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录音纪录审定稿) （8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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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徐贲（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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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大学教授的非理性话语
公共话语伦理和价值观
我今天也不讲具体的逻辑细节，因为这些细节问题，在美国学校里，是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教起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了从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到高中，美国的学制是这样的，一年级到五年级是小学，六年级到八年级是初中，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是高中。每一个年级当中，从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说理内容我今天就不说了，大家很容易在网络上获得。
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公共话语恶化的第二种情况，那就是有的人不知道怎么讲理，他们没有受到过相应的培养教育，他们不知道怎么理性而逻辑地说话。因此，在与别人交流时，他们对自己的逻辑混乱或者认知缺陷问题，不能有很好的察觉。别人话语中如果有这些问题，他们也不能很好地察觉。这是一个知识和启蒙的问题，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解决。就像我刚才所讲的，美国小学四年级就已经开始这样的教育了，当然每个年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也会提到美国说理教学的课程设置方面的一些内容。
我今天要从古希腊的传统来谈公共说理，当时不是叫说理，而是叫修辞。修辞本身没有好与坏，看你怎么用，用得正当就是好，用得不正当就是不好。修辞的方法是常用的，我给大家念一段文章，里面就有一个叫“似是而非”的修辞手法：为汪晖辩护的人说，“他抄的是小的，为了成就大事业，所以是合理的。但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以后大学者都有抄袭的特权，希望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年轻学者，也都应该有抄袭的特权，否则你就妨碍中国变成学术大国。要变成学术大国，中国必须首先变成抄袭大国。”这是林毓生先生在访谈里说的。林毓生先生把挺汪晖者的逻辑推向它自己的滑稽结论，你要变成一个学术大国，就要变成一个非常不学术的抄袭大国，揭露的就是挺汪说法的那种看上去有理，其实谬误的“似是而非”。
但是，“似是而非”也可以用作一种正当的修辞手法，例如“自由”的观念就可以用似是而非，或者说似非而是的手法来表述。什么是自由呢？自由的合理性来自于限制自由。每一个人的自由，如果只是你的事情，不成为公共问题，但是公共生活中的自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你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那么就不是正当的自由了。在中国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经常在饭桌上听到教授们讲黄段子，不管有没有女教授在场，都是照讲不误。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个“自由”的问题。你讲黄段子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是别人，特别是女同事，有不听你黄段子的自由。当你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那就不是自由，而是性骚扰了。真正的自由包含着自我约束，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包含着对自由的限制。
希腊的话语伦理讲究说话要有真实的内容，脱离了真实的看法，说得再巧妙也是不正当的，不正确的。忽视真实的问题在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中也经常出现。那一天南方周末的一个编辑跟我来信，告诉我，他收到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来信，批评报纸报道汪晖抄袭是一边倒，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放到美国的中学课堂上就不难解决了。从小学四年级时，老师教学生们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辨别事实和看法，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但是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就是一个看法，任何看法都是必须要证明的。再比如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正确、光荣的党，这是一个看法，任何一个看法是需要证明的。
