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问：“我想知道老吴为什么这么通达，又这么乐观……你有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你有没有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人生不过如此的时候？一点遗憾，一点迷离，一点伤感，老吴全都能付之一笑吗？”
这个问题比较文学女青年，俺决定给予一个男人式的回答——大概俺也只能给予男人式的回答。我们的痛苦、遗憾、迷离、伤感，伤病引起的之外，就是来自人际关系。即使伤病，如果有很好的朋友或很好的母子关系、夫妻关系，也会容易承受得多。现在，把人际关系——注意，俺说的是“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人与党或人与狼的关系——推向极端，假设有人使你生气甚至愤怒，你怎么办？极端能应付，不极端的就容易了。
第一，你并不是非争不可的。《吕氏春秋》里有个故事（俺改写了一下），楚王打猎时遗失一张很贵重的弓，侍从急着去找，楚王却说：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又何索焉？孔老夫子听说后，评论道：去掉那个“楚”字就更好了。兄弟我经常对难同事讲：不幸生为难人，就要坚持做难人，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小家子气的女人，整天为鸡毛蒜皮嘀嘀咕咕。你觉得某个难人伤害了你，不高兴了，但他高兴了不是？难人失之，难人得之，又何忿焉？其实，你也不见得吃亏，第一保持了关系，第二省下时间做更重要的事。
如果提问的网友是女士，那么女士优先，兄弟我就大出血一次，把“难人失之，难人得之，又何忿焉”里的那个“难”字拿掉。
第二，如果你不为鸡毛蒜皮扰动情绪，浪费时间，而是把精力和时间用于重要的事，特别是充实自己，久而久之，你自然可以避免很多鸡毛蒜皮。兄弟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某次，一位大陆研究生很气愤地告诉我：台湾学生太无知了！居然问他，大陆学校是否也教古典文学，气得他狠吹了一通，从《诗经》扯到《红楼梦》。他问俺是否遇到过这类事，俺笑笑摇头，说：目前为止还没有。
人们通常认为，“百战百胜”才是好汉。但《孙子》的原话却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那位大陆研究生胜了一次，这不错；但是，如果你平时的谈吐，使人根本就不会想到问什么“有没有读过唐诗宋词”，岂不省心？
上面两条都用到古人的智慧。古人言论能够流传至今，必有其道理。学习那些古老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很多现世的烦恼。但是，当今之世，只学本国古典文化是肯定不够的（只学具有我党特色的当代意识形态——简称意赤心歹——那就更不提了）。所以，第三，不断充实自己，扩展文化视野，那样，即使与人争论，你也比较容易看到对方观点的可能合理之处，可以理性地讨论问题，不必搞什么喊打喊杀的革命大批判，不至于把自己弄得很冲动，而人一冲动，感情就容易受伤。
俺来举个不那么尖锐的例子。俺的“友情链接”有李方，他的博客里有篇文章叫《我们跟我们所厌恶的其实是一路货色》，谈“梨花体”诗歌。文中说杜甫的“三吏三别”不算好诗，单看这些，杜甫“不过是一个还不错的新闻记者”，不能算诗人。俺本人是比较喜欢杜甫的，觉得老杜很对得起他那个时代，因此对李方的说法颇不以为然。虽说这点分歧不涉时政不那么尖锐，但俺也见过文学女青年为了喜欢黛玉还是喜欢宝钗而差点揪头发，所以还是用这个例子。
俺不同意李方的评价，但能看到他的合理之处。用我们现在对诗歌的感觉来衡量，“三吏三别”是显得平白而缺乏文采。但是，古人对诗歌是这样理解的吗？你说这象是唐代的新闻，唐代没有报纸，杜甫的时代，印刷术还没有普及，读书基本靠抄，新闻怎么传播？靠人的嘴。为了方便记忆，新闻就会写成诗歌形式。那年头，诗歌不但有审美功能，而且有实际效用。杜甫写“三吏三别”，就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在下层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今天读“三吏三别”，仍然能够想像，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红旗下，等待老百姓的是什么。白居易是很佩服杜甫的，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他的《秦中吟》，换在今天，就是让士庶、僧徒、孀妇、处女这些老百姓念的时评嘛，只是在口头文学时代，必须写成诗歌形式才能传播出去。
