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一课经济学 - 上)

新版序

本书第一版于1946年面市，该版曾被译成八种文字，并出过好些平装版本。在1961年版的平装本中，我加写了新的一章，探讨租金管制的问题，这个课题在第一版中并没有从一般的政府定价中拿出来单独讨论。1961年版还更新了部分统计数据和用作说明例证的参考资料。

此外，本书内容在此新版前再无其他改动，主要是我认为没有大改的必要。本书是为了强调一般性的经济科学原理，强调忽视这些原理会受到的惩罚，而不是去探讨特定政策法规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书中的例证虽然主要取材于美国经验，但作者所责难的政府干预行为在各个国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许多外国读者看 来，作者就像特地在描述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政策。

时隔32年，该对此书作一个全面修订了。我对例证资料和统计资料做了全面更新，并彻底重写了租金管制那一章，因为1961年版的讨论现在看来还不够充分。另外，我加写了最后一章——“三十年后的这堂课”，以说明今天我们上这堂课比以往更为迫切的原因。

亨利·黑兹利特
于康涅狄格州，威尔顿镇
1978年6月

第一版序

本书是针对那些盛行到几乎成为新的正统学说的经济学谬误的，跟现实相联系的问题，是不可能一直错下去的，基于这个简单的道理，它们自身所有的自相矛盾防止了它们成为正统学说，也让接受同样前提的学者各执一端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派”。然而，一个新兴学派与另一个的区别无非就是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更早地认识到基于错误前提所进行的推导多么荒谬，此时，由于无形中放弃了错误的前提，或者接受了相对于其内在逻辑所推导出的不那么诡异与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那样 的推导已经违背了经济科学。

然而，当今主要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即便不是全部被那些盛行的经济学谬误所左右，也必然都受到了那些经济谬误的深刻影响。所以，分析这些谬误，尤其是衍生出这些谬误的核心谬误，也许是了解经济学的最简捷且最可靠的方法。本书的构思，以及看上去多少有些雄心勃勃与挑战意味的书名，正是来源于这 个信念。

本书属于阐释性质。本书所阐述的主要观点，皆非原创。相反，本书将致力于揭示，当今许多被看作是卓越的创新和发展的观点只不过是换了新马甲的古老谬误，进而印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这句格言。

本书的内容，我觉得，应当算是“古典的”、“传统的”或“正统的”吧，起码，抱持那些谬误的人会用这些名义来否定我的分析。但是那些努力探求真理的 学生，则不应该被几个形容词吓住。学生们不应该总想着寻找革命性的、“全新”的经济学思想，他们应该是既接纳老观念，又欢迎新观念，应该摒弃浮躁而不是好炫求酷，一味地追寻新奇和原创。莫里斯·科恩（Morris R. Cohen）说过：“如果说我们能够推翻以前所有思想家的理论，那么我也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对别人会有任何价值。”[fn:《理性与本质》（Reason and Nature), 1931]

由于这是一部阐释性著作，我会自由地利用他人的观点而不必作具体说明（除了少数脚注和引文外）。在经济学这个诸多先贤辛勤耕耘过的领域写作，这样做在所难免。不过，有三位作者对我有特别的帮助，我不能不提及。首先要感谢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本书中的阐释所采用的框架得益于巴斯夏一百年前发表的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事实上，本书可视为巴斯夏原文所用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版，是其延伸和扩展。其次，要感谢菲利普·威克斯第德（Philip Wicksteed），特别是关于工资的章节和课后温习那一章，多得益于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最后要感谢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除了他对我这本粗浅的入门著作在写作上的指点，特别地要感谢他对通货膨胀过程散播方式的说明。

我认为在分析谬误时，不同于对贡献的评价，要避免指名道姓。若要指名道姓，就得公允地对待每一位被批评的学者，引录其著述原文，叙述其对某个问题的特殊见解，列明其所给定的限定条件，指出其表达暧昧或前后矛盾之处等。因此，书内并没有具体提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大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凯恩斯爵士（Lord John M. Keynes）、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其他人，但愿读者不会太失望。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某某学者所犯下的某个错误，而是在于分析经济生活中那些最常见的、流传最广的、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谬误。谬论一旦流行开来，便责怪不到谁的头上,散布谬误负有主要责任的作者的细节与隐晦之处会在流传中消失。当用于包装谬误的理论被简化成泛泛的教条，那些可能隐藏在一堆限定条件、含混表达或数学方程式中的诡辩就会显现出来。本书所讨论的流行教条跟凯恩斯或其他某位学者所陈述的学说不完全相 同，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不同就责怪我处理不公。我们在这里所感兴趣的，是那些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集团抱持的信条，以及政府的政策行动所依据的信条，而不是这些信条的历史渊源。

书中极少引用统计资料，望读者见谅。倘若要引述统计资料作论据，去论证关税、政府限价、通货膨胀，去论证政府对于煤炭、橡胶、棉花等商品的进行管制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本书的篇幅势必远远超出预先的设想。还有，作为一个报界从业人士，我非常清楚统计数字更新的频率有多快。我建议那些对特定的经济问题感 兴趣的读者，结合统计资料，去翻阅即时的“现实”问题讨论：相信大多数读者会发现，用学到的基本原理去正确解读统计数字并非难事。

本书中的文字力求通俗易懂，力求在不丧失合理的准确性的前提下，尽量避免过分专业化，以便还不了解经济学的读者同样能充分理解。

当本书编为单行本时，先已有三个章节分别独立发表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美国学人》（American Scholar）、《新领袖》杂志（New Leader），感谢三家允许我将这些篇章收集于本书中。米塞斯教授校阅了本书手稿，并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这里表示感谢。当然，对于书中所表述的各种观点，言论责任完全由作者本人承担。

亨利·黑兹利特
于纽约
1946年3月25日

第一编 主旨
第1章 关于这堂课

在人类所知领域中，经济学总是被更多的谬误所困扰。这决非出于偶然。这门学科内在的难度原本就高，再加上人类好为追求私利掩饰辩护，对于物理学、数学、医学等其他学科而言，这种倾向无关紧要，但在经济学就把问题无数倍地复杂化了。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尽管每个群体都有某些经济利益和所有群体的完全一 致，但各自又都存在着与其他不同群体的利益相抵触的利益关系。有一些公共政策从长远来看对所有人都有利，但其它的政策却是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地维护某些群体的利益。能够从那些政策直接获利的群体，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主张积极实施相关政策。他们会雇来花钱所能雇到的最好的专家来全力宣扬有利 于他们的学说。这样做的结果，要不会让大众信以为真，也会让大众稀里糊涂，以至于接下来对于相关问题几乎再也不能清晰地思考。

除去这些无休无止对私人利益的辩护，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新的经济学谬误每天都在产生。那就是：人们有着天生短视的倾向，总是只关注某项政策的即时影响，或者只关注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而不去探究那项政策对所有群体造成的长远影响。这本身就是忽略种种续发后果的谬误。

好经济学与坏经济学之间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坏经济学家只顾及眼前所见的利弊得失，而好经济学家则看得更远；坏经济学家只观察经济政策提案中的行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好经济学家还会考察更长远的间接结果；坏经济学家只关注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已经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影响，好经济学家还会去探究该政策 对所有群体产生的影响。

两者的区别似乎显而易见，尽可能地探讨某项政策对每个人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似乎应该是起码的常识。难道大家不知道，居家过日子的时候，贪图一时的纵欲享受往往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吗？每个小孩不都知道糖吃得太多会恶心不舒服吗？喝醉酒的人不都知道次日晨起之后必定胃灼头痛吗？酗酒成瘾的人不都知道狂饮 烂醉会损肝折寿吗？风流成性的人不都知道纵欲贪欢劳命伤财，还容易患上性病吗？回头看看个人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游手好闲的懒汉和尽情挥霍的败家子在放纵自己时，不也知道他们是在走向负债与贫困吗？

然而，当我们踏进公共经济学的领域时，这些起码的常识却往往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有些被认为是当今杰出经济学家的人抨击储蓄，他们把全国性的铺张浪费推崇为拯救经济的途径。当有人质疑这些政策的长期后果究竟会如何时，他们却像败家子对待严父的告诫，俏皮地答道：“何必看得那么远呢？要知道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此种戏言，却被人当作至理名言，成为有害教条。

相反很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在承受或远或近的过去实施的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了。坏经济学家昨天要我们置之不理的明天，转眼就成了今天。有些经济政策的长期影响，可能不出几个月就会露出弊端；有些政策产生的后果，也许需要好几年之后才会显现；还有些政策，其后遗症甚至要潜伏数十年才会爆发。这些长远影 响蕴含在这些政策之中，这是确定无疑的，就像小鸡孕育于鸡蛋之中，花朵孕育于种子之中一样。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简化为一堂课，这堂课又可以归纳成一句话：

经济学的艺术，在于不仅要观察任何法案或政策的即期效果，更要考察比较长远的影响；不仅要关注政策给某一群体带来的后果，更要追踪给所有群体造成的后果。

那些给当今世界带来严重危害的经济学谬误，十有八九是忽视这常识的一课的结果。那些谬误全都植根于两个中心谬误之一，或者兼而有之：一是只注意经济法案或提案的短期后果，二是只关注其于某一特殊群体的后果，而忽视对其他人的影响。

当然，与其相反的错误也是可能有的。在考虑一项政策时，我们不应该只顾其对社会整体的长期效应。此类错误常常来自古典经济学家，那些被证明为在长期中有净利益的经济政策，往往会立即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而上述错误思想往往会导致一种对这些人的命运冷淡无情的态度。

但在今天犯此类错误的，相比而言仅属少数，并且大多是一些专业经济学家。当今远远更为流行的谬误，出现在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成千上万的政治演讲中、以及新经济学学派似是而非的核心推理中，便是只重视政策对于特殊集团产生的短期效果，而忽略或淡化其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新”经济学家们自认 为这是超越“古典”、“正统”经济学家思想方法一次伟大 的、甚至是革命的进步，因为他们考虑到了昔日为经济学家们所忽视的短期效应。然而，他们自己却因为忽略或轻视长期影响，而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他们只对某些个别的树木作了精确细致地考验，却忽略了整片森林。他们使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结论经常是倒行逆施，以至于有时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竟和17世纪的重商主义不谋而合。事实上，他们陷入了（或者是如果他们寻求逻辑自洽的话，必定会陷入）古老的谬误之中，而这些谬误，我们过去以为传统经济学家早已根除掉了。