我们在汪晖这个事情当中，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四年级的基本区分来看这个问题，汪晖的文章和别人的文章有文字的相同，这是一个事实。在事实问题上，永远是一边倒的，也应该一边倒，因为事实有真实引力，就像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定是往地上来，不会往其他方向飞。真实将所有有理智的人都引向一个方向，事实是一边倒的。但是，看法不同，看法不应该一边倒。在汪晖这个事件当中，连汪晖的粉丝也不否认他的著作有一些东西跟别人是一样的，但是不等于说有了这个事实就没有不同的看法了。不同的看法有两种。首先，我们可以为这个事实做不同的“命名”，命名是一种看法。比如有的人说这是“剽窃”，而另外一些人则说这是“学术不规范”，说剽窃或者是用学术不规范都是对汪晖挪用他人这个事实的看法。说不当挪用或者是挪用，就比较的接近事实了。第二种不同看法是关于如何对待汪晖挪用或不当挪用他人的,也就是对事情严重性和性质的看法，比如说在访谈中，林毓生先生认为，必须要严肃的对待，不然的话清华大学校方就要负起责任，这是非常严厉的。还有人认为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需要追究，可以不了了之。这些都是看法，不同的看法都是需要证明其合理。这就是说理。但是，不管如何证明，看法是不能代替事实的，无论什么样的看法，都不可能把汪晖挪用这个事实说没了，而且汪晖自己对这个事实的看法也很重要，应该自己说出来，事实和看法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区分。
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人都有逻辑，我也是同意的。的确，逻辑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东西，如果我们将公共话语仅仅归归结为逻辑，这就太浅了，就像学语言的人，基本的语言能力都是有的，比如说主谓宾，这是不需要学习的。当用一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时，想都不用想，说的话一定是准确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这就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来就有的能力，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是藏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只要将它唤回来就行了。我们在学校里将这些基本的语法，或者是基本的逻辑告诉学生，都是非常简单的知识，因为一个小孩子学起来都不会太难。
人有问为什么的本能，为什么提供的就是基本的逻辑解释。两三岁小孩子经常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然小孩子不能辨别你给他的为什么是不是就是真正的为什么，但是只要你给他一个为什么，他就觉得事情得到了解释，这是人的本能，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关于人接受不同的为什么理由的，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接受一个非常正确的理由，我们只需要有一个理由就行了，年纪大一些的朋友就记得林彪当年出逃时宣传给的理由是什么，当时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也当做一个理由来接受了，这个事情已经得到解释了。说明人为什么要理由的实验很简单，在使用的复印机前，一排学生在那里排队，然后安排了几个学生去插队，有三种插队的方式，没有理由就去插队、用不是很好的理由插队，和用好的理由插队。结果没有理由插队的人也可以插到的，大概是64%，插队成功了。但是有理由的人，用很差劲理由的人，成功率高的多，比如说我只有一张你让我先印，我马上要上课你让我先印，这一类理由成功率达到93%。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成功率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些用非常好理由的人、非常正当理由的人，成功率不过94%。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这么很快的讲一讲吧，我将主要的思想讲一讲，如果还有时间就展开。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伦理和价值观”，在很多人的头脑当中有一个误解，认为伦理道德就是价值观，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群体都有价值观，但不是没有正误好坏之分的。急功近利、损人利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是一种价值观。我今天要讲的是话语价值观，而不是一般的伦理价值观。就话语而言，骗人也是一种价值观，只要别人上了你的当，你就算成功了，这是不正当、非道德的价值观。价值观和伦理虽然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伦理属于道德的范畴，价值可以属于道德的范畴，也可以属于实用的范畴。许多价值观都与功利目的有关，只有那些高于相对价值具有普遍意义的，或者成为自己目的的，才会获得道德的属性。
什么是符合道德伦理的公共话语
公共话语伦理和价值观 （8之3）
我要探讨的是公共话语的伦理，那就是，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才符合道德的目的性，而不仅仅是被用来作为一种手段，甚至是不正当的手段。我们知道宣传和广告都是将话语作为一种手段，而且往往是不正当的手段，这是我们区分公共话语的价值和伦理的根本理由。我今天要讨论的，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第一，从历史上来看，符合伦理、符合道德伦理的公共话语是来源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和一种什么样的传统？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现在我们都不喜欢不符合伦理的公共话语，比如像宣传、广告，我们以什么样的理由来不喜欢它们呢？它给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下面会提到是四种不同的危害，都是学者们提出来的，我不过是总结一下而已。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符合道德伦理的公共话语，它的基本理念是来自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和思想传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要求我们追问：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和文化传统呢？我先将结论说出来，这是一个人文意义上的公共话语传统，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那么，中国有什么样的话语传统呢？这个我也会讲一讲。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第一部分我在讲话语伦理时大概分为六个基本的部分，可以加很多历史的信息进去，看时间的多少再说。这六个部分分别是：1．话语伦理产生的传统是，公共生活依靠说理而非强力来解决问题。2. 话语伦理是针对纯粹功利性的“修辞”诡辩的（苏格拉底、柏拉图）。3. “科学”的修辞研究同样包括伦理的方面（亚里士多德）。4, 罗马和中世纪延续了古希腊的传统。5, 西方也有功利的、非道德的话语理论，但并未成为主流。6. 中国缺乏以伦理为核心的修辞和话语理论。
