学是洗澡去了，是学人家去了。
老侠：那你接受知识的前提呢？好像岁数是前提，这有点儿怪诞。
王朔：我接受知识有一前提，我得能破了你这个，我没能力破了你，我就满足于知道一个大概齐就完了，不细看那些东西。我觉得最不好的东西或者说知识，是那些要把道理说在先的，比如一些流行的时文，像余秋雨呀、学院派的有些大文章呀、报上的那些社论呀，上来就拿大道理压人，拿大话压人，其实越这样的东西越没道理。
老侠：生在这块土地上，也希望从自己传统的积累中找到可以使人活出尊严活得诚实的资源来。为此，我多次重回故纸堆里，但一次比一次失望，弄到最后是绝望。现在我信鲁迅对年轻人的劝告：少读以至不读中国书。
王朔：我看孔子……我是买的《四书五经》，黑皮的。我不大喜欢看那种书，它里边加了很多注，把正文切割得一块一块的，每几个大一点儿的正文旁，都有密密麻麻的注释，特累。看得晕头转向的。总的感觉，那里边道理十足，拉出来就跟你讲道理。我在中学就学了一点儿文言文，看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吃力的。
老侠：你说的对孔子的感觉，曾有过一篇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文章。两人都是与人谈话，但方式完全不同。孔子是中国的先哲，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先哲，他俩讲过的类似的话，只有关于“知与不知”的。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苏格拉底说过，人的最高智慧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似乎在这点上两人一样。但在对别人的态度上则不同。
王朔：我女儿也常说孔子的这句话，她们学校也教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也。但这句话让我感觉，是因为弟子问他一问题，他答不上来了，又不能说自己不知道，只能这么圆滑一下，是给自己打圆场的话。他的那些道理就是教人怎么打圆场的。
老侠：孔子与人谈话的方式是以老师自居，居高临下，别人以学生自居，谦卑仰视；永远是别人提问，他解答；别人困惑，他明白；别人什么也不懂，他什么都懂；而苏格拉底的方式恰恰相反，不管谈话的对手是什么人，他都是提问者，他知道人的智力的界限，一直问到你理屈词穷，答不上来了，这就算完满了。至于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也没有答案。他只想告诉你，人不能狂妄，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最高的智慧不是无所不知，而是意识到自己的有所不知。正是苏格拉底开始的这个传统，才会有哈耶克、波普尔等现当代大师的认识论——相对于人类社会与宇宙，必须承认人的无知是绝对的，人的有知是相对的，真理必须是可以证伪的，社会必然是有缺陷的。而孔子开创的传统，却使后来的读书人一代比一代狂妄，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上来就拿大道理压人，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真理在握。
王朔：苏格拉底用这种追问的方法，是想把所有的道理观点都驳倒，哪怕是使用诡辩呢？这也有点儿黑。
老侠：他不教给你道理，只让你自己在论辩的失败中悟出自己的知识的界限，这才是大智慧。而孔子的“诲人不倦”则是小聪明，小聪明一定要卖弄，要以别人的导师自居。与其说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如说他”诲人不倦“，不亦乐乎，且乐此不疲。以至于使被诲者大为疲倦。中国人的那套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动不动自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都是从孔子那学来的。
王朔：像我们在这儿这套就叫做“诲人不倦”。
老侠：当你知道了被海者疲倦了，你再不倦地诲下去，就有点儿不知趣了。
王朔：就是。他是从哪儿学的？他有没有老师呀，孔子？
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跟那么多人行过，我也没见他拜谁为师呀。
老侠：庄子说他跟老子问过“道”，但考证起来，又无从证实。
王朔：那时有书吗？他们看什么呀，那些大竹简于搬来搬去的？他到哪儿去看呀？孔子除了《论语》还攒过其它书吗？