毛择东的文集里收有四言诗红军布告。那时老百姓不识字，看布告就是听识字的人念，必须以这种形式让听者多少记住一些。现在普遍识字了，政府就不再贴这样的布告。现在的人都是写遗嘱，不会象古人那样写《示儿》诗。识字普及而诗歌亡，单在中华文明之内或许看不清楚，多看几种文明，就会发现，这是普遍现象。识字普及后，人际交谈换为表达更具体更精确的散文，诗歌失去实用功能，沦为小圈子的文字实验，不再具有大众影响力。我们也改变了对诗歌的概念，以为诗歌应该是很神妙很特殊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把诗人赶出去，就和诗歌与散文之争有关，柏老认为理性的表达要靠散文，年青人应该学习散文。柏老已经有莎草纸可用了，他们已经超越了荷马的口头文学时代。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说这个奖也是给土耳其文学的，俺觉得他其实是指土耳其小说。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土耳其文人仍然相信，诗歌才是正经文学，他们普遍看不起散文形式。帕慕克自己，也在上一部小说《雪》中，写了首传统的三十六行诗，显摆自己也能玩韵文。但是，凯末尔在二、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和便于普及识字的文字改革，到底把土耳其文学的主流从诗歌扭到小说来了。本月９日的《南方周末》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之一，说的是新疆柯尔克孜族的口传史诗《玛纳斯》。文中提到，“在吉尔吉斯斯坦，……由于深深植根于古老的草原游吟诗人口头说唱传统，在苏联时期，当吉尔吉斯文字创建、扫盲运动逐渐波及中亚草原，尤其是在广播、电视普及之后，《玛纳斯》口耳相传的‘非物质’传播方式渐趋消亡。”吉尔吉斯人可以阅读用新文字出版的书籍了，不再通过《玛纳斯》学习本民族历史，识字普及而诗歌亡啊！
所以俺就是和李方争论，也能心平气和。俺能够理解，为什么对现在的人来说，李白似乎比杜甫更“诗人”一些。不过，俺的这一理解，就和扩展文化视野的美国学历有点关系了。教授说，他的老师的老师，一战时参军，在中东与土耳其人血战。双方说好暂时停火埋葬尸体。土耳其军官认为这种“贱活”不该是他们干的，所以由老太师这个英国军官指挥双方士兵。结束后，两边军人道别，英国早就普及教育了，英国兵只会说“拜拜”；但是，那些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土耳其士兵，突然齐声对老太师说了几句韵文，意为“笑着离开的人也会笑着回来”——这是战场啊，老太师不由很感动。兄弟立即举手，说孔夫子见儿子庭前走过，问儿子学诗没有，儿子说还没有，老夫子教训道，“不学诗，无以言”。在口头文学时代，诗歌就是人际对话的润滑剂，有着很重要的实用性。
虽说这个例子不涉政治，但是，语言沟通是万事之基本，例子里的教益，仍然具有普遍性。香港和台湾的朋友有时开玩笑，说你们大陆真是口号大国，什么“该扎不扎，推墙拆瓦；该流不流，杀鸡牵牛”，怎么想得出来。这些基层干部是混蛋，就连宣战部，也不敢承认这是冲央的节育政策。但是，为什么要用顺口溜形式？这就和农民的文化程度有关了。话是错的，形式却有合理之处。今年送了不少大学生去当村官，学生仔对政策的理解会比较准确，但是，如果只会对着农民念文件（那些文件是写给御用秀才戴上眼镜精密测量理论公差的，不是写给正常人用耳朵听的），不会转述为他们能够理解的“口头文学”，你的工作效率可能还不如土霸王。
就是对于这样的恶性口号，俺也不认为，把党鸨妓者的骂人话，换上真正该骂的对象，就是最恰当的反应。
不过，兄弟也不是好人。如果俺实在是无理可讲，俺也会象宣战部一样披头散发，满地打滚，破口大骂。只是上过三年小学之后，好像还没碰上哪种情景，逼得俺堕落到那种地步。以至别人以为俺很通达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