西方的思想要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伦理的修辞是针对功利的修辞而提出来的，古希腊有很多诡辩士，当时他们是传授说话技艺的，因为在希腊说话很重要。为什么在希腊说话很重要呢？希腊是一个古典民主社会，我们现在可以批判它的民主范围不大，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民主社会的特点是依靠说理，而不是强暴力来解决问题，在希腊说话的技艺特别重要，所以许多人拜师傅学说话。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讲拳头来解决问题，那么大家就会拜师傅学武艺。中国的小说当中，拜师傅学说话的故事几乎绝无仅有，而拜师傅学武艺的比比皆是，就像是金庸的小说里。
中国的功利话语和权力利益
公共话语伦理和价值观
我现在讲一下中国的情况，西方的情况有时间我再讲。
中国有没有话语理论呢？咱们是有的。在中国的修辞基本是功利性的，而不是伦理性的。但也不是全然如此，说明功利并不是中国人基因里带来的，中国人也可以不功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在孔子那里找到一些有用的话语伦理。例如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也就是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懂得说些漂亮的门面话，甚至引经据典装饰，因而缺乏真诚的心意。孔子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但是孔子的《论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它语录式说法太简短，缺乏有条理的系统说明。现在大家都讲儒学，西方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警句、格言的东西。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在文艺复兴十五、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是非常兴盛的，当时人们写作的指导意识和现在人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指导意识是要将有道德意义的东西写下来。现在有很多智慧书，比如说温家宝总理也很喜欢的这些书，如罗马帝国凯撒·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一直到古典时期都是以道德教诲为目的写作的，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就开始衰落了，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社会，人们对于道德教训这一类的话语已经保持有一定的戒备了。
在孔子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应该怎么说话的内容，但它从来就没有变成一种修辞理论。古代中国没有可以与古希腊相比的修辞学。古希腊有研究文字记录下来的口语的专门的学科，称为“rhetoric”。陈介白《修辞学》（1931）周序说，“修辞学”这个名称是从东方（日本）传入中国的，本来是勒妥列克(rhetoric)的译名。不过也有人把它译成“雄辩学”或“劝说学”，甚至有人干脆用音译“雷妥类克”,如董鲁安的《修辞学讲义》，该书后易名为《修辞学》，北平文化学社1926年出版。
中国没有这个专门的学问。在此有人会反驳说，我国古代有鬼谷子的“纵横术”。确实如此。但是“纵横术”跟“rhetoric”之间的差异很大，共同点很少。首先我们的先哲注重实用术数，西人先哲则注重理论建树。其次西方雄辩学的政治背景是城邦议会制，政客面对的是民众。我国的辩士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韩非在《说难》篇起始就一口气讲了可能导致辩士身败名裂的“七危”。如“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话语的错误不是伦理或道德的，而是功利和手段，也就是所谓的“术”，如说了不该说的话，言语间走漏了风声，泄漏了机密等等。又如“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这样的告诫语在西方有关雄辩的著作里是闻所未闻的。在中国，无论是鬼谷子的纵横术，还是韩非的说难论，都不是显学，更谈不上正统，冯友兰在《先秦诸子之起源》一文里说“纵横家只有人才，而无学术”，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在《中国思想通史》里把纵横家思想划入“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
我曾经看到过一本在国内出版的《最实用说话技巧全集：能说会道》，是一本典型的以实用、功利，而不是伦理原则来写的“修辞”书。它的前言开宗明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因此学会说话，掌握一定的说话技巧，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问，话说得好可以成全美事，说得不好就会惹出是非。同样意思的话，说的方式不同，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使用正确的说话方法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本书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其中，让读者们能够随意学习必要的“话术”，以方便读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术”，你需要做的就是翻开本书，充分领略能说会道、打动人心的艺术。”
