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是权威主义式的：讲究满堂灌、死记硬背，上课很少给学生留出提问和讨论的时间。孩子的教育起点，常常是从背古诗开始。我所讲的“常青藤原则”，则强调教育的对话性和互动性，要求父母或老师尽可能把自己摆在和孩子或学生平等的位置上，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品格和社会能力；帮助他们吸收知识，让他们自发地提高理解力、分析力、感受力和表达力。
美国在教育上很少有政府的官样文章，公立学校也多是靠当地老百姓自己定下来的房地产税支持的公益，家长们则大多从小鼓励孩子为社会服务、帮助别人，并从中学会做人的道理和技能。他们知道，一个只想自己的人很难在社会上成功。个人成功是社会对这位个人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报偿。孩子们必须懂得：你的成功是由你为别人做了什么而界定的，并不是由你为自己做了什么所决定的。
所谓“常青藤”或“常青藤盟校”，指的是美国东北部最著名的8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布朗、达特茅斯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这8所大学，除了康奈尔建于1865年外，全都是在十七八世纪创建，属于美国历史最悠久也最为精英的大学。到了19世纪末，一批研究性大学崛起，如麻省理工、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等等。如今，这些新起的大学至少已经和常青藤并立而为世界一流名校了。但是，在习惯上，人们还是把精英教育称为常青藤教育。
也许，这还不仅仅是习惯而已。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论诺贝尔奖得主，哪个常青藤大概也比不上出了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芝加哥大学；论科技人才，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则大概会超过一般的常青藤盟校。但是，如果你查一查包括总统、议员、政府官员在内的美国政治精英、企业总裁、顶尖的律师、媒体中“大腕”，乃至其他领域的领袖人物，那么常青藤肯定是最为人才辈出的地方。常青藤的教育目标，绝不仅仅是研究导向，更是成功导向。这种成功，也并不仅仅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有权有势的世俗成功，更是人的成功。常青藤的理想，是培养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能让自己幸福也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常青藤要培养的是下一代人中的领袖。这代领袖的价值观念、远见和能力，都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前途。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常青藤也不再是一个美国的概念，而且是世界的概念。首先，常青藤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也是世界最好的大学。连伦敦出版的《时报高等教育增刊》的全球大学排名，也恭恭敬敬地把哈佛、耶鲁列于首位，本土的剑桥、牛津反居其次。第二，常青藤作为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对世界开放的。比如，近年国内的报纸上频频有报道：某省某少年被某常青藤大学录取，获得5万多美元的奖学金等等。这并非一般的新闻炒作。常青藤确实正在逐年扩大在中国的招生。而且，中国学生一旦被录取，大部分都会获得全奖，即学校提供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越来越多的中国最优秀的高中生，当然也以进常青藤为首要目标。
而且经济因素也越来越不成为读常青藤的障碍(其实经济因素对中国学生而言几乎从来不是个障碍，因为他们基本都拿了全奖)。在哈佛、耶鲁这种学校，对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一概免费。最近两校又提出新政，对家庭年收入达到18万甚至20万美元之巨的家庭，收费封顶，保证这些家庭最多只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支付教育费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人士预计：用不了多久，家庭年收入20万以下的家庭，上常青藤就会免费(包括生活费)。可见，上常青藤再不会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能力问题。
4.6万美元！这是9个月哈佛教育的标价(包括学费、住宿费和其他杂费)。美国的常青藤盟校和其他精英私立大学，基本也都是这个价码。美国中等家庭收入将近5万美元，平均家庭收入在五万五左右。即使你跻身于美国最富的十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达10万美元以上，每年拿到的薪水扣掉税所剩也就七八万左右，谁能再拿得出四万六送孩子上大学呢？作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送孩子进常青藤更是想也别想！
然而，你千万不要被这笔钱给吓住。四万六仅仅是标价，并不是现实。哈佛早在2004年就宣布免去所有家庭年收入在4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教育费用。收入超出这一标准，学校则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增高相应家庭所缴纳的教育费用，以保证无论贫富上哈佛都是力所能及。不久，哈佛的“免费的标准”又从4万提高到了6万。2007年12月10日 ，哈佛大学在奖学金上做出更大的动作：那些年收入在12到18万美元的家庭，将只需用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哈佛的教育费用，剩下的全由哈佛或其他方面的奖学金埋单。也就是说，如果你家庭收入12万，孩子上哈佛就只需要支付一万二；家庭收入18万的，只需要支付一万八。要知道，哈佛2007～2008学年的学费是3.1万多，另有将近一万食宿费用，约4000杂费。支付一万二的家庭，实际上不仅不缴学费，还享受着两千左右的补贴。支付一万八的家庭，也不过是缴4000多块的学费而已。无怪哈佛人士夸口：这样一来，上哈佛的实际费用，和上一所州立大学的费用基本相等。
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终结。仅一个多月后，即2008年1 月14日，哈佛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耶鲁就提出了更优惠的计划：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家庭，孩子上了耶鲁费用全免；那些年收入在20万以下的家庭，则只需用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耶鲁的费用。为此，耶鲁把奖学金的预算一举提高了43%，达到8000万美元之巨。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估计，一流大学的这种奖学金大战，未来只会有增无减；哈佛的榜样，会被各名校效仿。比如像普林斯顿，如果把其拥有的财富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比哈佛耶鲁还富，绝不会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大奖学生而按兵不动。所以美国最好的本科生学院威廉斯的一位前校董预计：用不了多久，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孩子若进了常青藤或其他一流大学，就可能完全免费！
这一行内人的预言，自然不是想入非非，而有着坚实的财政依据。私立大学的财政基础是其捐助基金。哈佛的捐助资金有349亿美元；2006年的这笔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达到23%，也就是70亿美元左右。哈佛一年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各种费用累计为15亿。如果按这个数据算，把哈佛全变成免费、彻底放弃这15亿，哈佛的捐助基金一年还照样涨50多亿！
以耶鲁为例，目前有5275位学生，分属于12个寄宿学院 (college)；未来计划扩招600名学生，为此要建两所新的寄宿学院。统合起来计算，一所寄宿学院，大概400人左右。这种寄宿学院，主要功能就是学生宿舍。但这是一种自足的宿舍体系：其建筑是自我封闭式的，出入需要证件；里面除了宿舍外，还有饭厅、图书馆、计算机房、教室、自习室、健身房、演艺厅、教授办公室等等设施。另外，学院的院长(master)和一些 教授及其家庭，也在学院里居住。特别是院长的家非常大，必要时能容纳几百人，同时附加院长客房，供访问者使用。其他常青藤盟校，大多采取这种学院制度，只是名称略有出入。比如哈佛就叫“宿舍”(house)。
常青藤视大学为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把一个大学切割成几百人左右的一个个小学院，学院内的师生就能基本做到互相认识、叫得出名字，有利于共同体中的成员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建立个人层面的网络。一个学院，就像一个家庭。最近要求常青藤扩招的呼声很高，但大部分学校都非常谨慎。因为一旦学校人数增加到近万人，就和规模庞大的州立大学很难有所区别。一个学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就会消失在陌生的人海中，常青藤也就失去了精英教育的特征。
常青藤之所以坚持把一个大学几千名本科生分割成寄宿学院这种几百人的“小环境”，主要是因为其教育是面对面对话式的、互动式的，而不是满堂灌式的。要保持这样的教育风格，就必须有家庭式的“小环境”，或者说一个学院就像一个人人都互相认识的小村子，上课则有大量的讨论班(seminar)。在讨论班中，学生不仅要听讲，还要不停地提问、质疑、辩论。下课回到宿舍，走进饭厅，到处都能碰到熟悉的师友，大家坐而论道，课内课外的界限消失了，学习成了全天候的活动。
其实，这样的教育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苏格拉底被称为是人类的导师，甚至有人说自古至今的西方哲学家，都不过是为他的思想作注脚。他的教育方法，就是在雅典街头和行人对话，生活和“课堂”是融为一体的。他常常从提问开始，聆听别人讲述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事务。然后他根据别人的讲解进一步提问，最后让对方答不出来，明白他们对自己所讲的事务其实并无真正的了解。他的名言是：“我一无所知。我唯一比别人多知道的东西，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知识也正是从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诘问中产生的。以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一般比较有独立思想、创造性和分析能力，也比较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常青藤教育的优越性，也正体现在此。
劳动阶层的家长对孩子指令比较多：干这个，不能干那个。简单明了，规矩严格。他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般很懂礼貌，行为有一定之规，但习惯于服从，不善争辩。到了中高产阶层的家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家长对孩子要宠得多，对孩子绝不轻易说“不”。孩子如果要干一件家长所不容许的事情，家长会耐心地启发、商量，说服他或她放弃，有时甚至不得不“谈判”从而达成协议。这样，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就非常平等。有时家长为了孩子，不得不自我约束。比如，你不让孩子吃甜食，自己也不能吃，以身作则。否则，孩子会说“为什么你吃不让我吃”，你讲不出理来，就没有理由阻止孩子干他或她想干的事情。也就是说，大人更注重让孩子理解行为背后的准则；而这种准则对任何人都应该适用。
这种平等的关系，使孩子从小就有一种讨论的习惯，培养了他们把具体的事务归纳成抽象原则，或者将抽象原则运用于具体事务的能力，构成了常青藤教育的基础。从三四岁开始，孩子和父母有分歧，大家就开始磋商甚至讨价还价。从表面上看，在这种家庭中父母毫无权威，甚至连买哪个玩具都要和孩子商量后才决定。不过，这样养大的孩子，一般比较自信，敢于为自己的利益去据理力争，习惯于提问题、独立思考、辩论。当然，由于从小不唯父母是听，他们更有所谓“批判性思维”。他们日后上了学，在课堂上也比较出众。毕业就职，更会和各种社会组织打交道。
我在耶鲁读书时当助教，主持过一些讨论班。那些学生多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常常不等你讲完就打断你的话，然后又是提问，又是讨论，甚至直接对你进行反驳，主意比谁都大。这样一堂课下来，大家对一个问题从各种角度都进行了讨论，不仅对所学内容消化充分，而且发现了许多新见和 老师或者课本疏忽的问题。
后来到萨福克大学教书，学生主要是劳动阶层子弟。简直就是换了个天地。这些学生总是你讲什么听什么，很少有人提问。有的人一说话人就慌，连个简单的句子都讲不完整。有一次学生考试一塌糊涂，我在课堂上问他们：“你们都懂了吗？”底下一片沉默。于是我又说：“你们如果都懂了，就不应该在考试中出那么多错误。如果不懂，就应该提问。”底下还是一片沉默。后来我干脆问一个学生问题。他答不上来。我问他懂了吗，他只好说不懂。我再追问：“既然不懂，为什么不问？”他傻傻地看着我，满脸木然。
想想看，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成为白领，在公司里开会，讨论企业战略，如果还是在那里一言不发，人家凭什么雇他呢？再想想那些耶鲁的学生，一开会就滔滔不绝，10分钟讲了五六点意见，使在座的深受启发，这样怎么可能不成功呢？所有的家长也应该好好问问自己：究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哪种人？
我们都知道，久看电视孩子会智能下降，老玩电子游戏智能也会下降。而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也证明，那些利用新技术开发的智力的产品，也导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在美国风行一时的《婴儿爱因斯坦》系列读物和光盘，销售额已经达到两亿美元，一度成了早期智力开发的经典。但是，华盛顿大学2007年8月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系列对孩子的智力成长实际上有负面作用。在8～16个月之间的孩子，每天看1个小时的这种光盘，其掌握词汇的能力就会相应降低17%。我也听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帮助儿童背诵古诗等等的音像制品，感觉更糟。只可惜国内有关研究不发达，无法知道这些东西对儿童究竟有多大危害。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孩子不得不接触一些教育类的音像制品时，大都亲自在身边监督，不断和孩子交流。比如，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的发音本身就有问题。当孩子学习发音和拼写规则时，我们也用了音像教程，并且和孩子一起观看。这等于是和孩子一起学英语，中间不时停下来提问，保证孩子充分消化；甚至有时孩子比我们先掌握，我们就会让孩子给我们讲解一下。我妻子则更为严格。她接受了许多美国家长的做法：在孩子读一本书之前，自己先读一遍，保证这些书的内容对孩子有益无害。这样，她也保证了自己和孩子活在一个世界里：孩子读的故事她都知道。孩子平时随便提起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我接不上茬，她则马上就可以和孩子讨论。同时，她每天花了大量的时间，给孩子读书、讲故事，甚至两个人一起编故事。孩子因为和妈妈消磨了太多快乐的时光，对电视、电子游戏等等，几乎没有兴趣。