常有人感叹说，坏经济学家向大众兜售谬论，往往比好经济学家宣扬真理更动听。常有人抱怨说，蛊惑人心者鼓吹经济谬论时，总是比那些点出问题要害的诚实的人更能获得大众的欢呼喝彩。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奥妙：煽动家和坏经济学家，都只强调了一半的真相。他们只谈某项政策提案的即时影响，或者只谈其对某个特 殊集团的影响。仅就他们所关注的东西而论，也往往是言之成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站出来，指出政策提案也会带来长远的不良影响，或者指明这是牺牲其他一切集团的利益去满足某个特殊集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另一半的事实，来补足和矫正他们所强调的半边真相。不过，要想阐明某一方案对于每个人的全部主 要影响，往往需要进行冗长、复杂而无趣的推理。大多数听众总是怕听长篇大论，很快就会厌烦和不专心。坏经济学家利用了听众理性上的懒惰与低能，指出这些答案只不过是“古典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资本主义 的辩护术”、甚至其它认为有效的攻击污蔑之词，使听众相信根本没有必要去进行那样的推导与综合判断是非优劣。

以上，我们用抽象的语言陈述了这一课的本质，及其所针对的谬误的性质。但是，如果我们不给出一些实例，并加以说明，读者将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课的真正含义，公众也将继续被那些盛行谬误所蒙蔽。我们会利用经济生活中的实例，从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讲起，一直讲到最复杂最艰深的问题。我们会借助这些例 证，先学会如何察觉和避开那些最粗浅最明显的谬误，直至学会发现和避开那些最复杂最难以捉摸的谬误。这些正是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第二编 课程的应用

第2章 破橱窗

让我们从一个有可能是最简单的例证入手；我们来效仿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从一面被砸破的橱窗讲起。

话说一个顽童抡起砖头，砸破了面包店的橱窗。当店主怒气冲冲追出来时，小捣蛋已经溜得没了踪影。看闹热的人围拢了过来，幸灾乐祸地盯着橱窗的窟窿以及散落在面包和馅饼上的玻璃碎片。不一会儿这个人群就会进行哲理思辩，其中必然有人开始用祸福相依的哲理宽慰起众人或者店主的心：玻璃破了很是可惜，可是 这也有好的一面。这不，对面的玻璃店又有生意了。他们越琢磨越来劲：一副新的橱窗需要多少钱？要250美元。这笔钱可不算少。不过，这没什么好埋怨的，事 情本来就这样，要是玻璃永远都不破，那装玻璃的人吃啥。玻璃店多了250美元，会去别的商家那里消费，那些个商家的口袋里多了几个钱，又会向更多的商家买 东西。经这么一说，小小一片破橱窗，竟能够连环不断提供资金给很多商家，使很多人获得就业机会。要是照这个逻辑推下去，结论便是：扔砖头的那个小捣蛋，不但不是社区的祸害，反而是造福社区的善人。

且慢！让我们来分析其中的谬误。至少围观者所作的第一个结论没错，这件小小的破坏行为，的确会给某家玻璃店带来生意。玻璃店主对这起捣蛋事件除了略表同情之外，高兴程度不亚于棺材店老板获知新的死亡事件。但是，面包店主损失掉的250美元，原本是打算拿去做一套西装的。如今，这钱被迫挪去补破窗，出门就穿不成新西装（或者少了同等价钱的其他日用品或奢侈品）。他本来有一副橱窗再加250美元，现在只剩下一副橱窗。或者说，在准备去做西装的那个下午，他本来可以心满意足同时拥有橱窗和西装，结果却只能面对有了橱窗就没了西装的糟糕现实。如果我们把他当作社区的一员，那么这个社区就损失了一套原本会有的 新西装，那就是精确的社区财富减少程度。

总之，玻璃店主的这桩生意，不过是从做西装的缝纫店主那里转移来的。整个过程并没有新增“就业机会”。那些围观的人只想到了交易中的两个当事人，即 面包店主和玻璃店主。他们却忘记了可能涉及的第三方，即缝纫店主。他们之所以忘记了他，恰恰是因为现在玻璃碎了，他也就失掉了亮相的机会。人们过两天就会看到多出一幅新橱窗，但绝不会看到多出一套新西装，因为那套西装根本就不会被做出来。人们总是只看到眼前所见的东西。

第3章  战祸之福

讲完粗浅的“破窗谬论”，有人会说，任何人只要动脑筋想一想，一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事实上，穿着各种伪装的破窗谬论，在经济学历史上却最为顽固不化，而且此种谬论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如今，每天都有许多人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这些人包括工业巨头、商会和工会领袖、社论主 笔、报纸专栏作家、电台与电视台的评论员、技巧高深的统计专家、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正在用各自的方式宣扬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好处。

尽管他们中有些人不屑于承认小小的破坏行为中也存在着净利益，但他们都确信，巨大的破坏行为能让人们受益无穷。他们吹嘘战争对经济是如何如何的有利，非和平时期能比，并向我们展示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生产奇迹”。他们认为，战争时期庞大的需求“累积”或“堵塞”，会给战后的世界带来繁荣。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兴致勃勃地清点那些在欧洲被战火夷为平地、必须重建的房子和城市。在美国，他们清点出战争期间无力兴建的房子、短缺的尼龙袜、破旧的汽车和轮胎、过时的收音机和电冰箱。他们得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经济总量。

这种“需求堵塞”谬论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老朋友——破窗谬论——换上一件臃肿的马甲之后的形象而已。不过这一次，有更多相关的谬误绞缠在一起，需要我们逐一驳斥。首先，它把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 混为一谈。战火摧毁的东西越多，它所造成的贫困越严重，战后的需要量就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需要并不等于需求。有效的经济需求，光有需要还不算，还必须要有相当的购买力才行。当今印度对产品的实际需要相对于美国的需要来讲简直大得不可比，但是它的购买力，以及由此可以刺激起来的“新的生意”相对于 美国来讲却是微不足道的。

不过，就算绕过了上一个谬误，接下来还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谬误。持破窗谬论的人常犯只从货币的角度去思考“购买力”的错误。其实，只要让印钞机开足马 力，不愁没有钞票。要是以货币来衡量“产品”价值的话，那么以钞票为产品的印钞业，无疑是当今世上规模最大的产业。但是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购买力问题，所印制的钞票数量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就越贬值，货币贬值的程度可以用物价上涨的幅度来衡量。然而，大多数人只习惯于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财富和收入，所以只要 手头多了几张钞票，便以为自己过得更好，尽管拿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比从前少，自己实际拥有的东西可能不如从前。人们所认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收 益”，其实大多是战时通货膨胀造成的幻象。哪怕在和平年代，同等规模的通货膨胀也能带来这样的结果，并且的确产生过这些结果。后面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种货币幻觉。

“需求堵塞”谬论只讲出了一半的真相，这点跟破窗谬论一样。被砸破的橱窗的确会给玻璃店带来生意，战争造成的破坏也的确给某些产品的制造商带来了大量的商机。房子和城市的毁于战火，为建筑业赢得了更多业务，而战争期间没办法生产的汽车、收音机和电冰箱，确实为那些特定的产品带来累积性的战后需求。

这一半的真相在大部分人看来，就像是总需求增加了。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降低的角度来说，一部分增长是的确如此【通胀导致需求增加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结论——译者注】。不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需求从其他地方转向了这些特定的产品。欧洲人盖出了空前数量的新房子，因为他们必须先解决安居问题。可是，在他们大兴土木的同时，可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人力和生产能力就会随之 减少。人们买了房子之后，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支付能力也会随之缩水。人总是顾得了一头，就顾不了另一头（当然，要除开额外增加的被饥寒交迫的紧张感所激发出来的更大的生产能量）。

简单地说，战争改变了人们在战后的努力方向；战争打破了各行各业原有的平衡；战争重塑了工业的结构。

二战后的欧洲各国都出现了高速甚至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那些惨遭战火蹂躏的国家是如此，那些未受劫掠的国家也是如此。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的德国等 国，其经济增长速度比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法国等国要快。部分原因是因为西德实行了较为稳健的经济政策，部分原因是想尽快过上正常生活的念头使人们工作更加努力。但它并不表示财物毁损对失去财物的人有利。没有人会因为需要激发出斗志而刻意烧毁自家的房屋。

战争结束后，迎来和平的人们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激发出旺盛的精力。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在《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第三章开门见山这么写道：
不幸的事件、政府的失误，可能将一个国家置于悲惨的境地，但与之相比，科技的持续进步、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的恒久努力，却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国家的繁荣。我们经常发现，肆意挥霍、苛捐杂税、荒谬的商业管制、贪渎腐化的司法体系、伤亡惨重的战争、叛乱、迫害、烈火、洪水，它们都在摧毁财富，但人民通过 努力创造财富的速度却更快。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财物毁于战争或和平年代。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是灾难的东西，对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来说也一定是伤害和灾难。

经济推理中最常见的许多谬论，源于人们倾向于将国家与集体当成抽象的名词去思考，而忘记或忽视了组成它、并赋予它意义的个人。这种倾向在今天尤为明显。如果一开始就从惨遭横祸的个人角度去思考，那就不会有人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对经济有利。

那些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能增加总“需求”的人，还遗漏了一个基本事实：需求和供给就像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供给会创造需求，因为归根结底供给就是需求。人们的供给，就是他们为了换取自己需要的产品而必须贡献出来的东西。农民为城市供应小麦，即构成了他们对于汽车或其他商 品的需求。所有这些，是现代劳动分工和交换经济中固有的特点。

毋庸置疑，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大部分人（包括一些被誉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的人）来讲，由于工资支付与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交易都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形式等形成的复杂机制，他们认识不清。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有时未能对那些由于货币的使用而产生的复杂后果给予充分的重视，但他们至少透过“货币的面纱”认识到了基本的现实。就 这一点来说，他们比当今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更胜一筹。那些批评者非但没能从中得到启示，反而被金钱的表象搞糊涂了。单纯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发行更多的货 币，造成工资和物价上扬——看起来也许像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但从实际物品的产量和交易量来看，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显然，生产力被摧毁多少，实际购买力就会被摧毁多少。尽管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以金钱表示的产品价格或“国民收入”会上升，我们却不应该被此表象迷惑，甚至自欺欺人。