其中有一章，题为“要有点"变色龙"的本领”，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善于说话才会受欢迎，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来和人沟通，通俗一点，就是要有"变色龙"的本领，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说不同的话。……具有"变色龙"的本领对于一个人的交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变色"，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人。”
那么"变色龙"应该怎么做呢？作者有两条建议：“第一，注意观察他人：说话一定要看对象，要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情况来确定自己说话的方向。第二，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说话还要看周边的情况，说话要能够恰当地和当时的情景融合到一起，避免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结论是：“每一个人同样都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够抓住对方的喜好，说别人愿意听、喜好听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它要人说话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得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吧。公共话语的技艺和规则
公共话语伦理和价值观
有的人很善于用铿锵的节奏，用排比句，还有就用悖论，或者是很擅长用语言将劣势变为优势，还有人擅长于旁敲侧击，还有人善于含沙射影。现在语言中几乎能够看到的修辞现象，在古希腊人那里都已经有了，这实际上也不稀奇，因为说话的技巧本来就是很有限的。当时希腊公民为了争取其他公民的赞同，都离不开说话和听别人说话，因此如何说话便成为很多人必须要学习的东西。在公民的城邦里，就算你说话说得不好，也是不能够不让你说话的，当然，你说话说的不好，很难说服别人。
说话还关系到话语规则。在公共场合的说话是有规范的, 谁不遵照说话的程序来说话，那就会被剥夺说话权利。大家要是认为谁的行为不荣誉,他也会失去说话的资格。一个人并不会因为说话不当而被起诉,但如果失去资格后继续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就可以起诉他。学习说话的修辞技巧不仅仅是要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还要遵守话语的公共规则。因此，学习说话也是接受民主式公共生活的教育,变得有能力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共话语跟公民社会非常有关系，你可以说任何话，以任何的方式讲话，比如说像现在的愤青网民说话，我们不能说你不会说话就闭嘴，或者封杀他的博客，弄得他不能讲话，不能这样。但是大家又都知道，愤青骂街不是一种合理的说话方式，所以大家不听就是了。在希腊就有这样的传统，你可以随便讲话，但是有没有效果就看你会不会说话了，所以大家要学说话。但是如果你不遵照理性说话的基本规范，说话像是泼妇骂街，语无伦次，不讲事实，没有逻辑，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说话不名誉。什么是说话不名誉呢？这就牵涉到话语的伦理问题。
话语的伦理是指什么呢？三件事情。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说话内容的真实。好、善意、真实，其中有一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就是真不真，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和非事实。现在一有人批评汪晖，挺汪晖的就说不怀好意，要挑起意识形态冲突。不管你从什么样的动机出发，对方都可以说你心怀叵测、恶意攻击。许多其他的事情也是，只要说的话不中听，听话的就认为是恶意攻击，动机不善。“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好和善都是主观判断，在苏格拉底跟柏拉图那里，好和善是可以认定的事；但是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将重点放在真上，但并没有放弃好和善，不过用了不同的说法。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从科学而非道德的角度研究修辞,将修辞定义为一种“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们可以找到用来说服别人的方法。但是,修辞并不只涉及方法和技艺,修辞离不开“ethos”,也就是说话者的“可信度”。说话者可信度是话语可信度和说服力的一种保证,是包含在话语本身之内,而不是外在于话语的。人们听到一句话,往往会问,或者会想一想,是谁说的?话语的可信度基于人们对说话者的人品、德性、是否正直、诚实、对他人有善意等等的了解。说话者的不良行为和不实言行纪录都会影响到他所说的话是否可信。
个人如此,体制性的宣传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除了说话者是否可信,话语取信于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令人感动(pathos),另一个是言语本身的说理(logos),用论题恰当的、合适的论述逻辑和例证证明一件事是真实的,或者像是真实的。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并不存在像1+1=2这样的真实,说理是通过讨论、商谈(diskurs)来使那些本来是“看法”或“意见”(doxa)的东西变得像是真实(真理)或像是认识(episteme),也就是“像是真实”的东西。即使这些并不是最终的、可以确定的东西，如正义、公平、平等、善,但也是人们可以共同接受的,因为它们是由“说理”取得的认识。亚里斯多德把研究修辞的重心放在“听众”上，逻辑是说理的重要部分。但是,只有当听众能够参与到互动的说理过程中去的时候,逻辑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独裁者除了作用暴力威胁之外,也会“说理”,不过那是用他自己的那一套逻辑说理,而且还排斥被统治者参与的说理。当统治者怎么说怎么都有理的时候,公共说理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公共说理不是独裁者自说自话，而是必须要有广大听众的参与。
