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阵，同志们都在谈论是否抵制有法国股东的“家乐福”( Carrefour）超市，不由令兄弟好伤感。恨只恨不是女儿身，甚至做不了俺最羡慕的新新好男人：回家就绕着锅台转，从六点烧到十一点，从晚饭烧到洗脚水；好不容易五·一休假，还要背个大口袋上“家乐福”采购。都是老妈从小没培养，农村哪有男孩做家务的？兄弟我定期上理发店；时不时逛个书店；有人埋单，欣欣然赴饭店；逢年过节不得已，被人押到女装店，当个会提包的猩猩来展览。别的店就对不起了，门向哪儿开？不知道。
唉，错过了一个表现“爱国”的大好机会。
要不，今后不看法国人写的书？什么《包法利夫人》、什么《红与黑》，什么《巴黎圣母院》，统统滚ＴＭＤ蛋！这么一想，突然，脑袋里一盏灯泡亮了：反正这些书都看过了，咱批判还不行吗？那好，今天就来批批都德（Alphonse Daudet） 的《最后一课》，戳穿法国人撒个中国的一个大牛皮。
都德的《最后一课》，近年屡屡被人提起，原因嘛，据说是现在的学生都不学中文学英语了。若干年前，“人民网”上有过一张流传很广的帖子，《汉语，我只有对你哭！》，帖中问道：“作为七十年代生人，我们是小时侯都学过《最后一课》的一代。……我们非得要扮演一回那个不成器的小学生么？”前年，“人民网” 转载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汉语，谁将给我们上“最后一课”？》，文中问道：“〔《最后一课》中的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在最后的一课中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在中国人心里，汉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吗？”
本月１６日的《中华读书报》，还有一篇题为《都德〈最后一课〉的首译、伪译及其全译文本》的文章。作者说：“他〔胡适〕翻译的这篇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小说，其历史功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胡适是中国第一位都德小说的译介者。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以及尔后多次选入教科书的媒介作用，极大地扩大了《最后一课》的传播空间及其影响，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材之一。”
如今五·一抵制“家乐福”；网上又有号召，六·一抵制“肯德基”（KFC, Kentucky Fried Chicken）；估计下一步就是趁热打铁，向党献礼，七·一全国大学生抵制英语课了。到时候，都德的《最后一课》肯定又要抬出来。
既然同志们这么喜欢引用都德的《最后一课》，那么有没有人查过有关资料，为这篇小说提供些真实的历史背景？
兄弟先抄一段《辞海》（１９９９年版），请读者诸君欣赏欣赏。
【阿尔萨斯人】 法国民族之一，由公元初住在当地的克尔特人，以及４世纪时南来的阿列曼人、法兰克人长期结合而成。约１５０万人（１９９５年）。分布在阿尔萨斯地区，说德语的阿列曼方言，兼用法语。多信天主教，部分信基督教新教，属路德宗。从事工农业。
见到没有，阿尔萨斯人讲的是德语的一种方言！
其实，阿尔萨斯本是独立小国，十七世纪被法国并吞。阿尔萨斯人的母语本是德语，而且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当地学校一直用德语教学。法语才是外来占领者强加在阿尔萨斯人头上的语言！
原来，所谓的《最后一课》，只是都德在普法战争期间，大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艺术编造。
因为要当作反抗什么“文化侵略”的例子，所以中国人提到《最后一课》，总是认定普鲁士人是“侵略者”。其实，那场战争并非如此黑白分明。
１８４８年巴黎民众起义，推翻波旁王朝，成立共和国。路易·波拿巴被选被总统。后来他作了一次袁世凯，发动政变，复辟王制，自封为帝。因此路易·波拿巴有个执政合法性问题。这合法性可以来自国外，如果当时的欧洲各国王族都接受他的王权。但某些强国拒不承认。欧洲王室互相通婚，血缘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国君主彼此称“兄弟”。但俄国沙皇只肯称路易·波拿巴为“朋友”——这相当于拒绝承认他的王室血统。
国外求不到执政合法性，路易·波拿巴只能对国内舆论倍加注意。半个世纪前法国大革命的各族平等、自主立国的思想在民众中依然风行，因此路易·波拿巴推行一种支持民族革命的外交政策。当时德语民族除南面的奥地利和北方的普鲁士之外，在中欧分为很多小国。这本来有利于法国控制中欧，但路易·波拿巴受意识形态限制，在奥地利和普鲁士１８６６年争夺德语民族霸权的战争中，没有支持愿意维持现状的奥地利，却向意图并吞那些小国的普鲁士表态：如果小国德语居民愿意加入普鲁士，他不会反对。等到路易·波拿巴感到版图大大扩张了的普鲁士严重威胁到法国安全时，已经为时太晚。
不过，路易·波拿巴的行为并不特别奇怪。经历了革命的国家，为意识形态的“纯洁”而长期奉行损害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在当代世界的例子多得是。
１８７０年，西班牙王位空缺。路易·波拿巴不愿意看到法国南方出现一个与普鲁士友好的潜在敌人，要求普鲁士王室永不参与这一王位的竞争。没有任何血统依据提名自己的西班牙王位候选人的法国王室，提出这一要求，相当于干涉他人家事，是很失礼的行为。普鲁士国王礼貌地回绝了，但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记录国王和法国大使的谈话时，将对话修改得普鲁士国王似乎在嘲笑法国王室，并将对话内容透露给报纸。法国舆论一时大哗，法国人民的感情被伤害了，他们不但抵制普鲁士工业产品，而且叫嚷向普鲁士开战。