父母如果不是平时不停地和孩子说话，有时你简直不能相信和这么小年纪的孩子可以讨论多么复杂的问题。一次，我哄8岁的女儿睡觉，这时总是她和我话最多的时刻。我一边和她东拉西扯，一边给她的腿和背按摩。看她那么舒舒服服，我不禁逗她：“你说，爸爸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我知道她一贯的思维习惯：从来不肯用“最”来描述任何事情。她的理论是：她必须见了所有的东西后，才可能用“最”来形容一个东西；而她是不可能见到所有东西的，所以她不能说“最”。这次她也不例外。虽然她不愿意得罪爸爸，但还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嗯，你就是我的爸爸，我唯一的爸爸。不过，世界上有许多爸爸，我都没有见到。怎么能说谁最好呢？况且我的爸爸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爸爸，对别的孩子来说肯定是他们自己的爸爸最好。这也没有办法比呀。”
我连连点头。她接着又说：
“任何东西，都没有最好。因为不管这东西怎么好，总是不能十全十美的好，总可能差那么一点，总有个更好的。”
我灵机一动：这不是很接近柏拉图的“理念型”的概念吗？于是继续附和她：
“你说得对。比如一个圆，最完美的圆是我们脑子里想的东西。但在现实中，你画的圆不管怎么圆，总不可能是最完美的。”
“是呀，”她马上说，“不管你怎么画，你画出来的肯定不是最圆的圆，最多只能是接近最圆的圆。”
我再帮助她总结：“那最完美的东西只是我们脑子里想的概念了？”
“对。所以我觉得不能用‘最’来说任何真实的事情。‘最’只是我们的想法，在真正的生活中没有。”
“你知道柏拉图吗？他就讲了许多类似的道理。”
“是你在车里听的课中老讲的那个人吗？”
我开车时确实放一盘西方思想史的讲座听，也正讲到古希腊哲学家。没想到她居然也对这个名字有印象了。不过，此时我马上意识到，孩子是否知道柏拉图根本不重要，关键是她有某种意识和思想。因此就此打住，让她赶紧睡觉。
每个孩子都是个天才。父母的责任是发现她或他是个什么天才。你把孩子当天才，她或他才能成为天才。即使确实不是天才，一个相信自己是天才的孩子，也有着更高的自我期望值、更远大的理想、更充分的信心，即使最终不可能有天才的表现，也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我在大学教书时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有一个学生在我的课上表现相当突出，他在文科其他各个课程中也全是A，同时参与了地方选举，以后还准备自己竞选公职。当我发现他数学课只拿了一个C时，就问他为什么。他叹了口气：“我不是数学的料。”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数学的料？”
“从小我数学就不好，也实在没有兴趣。”
“小时候数学不好说明什么呢？你看看你小学一年级的同学，大概许多都比你高。可是，现在有几个能长你这么高的个儿头？你能根据你一年级的身高，说你天生长不高吗？”我这么说，是因为他是个快一米 九的大汉，而且告诉我他小时候身高并不突出。他听了我的话不免支支吾吾，找不出解释来。于是，我开始给他进行心理咨询：
“你不应该轻易形成对自己的负面看法。当你认定你不是数学的材料时，你就会不自觉地用行动来证明你的结论。比如，数学考试碰到一道难题，其实对大家都很难。可是你想了一会儿没有结论，马上加强了对自己的成见：‘我就知道我数学不行，做不出来。’于是，本来再努力一下就有希望做出来的题，就真做不出来了。等考试成绩下来，你就更灰心丧气：‘咳，我就不是这块料。实在没有办法。’如果哪次考试不留神考得不错，你则心里暗喜：‘今天走了邪运了！连我也几乎满分。’你就这样自动地把相反的证据排除在你的推理之外，并不会因为成功而对自己的才能更有信心。长此以往，你不仅尽心竭力地在生活中寻找一切可能的证据，证明你不是数学的材料，你还会不自觉地创造证据，比如在明明可以成功的考试中失败，结果更加坚信了自己是如何不可救药。这是一个恶性的或者说是负向的心理循环：失败的信念不断制造失败的事实；失败的事实又进一步强化失败的信念，如此循环往复乃至无穷，最后就真变得无可救药了。”
这个学生的不幸是，他掉进了我所谓的“负向心理循环”的轮子。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掉进这种轮子里的人，大多是在小时候就形成了对自己的某种负面的观念，比如我这个不行，我不是那个材料等等。而且这种对自己的负面观念形成得越早，以后就越难以自拔。
但是，除了这一“负向心理循环”外，还有另外一个轮子，制造的是“正向心理循环”。具体而言，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是数学天才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是天才；甚至在没有证据的时候，也努力为自己创造证据。比如我高中一位好友，理工科很强，很相信自己“是这块料”。一次他碰到一个物理题，怎么也解不出来。换了我早放弃了。可是他说：“这题我要是解不出来，谁能解得出来呀？”结果他苦思苦想几天，有一天豁然开朗，兴冲冲地跑到我家报喜，大有一副舍我其谁的气概。他就这样创造了自己是天才的证据。在这种“正向心理循环”中，成功的信念制造了成功的事实；成功的事实又进一步强化了成功的信念。如此循环往复乃至无穷，此人就真成了天才。
我小时候功课一直很差，是家里最不争气的孩子。但高中时突然奋飞，1979年高考名列北京文科的前15名，一下子进了北大。事后想想，我一直功课差、个头小、身体弱，这种状态至少从一年级持续到初中，按说应该全无自信才对。可是，最后支持我的竟是一个简单的信念：我很聪明！
我小时候父母去干校，三兄弟在北京跟着一个不识字的保姆，加上自己调皮捣蛋，甚至在上一年级时就试图打老师，自然很不成器。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周围大人都说我聪明，也许是对父母的客气吧。我则一直信以为真。还记得有一次在小学上大字课，我描红模字几分钟就描完，写得自然乱七八糟。老师大怒，停下课来，专门批评我的学习态度问题。她开始就对全班说：“有人说薛涌聪明。你们说他聪明吗？”她还特别把“聪明”两个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围绕着两个字讲开来，并展示了我的“书法作品”，最后的结论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其实是最愚蠢的。有我的“书法”为证。
这么一堂针对我的大批判课，当然让我无地自容。不过，听着这种批评，另一半的我还在心中窃喜：“我还是聪明呀！”这一自我意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以后不管我的功课怎么一塌糊涂，我都有个与众不同的信念，觉得哪天自己会不得了的，会干一番大事业的。这种舍我其谁的心理状态，使我在高中时突然起飞。那时我数学学不好，自己还发展出一套理论，觉得我的脑子一定是非常复杂，而现在的数学太基础、太机械，不需要创造性，我这个复杂的脑子对之不耐烦；没准到了高等数学，别人理解不了，我倒能轻易掌握。总之，我是大器晚成、后发制人。这套观念还确实帮助了我。记得数学课讲到“极限”时，我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极限的概念属于高等数学，一下子觉得该自己显身手了，结果理解得特别快。
“自以为聪明”在中文中是个讽刺性的语言。但是，自以为聪明如果能帮助孩子建立“正向心理循环”的话，也未必是个坏事。相信自己聪明，就像相信宗教一样，家长越早给孩子灌输，孩子就越容易接受，而且会把“自己很聪明”这一观念，变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使之一生受益。
专栏作家Jonathan Clements发表过一篇长文：《教你孩子理财精明的12种方法》。作者直言不讳地说：我有两个孩子，我希望他们成功，希望能帮助他们，希望他们日后对我有美好的回忆。我还希望他们有能力，能够经营自己手中的钱财，不用把一生浪费在为自己愚蠢的错误后悔上面。
对这种养孩子的“钱经”，我过去一直嗤之以鼻，觉得铜臭味太大；但观察多了，则渐渐能体会到其中的好处。这好处不仅仅体现在金钱上，而且更体现在做人的品德上。孩子需要尽早懂得：钱不是白来的，不可以需要钱时就向父母要，也不能期望自己想要什么就等得到什么。想要的东西要用钱来买。而钱是对你工作的奖赏，是对你帮助别人的酬劳。当你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时，你必须去工作。当你希望别人给你东西、为你做事时，你必须想到你给了别人什么、为别人做了什么。这种教育，使孩子理解什么是做人的责任，理解自己和他人及社会的关系。
第一，让孩子花自己的钱
我们不妨先从华尔街本身说起。那些优秀的投资家，都属于华尔街上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功素质是什么？要而言之，投资家有两大基本素质：第一，知道推迟欲望的满足；第二，知道如何审慎地冒险。这其中的第一项，不仅对投资家，对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成功的关键。
为什么呢？我不妨讲一下MIT等机构的科学家们对猩猩和儿童分别进行的心理试验和研究。他们发现，猩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与其说是在思维能力上，还不如说是在对欲望的控制上。比如，他们分给两个猩猩两盒巧克力，并且告诉猩猩一盒有2颗，一盒有6颗，每个猩猩只能要一盒。猩猩理解这些全无问题。可是，当你把有两颗的拿出来时，猩猩们即使知道下面还有一盒更多的，也迫不及待地抢先拿出来的一盒。后来科学家教猩猩数据，猩猩马上就学会了2和6的区别。这时你不拿出巧克力，用数据问猩猩要哪盒，猩猩全选择6颗的那盒，非常理性。再拿4岁的孩子做实验，告诉他们有同样两盒巧克力，先拿出来的有2颗，后拿出来的有4颗，如果等不及，可以吃先拿出来的两颗，但这样就失去了6颗那一盒。结果，有的孩子对着眼前两颗巧克力，可以忍很长时间，等着6颗那盒的到来。还有的孩子，抓起眼前的巧克力要放在嘴里，但送到嘴边咽口唾沫又放了回去。当然，也有的如同猩猩一样，一把抓起来放在嘴里。后来的追踪调查显示，那些能忍受时间最长的孩子，智商最高，日后学业也最突出。相反，那些拿起来就吃的孩子，智商低，学业也差。
这种推迟欲望的满足，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当家长的大概都见过这样的孩子：他或她在吃饭时，把最好吃的东西留在最后吃。孩子两三岁就可以发展出这种能力。家长稍加点拨，这种餐桌上的小心思就演化成了投资家的智慧。
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这是人类繁衍的伟大本能。不过，这种无条件的爱弄不好会在早期误导孩子。比如，家长对孩子无偿地给予，会使孩子觉得缺了什么都可以找大人要，自己不去想东西是怎么来的，没有计算，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也不知道珍惜所得到的一切；以后到了社会上，如果还有着这样的幻念在潜意识中作怪，就容易导致事业的失败。解决的办法，是让孩子在觉得是花自己的钱。比如去餐馆，孩子都爱要饮料。如果家长宣布：“你不喝饮料，我就把省下的1块钱给你。”许多孩子就不喝了。他或她意识到那是在花自己的钱，希望节省。这岂不就是资本积累、日后投资的第一步？
我们的孩子出生时，家境贫寒，万事都要精打细算，所以孩子很知道节省，买东西本能地看是否减价。许多家长则在孩子上学后，教孩子使用减价券，省下来的钱可以按一定比例给孩子。这样也顺便让孩子利用减价券的换算训练数学能力。我们嫌太麻烦，还没有去做。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当然，仅仅想方设法地省钱还不够。孩子还要知道如何投资。于是，从5岁开始，我们开始给女儿零花钱，1个月1块，她可以攒起来买玩具，也可以一直存下去。结果，她1分钱也没有花。另外，她玩时弄坏了窗帘，我们花3块钱修好。她又弄坏了。妈妈立即告诉她：“下次再弄坏，拿你的零花钱修理。”她从此再也没有把窗帘弄坏。
我们在开始给孩子零花钱的同时，还带着她到银行开了个100元的账户，以让她了解利息的知识。银行适应家长的教育需求，有专门的儿童账户，最低存款额非常小，只有1%的利息。可见许多美国人放着4%以上正常的利息不要，专门拿出些小钱用1%的利息教育孩子。女儿到银行开户时，银行人员服务殷勤周到，还给了她个小礼物，使她自我感觉格外良好，日后每次走过银行，都骄傲地说：“这是我的银行！”一年下来，还要教她查看利息。当她看到100块变成101块时，惊喜得难以相信。这是她第一次领教到投资回报的滋味。
后来她告诉妈妈：这笔钱她1分钱也不会花，要存起来上大学。不过，有一个例外：如果家里有困难，需要她帮助，她会把钱都拿出来。当时她妈妈听了，感动得差点晕倒。女儿知道家里只有爸爸工作，而且有时要干“两份工作”，很辛苦，曾问妈妈：“我们怎样才能帮助爸爸？”她还说她偷偷看了我们的钱包，知道家里没有太多钱。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此事变成了我们教育孩子的“优胜记略”，常对朋友讲。这就是让孩子早接触钱的好处。孩子不管怎么算钱，也没有把钱本身当作绝对价值、变成了财迷，而是把家庭看得更重要。自始至终她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许多美国人认为，零花钱从3岁就应该给。银行开户，5岁以前也可以开始了。当孩子长大一些，就应该教他们把零花钱存入银行，甚至把购买衣物的钱也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计划如何花销。渐渐地，孩子学会做3个月的预算，往往由此变得善于节省。总之，给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高兴、满足，而是教孩子财政独立的意识，让他们知道推迟满足、把钱存起来向未来投资。华尔街的基本精神，岂不就是如此？
第二，教理财，更要培养领袖的素质
女儿如今才8岁，在学校表现不错，跳芭蕾很有天分，弹钢琴至少算是用功，但目前实在看不出日后能成就什么。不过，如果拿《华尔街日报》等等媒体上讲的成功者的素质对照一下，她似乎什么都有：她非常能够推迟欲望的满足，甚至在饮食上都非常注意；她很有未来的规划，连上大学的事情都在考虑，也愿意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她对钱计算得很精细，从来不乱花；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生活充满了幸福感，到了哪里都高高兴兴，非常自信，也能和人相处得很好。她更懂得友爱，帮助他人的意识和公平的概念非常强。总之，她有多大智商我不敢说，但至少在品性上实在没有什么可挑的。父母看自己的女儿当然不会客观。不过我还是可以大胆地说，至少到现在为止，她已经有了个小小的成功的人生。
教孩子理财，当然是希望她成功。但是，我需要提醒家长：理财并不是要当财迷，不是让孩子只想着自己；而是要通过理财认识世界、培养好的价值观念。毕竟，我们社会的运行要有一个“经济基础”。孩子学理财，也是认识社会的这个“基础”的手段。
我们夫妇一个读历史、一个读文学，都属于那种最不实际的“傻博士”。教育孩子自然也反映了我们生活的格调。比如，女儿课外的主要时间，都是用于学习钢琴和芭蕾，全无专门的财经方面的熏陶。但是，因为平时注意上述理财的生活小节，她在财政方面已经相当成熟。这时我们注意的，则是把她对自己的小账户的兴趣引发到对整个社会的兴趣。下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女儿7岁半时，已经能读不少东西。一天上厕所时，她捡起一本《新闻周刊》，封面是一个中年男子穿着条游泳裤，悠然自得地漂在游泳池的水面上，显得十分健康。上面的标题是：“这位男士要在过去就已经死了，但现在不同了。”(This man was dead, but not any more。) 女儿马上问：
“爸爸，这是什么意义？怎么他已经死了，现在又不死了？”
我拿过来一看，原来那是一篇讲医疗技术进步的封面故事。我解释说：“这个人有心脏病。要在过去，他就死了。但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他通过复杂的心脏手术，不仅能够活下来，还可以像一般人一样游泳。可见那些医生是多么了不起！”
我本来想这也许是激发她对医学兴趣的机会。没想到她沉吟半晌，突然问：“谁来为这些埋单？”(Who is going to pay for this?)