说话的技巧不可能跟说话者的心态、目的分开，就是我刚才说的善和好，而一个人说话，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好的动机，有对他人的善意，这的确是很难确定的。而且，该由谁来判断好与不好，善与不善呢？所以一开始人们就对修辞就有一种提防。谈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令人生疑。怀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话的人只是在不能动人以诚的时候，才特别需要借助技巧。而且往往因为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获得了一个坏名声，现在大家经常可以听到，说这只不过是修辞，意思是这不过是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修辞充满了负面的含义。
人们对于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修辞起到了最大作用是使人情绪激动，诉诸于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为蛊惑而被说服，因为觉得你的话说得漂亮而相信你，其实未必有真正的理性理解。柏拉图讨厌修辞,言语可以形成“公共看法”(公共舆论),柏拉图既不喜欢“看法”，因为“看法”不是“事实”,也不是“智慧”,柏拉图也不喜欢“公共”，他认为公众应当由具有智慧和知识的哲学家国王统治。柏拉图认为，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这个理论到十九世纪初演化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那就是群众理论。
催眠思想的排比句和逻辑缺损
公共话语伦理和价值观
法国有一个群众心理学家，叫勒庞，他有一本书，中文翻译是《乌合之众》，群众为什么特别愿意受到宣传和受到鼓动呢，古希腊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刚才跟大家说的传授排比句。排比句可以让听的人产生一种虚幻的愉悦感，像是被催眠似的进入一种不思考就相信的盲从状态。排比句是一种很有用的宣传鼓动手法，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的宣传排比句特别多，用数字说的全是排比，五讲四美、八荣八耻，大家可能很难说出详细的内容，但是一定记住了数字。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材料，科学发展观，三句话，念给大家听听：“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排比的非常好。我现在换一种排比，每一句话拿掉两个字，第一句话我将党员拿掉，“干部受教育”，这跟党员干部受教育没有什么区别吧。第二句话我拿掉科学，变成发展上水平，也可以啊，差不多。第三句话我拿掉人民两个字，群众得实惠。意思没有变化啊。如果意思没有变化，那么前面六个字：党员、科学、人民就是多余的，凡是多余的都是假大空，都是没有用的。但是放上去之后你觉得很充实，很深刻，根本感觉不出它的空洞，这就是宣传的特点。
我刚才说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到了亚里士多德情况就不一样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修辞和逻辑、城邦政治、城邦体制、伦理和公民道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是有政治意识的修辞研究。在中国，他的《范畴篇》、《论题篇》、《辩谬篇》、《修辞学》、《解释篇》、《前、后分析篇》的政治学意义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举一个例子：在《辩谬篇》他分析了两类共13种谬误，是从研究大量诡辩例子中总结出来的。“诡辩的逻辑错误”中有一种是“在语词拆散使用中造成意义混乱”：“5是2和3，因此5既是奇数又是偶数”。这里混淆了整体与部分的不同意义，变成似是而非的诡辩。主持人刚刚说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还有一种叫中国式逻辑，所谓的“中国式”或具有中国特色，现在常常被随意加到任何一个特定的概念上，把它扭曲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诡辩概念。
宣传的四种危害
公共话语伦理和价值观
在西方，宣传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题目，与它相联系的一个研究题目就是说谎。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到书店里去找书，因为今天来演讲，看看有没有谈说谎的书。西方也非常有意思，那里的公众比较诚实，但却有不少讨论说谎之所以有害的书，比如说哈佛大学伦理学教授西瑟拉·博克，就写过一本专门讲说谎的书。一个比较诚实的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多讲说谎的书呢？在中国说假话的现象很普遍，但想找一本讲说谎的书，却是找不到。这很耐人寻味。
有一次我看到江苏台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一个主持人就在讲假货、假东西，他说中国吃的是假的、说的也是假的、穿的也是假的，只有一样东西是真的，那就是王八，因为王八本来就是假鱼，叫甲鱼。如果有机会跟这位主持人见面，我就要跟他讲，他的话并不太准确的，因为他自己说的就是真话。中国不是没有诚实的人，有很多人都痛恨各种各样的说谎和虚假，很奇怪怎么没有人来写书，专门讨论说谎这件事呢。我们天天看到宣传和广告，市面上就是没有一本深入探讨宣传和广告危害的书，怎么就没有呢。在西方讲宣传、广告的书很多，从各个方面来警示像宣传这样虚假的公共话语对公众和公共话语的危害。
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公民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们往往都要问为什么，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下面我要讲的就是追问为什么的几种结果，研究宣传的都觉得宣传不好，但是为什么不好呢？