有人争辩说，德国人和日本人比美国人拥有“战后优势”，因为他们的老旧工厂在战时被完全摧毁，得以更换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成 本得以降低，非美国那些老旧、过时的厂房与设备可比。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完全可以立即拆除老旧设施，从而一举消除日本和德国的领先优势。实际上，只要能满足利润最大化，所有国家的所有制造商，都可以每年弃旧换新。

道理很简单，厂房、设备都有最适当的折旧率，也就是最佳的更新年限。只有在制造商的厂房、设备因为老化过时，净值接近于残值，正要找人来拆除，并且已经订购了新的设备之际，炸弹刚好在这一刻落下，帮忙拆毁了现有设施，才真的对当事人有利。

当然，如果厂房、设备以前的折旧和过时程度没有适当反映在会计帐簿上，实际损失就不会有账面损失那么更严重。新厂房、新设备的出现，也的确会加快老旧设施的淘汰速度。也就是说使用新装备能创造更大的利润，继续使用旧装备比较而言就是损失。如果那些拥有老厂房、老设备的制造商想继续使用过时装备，已经 超过了利润最大化的正常期间（假定他们有预算来添置新厂房和新设备），那么厂房、设备此时被摧毁，将带来比较优势，或者讲得确切一点，可以减低他们的比较损失。

我们从中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用炮弹或炸弹来摧毁厂房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处，除非那些厂房破旧过时，残值收入远不足以抵补拆除费用。

此外，上述讨论还略去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必须拥有或者能够获得相应资金储备、即资本积累，才能实现厂房和设备的更新换代。然而，战争却会摧毁累积下来的资本。

显然，战争也许会带来一些补偿性的因素。比方说，战争期间技术上的发明与进步，可以增加个人或国家在某一方面的生产力，最终甚至可能存在总体生产能力的净增长。另外，战后的社会需求形态绝对不会和战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形而忽视最基本的事实：大肆破坏具有价值的任何东西， 都会造成净损失、不幸和灾难。个别特殊情况下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补偿性利益，但从总体上看，战争的破坏对社会绝不是恩赐或福音。

第4章  公共工程意味着增税

当今世上，没有哪种信仰能比民众对政府支出抱有的信仰更持久、更具影响力。各国民众都在仰仗政府支出这剂灵丹妙药，坚信它能包治所有的经济弊病。私营产业不景气吗？我们就靠政府支出去拉动产业经济。出现失业问题了吗？这显然也是“私人购买力不足”造成的。开出的药方明摆着还是政府支出。总之，唯一的 解决之道就是政府花掉足够多的钱去补齐“不足”。

无数的文献基于这一谬论，与其他荒唐的说法相互支撑，并使之成为盘根错节的谬论网的一部分。我们还无法在本章解析整个谬论网，不过，我们能在这里剖析孕育其他许多无稽之谈的谬论之母，也就是该谬论网的主干。谬论网的分支留在后面的章节去解析。

除了大自然有限的免费恩赐之外，我们取得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所谓的经济学家，这些人个个都有不劳而获的办法。他们吹嘘，政府根本不用收税都能有花不完的钱；政府可以无限累积债务，根本不用偿还，因为“钱是我们欠自己的”。后面我们还会再来剖析这类奇谈怪论，但这里必须无情地 指出，过去做的这种美梦总是以国家财政破产或者通货膨胀飙升而破灭。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所有的支出最后都必须靠纳税人来埋单；通货膨胀本身只是税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很特别恶毒的一种税收形式。

让我们把基于政府推行长期借款和通货膨胀政策的谬论体系要放到以后再探讨，本章中我们要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支出的每一块钱都来自马上的或者将来的税收。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问题，所谓政府支出造就的“丰功伟绩”，就不再那么风光了。

一定数额的公共开支对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是必要的。一定数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如街道、桥梁、隧道、军营、海军基地，以及议会、警察和消防队的办公设施等，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所必需的。社会对这些公共建设本身有需要，也依据此需要而进行时，对此我毫不担心。我所要讨论的是将公共建设当做一种手段，用 以“提供就业”，或者创造出社区用它法无法创造出来的新财富的那些公共工程。

假设要建一座桥，如果它能满足民众的迫切需要，缓解难以克服的交通或运输问题，换句话说，如果纳税人觉得把钱一起投在这里，比不收税而让他们自己消费更有价值，那么兴建这样的桥梁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为了“提高就业机会”而建桥，那就成另外一回事了。当提供就业机会成了目的之后，有无兴建桥梁的实际需要就会成为次要问题。政府必须无中生有，创造出“公共建设项目”。他们不再只考虑哪里必须建桥，而是开始自问自答：桥可以建在哪里。他们能找到适当借口来说明为什么需要再建一座桥把浦东和浦西连接起来吗？很快该工程就变得绝对必要。那些对建桥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的人，则会被认为碍手碍脚和不识时务而被忽略。

关于建桥，一般有两个论调。其一主要发生在造桥之前，另一个主要流传于完工之后。第一个论调指出，造桥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比如说，一年可以提供500个工作机会。言外之意是，不建这座桥，就不会有这些工作机会。

这仅是眼前的结果而已。如果我们学会进一步去看背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只是关注那些政府工程的直接受益者，还要同时考虑那些间接受到影响的人，我们的认识就会迥然不同。没错，造桥工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然而造桥的钱却必须从税收中支出，造桥每花一块钱，就得向纳税人征一块钱的税。要是建造 这座桥得花1 000万美元，纳税人就得贡献出1 000万美元。他们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去购买他们各自急需的东西。

因此，建桥工程所创造的每一个工作机会都是以它处一个民间工作机会的丧失为代价的。我们能够看得见桥梁工地上的工人，我们看得见他们在做工，于是，政府支出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论调变得活灵活现，令大多数人深信不疑。但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唉！它们根本没被允许发生，它们是从纳税人的口袋里 掏走1 000万美元之后而破坏掉的工作机会。所发生的一切无非是，最好的可能就是，该工程引起了就业机会的转移。造桥工人增加了，汽车工人、电视机技工、制衣工人、农民就减少了。

桥终于建好了，不妨假定那是一座漂亮而非丑陋的大桥。第二个论调会说，这都得归功于政府支出的神奇魔法。要是当初那些反对者得遂所愿，还会有这座跨江大桥吗？若少了这座桥，这个国家正好损失相应的那么一笔财富。

这里也一样，对那些不能看到双眼能关注的范围以外的东西的人来说，主张政府支出的人更有说服力。这两类人的眼睛里都只有那座桥。如果他们能学会既看直接的结果又看间接的影响的话，那些原本可能产生而没有产生的东西便会呈现在他们的想象之中。他们将看到没能盖起来的房子、没能生产出来的汽车和洗衣机、 没能做出来的礼服和外套、没能种出来和卖出去的粮食。要看到这些没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得靠某种想象力，可惜这正是许多人所缺乏的。我们也许意识到过这些不存在的东西，但当我们每天上下班路过的桥梁时，我们的意识里便只有了桥梁。政府支出的幻象，无非是通过牺牲其他的机会，把特定的财富创造出来而已。

这种推理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种形式的公共建设。例如，动用公共资金兴建供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廉租房。这么做，只不过是用征税的方式让收入较高的家庭把钱拿出来（也可能有一小部分是其他低收入较低家庭的钱），强迫他们补贴那些政府选定的低收入家庭，让后者以相同或更低的租金，享有更好的住房条件。

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兴建廉租房的种种利弊，只想指出，赞成兴建廉租房的最常见的两个论调都存在谬误。其一是它能“创造就业”，其二是建造廉租房即创 造了财富，否则便没有这笔财富。这两个论调都站不住脚，因为它们忽视了赋税造成的损失。用于兴建廉租房的税赋所毁掉的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跟它在住房建设行业创造的工作机会一样多。这也导致有些私人住房无法盖起来，有些洗衣机和电冰箱无法生产出来，使其他不计其数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缺乏。

这种得失不可能有别的答案，虽然有人说兴建廉租房不需要一次拨一大笔钱，靠每年的租金补贴就能盖好。但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并未改变问题的本质，那只是把纳税人的负担分摊到许多年，而不是集中在一年。

支持兴建廉租房的人有着很大的心理上的优势。建设时能看到繁忙的工地，完工后能看到崭新的建筑，入住时能看到乔迁新居的人喜气洋洋地带领亲朋好友参观房间。相反，因赋税而损失的工作是看不见的，那些无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无法提供的服务也是看不见的。每次看到那些房子，看到那些住在里面的幸福快乐的 人，我们都需要重新集中精力，才能想象出那些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主张兴建廉租房的人指着矗立在眼前的楼房反驳说，你说的那些只是想象出来的、不存在的事物，是纯理论的东西。他们的言行令人惊讶吗？就像萧伯纳的剧作《圣女贞德》中的那个家伙，当被告知毕达哥拉斯的理论说地球是圆的、而且绕着太阳转时，他 驳斥道： “十足的白痴！他不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吗？”

对于像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仍需进行同样的推理。这项工程十分浩大，其视觉冲击力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你看，这是一座巨大的拦水坝，这是一座令人震撼的弧形钢筋混凝土建筑。它“比私人资本能够建造的任何东西都伟大”，它是摄影师的圣殿，是社会主义者的天堂，也是最常被引述的公共 建设、公共所有权、公共设施运营奇迹的象征。这里有巨大的水轮发电机组和电站厂房。单靠这项工程就带动了更多的新工厂和新产业，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得以提高。拥护者对此推崇备至，说这里创造了没有负面效应的经济净收益。

我们不必详细讨论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或者类似的公共工程的优劣。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看一看这本账目的支出部分，这需要加倍努力去运用想象力，因此似乎很少人能够做得到。如果政府把从个人和企业那里征收来的钱集中花在某个地方，使当地变得相对富裕，那有什么好令人惊叹的？凭什么应该视之为奇迹？请 不要忘了，其他地方会因此变得相对贫穷。所谓“私人资本建造不出来”的伟大建设，实际上正是用私人资本建造的，即利用从民间征来的税来筹集建造工程的资本（如果是发行国债借钱的话，最后也要靠征税去偿还）。我们必须再次借助想象力，才看得到那些不存在的民间发电厂、民宅、打字机和电视机。这些事物得不到建 设或生产，是因为全国各地人民身上的钱都被拿去建设了特别上镜的诺里斯大坝。 