老侠：据说他删改过《诗经》，经他一删改，只剩现今能看到的三百首了，剩下的八成儿都被他那点儿道理给灭了。没有孔子，我们今天说不定还能多看到几首先秦的诗。中国每朝每代编书，都要删改，最狠的是清朝编的《四库全书》，被灭掉的遗产有多少，现在的人也搞不清，反正数量不会小。据说孔子还编过《春秋》，鲁国的编年史。其实，孔子删改前人典籍，与秦始皇焚书也没什么区别。被删掉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不就跟烧了一样。被改过的面目全非，全成了篡改者的主观意志，还不如一把火烧了，也少让今天的人中毒。
王朔：那个时候的穷孩子怎么认字呀？这个字是谁教的？
孔子家也不太富裕吧。谁教得他这么劲劲的，张口就是至理名言。
老侠：他的自我期许很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多狂呀，既随心所欲，又中规中矩，这只有神人的份了。
王朔：“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他说的吧。全是自我解嘲的话，有贼心没贼胆。
应该给他重新拿白话写一遍，重新造一下句。
老侠：中国读书人的那种人格狂妄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不管你问什么，都难不倒我，我都有一套说辞。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没有自知之明，没有界限。人稍出点名，就什么都敢抢，文学评论家可以到音乐讨论会、绘画研讨会、经济讨论会上去。
还真就有人喜欢附庸风雅去请，他也不要脸地有请必侃。
壬朔：这叫通才，任什么也难不倒。
老侠：我在国外，曾问过他们这类问题。他们说，如果开有关物理学的讨论会，一定要请杨振宁，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一定能说出有见地的话。但要开经济学或政治学讨论会，不可能想到去请杨振宁。而杨振宁到中国来，什么都请他讲，他也敢讲。
王朔：也不光咱这儿吧。人一出名，张口就有格言。
老侠：有时看那些大人物的格言，看着看着就要背过气去。比如说，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同为西方的大哲，维就只专注于哲学，纯粹极了。而罗素成了大哲后，就什么都想插一杠子，什么都想评论一番。其实在哲学之外的领域，他也没说过几句语惊四座的话，都挺一般的，但就因为他有名，就成了格言了。
王朔：像有朋友从大老远儿的来，不也高兴吗，说这类大白话，谁都能说出来，可他一说就成了格言。
老侠：不光是格言，就是这些大白话，中国人就注释了几千年，中国的智慧就浪费在这类迂腐的注释上了。我把这叫“注释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疾病或学术痴呆。名人的话就是格言或经典，什么领域都可以说三道四，放个屁都沉甸甸的。
王朔：咱要是把老师都灭了，灭到孔子之前，谁也不知道孔子的老师是谁，孔子成了师祖。现在就这么老师、师祖、师爷一大堆一溜顺地下去成了系统。
老侠：唐代的韩愈就排过“道统”，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排过，两人排的还不一样。
王朔：他其实光把这话琢磨透了，说明白了，哪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劲呀。那你说，包括西方的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吧。比如说我写博士论文，一本著作也不引，没有注释，全是自己的看法，这不行吧？不行。你得说清楚你的基础在哪儿，你研究的那东西以前都有些什么人说过些什么。我说我没基础，就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大家坚决不答应。
老侠：也不尽然。尼采的书就很难用学术规范去衡量，但他的书又是西方的经典，原创性的思想的出现往往无既定规范可循，它凭空而来，当时大都受到冷遇，有时甚至在他孤独的背影儿近于消灭时，人们才能发现他。历史上有许多原创性大哲的命运，皆是生前寂寞，身后荣耀。
王朔：我听说有个叫叔本华的与尼采是一条线上的，他俩之间应该有承续关系吧？
老侠：有。但他俩有很大区别。叔本华的书在结构上完全按照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表象属于现象界，权力意志属于物自体。而尼采就不是，他的书没有体系，著作中也找不到什么注释，他就是想出来就说了。类似格言体。看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个神在山上醒来，一边向下走一边自言自语，最后提醒他的听众与读者，你们不要把我说的这些当回事，你们要从这阅读中发现你们自己。听了我的话，发现了你自己，这就成了。尼采这人有时权不讲理，但他不讲理的话却说得极为精彩。他不是说“上帝死了”吗？他怎么论证呢。