第一种看法认为，宣传是与对话、说理对立的话语。这是美国大学教科书里说到的，乔伊特和奥唐纳指出，“宣传”与“说服”是不同的。他们的《宣传与说服》正是以这一区别来定义“宣传”的：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且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在某种势力可以为所欲为进行宣传的社会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不受节制的胁迫性制度。
第二种看法认为宣传运用的是非理性的影响力，许多宣传理论和批评都强调宣传的非理性作用。宣传诉诸感情,窒息理性思考,进而从心理上操控、愚弄受众。这种消除理性的宣传方式可以让宣传者说谎而不被察觉。愚弄与谎言成为同时发生的事情。这种看法有相当的历史根据。例如，希特勒确实在《我的奋斗》中说过，“宣传必须诉诸于感情”,诉诸于感情的宣传让受众陷入不思考、无理性的被动接受状态,许多观察极权和一般宣传的研究者都持有这个观点。民主主义理论家李普曼认为,宣传主要是运用象征手段,将感情与思想分离,并加以控制。30年代美国的宣传分析学院也持类似的观点,说宣传家利用的是人们的感情。在具体的教学中会告诉学生如何防止同类使用，例如要避免使用带有暗示、蛊惑性的感情色彩字词，不光是形容词，而且也是名词。有的字本来已经预设了不好的内容，结果它的意义就不好，大家一听就反感，比如说贫困，大家一听就反感。
第三种对宣传危害的看法是，宣传是谎言与欺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宣传，尤其是国家宣传在美国引起高度重视，1930年代美国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宣传的协会，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那时美国的教程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他们汇集了七种常见的宣传手段，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汇集了43种。他们比较早，汇集了七种，将材料分发到中小学去。他们对宣传的最大批评是宣传是一种欺骗。很有意思的是，宣传被称为欺骗，那么欺骗谁呢？欺骗的往往是自己人。宣传被称作为一种对朋友甚于对敌人的欺骗。越是本来对宣传者有好感的人，越是本来就可能接受宣传的人，就越是宣传有目的地去欺骗的对象。对宣传有反感，本来就不信任宣传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接受宣传，所以反而不是宣传的重点对象。
有人将宣传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自己不知道是在说假话，然后开始说假话。还有一种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还用这个话去骗人，而且还知道听的人根本不相信，但还是把谎言照说不误。第一种情况是文化大革命中情况很多，还有希特勒、斯大林等，他们自己都是相信的。但是现在呢，这种宣传已经基本上没有了，现在宣传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也不相信，照样说给别人听，知道别人也不相信，还好像做得别人在相信。这是一个社会共同营造的假面游戏，我们天天在玩这个游戏，在饭桌上说的话和开会时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特别有害，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参与了谎言，而且人人都知道自己参与了谎言，人人都将谎言当做是一种当然的生活准则和规则去做，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批评假的广告、假话、假药、假疫苗，我们拿什么理由去批判它呢？因为整个社会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标准，我们自己天天就这么在做。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一个社会里，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到达了一个临界点，人人都知道这是坏事，但是人人都想，为什么别人能做我不能做呢？为什么能做的人有好处，我不能做的人就吃亏呢？这个社会到了这个地步的话，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常困难了。这是制度和公民文化环境的问题， 我并不想建议一种道德主义的解决，好像人人都能因觉悟或良心发现一下子变成了正人君子。
第四种看法是, 宣传传递的是一种有“认知缺陷”的信息。说谎是一种话语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可以拿来说谎。那些有认知缺陷的话语才是最适宜说谎的话语。有认知缺陷的话语可以让谎言“听上去挺有道理”。“听上去挺有道理”可以起到诱使相信谎言的作用。有认知缺陷的话语往往出现在宣传对事情给出的理由和解释中。这种看法认为，群众因感情冲动而被愚弄，但这只是宣传有害的必要原因,但并不是充分原因。感情冲动与理性思考并不能绝然分离,一个人动情、激动,不一定就等于已经被操纵、被愚弄。人冲动的时候确实常会失去理智,需要冷静下来,恢复理智。但是接受宣传总是经过一段时间,并不是在一瞬间完成,并不总是处于冲动状态之下,会有可以冷静下来的时候。冲动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比如说文革时开大会，顶多两个钟，感情激动的时间是有限的，仅仅依靠感情激动达到效果是很有限的。真正有效果的宣传是在人感情不激动的时候同样发生作用，这个东西借助什么呢？就借助于我们自身的认知缺陷。
刚才我举了接受排比诱导的心理缺陷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被察觉的心理弱点和不良定势。例如，大多数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将对我好的人看作是我们，将跟我意见不一致的人看作是敌对。再比如，我们喜欢猜度别人的坏动机。看到一个人做好事，就认为他是要做标兵或者是模范，总是愿意朝坏的方向看事情。比如谁批评汪晖剽窃，就认为是动机不良，嫉妒他的成就，以敌我分别来看待剽窃这件根本与敌我分别无关的事情。这种情况在我们过去的生活里太多了，比如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现在依然如此。