我特意选了几个最好的公共工程做例子，也就是说，这些公共支出计划都是主张政府支出的人推崇备至的，也是最受公众认可的。我没有讲那些成千上百的不讲求效用的投资计划，政府推行那些计划的主要目的无一例外都是“提供工作机会”和“让人们有工作可做”。至于计划本身的效用如何，我们已经看到，都最终成 了次要问题。况且，工程越是铺张浪费，耗用的人力成本越高，就越能达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僚构思的公共建设计划，每花一块钱所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净增加，都极有可能不如纳税人自行花掉这笔钱所购买或者生产的东西更有价值。

第5章 税负抑制生产
 除开前面所讲的，还存在着一个因素，使得政府支出所创造的财富也就不可能完全补偿其征税所破坏的财富。人们通常简单地认为政府支出就是把国家的钱从右边的口袋掏出来，再放进左边的口袋，整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比如，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告诉我们，如果国民所得一年是1.5万亿美元，联邦税收是3 600亿美元，那么就只有24%的国民所得从私人用途转到公共用途{endnotes:1989年的国民收入为6.2万亿美元（按1993年的美元币值计 算）。当年的联邦税收为2.4万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的40%。（杰拉尔德·斯卡利[Gerald W. Scully]：〈什么是最优政府规模〉[What  is the Optimal Size of Government?], NCPA报告第188号，1994年11月.）}。这种说法就好像把整个国家当成资源汇聚在一处的大公司，资源转移只是账面上的调整而已。这帮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忘记了，政府支出必定需要首先从甲那里拿走那一笔钱，然后才能给乙，他们或许十分清楚这个道理，但他们只谈这个过程给乙带来的那些好处，如果不 把钱转移给乙，这些美好的东西就不会发生，他们忘记了此类操作对甲的效果。乙能够被看见，而甲就避而不谈。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所承受的所得税比例不尽相同。所得税的巨大负担被强加于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之上，为了弥补公共开支的不足，政府还必须开征其他名目的赋税。这些赋税最终都会影响到交税者的行为与生产动力。如果一家公司发生亏损，每赔一块钱，就得足足损失一块钱；当这家公司赚钱的时候，每赚一块钱，却只 能留下52分钱，当它不能用丰年的收益去弥补亏损期的损失时，公司的经营政策就会受到影响，它将丧失扩张业务的冲动，或者只扩张那些风险最低的业务。觉察到这种状况的人甚至会打消开创新事业的念头。现有的雇主将不再增加员工，或者即使增加也增加不多，其他人则根本不打算成为雇主。长期下来，与本来可以达到 的水准相比，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应用放慢。最终结果是，相对那样的水准而言，消费者买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实际工资达不到相应的水平。
 当个人所得税率调升至50%、60%或70%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人们将开始扪心自问：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为什么有6个月、8个月甚至9个月全是在为 政府做贡献，只剩下6个月、4个月甚至3个月的所得供自己和家人使用？赔钱的时候，自己必须承担全部损失，赚钱的时候却只能留下一小部分利润，他们会认为，拿自己的钱去冒这种风险未免愚不可及。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拿去冒险，因为资本还没有累积就已经被征收走了。简单而言，用于创造民营工作机会的资本不能 成形，已成形的资本则被阻止了发起新的企业，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正好创造了他们宣称想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为了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一定数量的税收必不可少，围绕这个目的的合理税收对生产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此类政府职能除了其它方面，也为生产提供了保障，此种保障提供的效益超过弥补生产者税收上的损失。但是，以税收形式征取的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越大，对于私人生产和就业的阻碍和威胁就越大。等到总税负大 到超过了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时，政府又想课税又想不至于抑制和破坏生产，将成为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第6章 政府信贷扭曲生产

政府拿钱出来”扶持”企业，有时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扶持的形式通常是政府直接贷款，以及对私人贷款提供政府担保。

政府信贷的问题往往是很复杂的，因为它涉及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对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各种影响，我们留待后面的章节再去分析。在这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所讨论的政府信贷不引起通货膨胀。我们以后会进一步讨论，通货膨胀虽然会使问题的分析过程复杂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里讨论的政府信贷政策的后 果。

国会中最常见的政府信贷提案是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农民取得的贷款永远都嫌少，在他们眼中，私营抵押贷款公司、保险公司或乡村银行提供的贷款从来谈不上“充足”。不管有多少的贷款机构就是国会刺激建立起来的，国会总是能不断挖掘出现有的贷款机构还没有满足的新缺口。农民可能获得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已经够多了，而议员们又发现，”中期”贷款还不够多，或者利率太高，或者抱怨私人贷款只贷给了家道殷实及有可靠经验的农民。于是，这个立法机关中关于设立面向农民的新贷款机构和新贷款类别的提案层出不穷。
 不难发现，有两类短视行为导致人们对这些政策充满信任。一类是只从借钱的农民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另一类则是只关心交易的前半部分。

要知道，在诚信的借款人眼里，所有的贷款最终都是要偿还的，所有的信贷都是债务。国会提高信贷额度的提案不过是加重债务负担的提案的代称。要是我们习惯使用第二个名称，而不用第一个名称，那些提案就不会再那么受欢迎。

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私营机构提供给农民的常规贷款，其中包括抵押贷款，让农民用于购买汽车、电冰箱、电视机、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的分期付款贷款，以及供农民在收获和销售谷物前用于资金周转的银行贷款。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只是政府机构提供给农民的直接贷款，以及由政府担保的贷款。

这些政府贷款往往有两类用途。一类用以帮助农民把谷物囤积下来，暂不上市销售。这是一类特别有害的贷款，让我们留待后面讨论政府实施商品管制问题时再做具体分析。另一类贷款是为农民立业提供资金——让他们买得起农场本身、或者一部小拖拉机、或者一辆大牵引车、或者所有这些东西。

乍一看，这类政府贷款似乎很有必要。有人会站出来说，这里有个贫困家庭，缺乏谋生手段。让他们靠领取救济金生活是一种冷酷和浪费的解决办法。给他们买座农场、使其自力更生、让他们成为有自尊与自食其力的公民，让他们为国家的GDP尽一分力，并用自己的产出来偿还贷款。要不这里有位农民生活艰难，买不起拖拉机，还在使用原始落后的方式耕种土地。借钱给他买部拖拉机吧，让他提高生产力，他能够靠增产所赚来的钱还本付息。这样一来，既能让他 靠劳动致富，又能增加产出，使整个社会更加富有。况且，这类贷款是“自偿性”的贷款，根本不需要政府和纳税人来负担成本。

事实上，这正是私人信贷机构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倘若某人想买农场，手头的积蓄只够农场售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储蓄银行或邻居们会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借钱给他凑够买价。倘若某人想买拖拉机，农机公司或金融机构可以允许他首付三分之一的货款，其余的欠款靠产出的增加分期偿还即可。

然而，在私人提供贷款与政府提供贷款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每个私人放贷者都是在用自己的资金承担风险。银行家虽然是利用别人委托给他的钱去冒险，但一旦有损失，也必须拿自己的钱去赔付，否则只有破产出局。当人们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时，通常会严格审查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做抵押，审查其经营能 力和诚信如何。

倘若政府依照同样严格的标准来经营贷款业务，那政府根本没有必要涉足这一行。为什么要去做私人机构已经在做的事呢？不过，政府一向是以不同的标准来从事经营的。政府之所以涉足贷款业，就是要向那些从私人机构借不到钱的人提供资金。这其实是说，私人放贷者不肯拿自己的钱去冒的风险，政府放贷者却愿意拿 别人（纳税人）的钱去冒险。事实上有时这种措施的辩护者也明确地承认政府放贷的坏账率高于民间放贷，但他们坚持认为，此种损失由增加的产出可以弥补有余，增加的产出来自那些有借有还的人，甚至大部分借了不还的人。

我们若只注意那些拿到政府贷款的生产者，而忽略掉那些由于政府贷款计划而丧失了获得生产资本的人的时候，上述辩护才会显得有些道理。因为，政府真正借出去的并不是钱，而是资本，钱不过是交易的媒介。（前面已经提醒过，我们稍候再谈通货膨胀性信贷扩张而引发的复杂性问题）。政府真正借出去的是农场或拖 拉机本身。农场的数目有限，拖拉机的产量也有限（只要不是牺牲其他产品去生产过剩的拖拉机），那么政府把农场或拖拉机借给某乙，就没办法再借给某甲。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是甲，还是乙，应该得到农场？

这就要靠比较甲与乙各自的价值，各自对生产的贡献，或者有能力做什么贡献。假设政府不干预，甲会得到农场。当地的银行家和邻 居都了解他，对他知根知底。他们希望自己手上的资金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他们知道甲是诚实守信的人，值得在他身上冒险。也许因为勤劳、节俭、有远见，他已经积攒了购买农场所需资金的四分之一，他们借给了他其余的四分之三，这样他就得到这个农场。

有一个奇怪的说法很流行，是所有造钱学派学者的主张【译者注：monetary cranks，指迷信通货膨胀的经济学者】，说信用是银行赋予某个人的。事实恰恰相反，信用是人已经拥有的东西。一个人有信用，或许是因为他拥有资产折合成现金来计算，其价值大于他想取得的贷款。或许是因为个人品行与信用记录让他获得了信用。他带着本身具备的信用到银行去，银行家才愿意借钱给他。银行家绝 不会随随便便地借钱给别人，他需要得到偿还的保证。银行只是把借款人的资产或信用从流动性较低的形式转换成流动性较高的形式而已。有时银行也难免失误，这样一来，不但银行家自己受损失，整个社会也会受损失，因为借款人没能创造出预期的价值，资源被浪费了。

可以看出，具备信用的甲是银行愿意借钱的对象。但抱着施舍心态的政府更关怀乙的处境。缺乏信用的乙没办法从私人放贷者那里取得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他没有储蓄，没有信用记录支持他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农民，当时他还可能是靠领救济金生活。提倡扩大政府信用的人争辩说，为什么不借给他足够的钱，让他购买 农场、小拖拉机、大牵引车，助其立业，使他成为有价值也有生产效益的社会成员呢？

