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这是颇遗憾的事情。八九学潮除了让一些平民无辜流血,还把政坛上最大的改革派拉下了马,除了作为历史上的反面教材,我实在不知道其意义何在。面对由下而上的突发事件,赵紫阳自己也有问题,他犯了政治幼稚病,以为顺应民心就能掌控时局,打败政敌。他那几年在邓老爷子的庇护下,过得太顺了,忘乎所以了。他忘了,这个国家谁当权都和民心所向没有关系,他自己的官职也是内部敲定的,未经人民同意。如此健忘,或许和他的智囊团有关,这些人太知识分子,呆头呆脑,贪恋虚名,不擅实际操作。他们会把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搞得很好,却会把其私人关系弄得很糟。中国是人情社会,赵本该在各种政治势力中进行斡旋,尤其该加倍讨好邓老爷子,他却跑去广场安抚学生,秀自己的爱民之心。这等于彻底将自己孤立,政敌轻而易举就能将他封杀出局。
赵是党内的走资派,但他的眼界和见识始终非常有限。我这么说,不是强求他,而是指出他这一代人的缺陷。今天我们年轻一辈要PASS他,不要膜拜他。不管多同情他的遭遇,多欣赏他的风度,都应该看到,他没有跳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框框。1988年,他就铸成了大错。国内出现了挤兑抢购风潮,他慌乱之下,提出“治理整顿”。这下子经济改革开倒车了,行政干预成为主导,腐败就更加严重。虽然后来赵把主要责任归咎到姚依林、李鹏头上,但他的观念本身就有问题,难辞其咎。他相信的也是“国家调控市场”,只不过程度轻一些。当时社会动荡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加快市场化,而不是由政府加强调控,但赵做了错误的决策,给了保守派机会。他们趁机抓回了下放的权力,并笼络了一批之前失意的官僚,无形中壮大了“倒赵”的势力。赵一着不慎,放慢了经济改革的步伐,这一慢使得旧体制复活,来回折腾,以致民怨沸腾,这也是八九学潮的一个起因。不知道赵潜意识里是否也有愧疚,觉得自己施政错误也有责任,所以屡屡为宣泄不满的学生说好话,不惜得罪党内的数位大佬。
其实,赵犯下的一切错误都源于他自身的观念。他这样说道,“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比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就是一个没有社会监督的大问题。”赵的看法,今天也流行于很多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那些自称自由派的民主控们。赵在经济改革中受到阻力,他误以为是缺乏政治改革。这是大错大错,经济改革遇到阻力,不是因为“不够民主“,或少了“人民参与”,而是因为高干阶层分赃不均。听邓老爷子的话,改革集团里的高干“先富起来”,老百姓当然眼红,但他们自知身份卑微,不满是有限的,可是失势的高干就不一样了,自己没富起来,这种嫉妒就非常强烈了,而且只有他们才有能力阻挡经济改革。赵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笼络好这批人,把别人的权力下放了,却没给条好的出路,这样的经济改革必然遭到抵制。当时传言漫天飞,说赵的儿子如何官倒赚大钱,如何花天酒地,最受刺激的肯定不是老百姓,而是受到排挤的高干。如果赵想使得自己的经济政策顺利推进,他就该让保守派分享到改革的好处,让他们的子女在商业大潮中分一大杯羹,甚至可以拿一部分国资变成他们的私产。可是,赵没想到这些。他误读了那些老头子的不满,以为人家反对是因为思想僵化,就一遍遍地澄清自己儿子没捞钱,讲那些没用的改革开放利国利民的大道理。其实人家嘴上说马列原则,就是拿大帽子索要好处,你赶快输送利益就摆平了,干嘛摆出清官的架势,还谈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了,他们连最后一点为自己谋福利的权力都没了,怎么可能甘心!
赵把腐败问题归结在“没有社会监督”,这是书呆子才说得出的话,身为一位政治大人物,犯这样的错误太不应该。官本位,国有体制,就必然腐败。消除腐败,唯一的途径就是私有化,政府操控的变成私人所有的,每个人自己会监督,还要什么社会监督。赵没有这样的眼光,也没有这样的胆识,在所有制改造上缩手缩脚,总是一部分人随便腐败,一部分人被迫清廉,党内高层的矛盾日益激化。赵的思维缺陷也反映在支持他的那些既得利益者身上。像四通公司万润南之流,就持“腐败有理”论,认为挖国有资产的墙角,就等于挖了共产党的根基,无形中就完成了私有化”,所以要加快腐败,搞垮一个算一个。这种谬论流布四方,将腐败合法化,反而国有体制更加稳固。腐败依赖于国有体制,人们习惯了腐败,能做的就是装装样子,弄点所谓监管。然后监管的人也去腐败,这样一来,腐败之上又添腐败,腐败绵绵无绝期。
赵紫阳致命的错误是,在环境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将“民主”当成了推进改革的手段。他完全弄反了,其实政治要民主,经济先自由,否则绝不可能。1989年5月4日,他在亚银会议上的讲话激怒了所有中共元老,这就是他政治失败的开端。这篇讲话的标题就不对路,《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民主,吊高了学生们的胃口,加深了保守派的恐惧。国有财产还没分好,就突然“民主”,掌权者当然担心,自己丢了江山,就断了财路,搞不好暴民一拥而上,自己连命都不保。没有私产制度,或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私有化措施,民主制度即使建立起来,也必然失败。匈牙利就是前车之鉴。1945年解放初,匈牙利走民主道路,多党选举。但是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土地和企业国有化,很快民主失败,变成血腥的独裁统治。1956年,纳吉主政,恢复了多党制度,走社会民主道路,但是引来苏军残酷镇压,再度覆灭。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苏联武装干涉,不算真失败。但现实政治不能这么看,做了一件事没成功,反而死了很多人,只能证明错了,在不恰当的时刻,做了最糟糕的事情。八九运动同样如此,以“民主“为旗,却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被当局毫不顾忌地弹压。这说明了什么?萨托利说过,成功的民主只有一种,自由的民主。赵的经济改革受挫,乞灵于政治改革,结果遭到更大的挫败。这一教训警醒我们:民主只是自由的其中一个结果,时机未到,不能强求。
还有一点,赵和许多知识分子的关系过于密切,也很不好。中国知识分子向来脑子笨,观念上有许多误区。像鲍彤,夸夸其谈,得罪许多人,惹了很多是非。知识分子是有权力癖的,很多事情更愿意政治解决(民主),而不是经济解决(市场)。正是在这些人的启蒙下,中国才有那么多疯疯癫癫的民主控。因此,未来如果还有赵紫阳式的政治人物,我希望他多和企业家做朋友,而应远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在野,不能让他们接近权力,因为他们有禁欲主义的倾向,在政治舞台上喜欢讨好愚众,表演良知。这样的统治必然是专制的、伪善的、乏味的、无能的。没错,这也是一条极其宝贵的教训:珍惜政治生命,远离知识分子。有志于政治抗争的人们,不可不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