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报上说英国前首相撤切尔晚景凄凉。其实这也是西方常态。咱们这儿，逢年过节有团拜，离退休老干部还要经常抱怨“人一走，茶就凉”，何况英美？
遥想铁娘子当年，访问莫斯科后，在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之前，就很肯定地说道：I like Mr. Gorbachev, we can do business together 。在她劝说下，美国总统里根改变了对苏联的僵硬态度，已经延续了四十年的冷战终于转向最后结局。八十年代后期，里根、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之后，三个高个子男人站在白宫门口，披着风衣；旁边站着高个子女人撤切尔，一点不输成色，令人想起竞选时支持者举的标语：She Is Our Man！当时那种天塌下来高人顶着的神情，似乎地球仅是掌中玩物。
如今是矮了一头的男人的世界。普京不说了，小布什居然没有他老爸高。而撤切尔，如果没有奇迹，这本去年４月出版的《治国之道》，就应该是她的最后著作了。可惜这本书象基辛格在９·１１事件之前出版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一样，都是过气政治家的强弩之末。两本书我都觉得不必翻译的，当然，如果有人愿意出版，那是他们的事。
但是《治国之道》里仍然有一些趣味够浓的细节。撤切尔来中国访问时，我方建议她见见一位红色资本家，亲眼看看改革开放新气象。这位仁兄的大家族留下他照料解放区的资产，其他人都逃去香港、海外发展。五十年代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在上海带头把家产捐给党产，赢得了“红色小开”的美名。毛时代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党终于给他丰厚回报，邓时代派他去香港引进外资。当时他有引进外资的国家垄断地位啊，自然挣得盘满钵满。
据说周而复的四部曲《上海的早晨》里，有个人物就是以红色小开为模型的。不过作者写了很多该人物如何勾引朋友小妾的生动细节，不知他认不认。三十年代的上海好像是文化研究的当前热点，如果有人想了解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如何消失的，这部长篇小说可以提供很多素材。
英语里对这类人另有称呼：fat cat 。图个方便，下文就称他为“肥猫”。
肥猫在北京的家里设便宴招待撤切尔。虽说他担任过政协或人大职务，国际政治的经验，却是给撤切尔提鞋都不配。两人的对话，一看就不在同一水平上。当然，我是根据撤切尔的记录下判断；如果肥猫雇了人来写，想必是另一回事，肯定是“大长了中国人民志气”之类。他们的对话我就不复述了，肥猫讲的都是离开边线还有三百米的规矩话，一点味道都没有。这次家宴中唯一有趣的事，是肥猫书房里有个玻璃柜子，里面是一只做成标本的大狗。撤切尔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
这就是翻译时最让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的情况了。英文只有这么几句，如果照译，我相信绝大部份读者根本不明白撤切尔的话里话，最多想到西方人大概对狗有比较深的感情。如果加个注吧，却又不符合规矩。这里没有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或宗教仪式，也没有引用荷马或莎士比亚，一般是不加注的。所以，还是写段“日译录”随感吧。
英文是日耳曼语族的一支，早期历史上与德语关系密切。英国的贵族制度，也与条顿骑士团关系密切，受到后者尚武习俗的很大影响。要成为贵族，先要当骑士。至今在英国，女王封爵士时，仍然称某人成了 Knight 。但在英国没有那么多异教徒可打，虽然也有象《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那位骑士一样远征普鲁士、与条顿骑士团并肩作战的，大部份人平时只能去森林打猎，借此练得弓马娴熟。所以英国贵族有闲来猎兽的悠久传统。恩格斯在英国作红色资本家、并挑了一对女工姊妹花包二奶时，就很喜欢跟着他的贵族朋友去猎狐。打来的野兽脑袋，常常做成标本放在自己书房里。
如果肥猫的玻璃柜里放的是一头狼，撤切尔可以赞美主人说：What a fierce animal! It really took a brave heart to hunt him down 。但现在放的是一条狗，而且十有八九是肥猫养过的狗，撤切尔能说什么？“您真是个勇敢的打狗英雄”？
我不知道肥猫为什么要在家里放个狗标本，但是，当你指点给一位英国人看时，他想到的大概是，这家伙在香港一定跟当地英国上层人士有许多周旋，对他们的贵族派头很是羡慕，所以也学着摆设动物标本。
这是王小波最喜欢的题材了：中国人学西方，精神学不象，只会学皮毛——洋洋得意在家中展览的狗皮犬毛。让波哥来发挥，至少五千字，把个肥猫给挖苦的哟。不过兄弟我素来宅心仁厚，看着肥猫也可怜，还是说几句好话吧。
假设肥猫确实是因为羡慕贵族气派而定制了狗标本，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一种欠缺。虽然我们还在前现代，但是大学里颇有一些食洋不化的教授喜欢侈谈“后现代”，什么现在是大众文化的时代之类。本人对大众文化没偏见，《上海宝贝》照读不误。但是大众文化有个致命弱点：这种文化只积累玩女人的经验或跟政府捣蛋的经验，它不积累管理国家的经验。明代也有很兴旺的俗文化，但搞政治的人是学《论语》而不是学《金瓶梅》。学《论语》的人，治国可能不及当时的西方同行；但学《金瓶梅》的人最多只能管几个女流。管理国家的经验，是积累在贵族文化和精英文化之中。
中国谈不上有什么西方式的贵族，但历来有个士大夫／乡绅阶级。土改消灭了这个阶级，取而代之的是谁呢？土改时咱们大概都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当时的文学作品还是有所反映的——在事实被建国后的各种大批判歪曲之前。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里，老实的村民不愿出头，八路军只能找一对痞子兄弟当村干部；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里，土改积极分子要去地主老婆的月经带里搜金戒指。这就是土改后中国农村的统治阶层。五十年之后，这些土改干部和他们的接班人已经升到了县级甚至省级。今天我们看到的农村基层政权的大面积黑社会化，就是让毫无政治经验的“大众”长期管理的结果。农村各种问题，说到底，根本原因是各级地方政权极端缺乏政治能力——包括与上级行不通的指示作适度合法斗争的能力。
从这一角度讲，中国需要贵族。西方的贵族也不失为可以参考的他山之玉。不过，比起炫耀动物标本，还不如读读 Lady Thatcher（撤切尔早已受封为贵族）的《治国之道》。这么说来，这本书仍有翻译价值。
（原写于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２日，文中“肥猫”现已故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