任何来自外面的批评，比如说中国有什么样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西方的敌意攻击和污蔑，形成了一种代替思考分析的条件反射。我们用来想象批评的就是攻击，攻击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字，一旦被攻击这个词控制了你的思考，你就不会把别人的话看成是建议或者是批评了。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不可能一一列举我们自己心理弱点的特征。最近我在《时代周刊》上发了一篇文章，讲张悟本现象。我没有谴责张悟本，我觉得对张悟本应该分清无害和无益，没有好处和没有坏处。虽然他的东西没有好处，但是也没有害处，多吃一些绿豆和茄子不会死人，这跟假药和假疫苗差别太大了，现在我们不能彻查假药和假疫苗，因为它们后面有体制的支撑，相比之下，张悟本是个软柿子。张悟本被否定了之后，他的悟本堂也拆了，这都是表面的，群众上当受骗的心理定势才是深层问题，我在文章里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关于公共话语和民主的问答互动
公共话语伦理和价值观
公共知识分子不等于大学教授，我怎么看公共知识分子呢？我觉得首先是有公共关怀，公共关怀是一种批判意识。对公共的问题有看法，最重要的还是要说真话，真话不等于总是对的，但要批评就必须说真话。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比如美国有一个人，叫乔姆斯基，是一个教授，得过诺贝尔奖的语言学家，差不多美国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他都没有不批评的，不一定都是他对，但他坚持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批判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要批判就不能媚权，媚权的就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者与权力关系的一种自我定位。中美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是他们自己的区别，而是制度允许他们成为什么样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苏格拉底说哲学家是牛虻，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在这里的知识分子和在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换一个地方的话，他们的行为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当被权力掐住脖子的时候，谁也说不出话来，中美是一样的。
除了不得不然的环境条件之外，当然还有个人选择的因素，即使在许多人沉默和顺从的环境中，还是有人选择不这么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像南都和其他的报纸就是不太一样。个人的或者说知识群体自己的选择，还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分析公共知识分子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不得不这样，只能如此，还有一个是选择如此，我要如此，这两个因素都不能忽略。
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人，知识分子说话，并不总是需要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说话，而是可以以公民的身份来说话。就公共事务而言，教授说话、工友说话和扫地的人说话的分量是一样的，都是以公民的身份来说话。知识分子往往会谈到一些与他们自己事情有关的问题，说的话往往有一些专门的意见，就像我们讨论汪晖剽窃，很难设想一个扫厕所的人会关心这个问题。公共事件有大有小，比如说非典，很多公众都很关心，因为关系到他们自己。
公共知识分子会通过公共媒体向社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在美国，也是一些知识分子比其他的知识分子更关心公共问题，更多地通过比如说《纽约时报》或者是其他报纸发表看法，讨论问题。我觉得跟公共媒体的关系，是检验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很重要的条件，很多学院知识分子居高临下，不屑于这样去做，他们的语言也不适合于公共场合的发言，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特权，觉得自己比一般人高等，放不下身段，觉得不需要学会跟一般人一样的说话方式，这样的人我也不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
【徐贲：】今天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不要中美比较。这个比较我想问题不大。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一样的，我刚才说了人的学习语言的能力，并不是针对美国人，或者是针对特别国家的人，而是针对全人类说的。任何一个中国小孩都有学习英语、法语、德语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也是一样的，只是运用这种能力的习惯随环境不同而有差异而已。学习语言和运用逻辑的能力是人天生就有的，我们为什么强调普世价值呢？因为人都是一样的，人类是整体的存在。所有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别人觉得好的，如果是有道理的，我们也能够觉得好，我们不需要另外创出一套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人跟美国人比起来，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比美国人还强一些，咱们这么多人学英语，你在美国可以找到这么多学外语的吗，没有的。美国人觉得只要会说英语，就会说世界语了。我们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小孩子没有学过英语，但是在美国，很多小孩子是没有学过外语的。在这一点来说，中国人的能力要超过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