也许就个别的案例来说，这种愿望能够很好地得到实现。但整体而言，按政府的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风险显然高于按私人放贷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投给乙们的贷款越多，损失越大，他们中间失败的比例会高出很多。乙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更多的资源会被他们浪费掉。可是，获得政府贷款的人将买到农场和拖拉机，本 来可望获得私人贷款的人就反而得不到。乙有了农场，甲就被剥夺了拥有这个农场的机会。甲被排挤出去，可能是因为政府信贷导致的利率提高，或因为农场的价格因之上涨，或因为邻近地区也没有剩余的农场可买了。这样一来，政府信贷所造成的净效果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了当地所能创造财富，因为可用的实体资本（由实际的 农场、拖拉机等构成）没有交给效率更高的、值得信赖的人，而是落到了低效率的借款人手里。

要是我们不谈农业，而是谈其他的商业形式，上述道理还会更加明显。时常有人倡议政府应该承担起”私人产业承担不起”的那些风险。这意味着应该准许政府官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做那些没有人会用自己的钱去冒险的投资。

这种政策会带来很多弊端。它会导致徇私舞弊：借钱给亲朋好友，或者贷给贿赂者；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种种丑闻；只要投资项目运作失败，令纳税人的钱有去无回，必将导致互相指责推诿。它还会增加对社会主义的要求，因为，人们会很自然地问道：既然政府承担了风险，那为什么不应该取得所有的利润呢？让纳税人 承担风险而事实上只有私人资本来获利，哪里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后面会谈到，政府对农民提供的”限抵无追偿”贷款，正是属于这种情况。） 【Nonrecourse Loans，限抵无追偿贷款，指贷款追讨局限于抵押品价值，不额外向借贷者追讨超出抵押品价值的余额——译者注】

让我们暂且略过上述弊端，只谈政府贷款的一种后果：浪费资本和削弱生产。政府信贷会把现有资本丢进糟糕，充其量也是效益不明的项目中。相对于没有此类信贷而将获得这样的资本的人，政府信贷会把资本交给能力更差、或者更不可靠的人，因为在任何时候，实体资本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有别于印钞机吐出来的货币 数量），交到乙手中的东西，就不可能再交给甲。

人们希望把自己资本用于投资增值，但投资一定要谨慎，放出来的贷款一定想收回来。因此，大部分放贷者把钱投下去之前，都会预先仔细审查投资计划，仔细衡量获利的预期和亏损的几率。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但基于诸多原因，他们犯错的可能性小于政府放贷者。理由如下：首先，借出去的钱是他们自己的，或是别 人自愿托付给他们的。而政府借出去的钱却是从纳税人那里强制征收来的，不需要顾及纳税人的个人意愿。私人放贷，只会放给明确地期望在将来能偿还本金与利息或红利的借方。这标志着他们期望借款人能生产市场上有需求的东西。而政府投钱则围绕着诸如”创造就业”之类的模糊目的，并且，项目效益越低越好——也就是 说，相对于产出所雇用的人数越多，越有可能获得较高评价。

其次，私人放贷者是经过严酷的市场筛选胜出的。经营不善就会赔钱，再也拿不出钱借给别人。他们只有经营得很成功，才可能有更多的钱借出去。因此，私人放贷者（除去通过继承遗产获得资金的一小部分人）经过了优胜劣汰的考验。反观政府贷款业务人员，不少只通过公务员考试，只知道如何用假设的方式回答假设 性的问题，或者只是善于找来最动听的理由把钱贷出去以及在贷款出问题时，找来最合适的借口以推脱责任。不过最终结果却不会因此改变：私人贷款比政府贷款更能充分运用现有的资源和资本，政府贷款与私人贷款相比会浪费更多的资本和资源。简单说，与私人贷款比较来看，政府贷款会削弱生产，而不是增进生产。

总之，主张由政府向私人个体或是项目提供贷款的提案，只看到了乙而忘记了甲。它只关注从中获得资本的人，而忘记了那些本来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此项资本的人。它只看得到有政府贷款注入的项目，而遗忘了无法获得资本的其他项目。它只关心某个群体的眼前利益，而不管其他群体的损失，以及整个社会的净损失。

反对为私人企业或个人提供政府担保的贷款和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的理由差不多同政府直接贷款和提供抵押贷款一样强烈，尽管更加不明显。主张政府担保抵押贷款的人，同样忘记了实际借出的终究是有限的实体资本，如果扶助了看得到的乙，必然会牺牲看不到的甲。政府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尤其是免首付款或首付款 很少的住房抵押贷款）不可避免会发生更多的坏账。政府强迫全体纳税人去承担恶性风险与补偿损失。鼓励人们去“购买”自己其实负担不起的房子，最终造成住房 供给相对于其它物品过剩。暂时过度刺激楼市，会使得每个人（包括以政府担保抵押贷款购买房子的人）负担的房价升高，甚至可能最终误导建筑业高成本地过度扩张。总的来说，从长期来看，政府信贷并没有提高国家整体的生产，却鼓励了不当的投资。

本章开篇处提到，政府拿钱“扶持”企业，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这个说法，除了适用于政府贷款，也同样适用于政府补贴。政府不能凭空借钱或者给任何东西予企业，这些东西都必然来源于企业。人们时常听得到，罗斯福新政的执行者和主张政府干涉经济体制的人吹嘘，在1932年及其后一段时间，政府通过复兴金融公司、住房业主贷款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如何”帮助经济走出困境”。然而，倘若政府不是在事先或事后征敛民财的话，它没有钱给企业资金上的帮助。政府的全部资金都来自税收。即便是倍受吹捧的”政府信用贷款”，也是基于最终要由赋税支付其贷款这样一个前提。当政府向企业提供贷款或补贴的时候，它所做的就是向成功的私人企业征税，然后拿钱去扶持不成功的私人企业。在某些紧急状况下，或许有理由实行这样的政策，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去考察其合理性。但 是，长期这么下去，从国家整体的角度考虑，这似乎不是一个合算的机制，而且经验已经表明，这种做法的确得不偿失。

第7章
诅咒机器

在所有的经济错觉中，“机器必然导致失业”这种错误最为阴魂不散。这种错觉曾经被无数次驳倒过，但总能死灰复燃，并且和以往一样张狂。每当出现长时期失业潮的时候，机器总是被指责为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这一谬论仍然是许多工会组织开展实际运动的理论基础。而公众则普遍容忍这些做法，要么认为工会做得 对，要么是稀里糊涂，搞不清工会错在哪里。

所有那些机器导致人们失业的想法，若讲一点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必然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不但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失业，就连原始人尝试摆脱苦力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造成自己的失业了。

也不必追溯那么遥远。让我们看一下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这本巨著的第一章叫做“论分工”，在这一章的第二页上，作者给我们举了个扣针制造业的例子。一个劳工，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制造扣针的机器，“也许一天也做不出1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了”。但是通过分工协作，并且用了机器之后，平摊下来，一人一天能做4 800枚扣针。这样看来，在亚当•斯密时代的扣针制造厂，每出现一个操作机器的劳工，就得有240到4 800名做扣针的劳工丢掉饭碗。如果机器只会让人失业的话，那么扣针制造业导致的失业率就高达99.98%，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吗？

当时的确还有更糟的，毕竟工业革命那时正处于萌芽期，手工被机器所替代的情形显得尤为惨烈。让我们来看看那场革命中的一些事件的方方面面。以针织袜业为例，新织袜机刚投入使用时就遭到了手工工人的破坏（单单一次暴动，被毁掉的机器就超过1 000台），厂房被烧毁，机器发明者们受到威胁而被迫逃命。直到最后出动了军队，并把暴动领袖们流放或绞死以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现在，我们应该记住：暴动者们饿着肚子，想到毫无希望的明天时，他们抵制机器的行动是合乎理性的。威廉•费尔金（William Felkin）在《机器针织和花边织制商历史》（History of the Machine-Wrought Hosiery Manufactures；1867年）中告诉我们（尽管他的陈述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在采用机器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50 000名做针织长袜的手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绝大多数最终也没能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然而，暴动者们坚信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的想法却是错的，因为到了19世纪末，针织袜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比世纪初的时候反而增长了至少100倍。

阿克赖特（Arkwright）在1760年发明了棉纺机。据估计，当时在英格兰有5 200名使用纺车的纺纱工，以及2 700名织布工——总共有7 900人从事棉纺织品的生产。阿克赖特的发明在推广应用时遭到了抵制，理由是它将威胁到棉纺工人的生计，最后，当局只好动用武力来平息抵制浪潮。然而到了 1787年，也就是阿克赖特的发明问世后的第27个年头，议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实际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从7 900人增加到32万人，增加了4 400%。

要是读者们有机会去翻一翻1889年版戴维•韦尔斯（David A. Wells）所著的《近来的经济变革》（Recent Economic Changes），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章节，只要把日期和数字改一改，就跟今天那些恐惧科技的人所写文字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段：

从1870年到1880年这十年间，英国商船进出口清关吨数就增至2 200万吨……然而，从事于这一巨大装卸工作量的人员人数，与1870年相比，1880年雇用的人数只剩下约3 000人（准确数字是2 990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各个码头和船坞都安装了蒸汽吊装机和谷物提升机、采用蒸汽动力等等……

1873年，贝塞麦转炉（Bessemer）生产的钢材在英格兰能卖到每吨80美元，这个价格并不是因保护性关税所形成的高价。而到了1886年，还是在英格兰，每吨的售价不到20美元，产销仍有利可图。同期，贝塞麦转炉的年产能翻了两番，而所用的人工比从前更少了。

根据柏林统计局估计，1887年在全世界投入使用的蒸汽机的动力总和，大约相当于2亿匹马的力量，相当于约10亿人的劳动力；至少是全球劳动人口的总和的三倍……

我们可以想象，最后得出的这些数据应该会让韦尔斯先生先生暂时放下手中的笔，琢磨琢磨为什么到1889年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有工作可做。但他只以审慎地悲观态度作了这样的结论：“照此下去，工业生产过剩……可能会成为一种长期的现象。”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1932年，把失业问题归罪到机器头上的把戏再次上演。短短几个月内，一个叫作“技术统治联盟”的团体提出的理论席卷全美。我不 打算在这里详述该团体罗列的怪诞数字，或是用揭示实情的修正说明来使读者生厌。读者们只需要知道他们所倡导的“技术统治运动”是老调重弹，鼓吹机器会永远 取代人力就够了。而这些人竟然以为这个论调是他们首创的真知灼见。“技术统治运动”再次印证了作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那句格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技术统治联盟”最终在人们的嘲笑声中销声匿迹；但是在他们之前早已存在的信条却阴魂不散，并且以“制造工作机会准则”、“限产超雇准则”等名义反映在不计其数的工会行动中。公众之所以容忍甚至赞同这些准则和实务，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弄清楚最基本的问题。