我一下子笑起来，马上和她解释：“他一定有医疗保险。他的保险公司会给他付。”
“那么你有医疗保险吗？”她马上表现出很关心我。
“爸爸有工作，咱们全家都有医疗保险。”我告诉她。
她穷追不舍：“保险需要多少钱？”
这一问我也傻了。想一下告诉她：“咱们全家一万多吧。不过是爸爸的学校给买的，咱们不用花钱。”
接下来的问题就复杂了。女儿继续问：
“人没有工作，能不能自己买保险呢？”
“当然可以，不过那要贵得多。”
“为什么？”她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解释说：“你看，假如爸爸的学校给所有员工买保险，这些员工既然都在工作，他们大部分当然都是健康的，不用去医院，花不了太多医疗费。看病的人少，保险公司支付的钱就少。所以，这些人的保险就可以比较便宜。但如果你个人去买保险，保险公司就会想：你为什么来买保险？你为什么没有工作？是不是身体不好？如果你要总去看病，保险公司就赔本了。所以，一个人去买保险，总是很贵。另外，学校给一大群人买，是一笔大买卖，一下子就定下来，很简单方便，管理费用也少。如果一个人一个人地去买，保险公司就会一个人一个人地调查，看看每个人身体如何、大概可能去多少次医院。这样管理费用就高了。”老实说，我这么一个学历史的人，没有接触过这些实际问题，解释起来也很力不从心，只能勉强招架了。
女儿接下来的问题，就让我这个当父亲的有些感动了：
“如果我不是个学校，但要给许多人一起买保险，那么是否也可以便宜点呢？”
我有些不明白：“你不是学校，不是雇主，怎么会需要给许多人买保险？”
女儿说：“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怎么办？无家可归者怎么办？我能不能给他们都买了保险？能不能便宜点？”
让我吃惊的是，她一下子竟触及到了美国政治中关于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辩论的核心问题。于是我又和她讲目前美国大选中的医疗改革问题，因为其中的重要议题就是政府如何代表社会来和保险公司集体地讨价还价、降低成本。由此我也介绍给她一些社会公平、政府职责的概念，话题从经济又转到了政治。
我并不指望不到8岁的小女一下子能明白医疗保险、医疗改革等等复杂的问题。其实，孩子的注意力能集中的时间很短。即使这么讨论一下，她几天后就可能忘了。不过，日常帮助她理财，促进她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理解，这样她就会逐渐向这个方向思考，对社会的理解也慢慢会成熟、复杂起来。我想她7岁半时能问这样的问题，是和她5岁开始经营自己的零花钱、开立自己的银行户头是分不开的。以后她理解社会、学习经济学等等科目，也会快一些。我拿她这个故事和朋友开玩笑说：小女经济头脑有些发达得过分，以后最好的职业大概是经济学教授(只是希望她不要变成中国那种“主流经济学家”)；第二好的职业则是到华尔街上搞金融；最糟糕的职业，大概就是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了(当然保不齐她会成为民主党。她固然像共和党那样讲求财政纪律，但也像民主党那样老惦念着给穷人买保险呢)。不过无论如何，我大概不用操心她是个不会经营自己生活的人。
女儿最让我骄傲的地方，是她不管对钱财如何有兴趣，最后总能超越自己，想到如何帮助别人。这种利他主义的精神，是界定成功的更高面向。我在大学里教历史，许多学生来自商学院，一心想做生意，对历史烦得不行，觉得和他们的生活一点关系没有。我常常这样对他们讲：“如果你一生只关心你的下一张工资单，你这一辈子就很可能在为自己下一张工资单的忧虑中度过。你很难成功。如果你的兴趣和关注的问题超出了自己的这些直接的利益和经验，多想想别人、多想想世界，你就可能成为你们这一代中的领袖。显而易见：人们不可能选择一个只关心自己工资单的人当领袖。你必须通过关心别人、给别人谋福利，进而获得别人的认同和拥戴，成为他们的领袖，同时也获得个人的成功。”这也是我教育女儿的哲学。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看，一个只想自己的人，有点成功也非常有限。要从小培养孩子的领袖眼光，让她思考怎么帮助别人、怎么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她未来才能占据领袖的位置，才能很快学会怎么经营一个社会、怎么经营一个巨大的组织结构。
第三， “忆苦思甜”
如今的中年人，小时候大概都受过“忆苦思甜”的教育。学校把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请来，给大家讲他们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挨地主欺负的悲惨日子，并且边讲边哭。后来农村来的表兄告诉我，这些来讲的人多半是骗子。他们知道有这种政治需要，就按照这种需要编一段，声情并茂，而且哭得越是泣不成声，请的单位越多。讲一次，至少饭就有的吃了，比要饭强。
不过，这类“忆苦思甜”的教育中有一点还是给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忆苦饭，是糠做成的，还有些野菜，实在很难咽下去。当时 老师说，旧社会的饭比这个还难吃多了呢。可现在回想一下，那些糠，在今天这种富强粉成为普通面粉的时代，恐怕还是健康食品呢。多吃一些有助于大肠蠕动、防癌、防便秘，好处不少。其实，一个富家子弟，生活在大房子、豪华车等等之中，精神上吃糠咽菜还是非常有必要也有好处的。
读过《阿Q正传》的人都记得阿Q的一句名言：“老子家以前比你阔多了！”正统的解释，认为这是“精神胜利法”，是昏了头地吹牛。仔细一想，说不定这话还是真的。在一个“富不过三代”的国度，富家子弟沦落到阿Q这步田地不是很正常吗？事实上，那种越是念念不忘“老子家很富”的人，沦落得越快。
美国的富人很理解这一点，生怕孩子从小就有“老子家很富”的概念。像《华尔街日报》这种富人报纸就常常有讨论：要不要向孩子隐瞒家里的财富？孩子发现了家里的财富怎么办？年薪、股票都可以藏起来，但是房子怎么藏？豪华车怎么藏？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怎么藏？孩子稍微机灵点，上中学的时候就会知道家里的钱自己一辈子也花不完。那么孩子还凭什么用功呢？
当你看到美国的富人愁眉苦脸地为这些事情发愁时，还真觉得他们挺可怜的。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即反阿Q之道而行之，反复对孩子讲：我们家以前比现在可穷多了！
比如前面提到的专栏作家Jonathan Clements就在《华尔街日报》上现身说法，说他的孩子生活在富人区的大房子里，对财富习以为常。他就不停地对孩子讲他们夫妻早年挣扎奋斗的故事：住在布鲁克林的一套破旧的公寓中，与老鼠、蟑螂为伴，开的破车在交通信号灯前停太久就会熄火，领孩子去玩具博物馆玩，但从来买不起任何玩具，等等。这就是孩子们的妈妈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时的条件。他对孩子讲这些，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外公和外公的4位兄弟姐妹，在1940年代每个人都继承了数百万家资，但全都很快在炫耀性消费中挥霍干净。所以，他从小就教育孩子鄙视豪宅、高级轿车、名牌时装式的生活方式，告诉他们这种日子除了导致了日后的许多财政压力外，并不能带来幸福。同时，他给每个孩子都开了养老金账户，目前价值已经达到每个账户3 7万美元。如果按8%的增长率算的话，在60年后每1美元就涨到了100，3 7万就涨到了370万。也就是说，几百万的家资可以轻而易举地挥霍一空；但适当地节省，一点小钱也能够使你成为百万富翁。
我们的孩子是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下长大的。她5岁以后我才找到教职。在此之前，我们夫妻二人是穷得丁当响的博士生，而且生存环境比一般的穷人也许还更极端一些。要知道，生活在法定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70%至少拥有一辆车。我们则在孩子6岁前没有车。冬天在冰天雪地的新英格兰到超市购物，要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放在婴儿车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在有工作的第一年，我们也没有舍得买车。孩子如今还记得：她和妈妈穿越厚厚的积雪走到学校(新英格兰地区的大雪，大起来可以到1英尺 以上，快能埋到成人的大腿)，对她这么小小的个头儿来说如同翻山越岭；本来10分钟的路，要挣扎快半个小时。两年后她告诉我们：那时她进了校门后，几乎连走到教室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孩子的这些活生生的记忆，使我们对她的教育变得容易了许多。我们家买东西几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则：非减价不买。女儿6岁那年，家兄访美顺道来看我们，私下塞给我们几百欧元，说是让我们代他给第一次见面的侄女买点东西。那天我们一起逛购物中心，说是要给女儿买双凉鞋。女儿自己发现一双，喜欢得不得了，也就十几块。她试穿上给我们看，一脸的期待和兴奋。我马上平心静气地说：“还是不要了吧？第一，这双好像并不那么合适；第二，也没有降价呀。”女儿愣了一下，马上说了声“OK”，迅速把鞋放回原处。倒是站在一旁的家兄吃惊不小：“怎么说不买就OK了？真没有见过这么好说话的孩子！”大概在国内，一般孩子在这种情景下总要闹一通。女儿则几乎从来没有为了物质而和父母有过争执。
不过，我找到工作后，家境渐渐改善，消费行为也略有变化。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给孩子过生日。穷的时候，买一块蛋糕、几支蜡烛，一家三口唱一曲《祝你生日快乐》就完了。但一般的美国孩子，都有较大的生日派对，要请20个小朋友左右。这是孩子重要的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在学校多交朋友。女儿8岁的生日时，我们花了200多美元包了一个标准的奥林匹克冰球场(两个小时)，请了30多个孩子。6月份天气很热，孩子能滑冰，当然是够“酷”的。而30多个孩子，按习惯每个人带一份礼物；这样礼品就堆成了山，让女儿看得眼花缭乱。女儿从小穿旧衣服、玩二手玩具，如果一天突然得到这么多东西，很快也就习惯了奢侈。于是我们和她商量：玩具要一天才打开一个，而且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比如练钢琴等等)挣来。有些玩具，我们应该重新包装送人。因为她去别的孩子的生日派对也要带礼物，礼物要花不少钱；而她留着这么多礼物自己都玩不过来，为什么不节省一些呢？
只要我们耐心地讲，女儿总是认真地听，而且都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能够轻易说服她，主要有两个法宝：一是继续“忆苦思甜”，告诉她爸爸妈妈小时候很少有玩具，只能拿着树枝等等来玩；一是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送她上芭蕾或者钢琴课。我们的核心理论其实还是告诉她万事有一个限度，让她知道这点钱能买礼物就不能干别的了，让她自己来选择；同时，也开始教育她在自己拥有了许多以后，要想想匮乏的人。那次生日后，她自己也说礼物实在太多了，超出了她的需要。她妈妈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孩子得到生日礼物，自己完全用不了，就决定把生日礼物全部捐给贫穷的孩子。女儿听了很有兴趣，表示下个生日她也要考虑。
中国有句古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中国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维持着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许多家庭已经“由俭入奢”了。但是，教育孩子则一定要是个“由奢入俭”的过程，让她知道眼前的财富并非当然，需要努力才能得来。这样她才知道好好经营未来。
第四，谈贫说富
我上面讲过，穷困为我们教育孩子提供了富人所没有的优势。这种优势，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无论是家长和孩子，都应该为拥有这种无形的财富而感到富足。有形的财富也许需要对孩子适当掩盖，但这种无形的财富则一定要告诉孩子，让她或他为此而感到骄傲。
我们在美国曾听到过不少这样的故事：一位亲友住在个富人区，房子在我们看来已经相当好了。但是她对我们说，这样的房子，在这个区还是显得寒酸。一次女儿带同学来家玩。同学好奇地问：“你们家的房子怎么这么小？”以后女儿就再不带同学来玩了。另一朋友的孩子，对自己家的小房子是如此惭愧，乃至每次校车来家门口接送时，他都不用前门用后门，绕着走大房子邻居的过道。无疑，家境打击了这些孩子的自信心。
其实，这两个家庭在经济上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水平。如今我已工作3年了，还没有买房，租的是本区最便宜的房子。女儿请过许多小朋友来家里玩。大多数来了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来了。大概是家长看到我们家实在太寒酸，不愿意送孩子来吧。在我工作前，情况就更糟糕。全家挤在顶层的小阁楼上，女儿根本不可能请小朋友来。女儿3岁多时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就问她：“你们家怎么没有车呀？”女儿来问我们，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们没有钱买。”
这样的境况会不会影响女儿的自信呢？我们并非没有担心。女儿出生前，我们的生活圈子主要是校园，非常单纯。师生们不会以贫富来判断人，我们自然也全无阶层意识。但是，孩子一进幼儿园，特别是一上学，我们也跟着进入了真正的社会，开始碰到许多“势利眼”，当然担心女儿的心理会受影响。可是观察了几年，发现她在这方面几乎完全“免疫”，在各种群体中都表现得非常自信，既不嫌家贫，也不羡慕人家的财富。她在幼儿园时，一位4岁多的小朋友还当众骄傲地宣布：“我住在大房子里，我们家很富！”7岁时，女儿的一个小朋友来家里玩。她看了看我们家，然后问：“你们家是穷的还是富的？”女儿坦然回答：“属于偏穷的。你们家呢？”“属于偏富的。”另有一次是在学校里。当她的一个同学知道我们是租房住后，就直截了当地说：“真是太糟了，你们住的房子也不是自己的。”对此，女儿都能淡然处之，从来不觉得自己比谁低。而我们周围不少人都为女儿的快乐而感动，会问我们：“你们有什么办法让孩子这么快乐？”甚至我们健身房的一位服务人员称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乐的孩子。这些话当然有许多客气的成分。但女儿的幸福感和自信心，则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女儿生活在一个很穷的家庭却能这样自信？我以为关键在于家长的态度。一个孩子的幸福感和家里的经济状况其实并无直接的关系。她穿的是旧衣服，不是名牌，但只要很舒服，她绝不会介意。小孩子除非你特别去教，不会有什么名牌的意识。家里穷，但还是有吃有喝，她并不会挨饿。她真在乎的，其实是家长花多少时间照顾她、和她玩。很多百万富翁的子弟，因为家长太忙，无心顾孩子，住在大房子里反而很压抑。对此，任何孩子都不会羡慕。所以，在贫困的环境中，如果家长安贫乐道，并且充满自信，孩子也会如此。家长若是因为少几个钱就人前人后抬不起头，孩子就会跟着自卑。老实说，我们能够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把孩子教育成这样，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外在条件的。毕竟，我们夫妻两人都在耶鲁读 博士，属于在美国受了最好的教育的人，而且也知道贫困是暂时的，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甚至还有些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些在教育孩子中都能流露出来。而在一般的穷人中，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就实在太罕见了，他们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障碍。
不过，即使承认自己拥有许多非物质的教育特权，我还是以为我们教育孩子的态度和方法是可以传授的、可以被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所掌握。毕竟，这里最关键的地方是和孩子如何沟通，并不涉及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以下是我们和孩子交流的几个原则。
首先，要认识到穷本身是一种优越。我在上面已经反复讲过：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穷会带来许多优势，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我们夫妻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这笔财富，觉得比许多富人都富有。当家长真实地这样想和行为时，就会不自觉地感染孩子，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其实很富有。我们从来不对孩子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房子小，没有车，我们都痛痛快快地告诉女儿：家里没有钱。不过，我们同时提醒女儿：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父母没有时间和孩子玩。你愿意妈妈出去挣钱，然后买车买房子，但要找个人看你，妈妈没有时间和你玩吗？5岁以下的孩子一听到这些，马上会选择妈妈而不是房子和车。这是孩子天生的价值观念。但当大人把房子和车看得过分重要时，就会扭曲这种价值观念，给孩子带来许多心理问题。