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上帝，如果真有上帝，我怎么能忍受不成为上帝。尼采征服西方的思想界，靠的就是这种突兀的力量，他几乎切断二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像他说自己“为什么如此智慧”，一般人会认为这是疯话。但尼采的独特就是相对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他是疯狂。沉醉的生命之舞。像福柯这样的怪杰，他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就是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太多的人受惠于尼采的天才。他也确实狂了点，在此之前，谁敢宣称要抛弃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传统，而代之以酒神的酩酊大醉！
王朔：他也太狂了点儿。我觉得思想家与学者还是有区别的，思想家是创造，学者是模仿。你提过，有人说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让我看就有点儿没劲了。咱这儿缺的就是思想家，学者却一堆一堆的，挤得有些人都端不住饭碗了。
老侠：西方人的狂妄也有传统。神学就很狂妄。培根也很狂妄。他在宫廷斗争中人格猥琐，他写《新工具》时，却认为自己发现了知识的新大陆，把亚里士多德等人都骂了一遍。他的书的扉页上印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帆。他以为自己提供的新工具能解开人类的认识之谜。这种狂妄也表现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直到休谟的“怀疑主义”，西方人的狂妄才第一次受到打击。休谟这人给我的震撼不小，看他的《人性论》，他说怀疑主义是致命的，是一种惶惑，一种疾患，永远不能根治。他怀疑笛卡尔的理性，也怀疑培根的经验，他怀疑因果关系，也怀疑人的自我、自由意志。后来给西方哲学的狂妄以致命一击的康德，就是从休漠那儿学来了对知识上的狂妄的蔑视，从卢梭那儿学来对人的尊重，所以他才能划出那道致命的界限。别人用自己的认识工具检验一切，康德的牛逼在于：在你运用智慧和知识工具之前，首先要检查这智慧本身、这工具本身，在运用之前你要明白它们的局限在哪儿。你这刀只能切到这儿，再向前就要卷刃或折断了。后来的西方哲学，有创造性的哲学，都绕不过康德。
王朔：听你这么说，我们打小就相信的理想就很狂妄，它号称自己的道理放之四海，自己的理想是人类的归宿，或是最后的家。
老侠：康德之后，最早的狂妄是从黑格尔开始的，他这人缺少起码的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责任感。他把普鲁士精神弄成世界各民族进化的顶峰，他自己的哲学又是普鲁士精神的顶峰，所以他就是顶峰的顶峰，也像孔子那样“一览众山小”，狂妄必遭无责。波普尔说：历史上那种审美的激情的狂妄的美好的理想主义所许诺的绝对完美的人间天堂，无一不走向它的反面，为人类自己造就最恐怖的人间地狱。
王朔：那我的拒绝理想、特别是那些一上来就拿大话压人的理想或道理，是歪打正着了，愣是懵对了。这么一想，少读点儿书也不见得不好。只要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耳闻眼见，叫个人都能悟出这点儿理儿，都会对孔子那种全是道理的书反感。
我觉得，自己悟出的拒绝要比从书本学来的拒绝更地道也更朴实。
老侠：中国有的知识分子，永远没长进，总是找不准批判的对象，该反抗拒绝批判的，他们有意无意地放过或回避，不该批判的他们鸡蛋里挑骨头。在这种错位的背后，还是既得利益起作用。像梁晓声这类自称有良知的作家，隔着太平洋大老远地教训克林顿，而对自己身边的无耻撒娇似地嗲几句，这多安全，多有道义感。
凡是安全的道义激愤，都是经过精打细算后的小聪明。我看张承志也属于此类。
新冒头的那本《一个也不放过》就更等而下之，找一些不痛不痒的小歌星小主持人小影星的小无耻灭一道，却放过了大明星的大无耻。
王朔：其实，梁晓声的教训克林顿也透着一种双重的撒娇，既向克林顿撒娇，也向主流意识撒娇。他先说他怎么在老克的桃色绯闻中为老克起而辩护，然后才说到老克的不仗义，拿哥们儿开练。好像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谏官们，先说如何忠于皇帝你，一切都为皇帝你着想，批评你也是出于一片忠心。母亲打儿子仍然是母爱，忠臣批皇帝仍是忠臣，我梁晓声教训你老克仍是那个在绯闻中为你仗义直言的梁晓声。反正我是你老克的哥们儿，批评你也是为了你。多难得的仗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