1941年3月，科温•爱德华（Corwin Edwards）代表美国司法部在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TNEC）作证时，围绕这类实务列举了大量实例。例如，纽约市的电气工会被指控拒绝安装纽约州以外 的企业生产的电气设备，除非那些设备在安装现场拆解后重新组装才行。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管工工会要求，在施工现场，预制管道一端的螺纹必须锯掉，重新切削螺纹，才准安装。各地油漆工会的分会则纷纷限制使用油漆喷枪，只准用效率低下的油漆刷，主要是为了“制造工作机会”。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一个分会，要 求进入纽约市区的每一辆卡车，除了原来开车的司机，还必须多雇用一名当地的司机。许多城市的电气工会要求，建筑工地如果要使用临时照明或临时用电，必须雇用一名全职的维修电工，但不准安排这个电工参与电气施工工作。爱德华先生说，根据这个规定，建筑工地“往往雇用一名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整天翻报纸、玩纸牌，全部的工作只是在上下班时拨一下电源开关”。

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存在这种凭空“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在铁路行业，工会坚持在那些不需要司炉的火车机车上雇用司炉。在戏剧业，工会坚决要求 说，即使在用不上布景的剧目中，也必须雇用布景装拆工人。音乐家联合会要求在可以放唱片的场合雇用所谓的替身音乐人，或甚至整团的替身管弦乐队。

到了1961年，仍然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谬误已经消亡。不但工会领袖，连政府官员也郑重地把“自动化”当作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人们谈到自动化，就好像那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其实，它不过是持续的科技进步和省力设备不断改进后的新名称而已。

然而，即便是在今天，反对省力机械的论调仍然并不限于那些经济学盲。在1970年就出了一本这样的书，其作者受到了高度评价，并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本书中，该作者反对在经济欠发达国家使用省力机械，理由是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fn: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世界贫困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pp. 400-401 and passim.]按此逻辑得到的的结论就是：要想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就必须让所有劳工尽可能地从事缺乏效率和收益的工作。言下之意，19世纪初捣毁 织袜机、蒸汽动力织布机和剪切机的英国勒德分子（Luddite）的所作所为，归根到底竟然是对的。

我们可以用一大堆数字来说明，过去那些恐惧科技进步的人错得有多离谱，但这样做无济于事，除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为什么错。因为在经济学中，统计的与历史的东西，如果不与一种对事实作出基本推理的理解相结合的话，它们就是毫无疑义的。就本章分析的情况而言，这种结合意味着要去理解为什么在采用机器和其他的省力装置之后，必然产 生那样的结果。要是我们不这样做，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就会狡辩说：“过去的状况还能忍受，但是今天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根本无法承受开发 更多的省力机器。”当有人指出他们的前辈所作的预言被证明是荒谬的时候，他们正是以此来辩解的。1945年9月19日，在某报业集团的专栏中，美国第32 任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写道：“发展到今天，省力装置只有在不使人失业的情况下，对我们才是有利的。”

如果采用省力机器确实会造成失业率不断上升、加剧不幸的话，我们将合乎逻辑地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不仅会颠覆技术领域的观念，而且会颠覆整个人类文明的观念。我们不仅应该把任何的新技术进步都视为一场灾难，而且更该觉得过去所有的技术进步也都同样恐怖。每一天，我们每个人在处理个人事务时，总希望省心 省力，把该做的事情尽快做完。每个人都想少花力气多办事。大大小小的雇主，总在设法通过节约劳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益。头脑灵活的工人，都会想办法以最少的付出去完成上面指派的工作。雄心勃勃的人，总在坚持不懈地跟时间赛跑。如果严守逻辑上的一致性，那么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必须摒弃所有这些进步和智巧，因为技术 进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比方说从芝加哥运货到纽约，要是我们能够大量雇用人力，我们何必还要用火车，让人扛起货物背过去得了。

类似这样的错误理论，在逻辑上从来都站不住脚，但仍有很多人执迷不悟，可见这些谬论危害之大。因此，我们需要设法弄明白：随着技术进步和省力机械的采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于各个实例在细节上的可能性，要视特定行业或特定时期的特定状况而定，而我们采用的范例，将囊括各种主要的可能性。

假设有位制衣商了解到有种机器，可用于制造男式女式大衣，所耗人力只相当于以往的一半。于是，他购置了这种机器，并且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初看上去，这似乎是很明显的就业损失。但是，机器本身需要人工去制造，由此带来原本不存在的工作机会，从而部分冲抵损失的工作机会。应该看到，只有当这种机器可以用过去一半的人力生产出更好的大衣，或是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好的大衣时，制衣商才会购置机器。假设是后一种情况，便不能假定制造机器 所用的劳动量，以工资来计算的话，恰恰等于制衣商购置机器时期望能长期节省的劳动量，否则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制衣商也不会购置那种机器。

这么算来，就业机会仍然出现净损失。但我们至少要注意这样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即省力机械采用，其带来第一波影响也很有可能是使整体就业增加。因为制衣商使用机器，通常只是期望机器能长期帮他省钱，要机器“挣回本钱”也许要等上好几年的时间。

等到机器挣够了本钱，开始产生经济效益时，制衣商就可以获得比从前更多的利润（假设他不打算低价销售，大衣的售价和竞争对手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劳工的就业机会遭受了损失，而只有那位制衣商，也就是资本家才能从中获利。但正因为资本家有了超额利润，相应的社会收益才得以体现。这位制衣商只有三 种途径用掉超额利润，并且有可能在三个方面都分配一些资金：（1）用超额利润扩大生产，购置更多的机器，生产更多的大衣；（2）将超额利润投资到其他行业；（3）将超额利润用于个人消费。无论把利润用于哪个方面，他都会增加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这位制衣商由于节约成本而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利润。他从制衣工人直接工资那里节省下来的每一块钱，现在必须以间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新机器的生产工人，或者支付给他所投资的其他行业的工人，或者支付给为他盖新房、造新车的工人，或者通过为太太添置珠宝皮草，支付给相关行业的工人。不管支付给什 么人（除非他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所间接提供的工作机会，将和他削减的直接工作机会一样多。

此外，事情不会也不可能就此打住。如果这位事业心强的制衣商在业界拥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他会开始扩张营运规模，宰割坐以待毙的对手，或者逼迫他们着手添置机器。这样，又促使机制制造商增加人工。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和产品增多，也会开始压低大衣的价格。那些新添置机器的制衣商获利不可能再如以往丰厚。 率先使用新机器的制衣商获利率也开始下滑。仍未使用机器的制衣商可能根本无法获利。换句话说，整个业界创造的节约开始向大衣的购买者转移，也就是回馈给消费者。

不过，由于大衣现在便宜了，更多的人会来购买。这意味着，生产同样数量的大衣，虽然雇佣的人工比以往更少，但现在的大衣总产量却比以往更大。如果人们对大衣的需求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弹性”（elastic），也就是说，价格下跌能刺激消费，消费者总体花在购买大衣上的总金额会比以前多，那么 整个制衣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甚至可能多于采用机器之前。从历史来看，针织袜业和其他纺织品业所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然而，新的就业并不取决于对某种具体产品的需求弹性。假设说，即使大衣的价格下跌了几乎一半（比如说从原来的150美元降为100美元），且总销量 跟以前相比持平。其结果将是，消费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件新大衣，而不一样的是，每位消费者节省下了50美元。因此，他将把这50美元用在其他的什么东西 上，从而增加了其他行业的就业。

总之，整体而言，机器、技术改进、自动化、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并不会使人失去工作。

不消说，并不是一切的发明与发现都是“节省劳动”的机器。有的发明创造的目的在于改良产品性能，如精密仪器、尼龙、合成树脂、胶合板、各种塑料。至于电话和飞机这样的发明创造，它们所执行的作业是直接人力无法执行的。更多的发明创造则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如X射线机、收音机、电视机、空调、电脑。但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所选取的，正是当代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尤其抵制的机器类型。

反过来，那些认为机器总体而言不会让人失业的论调也有可能说过头。例如，有时人们主张，机器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事实。在某些特殊行业中， 机器绝对能创造远多于从前的工作机会。18世纪的纺织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的新兴产业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10年，在美国有14万人受雇于 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到1920年，由于产品改进和成本降低，有25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到1930年，随着产品继续改良，成本继续降低，整个业界的从业人 员达到了38万人。197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94.1万。同样在1973年，有51.4万人受雇飞机及其机零部件制造业，39.3万人从事电子元件制 造。因此，随着发明的不断进步和成本的降低，在一个接一个的新兴产业中，的确都出现了上述就业增长的情形。{endnotes:经济学家迈克尔·考克斯 （W. Michael Cox）和理查德·阿尔姆（Richard Alm）在1992年为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写了一篇文章，在文中，这两位作者指出工作机会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经济学家熊彼特第一个提出“创造性破坏 ”，即科技创新能把劳动力从过时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进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考克斯和阿尔姆考查了20世纪就业的迅猛增长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1900 年美国有2 900万工人，在1991年工人人数已达1.16亿。（考克斯和阿尔姆的〈流失〉（The Churn），达拉斯联邦储备委员会年报，1992年）}

在说明机器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就业数量的观点中，有个说法肯定有道理。当今的全球人口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形成规模前的4倍，因此也可以说，是机器 使人口得以增加。如果没有近现代机器，这个世界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即，我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能有工作可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都要拜机器所赐。

然而，把机器的主要功用或是成果看作是创造就业却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机器的真正成果是增加生产、 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经济福利。要让人人都有活儿干，并不需要什么绝招，即使（或尤其是）在最原始的经济中，这种情形也是有的。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非常充分的就业，起早摸黑、全年无休、累死累活的就业状态——是工业发展最落后的国家的特色。对于已经达到这种充分就业的地 方，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并没有办法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必须要等到人口有所增长才有办法。新机器的确有可能使失业增加（但这里谈的是自愿性失业，而不是非自愿性失业），毕竟，人们如今可以不必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孩童和老人也不用再工作。

我们需要重申，机器所带来的是增加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机器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在前面大衣例子中已有说明），或者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使工人的工资能够提高。换句话说，机器能够提高货币工资，或者能够降低物价，让同样的薪水能买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有时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至于到底发生哪种情况，主要根据当时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定。但无论如何，机器、发明和发现都会提高实际工资水平。