这样说说当然是不够的，还要不停地把真实的生活展示给女儿看。在我们前后左右，有不少和女儿差不多大但身心发育有问题的富人孩子。帮助女儿观察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自己有什么，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一次我们去位朋友家。那是一个有400多平方米的豪宅。女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一进门吃惊得嘴都有点张开了。主人是个事业成功的生意人，招待很殷勤，家里也有位和女儿同龄的女孩儿。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主人把女儿介绍给自己的女儿，让两个孩子去玩儿后，心思全在招待客人上，两个小时居然不管孩子。后来我不放心，到孩子的屋里一看才知道，主人家的女儿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玩儿电子游戏，并拉着我们的女儿一起玩，我们的女儿则全无兴趣。再仔细观察，那家里儿童书籍和玩具非常少，乃至女儿无聊时找本书看都没有。后来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问女儿：“喜欢你的新朋友吗？”她淡淡地说：“OK。”我再追问：“OK是什么意思？她有意思吗？”女儿摇摇头。“为什么？”女儿这才告诉我们：那孩子除了电子游戏和电视，什么都不懂。许多自己看的书她都没有看过，谈不出任何有意思的事情。再过几天，她妈妈在谈起相关的事情时再问她：“你喜欢住那样的大房子，过那个孩子的那种日子吗？”女儿坚决地摇头：“绝不！”于是我们告诉她：看看，钱不是一切。你可以没有什么钱但很富有；也可以很有钱但很穷困，就像那个孩子一样。
在本书的另一篇文章中，我还讲到女儿的一位同班同学杰克。那孩子家里很富，有几栋房子，平时带着手机，有事情就打电话给父母。女儿一个月一美元的零花钱，都存到银行里；他则一个星期就100多块，如数花光，经常到自动售货机上买东西吃。这个孩子的父母，一天到晚忙着自己的房地产生意，电话打个不停，把孩子放在一边玩电子游戏，乃至他的阅读水平还赶不上女儿两年前的程度。因为学习差、能力低，在班里也不很人气，很少有朋友。女儿一直对他非常同情，两人反而变得挺要好。这个男孩子其实非常懂礼貌，待人很好。这也是女儿喜欢他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鼓励女儿帮助他。所以，在女儿的眼中，他不仅不“富”，而且一直是个弱者。喜欢为未来操心的女儿有时还替杰克发愁：他长大会找不到工作的，会穷的。
这一系列的经历，也许多少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还住在很便宜的房子里，女儿却一直很有信心的原因。即使如此，我还是要打预防针式地和她讨论贫富的问题。比如，当听了她告诉小朋友自己属于偏穷的家庭时，我为她的坦然而高兴。不过，有些现实，大人不提醒，孩子未必能注意到。因此那天在哄她睡觉时我还是问她：“你真觉得咱们家很穷吗？你看看：你学芭蕾、学钢琴、学中文……有多少孩子像你学这么多东西？”她马上恍然大悟，告诉我她比她班上的大部分同学课外学的东西都多，她其实很富有，而即使从物质上论，这些也都是要花钱的。我又问她：“你愿意放弃这些课，省下钱来像别的同学家那样买个大房子吗？”她马上说不愿意。最近，我们确实在考虑买房子的事情，全家还一起出去看过房子，不停地讨论学区、价格、地点等等问题。这时女儿特地插进来向我们强调：她宁愿住个小房子，可以省下钱来学芭蕾和钢琴。可见，教育和钱财对她来说都是财富。但她知道在这些不同的财富中如何做出选择。
女儿在8岁时为什么就能这么自觉地重视自己的教育呢？一大原因在于我们不断教育她：物质上的贫富都是暂时的，关键要看你自己的素质。而这种素质，又是通过教育获得的。当年我们从纽黑文的小阁楼搬到波士顿近郊的一套两卧的连体式房子中，对女儿震动很大。新居虽然属于当地最便宜的档次，毕竟有两层。那年她5岁，兴奋得跑上跑下，嘴里不停地说：“好梦成真！”她妈妈马上不失时机地教育她：“看看，爸爸工作很努力，受了良好的教育，挣来了钱，所以我们都可以住好一些。”在未来一两年(大概是她1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恐怕会买房，居住条件又会有明显改善。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教育她：“我们能买房子了。因为爸爸工作很努力。努力总会有结果的。”这样，她小小年纪就看到一个努力的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这种“人生实况转播”，也是富人家不可能做到的。一天，她练了1个小时的琴。晚上我拥抱她道晚安时说：“宝宝，你今天练琴很努力，爸爸很为你骄傲。谢谢你给爸爸当这么好的女儿！”她亲吻我的脸说：“爸爸，我也很为你骄傲！”我马上问：“你为爸爸骄傲什么？”她看看我说：“你也很努力，给家里挣了钱回来，让我们过这么好的日子。”看来，她对所有的一切很珍惜。现在她非常自律、用功，对未来非常有信心。这也都和我们在穷中发现的财富有关。
所谓“人穷志不短”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气话，而是有具体内容的实话。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第五，孩子是否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现在的独生子女，常常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被娇惯得不成样子。我们则从小强调克勤克俭，要女儿自我约束，意识到自己的“财政责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培养她“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的信心。只是和“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的那些被惯坏的独生子女有所不同，她必须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
前一节说过，女儿在教育上所享受的条件绝不比富家子弟差。当初她上1000多美元一个月的幼儿园，我们几乎要拿出所有的收入，但还是一咬牙送她去了。我工作后家庭经济状况渐好，在教育上就更是不惜工本。比如在女儿六七岁那年，她除了上学外，一度还上了钢琴、芭蕾、体操、游泳、中文、法文6个班。只要她兴高采烈自己愿意去，我们就有求必应。后来在时间和金钱上实在力不可支，才削减掉了法文、体操等等。不过，一个月的课外教育开支，也在600美元上下。而女儿的许多同学，家里住着豪宅，却很少这样投资。
我们这样做，当然和许多父母是出于一样的心情：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不过，除此而外，我还有另外的考虑。我要让孩子从小建立这样的信心：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想要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都是可能得到的。比如最近我琢磨着买房子。在网上搜房时，女儿过来凑热闹。我索性就找个最贵的房子看。那房子价值900多万美元，包括一个小湖和园林。女儿看得兴高采烈。我就对她说：“如果你真这么喜欢，长大就去买好了。”她觉得我是在开玩笑。我则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你真成功了，这900万是笔小钱。这不是超出你能力的事情。只是到时你可能发现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不想为那些钱去卖力而已。”
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我也不时地教育她：不管你想要什么，自己不努力是绝对得不到的！比如，当她不好好练琴时，我就公事公办地对她说：“好了，不想练就不练。别勉强。我们索性断了钢琴课。”我甚至曾经威胁过把钢琴卖掉。妻子常说我太过分。女儿的教母也对我有些微辞。她一直认为孩子太小，还无法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我则在这方面很“老派”。在我看来，孩子必须逐渐懂得：是她自己选择将来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她想学钢琴，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她学。记得我自己小时候有一次说想学小提琴，母亲挖苦说我天上的月亮也想要。我则绝不会让女儿觉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像天上的月亮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但是，她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她想要的东西，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的。我在督促她努力时，并不是用命令式的手段，而是把她摆在一个必须选择自己的生活的境况中：练琴确实很苦，那么你来选择要不要继续。你决定了就要自己承担后果。有时，她碰到难曲子弄不出来，对着琴直哭，不想再练。但每次我让她做选择时，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还要练。另有一次，她两天没有练琴，自己拿手的曲子竟错得一塌糊涂。我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她：“看看这两首曲子。你前几天谈得还那么漂亮。这两首曲子本来是你所有的财产。你不练，就等于自愿放弃自己的财产。”她有了这次教训后，以后温习钢琴作业就尽心多了。
我一向认为，勤奋用功、自我牺牲的习惯要从小培养，要启发孩子放眼自己的人生，理解对自己负有责任。这种习惯培养得晚，孩子就会吃大亏。我们认识一家中产阶级父母，非常富足，有4个孩子，从小很放任。老实说，那几个孩子，都很幸福快乐，也很正派，一点坏毛病没有。可惜，因为平时太放任，孩子功课不行。老大老二甚至作业都做不完，影响了成绩。家长发现后赶紧弥补，要孩子用功。但是，孩子一来没有坐下来用功的习惯，二来在学业上早已经没有了信心，三来也不明白活得本来快快乐乐的为什么突然要用功了。结果，幸福的童年一下子变得很压抑。再看看我们的女儿：从小忙得不行，但她早养成了用功的习惯，也早早懂得自己为什么用功，为什么要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学校对她来说，是个玩乐的地方，因为一切都很容易，课外的东西则难得多。所以，她在学校不仅一直非常快乐，也非常自信、非常有目标感。
以上讲的，主要是教育孩子怎么通过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里还顺便需要提出的另外一点，即如何教育孩子控制和超越对物质的欲望。小孩子都喜欢要东西，有强烈的占有欲。这是人之天性。但是，在孩子上学后，家长应该循序渐进地教育孩子，世界上还有比对物质的占有更重要的东西。
女儿上三年级第二学期时有一次考试出人意料地考砸了。那是拼写考试。一般在这种考试中，她经常拿100分；即使拿不了，也是将近100分。这次却得了60多分。连 老师也搞不清楚她是怎么回事。后来她和妈妈谈论班里其他的事情时，我们终于找到了线索。她那天和班里的好朋友伊莎贝拉交换一个文具。这么小的孩子，总是看着别人的东西比自己的好，这样的小“贸易”也是经常发生的。女儿在进行交换前还为此事和妈妈谈过两天，可见她对此看得多重！交换完后，女儿正兴高采烈之际，老师叫她去另外一个教室上高级班的阅读。等她回来，发现她交换来并小心地放在自己桌子上的文具，即一支带橡皮的铅笔不见了。再到教室里一找，发现摆在另一位女孩子珊娜的桌子上。她向对方交涉，说笔是自己的。但对方说是她从地上捡来的，就是不肯还。这时就开始考试了。女儿把自己的橡皮已经交换给了伊莎贝拉，要靠换来的那支笔上的橡皮涂改；没了那支笔，自然涂改不了了。更重要的是，自己盼了几天、刚刚得到的心爱的东西被人家给这么霸占了，心情自然很差。结果精神不能集中，考得一塌糊涂。
当她和妈妈讲笔的事情时，她妈妈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和考试的关系，只是很简单地告诉她：“你仅仅是丢了一个小东西。但是，珊娜丢的东西更多。她丢了她的诚实。你以后很难再信任她。难道这不是大得多的东西吗？”女儿豁然有所悟，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不仅很快就过去了，而且她也由此明白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孩子总是什么都想要，家长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世界上有许多比物质更重要的东西。孩子慢慢理解了这些，就能逐渐摆脱对物质的占有欲。女儿从小家贫，每天都看到别人有她没有的东西。但是，她从来不拿别人的东西，从来不和别人争东西，也很少向父母提出“别人有我也要有的要求”(至少我记不起她提出过一次这样的要求)，并且心理一直挺满足。这也是我们特别是她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的结果：不让一件小东西削弱她的大品格。
最后我还不禁要“多嘴”几句。那件事情过去后几天，妈妈问她：“珊娜拿你铅笔的事情，你告诉过别人吗？”女儿说：“没有，我也绝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一告诉别人，大家就都会觉得她是小偷。我不要大家这样看她。”后来妻子感慨地对我说，我们的女儿做人，比我们做父母的还要到家。
第六，让孩子在感激而不是怨恨中长大
我反复强调贫困可能成为教育孩子的财富，但也不能否认，物质的贫困也可能带来精神的贫困，造就失败的品格。
我在后面谈到美国的阶层分化时将特别讨论，贫困有两种：一种是境遇贫困，其贫困的原因是生活中意想不到的曲折或者不幸的遭遇，比如自幼丧父、生在贫困家庭等等。这种贫困往往是暂时的，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善。另一种则是世代贫困，其贫困的原因在于特殊的“文化行为”，比如吸毒、酗酒、性生活过乱等等。只要不改变这种“文化行为”，贫困就永远会存在。特别是如果孩子从家长那里学到了这样的“文化行为”，贫困就会不断地“遗传”。
教育孩子，首先要塑造他们良好的文化行为。对穷人来说，这一点做起来比说说要难得多。贫困给家庭生活带来了种种困难。这些困难，使孩子得不到别的孩子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东西。如果家长教育不当，这些孩子的心里就会产生怨恨情绪。许多这种怨恨情绪，也并非没有其合理性。不过，家长的责任，是要孩子不要怨恨而要感激，要让他们珍惜自己有的东西，不要总想着自己没有的。在怨恨中长大的孩子一般没有好前途；在感激中长大的孩子，则比较容易成功。
就这个问题，我曾和女儿的教父教母讨论过。他们是典型的自由派的美国人，忠诚的民主党，对种族歧视深恶痛绝，认为美国社会对黑人中的种种问题负有责任，拥护对黑人在各方面给予特别照顾的“种族平权”政策。不过，最近几年黑人社区中出现一些保守主义者，认为“种族平权”的政策培养了黑人的受害者情结，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比如，在“种族平权”的政策下，黑人孩子上大学考分可以比其他族裔子弟要低得多。一个穷华裔的考分比一个富黑人高，得到照顾的往往是黑人而不是华人。这样，一些黑人就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应该凭低考分接受照顾而上大学，不必用功读书。当一个种族的自我期望值这样不断降低后，这个种族就永远不能成功。
我对女儿的教父教母解释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拿在北美的华裔作为对比。大约10年前，加拿大的华人曾经在一次重要的大选前提出加拿大政府必须对当年歧视华人行为道歉的要求。这一背景是：在上个世纪早期，加拿大像美国一样，受排华风潮的影响，对华人有种种令人发指的歧视政策，华人当时的境遇并不比黑人好。到了90年代，社会变得文明多了，克林顿政府还代表美国政府向黑人道歉。既然如此，为什么加拿大政府不能同样地向华人道歉呢？当时，《世界日报》上有一位老华人写了一篇文章，反对道歉的要求。他的立场是：加拿大政府过去歧视华人当然是不对的，也无法为之辩解。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毕竟人家早已经改正了。再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来到加拿大的华人，虽然受尽种种磨难，但毕竟比在自己的国家所受到的待遇好多了。人家对我们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对我们不薄。我们也应该有感激的地方。这一点，把自己的生活和国内人的生活比比就明白。看看周围这些加拿大人，我们心里很明白：他们也认为政府一个世纪前歧视华人的行为是可耻的，相信到一定时候他们自己会表明态度。所以，道歉的事情，以后可以慢慢议论。但像现在这样借大选向政府进行政治逼宫，未免不厚道(据说几年后加拿大政府也道歉了)。
我借此事说明中国人和黑人在美国有着怎样不同的传统，以及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成功、黑人为什么那么失败。一言以蔽之，在美国，华裔子弟在感激和责任中长大，觉得这个国家和家长给予自己的已经太多，自己应该有所作为才对得起这一切。黑人则在怨恨和愤怒中长大，觉得自己的苦境全是别人造成的，别人必须为自己负责。具体而言，中国人在美国也受到许多种族歧视。特别是那些上个世纪初作为劳工来的唐人街华人，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忍辱负重。但是，华人在看到自己受歧视的同时，总能看到一些积极的东西，看到这个社会给自己提供的机会。华人家长教育孩子总会这样说：“看看你生在这里多么运气！还不好好努力！你要是嫌这嫌那，就回中国看看！”结果呢，这么教育出来的孩子往往珍惜自己的机会，很快也就经过自己的奋斗而获得成功。