路易·波拿巴顺从民意，向普鲁士宣战，而且越境攻击普鲁士，挑起普法战争。结果法军大败，主力退回法国，在边境小镇色当被普军包围，被迫投降。这位志大才疏的拿破仑三世，也做了普鲁士的俘虏。
这场战争，史家通常认为路易·波拿巴咎由自取。当时欧洲的民心和舆论，在普鲁士提出割地之前，也站在普鲁士一边。
马克思就是这样认为的。读者可能以为，马克思是德国人，他自然要帮普鲁士。其实不是。普法战争引发了巴黎公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马克思为此写了经典名著《法兰西内战》。书中说道：
“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这位虔诚的〔普鲁士〕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严格防御性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违心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 更有心计的爱国者们要求占有阿尔萨斯－洛林德语区……”
马克思认为，在战争初期，普鲁士进行的是防御战争。马克思说得很明确，法国割让给普鲁士的地区讲德语。当时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领土变更是常事。马克思透露了德国人民有统一德语地区的民族愿望，但是，马克思不赞成“爱国者”的要求。即使出于爱德国，马克思也不能赞成。割地将使法国成为德国的世仇，迫使普鲁士与俄国结盟。而当时的俄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里，是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很落后的反动国家。
战争的胜利，使得普鲁士统一了德国。作为德国人，马克思确实希望看到德国的统一，但他希望的统一，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而不是通过王朝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学者弗兰茨·梅林写的《马克思传》，有专章叙述这一问题。
马克思毕竟是国际主义者，他不是都德那样的民族主义者。所以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才能写入某个东方大国的宪法，成为那里指导一切的最高思想，虽说这个大国动不动就要“抵制”西方。如果恩格斯还活着，他或许又要说了：“马克思大概会把〔德国诗人〕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战争期间，都德三十岁，正是从军壮年。但他十七岁就得了梅毒，因为身体不佳而未上前线，只是操练过几天民兵。上不了战场上文场，都德躺在巴黎的公寓里编造爱国神话，直到巴黎公社的红色恐怖逼迫他逃出京城。
当然，阿尔萨斯肯定有只说法语的人，也肯定有母语是德语却也很喜爱法语的人。但像《最后一课》那样，写得似乎全阿尔萨斯的人都把法语当母语，小弗郎士甚至想，“〔普鲁士人〕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那就离事实太远了。阿尔萨斯的鸽子本来就用德语唱歌嘛。
《最后一课》能给读者的真正一课，就是那种爱国口号下的宣传，于事实层面，最是靠不住。战争期间的爱国文学，当时应该有鼓舞士气的作用，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却是当不得真的。一星期前中阳大报还在吹捧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材”，其实是个糊弄中国人的大牛皮。
《最后一课》里的故事，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了事实的镜像。法国这次收回阿尔萨斯，决心对德语下重手。他们驱逐了１８７１年后移入阿尔萨斯的德裔居民，学校上课一律用法语，街道和店铺名字也只准用法语。镜像里的左，实为生活中的右；把《最后一课》与１９４５年的现实对照，故事中的法语和德语要对换位置。
不过，到了今天，在欧洲，不要说普法战争，就是二战那一页，也早已翻过去了。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如今是欧盟议会（见题头图）所在地。二十年前，１９８８年，正是在这一体现了欧洲各民族大团结的欧盟议会，吐蕃佛王首次声明：他追求高度自治，而不是追求独立，他希望汉胞和藏胞能够和平友好地生活在同一国家。
经受了德国和法国的百年之争，斯特拉斯堡这座充满独特中世纪风味的典雅城市，如今转化为欧洲和平的新象征。这里的人讲法语，也会说德语，他们在学校还学习英语。在法文招牌的餐馆里，吃着地道的德国香肠与城里居民聊天，语言之杂，让人想起马克思写《法兰西内战》。马克思的母语是德语，但《法兰西内战》是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的关于国际时事的宣言，他写的原稿有英文也有德文，他还要核对法文版本。
哎呀，没料到最后还是没绕过法文——不过，马克思如果不是通晓法文并认真了解法国的现状，《法兰西内战》也不会成为政治学的经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