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这是颇遗憾的事情。八九学潮除了让一些平民无辜流血，还把政坛上最大的改革派拉下了马，除了作为历史上的反面教材，我实在不知道其意义何在。面对由下而上的突发事件，赵紫阳自己也有问题，他犯了政治幼稚病，以为顺应民心就能掌控时局，打败政敌。他那几年在邓老爷子的庇护下，过得太顺了，忘乎所以了。他忘了，这个国家谁当权都和民心所向没有关系，他自己的官职也是内部敲定的，未经人民同意。如此健忘，或许和他的智囊团有关，这些人太知识分子，呆头呆脑，贪恋虚名，不擅实际操作。他们会把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搞得很好，却会把其私人关系弄得很糟。中国是人情社会，赵本该在各种政治势力中进行斡旋，尤其该加倍讨好邓老爷子，他却跑去广场安抚学生，秀自己的爱民之心。这等于彻底将自己孤立，政敌轻而易举就能将他封杀出局。
赵是党内的走资派，但他的眼界和见识始终非常有限。我这么说，不是强求他，而是指出他这一代人的缺陷。今天我们年轻一辈要PASS他，不要膜拜他。不管多同情他的遭遇，多欣赏他的风度，都应该看到，他没有跳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框框。1988年，他就铸成了大错。国内出现了挤兑抢购风潮，他慌乱之下，提出“治理整顿”。这下子经济改革开倒车了，行政干预成为主导，腐败就更加严重。虽然后来赵把主要责任归咎到姚依林、李鹏头上，但他的观念本身就有问题，难辞其咎。他相信的也是“国家调控市场”，只不过程度轻一些。当时社会动荡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加快市场化，而不是由政府加强调控，但赵做了错误的决策，给了保守派机会。他们趁机抓回了下放的权力，并笼络了一批之前失意的官僚，无形中壮大了“倒赵”的势力。赵一着不慎，放慢了经济改革的步伐，这一慢使得旧体制复活，来回折腾，以致民怨沸腾，这也是八九学潮的一个起因。不知道赵潜意识里是否也有愧疚，觉得自己施政错误也有责任，所以屡屡为宣泄不满的学生说好话，不惜得罪党内的数位大佬。
其实，赵犯下的一切错误都源于他自身的观念。他这样说道，“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比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就是一个没有社会监督的大问题。”赵的看法，今天也流行于很多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那些自称自由派的民主控们。赵在经济改革中受到阻力，他误以为是缺乏政治改革。这是大错大错，经济改革遇到阻力，不是因为“不够民主“，或少了“人民参与”，而是因为高干阶层分赃不均。听邓老爷子的话，改革集团里的高干“先富起来”，老百姓当然眼红，但他们自知身份卑微，不满是有限的，可是失势的高干就不一样了，自己没富起来，这种嫉妒就非常强烈了，而且只有他们才有能力阻挡经济改革。赵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笼络好这批人，把别人的权力下放了，却没给条好的出路，这样的经济改革必然遭到抵制。当时传言漫天飞，说赵的儿子如何官倒赚大钱，如何花天酒地，最受刺激的肯定不是老百姓，而是受到排挤的高干。如果赵想使得自己的经济政策顺利推进，他就该让保守派分享到改革的好处，让他们的子女在商业大潮中分一大杯羹，甚至可以拿一部分国资变成他们的私产。可是，赵没想到这些。他误读了那些老头子的不满，以为人家反对是因为思想僵化，就一遍遍地澄清自己儿子没捞钱，讲那些没用的改革开放利国利民的大道理。其实人家嘴上说马列原则，就是拿大帽子索要好处，你赶快输送利益就摆平了，干嘛摆出清官的架势，还谈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了，他们连最后一点为自己谋福利的权力都没了，怎么可能甘心！
赵把腐败问题归结在“没有社会监督”，这是书呆子才说得出的话，身为一位政治大人物，犯这样的错误太不应该。官本位，国有体制，就必然腐败。消除腐败，唯一的途径就是私有化，政府操控的变成私人所有的，每个人自己会监督，还要什么社会监督。赵没有这样的眼光，也没有这样的胆识，在所有制改造上缩手缩脚，总是一部分人随便腐败，一部分人被迫清廉，党内高层的矛盾日益激化。赵的思维缺陷也反映在支持他的那些既得利益者身上。像四通公司万润南之流，就持“腐败有理”论，认为挖国有资产的墙角，就等于挖了共产党的根基，无形中就完成了私有化”，所以要加快腐败，搞垮一个算一个。这种谬论流布四方，将腐败合法化，反而国有体制更加稳固。腐败依赖于国有体制，人们习惯了腐败，能做的就是装装样子，弄点所谓监管。然后监管的人也去腐败，这样一来，腐败之上又添腐败，腐败绵绵无绝期。
赵紫阳致命的错误是，在环境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将“民主”当成了推进改革的手段。他完全弄反了，其实政治要民主，经济先自由，否则绝不可能。1989年5月4日，他在亚银会议上的讲话激怒了所有中共元老，这就是他政治失败的开端。这篇讲话的标题就不对路，《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民主，吊高了学生们的胃口，加深了保守派的恐惧。国有财产还没分好，就突然“民主”，掌权者当然担心，自己丢了江山，就断了财路，搞不好暴民一拥而上，自己连命都不保。没有私产制度，或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私有化措施，民主制度即使建立起来，也必然失败。匈牙利就是前车之鉴。1945年解放初，匈牙利走民主道路，多党选举。但是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土地和企业国有化，很快民主失败，变成血腥的独裁统治。1956年，纳吉主政，恢复了多党制度，走社会民主道路，但是引来苏军残酷镇压，再度覆灭。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苏联武装干涉，不算真失败。但现实政治不能这么看，做了一件事没成功，反而死了很多人，只能证明错了，在不恰当的时刻，做了最糟糕的事情。八九运动同样如此，以“民主“为旗，却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被当局毫不顾忌地弹压。这说明了什么？萨托利说过，成功的民主只有一种，自由的民主。赵的经济改革受挫，乞灵于政治改革，结果遭到更大的挫败。这一教训警醒我们：民主只是自由的其中一个结果，时机未到，不能强求。
还有一点，赵和许多知识分子的关系过于密切，也很不好。中国知识分子向来脑子笨，观念上有许多误区。像鲍彤，夸夸其谈，得罪许多人，惹了很多是非。知识分子是有权力癖的，很多事情更愿意政治解决（民主），而不是经济解决（市场）。正是在这些人的启蒙下，中国才有那么多疯疯癫癫的民主控。因此，未来如果还有赵紫阳式的政治人物，我希望他多和企业家做朋友，而应远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在野，不能让他们接近权力，因为他们有禁欲主义的倾向，在政治舞台上喜欢讨好愚众，表演良知。这样的统治必然是专制的、伪善的、乏味的、无能的。没错，这也是一条极其宝贵的教训：珍惜政治生命，远离知识分子。有志于政治抗争的人们，不可不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