相比之下，黑人孩子从小得到的教育是，我们的祖先作为奴隶被卖到这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剥夺我们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现在的一切问题，都应该社会负责。虽然美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对黑人有许多特别照顾；但是，许多黑人青年觉得社会欠他们的债是永远也还不完的，他们自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这些人的道理对不对？从历史上看可以说基本是对的。黑人受的苦难以及美国对黑人犯下的罪孽实在是罄竹难书。但是，如果你只用这一套教育孩子，孩子就总会觉得别人欠着自己许多，自己没有必要为别人、为社会做任何事情。我刚刚到美国时，就看见电视采访贫穷失业的黑人：现在麦当劳有1小时5块钱的工作，你去不去？结果，被采访的在美国长大的黑人，都说不去。理由是钱太少，社会不公平，他们宁愿失业。但是，那些通过移民刚刚来到美国的黑人，都争先恐后地要去，说他们不嫌钱少，因为“你总得从某个地方起步”。他们珍惜的是机会。其实，拳王阿里早就是个明白人。他年轻时是黑人反叛的偶像。但是，年长后跑到非洲一看，直言他非常感到幸运自己的祖先被卖到船上运到美洲来。可惜这一近乎冷血的现实，是黑人社区很少意识到的。
讲了这么多，并不是要讨论美国的种族问题，而是要讨论怎么在困境中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也许有充足的理由把自己家庭的贫困归结为社会的不公平。但是，如果只告诉孩子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就可能总觉得社会亏待了自己。一个人如果这样陷入受害者情结中不能自拔的话，就不可能成就任何东西。最近我就听说了许多中国贫困大学生出现信誉问题。比如，有位大学生得到素不相识的人捐助读书后，偷偷辍学，并继续向捐助人要钱，拿了钱去做买卖，被发现后一度还拒不道歉，甚至把人家捐赠的4万元说成几千元。这种人的心态也不难理解。他想的是：我一切的不幸都是因为社会不公。我自然应该能偷什么就偷什么，反正社会欠我的是永远也还不完的。人要走到这一步，就无前途可言了。我们要特别警惕的是形成一种使穷人永远穷下去的“穷人文化”。
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则正好相反：不管自己怎么贫困，要让孩子学会感激、学会珍惜、想到对他人的责任。这一点做起来并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家长可以为孩子做任何牺牲，从不求回报。但是，这种感情无论如何伟大，如果表达方式不对，就会给孩子带来一切都是她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甚至是别人欠她的心态。久而久之，孩子就可能变得自我中心、目无他人。所以，我们从小就特别注意消除女儿心中那种理所当然的感受。比如，家里的好东西当然最终是要给她先吃。不过她妈妈不时提醒她：爸爸很辛苦，你要想着爸爸一些，不要忘了是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你才有这些东西吃。所以，女儿对所有的一切都特别珍惜。一年一次的圣诞节，她可以写信给圣诞老人，要求自己最心爱的礼物(当然这些礼物要家长照着她写下的单子偷偷地去买)。可是，即使她还相信圣诞老人、相信自己要什么圣诞老人都会给，她每次要的礼物，一般就是两件，总共价值大概也就十几块钱。最近的一天，她从学校刚刚下了小提琴课，突然满脸涨得通红地问来接她的妈妈：“妈妈，我是否下学后还有些时间？而且，家里还有一些钱？”妈妈一问究竟才知道，她的小提琴老师鼓励她参加乐队。不过，为了参加乐队，最好要另外再上一对一的小提琴私人课。她做梦都想参加乐队。但是，她知道另外上课对家里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问起来格外紧张，生怕自己要求太多了。
我们在买东西时不时地告诉她：你如果要这个，爸爸妈妈要如何工作才能把钱挣来。最后让她决定是否买。结果，她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不买。甚至对她的教育投资，我们也告诉她代价是多少。比如，如果她决定学钢琴，我们就要告诉她需要花多少钱，我们为此不能住大房子，等等。她由此意识到，学钢琴不仅她自己要用功，别人也为了她的学习而用功。这样，她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且永远感念着别人为了她的机会所付出的东西。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经常为基督徒那种感恩的生活态度所感动。比如，一次我去一位常青藤的校长家，吃饭前，全家围在一起，手拉手祈祷，感谢上帝给他们饭吃。地位如此之高的人，竟会为几块简单的面包和色拉感激涕零，可见为人之虔卑。信不信教，是孩子的自由。不过，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心怀感激地成长。看看她现在这种快乐、自信、善良的性格，我就知道这种感激之心也在不断给她带来报偿。
第七，让孩子早早打工
一天，女儿放学带回来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冰箱清洁：想要一个亮净净的冰箱吗？请给库珀打电话！”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一家公司的名片，但仔细再看，发现上面写着：“库珀·绍恩哈勒：8岁，但工作勤奋，起价5美元一个冰箱”，并有他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再问女儿，才知道库珀是班上功课顶尖的一个男孩子，起初是给父母清理冰箱，干完拿到5美元，尝到了甜头后，就开始给邻居清理冰箱，赚了不少钱，于是做了名片，开始扩张自己的生意。另一个男孩子理查，也是功课顶尖的一位，立即效仿。于是两人开始联合经营。库珀一直学大提琴，他和理查到人家里，理查负责清理冰箱，库珀给主人拉琴，收费翻倍，也就是清理一个冰箱10美元。这还不算，库珀还在家里举办演奏会，一张票5美元，不少邻居还真去听了。不过，这样挣来的钱，一半要缴给父母作为场地费，因为房子是父母的。美国社会的社区精神非常强，邻里守望相助，虽然一个孩子的大提琴水平还很稚嫩，但为了鼓励他，大家还是心甘情愿地掏钱买票。
这一故事说明了美国的一个社会现实和价值观念：许多家庭总是让孩子早早出去打工。孩子一到法定年龄(一般是13岁左右，在这方面各州法律不一样)，家长就迫不及待地给孩子找工作。像库珀这样8岁开始打工的，也不算异数。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这些孩子打的都是很“下等”的工，比如餐馆的跑堂、超级市场的收银员、给人家看孩子、当清洁工等等。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我将会介绍：美国这种“童工”，常常出现在教育良好的中高产阶层，穷人的孩子反而打工的少。有统计数据表明，打工开始得越早的人，日后的平均收入就越高。因为打工早，说明你的“事业”起步得早，在竞争中先声夺人。
我们不妨看看这些童工通过打工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前述的《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Jonathan Clements讲他的女儿在当地一家餐馆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有了自己的收入。这就使她可以利用自己的部分收入开了一个独立的免税退休金的账户。美国退休金制度相当严格。一般有固定工作的人，工资中都有一定的比例被作为退休金扣除，同时单位再追加一定比例的钱，由此形成退休基金，用来投资，并且投资形成的增值是免税的。到你退休时，这笔基金就会滚得相当大，得以维持你的退休生活。临时工的收入，则不在此列。不过你如果愿意，也可以开自己免税的退休账户。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刚刚在餐馆拿到第一份工作，就考虑退休的问题，是否有些过分呢？这位Jonathan Clements先生说：“我从来不指望这点钱能解决女儿的退休问题。但是，这一账户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向孩子展示了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是如何升值的。”如前所述，华尔街对成功人士的基本素质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能够推迟欲望的满足，能够有长远的规划。这一退休账户一下子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孩子把能用来满足自己眼前欲望的钱存起来，并通过这样的推迟，为未来进行规划。具体而言，她在十四五岁时，就为自己六七十岁时退休后的生活进行了周到的设计。
最近美国发生次级贷款危机，则从相反的方向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次级贷款，主要发生在房地产贷款上。传统的贷款方式，要求你买房子时支付20%的首付，然后最好是以30年的固定利息分期付款(按月支付)。但是，许多人看着别人买了50万的房子，自己没有那个收入，拿不出10万的现金作为首付，变得急不可待。于是有人发明了次级贷款：不需要首付，而且头两三年分期付款的利息很低，号称是“引诱性利息”。但是，两三年后，利息猛涨，可以从4%涨到15%甚至更高。许多人到时候付不起钱，因此破产。再看报纸上讲的那些因为破产把房子拍卖掉的人，大部分是穷人。为什么？穷人经济条件差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行为：他们不仅不知道如何推迟欲望的满足，反而超前进行欲望的满足，乃至连两三年后的规划也不会做。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超前消费的时代，而且这种超前消费都已经制度化了。在美国，你无论买大件小件，几乎都可以分期付款，甚至有推迟付款的。这种制度化的商业结构，给你提供了两种机会：一是提前进行欲望的满足，先享受后付账；一是进行投资，即在自己现金不足的情况下，先购入基本生活资料或者生产资料(如汽车)，开始自己的事业(比如有了车可以使你接受一些远途的工作)，然后按期偿还借款。那些知道推迟欲望满足、进行长远规划的人，就可以利用这样的制度对未来投资。那些没有这些训练的人，就像那些看着别人住大房子自己也要住的人一样，跳进了类似次级贷款式的火坑。
早早打工并用打工的收入进行精明的投资，训练了孩子推迟欲望满足、通过工作达到自己的目标的习惯和能力。不过，这些训练的收益还远不止这些。童工干的是最低端的工作，而且经常一对一地和顾客打交道。比如在街上摆摊，对人的沟通、取信和说服的能力是非常大的考验。一次听前美国银行总裁的演讲，他就强调：不要把银行看成是高高在上的百万富翁的游戏。说到底，银行是零售的买卖。不懂这些，你管不好银行。其实其他行业何尝不是如此。最近美国总统大选的预选，在衣阿华和新罕布什尔州竞争得如火如荼。这两个州人口很少，候选人要面对面和选民接触，进行“政治零售”。许多票是一张一张拉来的，我称之为是选总统如“选村长”。比如，新罕布什尔州一位老年选民，由于退休金不足，支付不起自己的药费和冬季取暖费，她跑到奥巴马那里当面问：你的政策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她同样的问题，也拿去问另一个候选人爱德华滋。谁的政策能解决她的问题，说服了她，她就投谁的票。而这是预选中的家常便饭，是典型的政治零售。你要是从小摆过摊，向顾客一对一地兜售惯了，面对这样的局面就容易赢。可见，十几岁打工时学的那些本事，对夺取世界最高的权力，也还是十分有用的本钱。
在美国你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就是人们对这些打“低等工”的年轻人的尊重。这里当然体现了其宗教和社会文化传统对平等的崇尚。不过，我需要特别强调：美国也一样有许多势利之徒。可是，即使是这些势利之徒也明白：在饭店、餐馆服务的那些小工，并不是一辈子就干这个的。人家可能是百万富翁的子弟，也可能日后成为华尔街的精英，如今不过是当学徒而已。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今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伯南克，上中学时两个夏天都在餐厅当跑堂，一个夏天在建筑工地干活儿。可是，他后来进哈佛读本科，到MIT读经济学博士，31岁就成了普林斯顿的终身 教授，并很快成了系主任，最终接过了格林斯潘在联储的权杖。可见，这位主掌美国经济的“一把手”，他的经济学起步大概是从当跑堂时收银算小费开始的。你如果就凭兜里有那么几个钱，出去吃顿饭要在这种服务生面前摆谱儿，怕也是丢自己的脸了。
中国乃至亚洲的观念都正好相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孩子不读书跑到街上打工摆摊就属于不务正业、浪费青春。2000年我在日本时，看电视里报道为准备高考而开设的精英寄宿学校，全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孩子用功是用功，早晨一声口哨全起来，十几个小时一直读到晚上。但是，孩子们的脏衣服从来就是脱下来随手仍在床上，有专职的服务人员负责给他们洗。这样的高考精英，似乎就是在试管里培养出来的。也难怪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繁荣了半个世纪，但若以人均优异人才的出产量(如人均诺贝尔奖得主)来算，比欧美低得多。中国也大同小异。几年前清华的学生要在校内开小买卖，还被校方给禁了，说这会影响学业。社会对这些在“伺候人”的行业中的从业人员，也没有基本的尊重，常常在人家面前趾高气扬，因为社会精英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不会“沦落”到“伺候人”的行业中。而中国的大学生毕业后高分低能、适应不了社会的现象，就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对美国人这套华尔街式的教育法，当然没有必要照搬。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如果你能通过不同的、更便捷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标，自可以走自己的路。比如，女儿给我们讲了库珀和理查的业绩后，我们也非常动心。毕竟，女儿的钢琴要比库珀的大提琴水平高多了，她应该得到奖赏。另外，她也找一切机会帮助爸爸妈妈做家务，我们似乎也该有所表示。可是，最后我们讨论后还是决定按兵不动。第一，我们家里地方狭小，根本不可能开演奏会，要开也要等买了房子后再说。第二，通过我们的教育，女儿很关心钱。不过，钱对她来说，基本还属于一种概念性的东西，她用钱的概念来理解生活中经济的面向，钱并不构成她渴求的对象。有时我和她在房地产的网站上搜房，发现几百万的豪宅，她喜欢得不得了，知道家里没有钱买，但也不会因此想钱想个不停。她帮父母干活，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但也不是被钱所驱动。于是我们分析后得出结论：她感情上非常满足，内心对钱有智力上的好奇，没有直接的饥渴；她一直帮助他人、帮助父母，而且工作非常努力，也不是被几个钱所驱动。也许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过分理想化，我们觉得她生活的动机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对他人的爱、同情和责任，她已经有了；现在不打工也罢。以后家里有了条件，开个收费的演奏会倒是个好主意。这样毕竟可以非常直观地向她展示自己努力工作的价值。可惜目前我们操不起这个心。
总之，每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的条件也不一样，教育方法也不必千篇一律。不过，即使我们不去“照搬”人家的方法，也要理解人家这样做的原则。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库珀的家长让孩子在家里开演奏会还要收场地钱，把家庭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这典型地体现了美国社会金钱万能、人情冷漠的现实。其实再分析一下就明白：库珀家有个能开演奏会的大房子，父母收入肯定不低；况且整个过程肯定需要父母帮着设计筹划，来那么多人，父母也要一一接待，时间精力赔进去不少。真要算经济账，大概父母赔得一塌糊涂。他们之所以向孩子收费，就是从小让孩子明白一个简单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白来的东西，你必须通过对社会做出贡献而得到报偿，通过努力而获得成功。库珀在名片上骄傲地写下：“8岁但工作勤奋”，这也是他父母要培养的工作伦理。美国社会的成功、个人的成功，也是这种工作伦理的反映。我在下面的《美国人为什么不肯留钱给孩子》一文中还将讨论，美国的父母从小就灌输给孩子一个严格的概念：父母的钱不是你的，你对父母的财产不具有天然的权利。父母的财产，是父母通过对社会的贡献而得到的报偿。你能得到什么报偿，要看你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归根到底，这还是一种平等的意识。也恰恰是这种平等，培养了人的责任和尊严。有这种责任和尊严的人日后事业成功，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八，培养一个负责的孩子
中国人对美国人有许多先入为主的看法。比如，美国人到了18岁就将孩子扫地出门，什么也不管；美国孩子没大没小，还叫父母的小名；等等。
