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烈变动的时代，变动出来的正常，往往会被相对滞后的脑袋认作“不正常”。上周四（５月２４日），《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组关于大学语文的文章。文中，一位北大中文系教授说：“现在北大的学生都能讲流利的英文，可是有的学生中文却很差，这是一个太不正常的现象”。严格地讲，能够从嘴里讲出来的，应该是“英语”而不是“英文”。这篇文章是教授口述，记者记录，因此，也可能教授述的是“英语”，记者录成了“英文”。俺知道，很多人会说这种严格是装大头蒜，但是，中文绕上英语的许多糊涂说法，却正是来自概念上的“语”、“文”不分。
说现在的大学生中文差，最主要的指标，还是不会写文章吧。那期《南方周末》题为《大学语文修成正果？》的报导里，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洪说：“我们针对现在的大学生话说不清楚、信写不流畅的现象”，让学生听完语文课回去上网，“如果一个同学一学期写５篇原创文章，那他就可以得到写作的１０分。……学生把这当成是博客，热情高涨，经常在线写作。”陈洪对现状很满意。
那么，讲英语和写中文，有没有可比性？
《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马修斯（Jay Mathews）曾在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９日）撰文，谈自己学习汉语和中文的体会。他说，学会讲汉语并不那么难，但学那些汉字真是要命。他太太现在还会打趣说，他当年约会时都会拿出卡片记汉字。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与写相比，讲很容易。因此，恕敝人浅陋，斗胆一问：一个中国人，英语讲得还流利，但中文写得不怎么样，这有什么不正常吗？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和文字是两码事，而且文字比语言难得太多。语言大概有长达十万年的历史；而文字的历史，只有五千年。世界上语言有七千种，但是常见的文字系统不到七十种。绝大多数语言是没有文字的，无所谓写不写。迟至各文明都有精神导师横空出世的“轴心时代”，人类文化仍是口耳相传。苏格拉底没有文字传世，我们今天知道的是柏拉图的转述。孔子大概也没有文字传世，《论语》也是弟子的记录。以前归于孔子的一些作品，按今人的研究，著作权都很可疑。耶稣基督同样没有文字传世，教徒们今天学习的是使徒的回忆。
这一人类文化演化史，也反映在我们的个人文化成长史之中。婴儿一岁就开始呀呀学语；但到了九岁十岁，要写作文了，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景象——明天就是儿童节了，老师要小朋友写“好孩子”故事，小红咬着铅笔头就是写不出来？老师走到她课桌旁边，开始启发。“画上小明在干什么？”“在种树。”“这是什么季节？”“春天。”“小明为什么春天穿着衬衫？”“小明劳动很起劲，热了。”“挖土，浇水，有各种劳动。”“小明挖土很起劲。”“小红呢？”“小红浇水。” 等等。语言是与真人对话，写作则是与潜在读者对话，但儿童通常不具备与心中默想人物对话的能力，老师只能充当小红的对话者，启发她把对话改写为作文。
人要长到多大，才会与心中默想人物对话？大致是在初中转高中的年龄，或者说，情窦初开时节。小红今天没上学，小明有点失落，想着明天要问问她：“你昨天怎么没来？”小红头一歪：“有人想我吗？”尽管小红十有八九不会这样回答，小明是在胡思乱想，但是，有利写作的默想对话过程，就此开始啦。而且，心理学家发现，也是在这个年龄，少年人开始产生一种个体历史感：哪一年出生，经历些什么事情到现在，有开头，有中间，有结尾。或者说，初步具备了向异性交代“我是谁”的能力。这两大能力移植到写作上，就是佛洛依德讲的，你那被压抑的力比多，化作文字，灿烂萌发！
可惜，光有心理动力还不够，并不是人人都能萌发的。小明在心里可以想：拉着小红的手，我喜欢你这里，我喜欢你那里。写成文字，都是“这里”、“那里” 的，谁知道你在讲什么？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柏老对写作，却是有保留的。他认为文字会造成太多的误解，不像对话可以当场答疑。如何让别人读懂你的文字，至少那些教育程度相近的人能读懂，至今仍是写作第一难题。小明的想法，可以写成“小明喜欢小红又黑又亮的头发”；作家或许会写得更生动一些：“小明拉着小红的发梢，喃喃地说：这么黑，这么亮，我喜欢。”但是，当你把面对面交谈中的“这里”、“那里”替换掉时，你已经不是单纯在讲话，而是作了逻辑推理。应用核磁共振造影技术，可以清楚看到，讲话通常只牵涉到大脑语言处理部分；但在写作时，语言处理部分之外，大脑逻辑处理部分也非常活跃。
而文章还有难度更高的结构性要求。据那位作家说，小红后来傍了大款。小明为了存钱娶小红，当上了过劳模，二十八岁时累死了。他死的时候，双手在胸前紧紧攥着一张小红的照片，手指就按在小红两边头发上，怎么都掰不开。小明似乎在恳求人们，让他把照片随身带走吧。殡仪人员还在犹豫，小明妈妈却拿起一把剪刀，将照片从中剪开。原来作家前面写小明拉小红的发梢，是和故事结尾呼应的，是要突出故事里的大沉痛：负心女子痴心汉，人世间多少悲剧由此而生！
是中国人都能讲一口流利汉语（至少能讲汉语的一种方言），但是，写作需要语言功能和逻辑功能的高度协调，这里有智商条件。回想你自己的学校经验，你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写出很像样中文吗？不见得吧。那位北大中文系教授读书时，中国学生大概都是英语“哑巴”。能讲流利英语的是极少数顶儿尖子，他们英语好，中文也好。教授可能因此留下了英语好就该中文也好的印象。但这是老黄历了。如今大学扩招，校园里什么智商的都有，一大批学生写不好中文，本是“产业化”应有之果。而英语教学在俺读中学时，其原则已是“听说为主，读写跟上”。现在与洋人接触也多了，风景点的小贩都能用英语讨价还价。中学里英语学得比较好的学生，对话时能来上几句，有什么稀奇的？如果我们的英语教育比较成功，学生的表现，就该是能讲一口流利英语；至于是否会写文章——中文也罢，英文也罢——则要看各人造化了。
最后有个建议：讲英语和写中文不是同类项，无可比较，强调提高中文水平时，少拿讲英语说事。非要这么拿着鸡蛋比石头，当心那些跟你学写作的莘莘学子，一个个退化为无理乱哼的呻呻学子。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