在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再提醒一下读者。古典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寻求特定经济政策的次要后果，关心其在长期内对公众整体的影响。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过分注重长期和全局，有时反倒无视短期和局部的效应。他们往往低估经济发展对特殊群体的即期影响，甚至根本不放在心上。例如， 我们已经看到，在工业革命初期，绝大多数英格兰手工织袜工人所遭遇的不幸，正是由于新的织袜机的发明和应用。

不过，这些事实及其现代版本，又使得某些经济文章作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只关注特定群体所遭受的即期影响。由于某种新机器投入使用，张三失去了工作，那些学者于是呼吁社会“关注张三”。他们接下来所做的就是眼睛只看张三，而忘了李四刚得到制造新机器的新工作、王五刚得到操作新机器的工作，以及消费者现在只需要用过去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大衣。正因为他们只想到张三，他们为此所鼓吹的便成了倒行逆施的荒谬政策。

的确，我们也至少应该给予张三一些关注。他因新机器而失去了工作。也许不久他就会找到找另一份工作，甚至比过去的工作还好。但实际的情形也可能是，他这辈子花了大半生所学习和掌握的某项特殊技能，变成了市场不再需要的技能。他对自身与旧技能的投资都白费了，正如他的老雇主在旧机器或旧工艺流程上面的 投资，突然之间也变得落伍过时，血本无归一样。张三本来是技术工人，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他的技能不再有人需要，他又沦为非技术工人，只能领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掉张三。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张三的经历几乎是所有工业和经济进步都必将带来的个人悲剧。

我们到底应该对张三怎么办——不管他、让他自己去适应变化；发放遣散补偿金或失业补助给他，任由他依靠领取救济金度日；或者由政府出钱培训，帮助他再就业——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要讨论的范围。这里要总结的教训是，我们应该设法观察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的所有的主要后果——既观察其对特殊群体产生的 即期影响，又观察其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因为就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对于就业、生产和福利的影响，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至关重要。要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经济学上就很难做多少正确的事情了。

第8章 分散工作机会的方案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工会“制造工作机会”和“限产超雇”的种种做法。这些做法的起因，以及公众容忍它们的起因，跟害怕机器的起因一样，是源于同一个根本的谬误。人们相信，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事，只会消减工作机会。这个信条换句话说就是，采用缺乏效率的方式去做一件事，反而可以创造工作机会。

与这个谬论相联系的信条是：这个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要是我们想不出更繁琐拖沓的做事方式来增加工作量，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想方设法将事情分摊给尽可能多的人去做。

这一错误隐含于许多工会所坚持“细部分工”的行动准则之中。在大城市的建筑业中，这种细部分工的名声极坏。泥瓦匠不许碰砌烟囱的石材，因为那是石匠的专有工作。处理接线不良是电工的事，但拆装线槽木板这样的简单操作，却是木匠的专有工作。管工若要处理浴室的漏水问题，不允许撬开和铺回瓷砖，因为那是 泥瓦匠的专有工作。

各种工会之间常因某种界限不清的工作的隶属权而争执，甚至为此发动“管辖性罢工”。美国铁路公司送交司法部长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就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控诉国家铁路调节理事会的诸多决定：

铁路上的各项独立作业，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例如接听铁路专用电话或者扳道，至今都是特定从业阶层的专属权。倘若其他工种的工人，在当班时代行了这类专属操作的话，那么，这个干活儿的人是不准得到做此专属工作的报酬的，不仅如此，公司若不召唤有权操作的人回来干活儿，就必须支付该员工一天的工 资，而不管他是在休假，还是在待岗。

确实，这些特权阶层可以令其余大部分人做出牺牲，从这种细化的、强制性的劳动分工中得到好处——前提则是单方面享有特权。但是，主张将细部分工作为一般办法加以推广的人士却没有认识到，这样做通常提高了生产成本，其最终结果就是做的工作更少，生产的商品也更少。雇主被迫雇用两个人来做本来一个人就可 以完成的工作，他的确会多给其中一个人就业机会，但是这么一来，他能够花在其他东西上面的钱就会变少，当然就削减了生产其他东西的就业机会。由于他解决卫生间漏水问题多花了一份冤枉钱，他一直想买的新羊毛衫就只好泡汤。“劳工”并没有捞到更多好处，因为多雇用一名无所事事的泥瓦匠，就会导致另一名羊毛衫编织工或编织机操作工做不成事。雇主的处境也因此变得很糟糕。他本来可以修好管漏，并拥有一件羊毛衫，现在卫生间是不漏水了，却损失了一件羊毛衫。如果我们 把这件羊毛衫算作国家财富的一部分，那么整个国家就少了一件羊毛衫。这就是靠采取不合理的细部分工来增进就业的最终结果。

然而，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散工作机会”的方案，而且往往是由工会发言人和国会议员提出的。其中最常见的是缩短每周工时的提案，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定工时。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分散”和“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也是现行“联邦工资工时法”中，将惩罚性加班条款容纳在内的主要理由之一。在各州原有的 立法中，禁止雇用女工或童工每周工时超过48小时（举例而言），其依据的结论是周工时若再往上加，必定有害健康，也不人道。还有部分立法依据，是认为更长 时间的工作有损效率。但是，联邦法律的条款中规定，只要雇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雇主就必须按每个小时的正常工资加付50%给劳工。这一条款的制定依据不是因为政府相信每周工作45小时（举例而言）有害健康或有损效率，加入这一条款的一个原因是希望籍此提高劳工每周所得，同时籍此遏制雇主要求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进而达到迫使雇主增雇员工的目的。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已有许多方案希望通过法定一周工作30小时或工作4天来“避免失业”。

这样的计划，无论是通过单个工会推行，还是靠立法去执行，其实际效果会如何呢？我们将通过下面两种情况的分析来阐明这个问题。第一种情况是把每周标准工时从40小时缩减为30小时，而不改变小时工资率。第二种情况是把周工时从40小时缩减为30小时，同时调高小时工资率，以保证从业员工维持原有的周 薪水平。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状况。假设每周工时从40小时减为30小时，而小时工资率不变。若实行该措施时，恰逢失业潮，这么做无疑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冒然假设，这一计划将提供充分的新增工作以维持同样的工薪支付和同样的工时数字。除非我们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每个行业的失业率都相同，每个工种新手的工作效率都赶得上熟手，等等。我们姑且认为以上假设成立，再假定每项技术工作都有足够多的技术工人可雇佣，假定新雇的工人不增 加生产成本。那么，将周工时从40小时减少到30小时（同时不增加小时工资），将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尽管雇用的工人多了，但每人工作的时间将减少，总工时并无增加。生产未必会有任何显著的增加。工资总额和整体“购买力”不会扩大。即使在最理想的假 设之下（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实际结果只可能是老员工补贴新员工。因为，为了让新员工的周薪能够拿到老员工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老员工现在只能拿到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确实，老员工现在工作的时间短了，但是这种用高代价换来的休闲时间并非出于自愿。给别人提供工作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牺牲。

那些要求缩短每周工时以“分散工作机会”的工会领袖通常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提出的方案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蛋糕，并且不会变小。他们告诉我们说，应当将周工时从40小时降低到30小时，以提供更多的就业。然后，通过增加33.33%的小时工资来补偿缩短工时造成的工资下降。举例来说，如果受雇的员工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平均可领226美元，为了使他们每周只工作30小时仍能领到226美元，小时工资率则必须提高到平均7.53美元以上的水平。

这种方案实行起来又会怎样呢？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明显的后果将是增加了生产成本。假设员工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所得的工资低于“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允许的工资水准，那么不必缩短每周工时，小时工资率也有可能提高。换句话说，他们每周工作与从前相同的时数，周薪就可能提高三分之一。 而不是象他们在新的30小时工作制下那样仅仅得到与以前相同的收入。然而，如果在每周工作40小时的办法下，员工所领工资已经达到了“生产成本-价格-利 润关系”可容忍的上限（失业率可能表明，工资已经是成本偏高的原因），那么小时工资率提高33.33%所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的幅度，将进一步超出目前的“生 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能够忍受的程度。

由此可知，进一步提高工资水平的结果，将是出现更为严重的失业。那些效率最差的公司会被淘汰出局，那些效率最差的员工会被炒鱿鱼。整个行业的生产将缩减。生产成本上升、供应减少，这些将迫使产品的价格上涨，劳工以同样的工资能买的东西因而更少了；另一方面，失业率回升会削弱消费需求，导致产品价格下 跌。价格是涨是跌，取决于当时的货币政策。若是通货膨胀政策，使价格能长得上去，从而支付得起上涨后的工资。但实际上，通货膨胀只不过是掩盖了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若以劳工能够买到的产品来衡量，劳动报酬和以前相比不会有起色。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相同的，即周工时减少了，但小时工资率并没有提高。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可见，分散工作机会的方案，还是错在经济谬论产生的根源上。支持这种方案的人，只考虑到他们能够向特定个人或群体提供就业机会，他们并没有静下心来思量，对于社会上的每个人来讲其总体影响将是什么。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分散工作机会的方案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社会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了。只要还有人的需要或愿望还没有获得满足，能做的事就没有止境。在现代的交换经济中，当价格、成本和工资彼此之间呈现最佳的关系时，市场所创造的工作机会最多。至于 这些关系是什么，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讨论。

第9章 遣散军队和裁减公务员

在每一次大战结束，提起军人复员问题的时候，人们总是非常担心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来安置这些复员军人，进而担心这些人会因此失业。确实，当数以百万计的人突然间被遣散，要使得私营工商业重新吸纳他们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但是历史上最主要最显著的现象告诉我们，吸纳的速度其实很快，而不是很慢。人们对失业问题忧心忡忡，是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这个进程的一个侧面。

人们看到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市场时，不禁要问，哪来那么多“购买力”雇用这些人呢？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在战时可以在维持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来供养 军队，答案则很简单。政府在战后不用再维持庞大的军队，会减少军费开支。纳税人以前被征去供应军队的钱，现在可以留着自己用，也就会有更多的钱去购买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民间需求将从此增加，并将为复员军人所代表的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如果政府在战时采用赤字财政，也就是靠政府公债和其他的赤字财政形式来供养军队，情况会有所不同。然而，那也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再讨论赤字财政的影响。这里只需要知道赤字财政和我们讨论的要点无关即可。因为，要是我们认为维持这个水平的预算赤字有某种好处的话，那么只需要减 税，减税幅度和以前用于支付战时军费上的资金一样多，就可以保持与原来相同的预算赤字。