我不能说这都是些无稽之谈。比如，我读研究生时在纽黑文的房东，是我的同龄人。她父亲是消防队员，收入相当好，除了自己的住房外，还有一些出租的房产，并在佛蒙特州有一栋大别墅。她的兄弟都很潦倒，甚至有进监狱的。她则是全家唯一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但是，高中毕业，父亲放手不管。她工作到了三十五六岁才开始读夜校，满足自己的大学梦。这大概就是十七八岁父母不管孩子的例子吧。不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美国的孩子叫自己父亲小名的。另外，中高产阶层基本都会供子女上大学，除非经济上窘迫得支付不起。甚至有研究表明，如今美国人的青春期到了28岁左右才结束。许多孩子大学毕业还住在家里。
美国家长在支持孩子的教育方面，热情不下于中国家长。能支持多久，则要看家庭的能力。那些富裕家庭，自然给孩子的支持更多一些。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美国，即使是很富的家庭，家长在支持孩子的同时，也让孩子明白：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比如我反复提到的《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Jonathan Clements，看起来就是个相当富裕的人。他育有一儿一女，一个15岁，一个19岁。他不仅支持孩子读大学，甚至连孩子结婚、买房都要管。这是一般美国家庭力所不能及的。只是他要让孩子们知道，他的支持是有底线的。
先说上学。他自己的大学就是靠父母供应的，他自然也这么对孩子。比一般美国人幸运，他的孩子大学毕业时没有欠任何债务，一切都由父母付了。不过他也告诉两个孩子：读本科不用为经济问题操心；但要是读研究生，那就得自己贷款了。这也是美国中高产中很流行的做法。比如几年前我们认识一位耶鲁的本科生，家里也是很富。不过，他5月份毕业典礼，6月份父亲就不再往他的账号上汇款了，找不到工作就有生存危机，所以毕业的时候非常有压力。
那么，怎么帮孩子买房子呢？Jonathan Clements的办法是在孩子上中学时就给他们每个人一笔1 5万美元的房基金，让这一基金在股市上升值。等10年20年孩子结婚时，有多少算多少，估计肯定不够支付20%的首付金额，但这笔基金向孩子显示了如何为自己的基本生活投资的道理，同时分担了年轻人成家立业的一些财政压力。不过，孩子必须懂得自己的责任：父亲的钱非常有限，剩下的责任要自己承担。
买房子仅有首付还不够，还要有财政信誉，这样才能拿到低息贷款、大大提高自己的支付能力。于是，Jonathan Clements在孩子上大学前后，就帮孩子申请了信用卡，附属在自己的名下。一年后，孩子使用信用卡负责，有了初级的信誉，就可以自己申请独立的信用卡。当父亲的职责是教导孩子：每个月用信用卡消费时，一定要计算自己月底的支付能力。信用卡上借的钱，每月按期偿还。长此以往，孩子就成了有借有还的模范公民，信誉历史非常好。等到买房子时，靠这个信誉历史申请到的贷款，利息可以比别人低很多；在30年的分期付款中，每月甚至能省几百块钱。可见，信誉这种品性，在市场经济中马上能转化成实打实的财富。这是富裕家庭留给孩子的重要“遗产”。
除了买房子外，就是结婚。豪华铺张的婚礼，在美国也很流行。联邦储蓄银行2004年曾做过一个调查，美国有96%户主为65～74岁的人的家庭有储蓄(这属于功成名就、比较富裕的年龄层领导的家庭)，不过其中等储蓄水平(包括银行存款、股票)才36100美元。可是，许多家庭为了一个婚礼就花掉了两三万。Jonathan Clements于是决定：每个孩子结婚，他给五千块。孩子爱怎么花怎么花。其他就不是他的事情了。这样，孩子就学会了为自己的生活计划。
综合起来算一下，这位富裕的父亲给孩子的现金，不过是一人两万。其中1 5万是房基金，另外五千是结婚费用。但是，他传给孩子财富的要远多于此：他给孩子提供了免费的大学教育，给孩子奠定了财政信誉，教给孩子怎么规划未来、怎么投资。即使是那两万现金，也在他监督经营下增长了许多。老实说，两万美元的现金对中国家长来说也是小意思。有个朋友的独女大学毕业刚刚交了男朋友，家长就把她叫来说：“我们家里存了50万，40万给你。”这种慷慨，已经到了无私无条件的地步。但是在我看来，这样做其实给孩子并没留不下什么。这40万可能被挥霍，可能被男友骗走，当然也可能被她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依靠。但到头来，她这辈子还是让人担心。真正想不为孩子的未来担心，还是值得体会一下华尔街教育孩子的道理，让孩子有良好的做人品性、严格的行为规范。
第九，教孩子发展稳定的人际关系
小女7岁半的时候，回家讲述了她的一个朋友的奇怪行为。这位女孩儿名字叫奥莉维娅，很聪明也很漂亮。不过，她似乎在两性方面成熟得非常快，一天到晚花心思追男孩儿。她不仅教女儿如何搔首弄姿地勾引男孩儿，甚至还说：你应该让某某男孩爱上你，然后再把他甩了，让他心碎。
如今的孩子性成熟时期不断提前。听到这些事情，我们当父母的当然非常警觉，生怕女儿学坏。不过，通过和女儿的谈话和反复观察，我们得出结论：她在这方面并没有过早成熟。她讲这些事情是作为笑谈而讲的，觉得太奇怪、好玩儿了。我们如果小题大做，让她以后不再接触那个女孩儿，则可能适得其反。第一，她们在一个班，肯定避不开；第二，女儿并不把这个当回事，我们要太当回事，会加重她的好奇心。所以，我们决定不就男女这种事情发表过多的意见，只是跟着女儿一笑了之。
但是，这件事情也不可以轻易放过。我们还是力图通过这件事情给女儿上一课。女儿从小在幼儿园就学“黄金定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一直信守不疑。于是我们就从这里讲起：
“你愿意听奥莉维娅的主意，欺骗并伤害那位男孩儿吗？”
“不愿意。”
“为什么？”
“那样太坏了。”
“为什么那样太坏了呢？”
女儿一时想不出道理来。我慢慢地启发她：“你愿意别人这样欺骗和伤害你吗？”
“不愿意。”
“那么黄金定律是什么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女儿一下子豁然开朗。
不过，我还要接下来教她一下更实用的人生技巧。我让她想一想：
“奥莉维娅这样做，对别人不好，不公平，但对她自己好吗？”
“……”女儿一时说不上来。
我进一步问：“如果你知道她对别人做了这些，你以后还会相信她吗？比如，她要和你做朋友，你觉得她靠得住吗？”
女儿赶紧摇摇头。
我再推进一步：“如果她对几个人都做了这样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她喜欢骗人，喜欢伤害别人，那么还会有人做她的朋友吗？”
“恐怕没有了。”
“如果她在学校一个朋友也没有，她会过得高兴吗？”
“不会。”
最后我告诉她：做人首先要取信于人。这不仅是对别人公平，对自己也好。你做人光明正大、有信誉，别人就愿意当你的朋友，愿意和你合作。当你真有需要时，别人也会帮助你。女儿听了很是信服。
许多家长也许觉得，这些不过是些道德说教。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重视道德，自然人们不会觉得这种道德说教有多大意义。这大概也是我们世风日下的一个原因吧。不过，我在这里讲的还远远不止是道德问题，而是如何培养子女日后成功的“文化行为”。
简而言之，那些善于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创造稳定的人际关系的人，一般都比较成功；那些无法创造稳定的人际关系，甚至致力于颠覆稳定的人际关系的人，一般事业都比较失败。男女之间的关系，只是人际关系的一个特例而已。如今“一夜情”“换偶”等等成为崭新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些专家出来鼓吹，称这是一种进步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婚姻太单调、太压抑人性了。其实，大部分家长都不愿意子女走向“一夜情”“换偶”的道路。这并非是这些家长顽固不化、跟不上新潮，而是他们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生活太不安定、太容易失败。人的生活和事业的成功，不可能离开稳定的人际关系。
我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已经提及，结婚并有着良好家庭的人，一般属于喜欢稳定的人际关系的人。从各种收入的统计数字看，他们在社会上的成功率也比较大，生活也比较幸福。比如，2006年底Pew研究中心进行的关于“幸福”的调查，就雄辩地证明了婚姻家庭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该中心是美国声誉卓著的民调和政策研究机构。调查方法非常严格准确。该调查发现：34%的美国人感到“非常幸福”，50%“相当幸福”，15%“不怎么幸福”，1%“不知道”。从幸福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看，有钱的人幸福，信教的幸福，共和党比民主党幸福，白人比黑人幸福，健康的比不健康的幸福，结婚的比不结婚的幸福。
这里对人的幸福感影响最大的，是财富和婚姻。这听起来也很符合人们的常识。10万美元家庭收入的人中，有49%“非常幸福”；7.5万到10万这一档则有38%；到3～7.5万的家庭收入水平，“非常幸福”的比例降到33%；而3万以下家庭收入的，仅仅24%的人感到“非常幸福”。婚姻对幸福的影响同样鲜明：结婚的人中43%感到“非常幸福”；未婚者只有24%有这个感觉。换句话说，你家里一年挣不到7.5万(美国家庭平均收入是5万美元左右)，你的幸福感就达不到美国人的平均线(34%“非常幸福”)。而7.5万不是那么好挣的。但你要结婚，幸福感不仅大大超过这条平均线，而且直逼那些家庭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
这一调查，也可以和过去相关的研究互相印证。美国曾有本畅销书，叫《百万富翁的意识》(The Millionaire Mind) 。作者采访调查了许多家资百万以上的成功人士，即美国的中富阶层，发现这些人共有的品性之一，就是大多维持着一个婚姻，家庭非常稳定。其实这和一般的经济学是一个道理。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需要稳定的环境。这种稳定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动乱而已，而且包括契约的履行、政府接受法律的约束。这样，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都对别人的行为可以有理性的预期，并针对性地计划自己的行为。这样创造出来的秩序，才能导致繁荣。做人也是一样。在稳定的人际关系中建立自己的信誉，别人就认为你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你也认为别人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这样才有良性的互动，使彼此都可以根据对方的行为对自己的事业进行长远规划，最后大家都获得成功。试想：作为一个企业家，你面对两个出价相同的生意伙伴。一个属于“一夜情”、“换偶”式的玩主，今天还不知道明天晚上和谁睡；一个是好父亲、好丈夫、忠心耿耿的一家之主，工作完了马上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你几百万的买卖，交给谁放心呢？我曾认识一个耶鲁的女生，毕业后通过中介找工作，双方约好了在一个大城市的机场见面，由对方安排下面几天的活动。她人生地不熟，和对方也从来没有见过面，这样把自己交给人家安排，心里当然忐忑不安。可是，一到机场，发现对方带着自己的妻子在那里等候、温文尔雅、体贴入微，一下子就放了心，跟着人家到旅馆安顿下来。可见，家庭和你的事业是分不开的。有时稳定的家庭是取信于人的证明。一位亲友和美国人做生意，最大的一个感受是美国人非常喜欢问你的家庭情况：妻子怎么样、儿子怎么样；而且你这次告诉他们的事情，几个月后人家还记得清清楚楚，说明不是虚伪的应酬。
要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从小就应该培养她或他建立和发展稳定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人是社会的动物，必须通过别人的信赖才能成功。女儿在评价她年级里一个一直试图讨好她但被她所回避的男生时说：“他很善于交朋友，但却不善于保住自己的朋友。”看来，这也是她评价人的一个重要指标。她自己则有个小小的，却是很稳定的朋友圈子。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做人成功的证明。
美国高中的两极分化
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媒体的热点。而这种分化还在继续发展。众所周知，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美国教育的两极分化程度，也许比目前的贫富分化更令人震惊。
看看去年的《新闻周刊》就知道，4月份一期的封面故事是“辍学之国”，副标题写道：“30%的美国高中生将在毕业前辍学！”9月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也指出：由于基础教育的失败，美国40% 的大学生要上特别的补习课程，在2006年参加ACT考试的高中毕业班学生中，只有27%在生物课程中达到了大学入学水平，在代数上则仅有42%，在社会科学中有53%，在英文作文中有69%。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学生，达不到大学入学的标准。
而另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是评比美国最好的公立高中，展现的是迥然不同的景象。当然，这个评比不是衡量学生的绝对学术水准，而是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教育机会。一些富裕地区的精英学校，因为学生的成绩更依靠家庭环境而不在榜上；但一些学生来源差的学校因为能更有成效地刺激学生的进步，反而榜上有名。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排名还是透视出美国高中教育的趋势。排在第一的是达拉斯的英杰高中(Talented and Gifted)，那里平均每个学生参加了14.128门AP或IB考试。所谓AP是指“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本是为给少数优异的高中生提供提前修大学课程的机会而设立。这一课程的考试分许多科目，通过后进入大学可以免修相应课程。IB则叫“国际中学毕业考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本是给周游世界的国际精英的子弟开设的国际学校的考试，水平甚高，也享受和AP差不多的地位。由于目前美国大学竞争激烈，一般的高中课程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AP和IB大行其道，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无怪有人说，大学低年级的课程现在已经被搬到了高中。
高中生修了十几门大学课程后，进了大学会干什么呢？最近《纽约时报》在周末教育专刊上刊登一篇题为“难以置信”的文章，讲述了这些孩子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麻省理工或耶鲁的课程，竟远赶不上他们高中课程的难度！
Regina Goldman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她目前在耶鲁大学读三年级，这学期上了一个美国研究的高年级讨论班。一般而言，高年级讨论班在本科生的常规课程中是最有挑战性的了。但是，这门课的难度和要求，远不如她高中的美国史必修课难。那门高中的课是如此具有挑战性，乃至她上完以后，再不敢学历史了。直到上了耶鲁后，她突然发现：“天呀，在耶鲁，这里的历史课容易对付多了！”
麻省理工也许是美国最难读的大学。可是，一个叫Jeff Zhou的华裔新生进校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如同度假。他选的课其实很重。但是，他考大学时，考了10门AP，全拿了高分，又学了3年高级化学课程。到麻省理工头两周，上了许多课但仅记了4页笔记。用他的话说，这里的课基本还是高中课程的复习而已。他这么个好学生又不需要复习。于是，他玩水球，冲浪，飞盘，甚至看电视连续剧。连他自己也说，他实在不该这么放松。
这一切，并不说明美国一流大学的水平降低了，而是高中的水平提高了。学术成就，已经成了美国中高产阶层家庭文化的标志。前面那位Regina Goldman高中上的是一所声誉卓著的私立学校。她那时一天的日程是，早晨6点15分开始游泳训练，到半夜一点钟完成所有的作业，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用她妈妈的话来说：“你从一年3万多美元的教育中还能期待着什么？”不玩命不行！我去年夏天碰到一位从波士顿拉丁学校毕业的中国裔女孩子，刚刚考进哈佛。她从12岁起，每天仅有不足7小时的睡眠。这样努力的结果是水涨船高，竞争好的大学，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用一些教育家的话来说，这些孩子就像是职业运动员一样：从小集中精力，严格作息制度，专业化，追求优胜。他们那些受了良好教育的家长，一遍又一遍向他们灌输这样的哲学。同时，这些家长也都知道，他们如果现在来考大学，他们的程度，已经根本进不了他们当年进的大学。
其实，如今高中生的“厉害”，已经不能用AP课程来概括了。在一些顶尖的高中，课程已经进入了“后AP时代”。比如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佛逊高中是一所优异的公立学校。学生可以在14门“后AP”课程中选课。上这些课程的先决条件，是在有关AP课程中取得良好成绩。这些课程包括许多非常前卫的题目，比如bionanotechnology，学科太新，中文里还无词可译，主要是研究小生物组织和技术的关系。另外有非常高级的数学课程，如复分析(complex analysis)，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用于物理、电子工程、流体模型等应用分析。讲授这门课的，是George Mason大学的教授、前数学系主任Robert Sachs。他说这门课用的材料，和大学里三四年级的课程是一样的，非常接近麻省理工的荣誉课程的水平。上这门课，不仅要事先上AP的微积分，还要在此之后再上满满一年的高等数学。但是，尽管设了这么高的门槛，在这所高中中竟有35人选这门课！可想而知，有多少高中生已经在这方面达到了大学高年级的水平。该校学生服务部的主任说，实际上，许多刚上高一的学生，就已经通过了微积分的AP考试。
高中精英如此优异，自然向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怎么进一步激励这些优异的学生不断成长？一流大学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许多大学，开始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研究机会和跨学科的课程，鼓励学生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不同的领域。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本科生的数字，从每年三百增加到了每年两千。该校生物学教授Russell Fernald特别强调实验。他说：“在课堂上，我们讲授我们知道的东西，不讲授我们不知道的。但在实验室，学生被推到前沿，要面临未知的东西，探求发现的秘密，要决定问什么样问题才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些大学还鼓励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让他们到社会中锻炼，发现自己的才能和不足。比如，布朗大学三年级的女生Carly Rush就是从托马斯·杰佛逊高中毕业的。她在应付功课大有余力的情况下，投身政治，组织本校民主党俱乐部的活动。等她毕业时，也许已经是位颇有经验的政治家了。
美国的高考指挥棒是怎么指挥的
夏季到了。在美国到超级市场买东西，到处可以见到十几岁的小孩子彬彬有礼地为你服务。我马上意识到：这又到了孩子们暑假打工的季节。
从中国初来乍到时，很难理解在美国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为什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出来打工。难道家长就缺那么几个钱吗？难道不怕这些孩子耽误功课吗？中国中产阶级的家长，绝不这样亏待孩子！
未成年人打工，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不久前，国会刚刚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议案。反对的人声称，最受这一议案伤害的，就是那些打工的孩子。因为拿所谓最低工资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非法移民，一类是未成年的孩子。美国的许多服务业，如旅店、商店、旅游、夏令营等等，都靠拿最低工资的未成年人来降低成本。最低工资一涨，许多雇主可能就不再给这些孩子工作了。这一论断是非如何，还要等时间来证明。不过，这种观点本身，就说明未成年的孩子打工在美国社会是多么天经地义。
当然，一些下层的家庭，孩子打工乃生存之必须，毋须多论。但大部分孩子打工，恐怕还是出于教育的需要。我8岁的女儿在学校中大班的同学，父亲在哈佛工作，母亲平时领她上各种各样的班，45分钟的钢琴课就要50美元，家里不像缺钱的。可是，她还差几个月就到了13岁，是合法打工的年龄，她母亲骄傲地向我们炫耀她给别人看孩子的照片，暗示也可以看我的女儿，显然没有到法定年龄就“抢跑”了。那些有十几岁的儿女的家长夏天一见面，问起彼此的孩子，往往第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夏天的工作。
事实上，最近孩子打工的风气渐落，美国的教育界已经感到危机。比如，最近《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塔夫脱(Tufts University)等几个精英大学已经开始重申：在申请大学时，有打工的经验对你绝对有帮助！
根据美国政府劳工部的数据，2000年6月，60%的美国青少年都在打工。90年代末曾跳到60%以上。不要忘记，那些贫民窟的孩子，往往是不打工的。把他们和一些行为不端的孩子除去，一般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打工。孩子夏天不打工，和成年人不工作几乎是一样的异常现象。但是，今年6月，青少年打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49%。短短7年就出现两位数的下跌，不能不引起的教育工作者和部分家长的警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下降？这里的一个要害，就是大学申请。美国大学申请不仅仅看考试成绩，还要看你的生活经验、课外活动、社会成就。如今入学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家在这些方面也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上流家庭，借助财政优势，提前几年开始包装自己的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提高考试成绩还在其次，最流行的一项，就是掏钱让自己的孩子到最艰苦的第三世界当义务人员。媒体上也不时出现这样的故事：一个十四五岁的美国男孩，帮助非洲贫困地区建了多少个水井、救了不少人的命，在当地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我过去的文章中也介绍过，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女孩，跑到非洲艾滋病救济站义务服务。于是，在大学申请的作文中，录取官员们频频看到类似这样开头的文章：“我在中国的孤儿院中志愿服务了两周。这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十几年前大学录取官员刚刚看到这样的作文时，无不为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对社会的付出和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感动。不用说，这些孩子很容易就被录取了。他们的成功引来了效仿。如今，当这样的申请作文堆满了录取官员的案头时，录取官员们就不禁会问：难道美国的孩子都一夜之间变成了特瑞萨修女了吗？再仔细一审视就发现：越是往穷国跑、越有戏剧性的经历的孩子，家庭越是富裕。这样的经历当然反映着他们和他们父母的人生理想。但是，这也说明为什么有钱人上大学时除了分数之外还有许多天然优势：他们提前几年，就把孩子包装成一个有复杂人生经验的救世主、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逼着你不得不录取他们！
许多人就是这样相信，孩子们利用假期到发展中国家渡过几周神奇的人生转折，一只脚就踏进了名校。于是，许多上名校心切的孩子们，就开始忽视了他们传统的工作：到当地的商店、旅馆、夏令营打工，每周投入大量的时间，干那些最枯燥乏味、最琐碎重复、工资最低的工作，减缓辛劳的父母的一点经济压力，学到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
塔夫脱的本科录取部院长Lee Goffin指出，现在塔夫脱的学生，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曾经长期保有过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经验，甚至在中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中也很少。所以，如果你在超级市场每周工作20个小时，录取的官员就会眼睛一亮。
像Lee Goffin这样的录取官员，自己从小就是打平凡的工长大的。Lee Goffin年轻时就是在麦当劳酷热的厨房里翻汉堡包，他因此认识了许多在他高中的荣誉课程里不可能认识的、那些不准备上大学的同龄人，长了许多见识。波士顿学院本科录取部的主任John Mahoney，年轻时则在一家折价的男装店打工，要耐心向顾客解释本店的退货政策。这些经历使他们认为：你是否能够长期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耐心地履行职责和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这非常能说明你的素质。比如一个学生，在自己高中当清洁工，每天早晨7点就得到，要在盛夏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干重复性的工作。她当时想，这些对上大学不会有用，因为大学不是在招清洁工。但是，从大学方面看来，这恰恰证明她小小年纪就决心干一些事情，而且坚持干下来了。加分！更有些录取官员认为，那些小小年纪到第三世界当志愿人员的经历已经很不自然了：这样的孩子是在大慷父母之慨，拿着父母的钱去当圣徒。他们一天到晚放眼世界的时候是否想过：他们为自己生长的社区做了什么？为父母做了什么？Smith College的录取部主任Debra Shaver说，从这些孩子的经历中，找不到为社区服务的模式。她很高兴自己还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到医院的餐厅工作：他从中可以学会守时准点，不能因为自己不想起床就称病。
戏剧性的海外经历虽然确实可以开阔眼界、转化孩子的人生，特别是让他们面对想象不到的贫困，更懂得珍惜自己已经有的一切；但是，因为时间太短，孩子可以趁着到另一个世界时的新鲜劲儿克服起初的困难，然后整装回家。这样很难考验孩子锲而不舍的精神。更大的问题，则是使孩子有了一种救世主的心态，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很了不起的人物，天生就是干大事的，不能接受低起点、不能忍受琐碎的工作。一位母亲深有体会地说，她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到了31岁，才终于算是接受了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她小时候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打那种枯燥琐碎的工，毕业后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有时你需要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起步，需要接受很辛苦、工资很低的工作。生活不是场戏剧，不会不断出现奇迹。生活需要脚踏实地，需要耐心。
如今，录取官员对申请大学的孩子们出奇的人生经验开始三思。平凡的人生经验在一色出奇的申请材料中，倒是显得出奇了。录取官员的新判断，马上就会反馈到申请大学的高中生中。比如，今年在塔夫脱所在的地区的一位高中女孩子，为了申请大学，想过几种准备方式，比如学习中文或者阿拉伯文等等。但是，最终她决定了另一项活动，认为它更能吸引录取官员的眼球：到餐馆擦桌子、擦地板，一周干40个小时，一小时挣7.5美元，几乎就是最低工资。下面几年，也许就是平凡打工的回潮。
美国和中国一样，高考指挥棒在指挥着中学和高中生们的行为。不过，人家的指挥棒，总是承担的重大的社会责任，会随时针对社会的倾向做出调整。
美国高中正在消失
美国大学日益普及，无意中带来了高中的“认同危机”。在某种意义上，高中的形式还在，但高中教育的内容则正在消失。
高中，英文中叫High School，直译应该是“高等学校”。说其“高等”，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高中是义务教育的最高阶段。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工人享受“新政”后种种优厚的福利，生活舒适稳定。高中就是给这个“世界工厂”输送员工的训练营地。一张高中文凭，基本上就意味着一个中产阶级的铁饭碗。
如今，美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制造业外包，工厂消失。高中毕业生已经没有什么出路。高中也陷入两头不靠岸的窘境。一方面，高中还有“高等”的意味。在1940年，美国已经有73%的适龄青少年在高中读书。如今，写在纸上的比例虽然高了，但有30%的高中生中途辍学，拿不到文凭。说是义务教育，但高中对许多学生确实有些高不可攀。另一方面，那些读完高中的学生，大部分要上大学。高中不过是升学的一块跳板，高中文凭犹如废纸一张。对他们来说，高中越来越像大学预科了。
这一点，在不久前《新闻周刊》的全美高中排名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一排名的标准简单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看哪个学校的学生参加的AP和IB考试多。所谓AP是指“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起源于1956年，目的是给少数优异的高中生提供提前修大学课程的机会。AP包括英语、英语文学、法文、法国文学、西班牙语、西班牙文学、德语、拉丁文学、维吉尔(拉丁文)、意大利语言与文化、艺术史、音乐理论、世界史、美国史、欧洲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政府与政治、美国政府与政治、人文地理、心理学以及化学、计算机、生物、环境科学、物理等等35个课程和考试，跨越20个学科。2007年，中国语言与文化和日本语言与文化也将进入AP考试。通过了这样的考试，进大学后就可以免修相关的课程。也就是说，AP考试要测验高中生到底掌握了多少大学课程。
IB则叫“国际中学毕业考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起源于1968年。当时由于一些外交官和上流社会人士常常居无定所，周游列国，其子女的教育环境和语言一两年就得变，难以适应。结果，一种连锁式、标准化国际中学就在各国建立起来。那些随父母周游世界的孩子不管到哪个国家，都可以进这样的学校，而且这个系统的学校有全球统一的学制和教育内容，孩子跨国转学后不会面临截然不同的教育环境。不过，这种学校因为专给国际精英服务，学术水平极高，不是一般高中能望其项背的。所以，这种学校的毕业考试非常难。通过了就说明你的水平早已超出一般的高中，达到了一般大学有关课程的水准。许多大学因此把IB和AP等量齐观。只是承认AP的大学要多得多。
AP也好，IB也好，本来都是给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但很快就渗透到了一般的高中之中。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改革，提出了高中要使学生为上大学做好充分准备的明确目标，导致课程升级。本来，大学入学考试只需要一个SAT的基本智能测验。但是，随着大学申请战的升温，大家都把SAT的分数拼到了顶，分不出太大差别。于是，为了给录取官员留下深刻印象，高中毕业生们就不断加码，拿出许多AP和IB的成绩来。
这次《新闻周刊》以学生参加AP或IB考试的数量而不是以普通中学课程作为高中排名的标准，说明AP和IB已经在高中教育中喧宾夺主。比如，这次排名第一的，是达拉斯的英杰高中(Talented and Gifted)。那里平均每个学生参加了14.128门AP或IB考试，这等于完成了一年多的大学课程。排在下面几位的学校，每个学生也平均参加了6到9门AP考试。排在前100名的高中，平均每个学生参加的AP或IB考试都超过了3门。本来，高中生有兴趣提前读大学的课程，可以到附近的大学选修。美国大学的社区服务精神甚强。即使是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也给本地的高中生提供前来选课的机会。况且，暑假大学还针对中学生高中生开办各种暑期班。但是，这种校外的大学课程，显然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于是各高中自己开办AP或IB课程。到了高中的高年级，许多学生要拿出大量精力来学习大学课程。比如，一些学校让学生在高中(美国学制高中一般4或5年)时期同时攻读高中和大学课程，毕业后获得高中和副学士文凭(类似中国的大专)。
一项在德州和加州进行的大型调查表明：在AP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高中生，获得大学文凭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如今，美国的高中生中有30%上过AP课程。今年5月就有130万高中生参加了230个AP考试。 前面提到的达拉斯的英杰高中的一位学生，18岁就考了16 门AP，而且在许多考试中拿了最高分，正准备到麻省理工读书。而AP考试在弱势少数民族中也渐渐流行。最近10年，参加AP考试的拉美裔学生增加了4倍，黑人学生增加了3倍。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功课很差，连完成基本的高中课程都困难的学生，也被学校鼓励修AP课程，参加AP考试。结果这些学生在这种高级课程中反而表现比较好。于是，有些学校就让一些无法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直接修自己喜欢的大学课程。结果同样显示：这些学生在大学课程中的表现远比在高中课程中为好。一些穷学区的高中，也纷纷引进AP或IB课程，作为解决弱势阶层教育问题的手段。
传统的美国公立高中虽然没有统一教材，但由于都是由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不可能离开社会主流，课程大致还是趋同的。随着AP课程的增多，传统高中课程的重要性就大大减少了。而AP课程有35门之多，一个高中很难都照顾到。于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学生的需要，重点发展。高中教育就越来越多样化了。比如亚利桑纳州的Tempe Preparatory Academy，以“终身追求真善美”为校训，坚持以奠定西方文明基础的经典著作为教育的核心，言必称希腊。所有学生必须修音乐、艺术、戏剧、数学和科学、语言(包括拉丁文、希腊文和一门现代外国语)、英语和历史。但该校竟不设计算机课程。但在科罗拉多刚刚开张的丹佛理工学校，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笔记本电脑，在校内可以无线上网。在华盛顿边上的Cesar Chavez公共政策高中，则以培养良好的公民为己任。除了开设一系列大学课程外，该校的学生在国会、思想库、院外压力集团中当实习生。每个学生还要写一篇公共政策的毕业论文，并且就论文进行公开的报告和答辩。
AP课程，激活了高中教育，各校可以各显精彩，告别了“一个尺码”的教育体系，进而掀起了一场高中革命。盖兹基金会在过去6年投入10亿美元的重金给1600个学校，鼓励这种多元化的实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高中革命也使高中与大学的界线模糊不清。传统意义上的高中，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同时，高中的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二战”后美国制造业腾飞的时代，高中生之间社交充分，有牢固的纽带。高中建立的人脉，往往就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社会圈子。那时许多美国人的配偶就是高中同学。如今，高中生忙于竞争，彼此疏远，日后很少联系。大学则变成了一生人脉的基础。所以，一些批评者说，目前这种多元化的趋势，使孩子们丧失了传统高中所提供的共同经验。
美国正在面临着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和多元文化的冲击。高中教育怎么回应这样的挑战，谁也提不出一个最好的模式来。所以，高中教育的多元化、大学化，已经难以阻挡。中高产的美国人，已经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并给自己的子女施加压力。再看看美国一些尖子学生考AP的数量，就是中国这种考试王国的学子，恐怕也要自叹不如了。
从美国教育中学什么
——穷孩子自卑是父母的问题
如今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孩子从小就开始有了潜在的“阶层意识”。穷孩子和富孩子从穿的衣物、玩的玩具，到交通工具、居住环境，都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况且孩子从三四岁起彼此就有相当的交流，议论起各自家里的情况漫无遮拦，连父母睡觉穿不穿衣服都会给捅出去。难怪有不少家长担心：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穷，会丧失自信心。
我们的女儿在美国长大，社会和文化环境大为不同。不过，人性还是相通的。我们在有孩子之前，一直在校园的环境中生活，周围的 教授和同学不会以你的贫富来判断你的价值，一切都很单纯。但有了孩子后，人间冷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因为一旦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你就得和各种不同背景的家长接触，包括不少势利之徒。特别是我们夫妇当时全是学生，非常贫穷，养孩子还要领救济；因为没有车，冰天雪地买趟菜也要推着儿童车来回走一个小时——孩子坐在车上，购买的食品就放在座位下的筐里，几年如此。后来逐渐新认识一些人，聊起天来才意识到，其实大家早就知道我们一家：一天到晚推着孩子在纽黑文的大街上走来走去，成了城市一景，谁看了也忘不了。换句话说，我们大概是当地有名的穷人。
那么，我们的女儿有没有穷孩子的自卑呢？一点没有。相反，她非常快活，非常自信，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也非常有上进心。在我看来，穷孩子自卑不过是父母心态的反映。如果父母做人挺拔，穷孩子的生活环境反而比富孩子有利。
要知道，孩子观察世界的眼光和世界观和成人很不一样。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穷不穷，他们在乎的是感情的满足。记得女儿还没有满周岁时，我们挖空心思给她买了个布娃娃。这对我们是相当的一笔开销，挑了又挑。可是她最为之着迷的竟是娃娃背后的一个差点被我们剪掉的小商标条。再有就是衣服。许多家长觉得买旧衣服委屈了孩子。可是，我们的女儿最喜欢穿的还是几件旧衣服，对朋友送的新衣服她并没有兴趣。
所以，在抚养女儿时，我们注意从她的眼中看世界，让她看到一个诚实的世界，并利用家里穷这个现实，教育她一些基本的人生价值。下面是我们一贯信守的几个信条：
第一，不要掩饰自己的穷。孩子的观察力非常敏锐。家长遮遮掩掩，不仅遮不了穷，反而会让孩子看到你的心虚，觉得穷实在是丢脸的事，这才真正会打击她的自信。所以，女儿到店里看见别的孩子买的玩具好，自己也想要，我们从来老实告诉她：“我们买不起。”在幼儿园，别的孩子问她：“你们家怎么没有车？”她回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痛快地告诉她：“爸爸妈妈买不起。”家长能理直气壮地这么说，孩子就不会觉得穷会低人一等。后来孩子上学了，一个小朋友来家里玩。那孩子看看我们家，问：“你们家算穷的还是算富的？”女儿大方地说：“我们是算穷的。你呢？”对方说：“我们算富的。”我女儿从小就是如此。穷对她来说，从来不是件难以启齿的事情。
第二，穷给父母对孩子表达爱意提供了机会。我们设法使她从小懂得：她要一个东西，父母要付出比别的家长更大的努力才能帮她得到。这一来教育她珍惜，二来给她自信：不管怎么样，父母会为你付出一切，会全力支持你。虽然孩子觉得自己拥有的物质少，但拥有的感情多——她其实很富足。我相信这也是她自信的来源。后来看到过一些富裕家庭出来的孩子，不少畏畏缩缩，心理问题很多。道理也很简单：他们家里有车有房有钱。但父母不为他们花时间，不倾听他们。他们有许多焦虑。孩子并不真懂得财富能干什么，他们更关心的是父母是否靠得住。
第三，让孩子懂得：穷是个要坦然接受的现实，但这个现实可以改变，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这一点，是穷孩子最大的优势。美国教育学和心理学家有许多研究，界定什么是成功的个人品性，其中包括以下几点：有自我约束(包括生活节制，有严格的工作纪律)，善于进行长远计划(包括计划中的量化的分析)，能够为未来的利益牺牲眼前的快乐(比如省下钱来投资，放弃休假读书)。女儿跟着我们精打细算地生活惯了，这些品性几乎是天然成就。比如，她从来没有对一个什么东西非要不可的那种不可抑制的欲望，只要家长一句“太贵”，她二话不说就放弃。买个东西减价不减价，打多少折扣，她非常在意，这是教她算术的绝佳机会，也怪不得她目前数学学得最好。我们一个月给她一美元的零花钱，她全存到银行里，盯着利息怎么长(这是当银行家的第一步)，说是一分钱也不准备花，要留下来上大学。不过她说有一个例外：家里如果有特别的困难，她可以把这些储蓄拿出来。这后一点让我大为感动。俗话说“孩子总是自己的好”。我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许偏爱得过分。不过，这种品质我确实很少在别的孩子身上看到。事后想想，穷日子不仅给了她计划未来的迫切感，也培养了他和父母同舟共济的纽带。
女儿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叫杰克的男孩。他父母做房地产发达起来，有几栋别墅，其中有一栋号称能住几十号人。可是，与自信、人气的女儿相比，这孩子不仅自卑，而且相当压抑。他父母一天到晚忙来忙去，从来不坐下来给他读故事，只是给他许多零花钱，给他买狗，让他没完没了地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结果，他功课很差。女儿帮他认字，他一点兴趣没有。有一天，女儿和我谈起长大结婚的事情(女孩子似乎特别喜欢这个题目)。我开玩笑说：“你会不会嫁给杰克呀？”女儿一听就笑：“我怎么会嫁给他？他不过是我的朋友。”我问她为什么。女儿告诉我她至少要嫁个有能力，能自立的人，并说：“杰克什么也不会，长大大概会受穷了。”
前几天，班里 老师说不要让孩子带玩具上学。我们告诉女儿。她马上说：“是不该带。玩具带到学校会丢的。”这大概反映了穷孩子珍惜自己东西的习惯吧。不过我们提醒她：“这还不是最不好的地方。”她马上反应过来：“我知道。带玩具去，就光玩不听课了。长大了什么都不会，只是抱着个玩具，怎么养活自己呀？”
我从一旁观察得很清楚：女儿知道家里穷，知道家长已经对她尽力而为了，长大一切都要靠自己，所以紧迫感很强，非常知道用功读书。在这方面，富家子弟很难比。不久前看美国的报纸上讨论富人怎么对孩子掩盖自己的家产，怕孩子一旦知道家里这么富，就觉得自己可以什么都不做了。最后的结论让许多富人叹气：怎么藏，住的房子是藏不住的。
可见，只要教育机会相对公平，穷孩子在和富孩子的竞争中有相当的优势。从培养孩子的角度看，穷是该露而不该藏的。藏穷就等于挥霍了自己最大的财富。
在美国过万圣节
在美国住了快10年，万圣节一直没有认真过过。众所周知，万圣节又叫鬼节。过节时大家扮成各种怪样子，装神弄鬼，吓唬人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就是孩子们的Trick or Treat：天黑后孩子上门来要糖，你不给，人家就可以捉弄你一番。我对此一向不适应。想想看，大晚上的，陌生人来敲门，不断地下去开，又烦人又没有安全感。前几年住在纽黑文，那里治安不好，过万圣节就更无乐趣。
今年搬到波士顿，女儿也长到5岁，渐渐懂事了。万圣节前一周，她就惦记着买服装，晚上去Trick or Treat要糖。去年的万圣节，这一节目是由妻子带着她和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及其家长集体行动。如今新到一个地方，路都不认得，也找不到伴，为安全起见，只好由我带孩子出门。
夜色漆黑一团，到处是阴森森的，我们完全被一个陌生的、似乎是充满危险的世界所包围。我拉着女儿的小手，走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四处不见人，心里不断犯嘀咕：这么晚敲陌生人的门要东西，是否太打扰了呢？是不是自讨苦吃？
女儿倒是比我有信心。她穿着粉色衣裙，背上有一对翅膀，一副小天使的样子，自告奋勇地铵第一家的门铃。那扇门一打开，屋里灿烂的灯火顿时撕开夜幕，仿佛是天堂对她打开了门。夫妇两位主人见了她就心花怒放：“哎呀，我的小天使、小宝贝，你真漂亮、真可爱！”他们一边招呼我们进屋，一边要把一小篮子巧克力倒在女儿手中的篮子里。我急忙拦住，说她实在要不了这么多。主人兴致未尽，不停地问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喜欢什么、住在哪里。这一下我心里不仅放松许多，而且开始分享女儿的喜悦。
再往前走，女儿变得越来越不腼腆，见一栋房子就自己冲上去铵门铃。那家只有女主人在。她见了孩子，同样是宝贝、天使地夸个没完。还说：“我自己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她像你这么大时，就像你这么漂亮。”我随口问一句：“她去哪里上大学？”“哈佛。”我眼睛一亮，马上问：“她中学在哪里上的？”心里想的是自己的女儿以后去哪里读书。女主人看出我的心思，又知道我们初来乍到，马上找笔给我留电话，说她在这一带的学校做社会工作，关于当地一带学校的问题一定来问她。还说等她女儿回来，要请我们来家里吃饭，好好聊聊。临走又翻自己的书架，找出3本5岁孩子的儿童读物要我们带走。
女儿的情绪自然越来越高涨。她当然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得宠的人。很快，手中篮子里的糖太多、太重，已经拿不动了，只好提前回家。我们从小很注意她的饮食，尽可能不让她吃糖，她因此对糖并无太大兴趣。回到家洗漱完毕，一倒头就睡了。不过睡前说了一句：“今天我有这么多的快乐！”
看着她那张熟睡的小脸，我突然对自己住的社区和邻居们产生了由衷的热爱。同时，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经历，也一下子领悟到万圣节的意义。我的女儿和我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中长大。我们都体会到人间的友爱。但是，她从小就感受到这种友爱存在于陌生人之间。她知道，在漆黑的、看起来很危险可怕的夜里，她可以从陌生人那里得到无限的甜蜜。人家怎么对待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长大后如何对待别人。而我们这一代人，则主要是从亲友熟人中感受到这样的温暖，很难懂得陌生人之间的纽带和感情。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 老师讲地上捡了糖不要吃，因为阶级敌人会下毒药。
令我最感动的是这次打扰的最后一家人。主人是个盲人，就自己在家，生活全靠一只导盲犬。我开始还觉得给人家找了太多麻烦，女儿首次看到个盲人，也有些害怕。可是，人家充满热情地在桌子上给孩子摸糖，嘴里不停地说，“你的声音像个天使。”我赶紧说，“我们每天上学都经过你的房子。”她听了越发高兴。一个劲儿地说，“看来我们早就是朋友了。”我看着她准备得整整齐齐的一桌子糖，实在想不出这么一个生活不便的盲人，为招待素不相识的孩子要花多少时间，而在漆黑的夜中对陌生人敞开大门，又是多么大的信任！看来，一个生活颇为不幸的人，也本能地懂得自己对陌生人的责任。
许多美国人曾评价东亚社会中的人不懂对陌生者的责任。我在国内就见过见死不救的情景。我自己也曾经是那些见死不救的人中的一员。在日本，我也见过一个人出了交通事故，围观者人山人海，但在哪里救助的，竟是两个不懂日文的外国游客。我们读经，孟子中也讲见人落井会本能地伸手救助。但我们做起事来就不一样。我们是个亲情的社会，却不是陌生人的社会。我们缺乏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和友爱。不能不说，我们不是像我女儿这样长大的。我们过去的生活，没有培养我们这方面的本能。
“爱你的邻人。”这样的训导，几乎在各个文化中都有。但是，这样的精神在不同社会中的存在形态却有天壤之别。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记住这样的话，而是如何使之成为我们的生存状态。
美国的残疾人
圣诞节前，女儿的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和家长一对一地汇报孩子的表现。会结束后，我们把捐给学校的一些文具转交给老师，并且很“中国式”地送给老师一条杭州的丝绸围巾，表示对她教学的感谢。
两天后，收到老师的感谢信。女儿也提及老师很高兴。不过，一天吃晚饭时，女儿突然冒出一句话：“妈妈，你送给Mrs Spencer那样好的礼物，实在是很慷慨。”我和妻子听了一愣，觉得这话实在不像是个5岁半的孩子说出来的。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女儿又接着强调说：“我们至少也应该给Nicole写个贺年卡。她是个盲人！”
Mrs Spencer是女儿的班主任，全班21个孩子，基本全是她一个人教。我们做父母的，当然觉得她最重要。但是，在正常的课时之后，还有一个“学后班”，由私人利用学校的场地经营，其实主要就是雇几个女孩子监督孩子们玩，等家长下班后来接。这个班有几十个孩子，除了两个主要老师外，还有一两个临时 老师，一个老师助理。Nicole就是这个助理。我接孩子，一个星期碰不到她两次，也从来没有看见她和女儿玩过。送礼的事情自然就想不到了。
女儿的话，让我们很不安。难道她觉得父母太势利，只知道巴结有权力的人，忘了弱者吗？她若真有这样的观察力和品格，我们当然高兴。其实，我们从小就是这样教育她的。她三四岁时就宣布长大要开餐馆，请无家可归者来免费吃饭。那时我们住在无家可归者遍地的纽黑文，她懂这些是很自然的。但是，对盲人的关怀，她竟比父母想得周到，这就不能说是我们的功劳了。
这件小事，使我重新检视孩子的成长环境。在美国，对残疾人的关怀早已形成了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孩子刚刚懂事，就学这些东西。比如，大名鼎鼎的波士顿儿童博物馆。我第一次去时，非常吃惊。在一个场地，有各种残疾人的用具，让孩子去玩。这些东西不仅包括轮椅、盲人用的手杖，甚至还有假肢，有缺胳膊断腿的孩子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假肢的照片。这些照片，看上去实在太惨，我怕吓着孩子，不想让她看，更不愿意她去碰那个假肢。可是，孩子却充满好奇。她最喜欢的，是戴上遮眼罩，手持盲人的探路杖，在特别设置的路线走一圈，半途还会碰到做同样游戏的孩子，双方身体撞到一起，要想办法躲开对方、继续前行。孩子这么玩几次，对当盲人是什么感觉，一下子就有体会了。
另有一次领孩子等公共汽车。车停下后，一个坐轮椅的人通过自动升降机下了车。司机也跟下来，推着轮椅，耐心等候交通信号，然后过马路，把那位残疾人送到对面的地铁站，前后竟花了四五分钟。全车几十号人，全在那里静静等待，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虽然年纪还小，但对许多事情还是比我们做父母的敏感。
我们是在“文革”中长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吧。要改变我们身上的很多品性和本能，实在是太难了。不过，下一代还是可以不同的。美国电视里的儿童节目，总是贯穿着一些关于残疾儿童的教育片段。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那位因骑马事故高位瘫痪的“超人”Christopher Reeve ，生前就频频出现在儿童节目中，给孩子讲解自己用的轮椅、呼吸器等等。我过去是从来不想让孩子接触这些东西的，因为这对大人而言，也有些太可怕了。但是，在美国，人们从小就接触。大家没有我的那种恐惧。
社会对残疾人的人道，并不仅仅体现在对他们的照顾，而且反映在人们用看待正常人一样看待他们的目光上。这样残疾人才能感觉到自己是社会正常的一分子。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培养孩子从小把残疾人当成自己正常的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