但是，军人复员转业之后的经济，与遣散之前的经济不会相同。以前靠平民养活的军人，而今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战争结束了，国防建设也用不了那么多军人，继续把他们留在军中纯粹是一种浪费。他们本身是不从事生产的，纳税人出钱供养他们是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现在，纳税人能把这一部分的钱支付给复员转业人 员，换取等值的产品或服务。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也就是每个人的财富增加了。

当政府冗员过多，这些公务员为社会提供的服务配不上他们所获得的薪酬时，上述推理是同样适用的。然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做出一些努力去裁减多余的公务员，就一定会遭到极力反对，说这种举动是“通货紧缩的”。裁员？！你是要裁掉这些公务员的“购买力”吗？你想要损害依赖那些购买力的房东和商家吗？你 这么做，纯粹是在削减“国民所得”，促成或加剧经济衰退。

谬误又一次出现在，只认识到了这一行动对遭到裁减的公务员的影响，以及对那些依赖于他们的特定商家的影响。人们又一次忘记了，如果这些公务员不再呆在政府机关，纳税人便可将原先被征去养活这些冗员的钱留作己用；人们再一次忘记了，纳税人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增幅，至少跟被裁掉的冗员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减幅 相当。即使过去做公务员生意的商家有损失，别处的商家还会赢得同样多的生意。首都华盛顿不会像以前那般繁华，或许商店少了一些，可是其他城镇却能吸引更多商家入驻。

而且事情还不止如此。冗员裁掉之后，国家并不仅仅跟过去一样富裕，而且要比那时好得多。因为，被裁掉这部分人必须自谋职业或自己创业。就象我们在分析军人复员的情形中所指出的那样，纳税人的新增购买力将推动这一进程。并且，这些人只有为雇主或顾客提供等值服务，才能在社会立足。他们不再是社会的寄生 虫，而成为直接为社会贡献生产力的个人。

我必须重申，以上所述，我并没有谈及其服务是社会真正需要的那些公务员。必需的警察、消防队员、环卫工人、卫生局官员、法官、议员和行政人员，这些人都履行着与私企职员同等重要的生产性职责。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服务，私人企业才得以在法制、秩序、自由、和平的环境中运作。但留用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 提供的服务有其效用，而不是因为他们靠支配纳税人的钱所拥有的“购买力”。

这种“购买力”论调推敲起来就会显得荒诞不经。这套说辞对骗子和窃贼同样适用。窃贼窃取你的钱之后，他的购买力也会提高。他把盗窃来的钱花在酒吧、餐厅、夜总会、成衣店，甚至拿去买车。然而，其支出每提供一个工作机会，你自己的支出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将同时减少，因为，你恰恰减少了这么多钱可供花 费。同理，公务员的支出每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纳税人那边就要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钱被盗窃，对于你而言是一种白白损失，钱被征去养活那些冗员，恰恰正是这种情形。事实上，倘若这些冗员仅仅是些游手好闲的人，还算我们走运。可惜如今，他们更可能是些忙于阻碍和破坏生产的，劲头十足的“改革者”。

当我们留用一批公务员只是为了保住其购买力，而找不出更有力的理由时，那就表明应该把他们从政府机关裁减出去。

第10章 盲目崇拜充分就业

任何国家的经济目标，与任何个人的经济目标相同，在于以最小的努力取得最大的结果。人类全部的经济进步，在于以同样的劳力得到更多的产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人们着手用畜力代替人力负重，并且进一步发明了轮子和四轮马车，发明了铁路和载货汽车。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人类才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展了 无数节省劳动的发明。

所有这些实在是太基本了，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杜撰和传播新口号的人一再忘记这些的话，在这里都不好意思再提。当我们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时，这一原则首先意味着：追求生产最大化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要达成这个目标，充分就业，即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情况，就会成为必然的副产品。不过，就业只是手段，生产才 是目的。少了充分就业，我们无法连续不断地达到充分生产这个目标。不过，就算不是为了充分生产，要举实现充分就业却是很容易的事。

原始部落的成员赤身露体，吃、住条件都很可怜，不过他们没有失业的痛苦。中国和印度远比美国贫穷，但它们的主要问题也不是失业问题，而是生产方式太落后（这既是资本短缺的原因，也是资本短缺的结果）。充分就业一旦偏离了充分生产这个目标，并被当作一个目的的话，恐怕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它更容易达到了。 希特勒推动庞大的扩军备战计划，实现了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每个参战国都实现了充分就业；德国的苦役都充分就业；监狱和戴镣铐的囚徒都充分就业。高压统治总能实现充分就业。

然而，议员们在国会提出的不是“充分生产”议案，而是“充分就业”议案。就连工商业联合会呼吁成立的也是“总统充分就业委员会”，而非“充分生产”委员会、或“充分就业与充分生产”委员会。在任何地方，手段反而成了目的，而目标本身却被遗忘了。

人们讨论起工资和就业，就好像它们与生产力和产出没有什么联系。在仅仅存在一个固定量的工作可做这一假设下，所得出的结论是：30小时周工作制将提 供更多的工作职位，因此比40小时周工作制要好。工会变着花样“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仍一再被稀里糊涂地容忍。美国专业音乐人工会领袖皮特里洛（Petrillo）扬言，若某广播电台不加倍雇用音乐工作者，就要该广播电台关门。一部分民众支持他，认为他的出发点只是想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当美国推行工作促进计划（WPA）之际，大家便以为，官员们竟然能想出这种根据工作所能创造的价值雇用最大数量的人力的项目，确实是当官天才的一个标志——换 句话说，那些官员总是有办法相出那些最没有效率地使用劳动力的方案。

采取生产最大化政策，同时光明正大地救济一部分失业人口，远比打着“充分就业”的幌子，用“制造工作机会”来扰乱生产要好得多。文明的进步其实体现在就业人口的减少上，而不是体现在增加上。这是因为当国家变得日益富裕之后，我们得以禁止使用童工，得以实现老有所养，大多数妇女也能如愿专职照料家庭。 又如，在美国必须出去工作的人口的比例，远低于中国或俄罗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10年后美国还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在于我们的产出能达到多少，我们的 生活水平能因此提高多少？只要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分配，今天人们极力强调的分配问题便能够更容易得到解决。

我们如能把强调的重点放在真正该放的地方——也就是放在生产最大化的政策上——那么，我们的头脑就会更加醒豁。

第11章 关税“保护”了哪些人？
 我们若只是单单叙述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很可能会使得每个认真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垂头丧气。同学们可能会问：当今任何与国际关系相联系的流行的思想和政府的实际政策，还没有什么能赶得上亚当•斯密的时候，我们还来讨论经济理论的改良和发展，有什么意义呢？如今的关税和贸易政策之糟糕，比起17世纪、18世纪 时的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征关税和设立贸易壁垒的真正原因相同，当局者所搬出的理由也相同。

自《国富论》问世两个多世纪以来，自由贸易论已经被阐述过无数次，但都不如《国富论》讲得那么简捷有力。亚当•斯密的立论大致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命 题：“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便宜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他接着说道，“这个命题不证自明，费心思去证明它， 倒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进出口商和制造商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也不会有人去质疑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可以被视为专业分工的一个方面：

每一位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一句格言是，当自己制作比购买成品开销更大的时候，就永远不要自家动手做。裁缝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是向鞋匠购买。鞋匠不会自家缝衣服穿，而是请裁缝代劳。农夫既不会去做衣服也不会去做鞋子，而是雇用不同的工匠。他们全都发现，当他们与其邻居相比，以某种方式从事 于某种职业存在着相对优势时，这样做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他们可以用其产出的一部分，或用其收入的一部分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很少会是错的。

然而，到底是什么使人们认为，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就可能是错的呢？这又是一张不容易梳理清楚的谬论网，而人类至今尚未能冲破它的羁绊。不过，其中的中心谬论则是本书要剖析的，即仅仅考虑了关税对特殊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而忽略了考察关税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

美国一家羊毛衫制造商，跑到国会向相关的委员会慷慨陈词，又到国务院向有关政府官员据理力争，说对英国羊毛衫减免进口关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现在，他的羊毛衫售价每件30美元，但是同样品质的英国羊毛衫的售价仅为25美元。因此，要使他可以持续经营，就必须征收这5美元关税。不消说，他声称此举并非只顾 自己，而是替他雇用的成千男女员工着想，替服务于这些员工的更多人着想。任由这些人丢掉饭碗，失业率会上升，购买力会下降，负面影响会像涟漪一样往外扩散。要是这个制造商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减免关税定会使他倒闭出局，国会肯定认为他的反对意见无可辩驳。

然而，这里的谬误出在只看这家制造商和他的员工，或者只顾及美国羊毛衫业。这种谬误源自只注意看得见的立即结果，而忽略了那些被剥夺了出现机会而看不见的结果。

向国会进行游说的人为求得关税保护，不断用与事实不尽相符证据进行申辩。然而，我们权且假设那家羊毛衫制造商以上所述的就是事实，假设为了使得它能在这个行业中继续维持下去，并能继续为现有员工提供工作机会，征收5美元的关税是必要的。

我们刻意选择撤消关税这种最棘手的例子来做说明。我们没有讨论为了创造新的产业而设立新的关税这种情况，而是就维持业已保护一个行业能够存在的关税，同时撤消它又必然会伤害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情况展开讨论。

该项关税被取消了；那位制造商破了产；成千员工被遣散；靠这群人发财的商家直接遭受损失。这是看得到的立即结果。但还有一些结果，虽然追踪起来很困难，但同样直接同样真实。由于以往30美元一件的羊毛衫现在只卖25美元，消费者花更少的钱，就能买到同等品质的羊毛衫（或者花30美元，能买到品质更好 的羊毛衫）。如果他们选择前者，不仅有羊毛衫穿，省下的5美元还可以拿去买别的东西。消费者掏25美元买进口货，是在促进英国羊毛衫业的就业，这也是那个 美国制造商为我们所断言的。而消费者省下的5美元，则会促进美国其他产业的就业。

不过，由此带来的结果还不止这些。通过购买英国的羊毛衫，他们向英国人提供了美元，从而使得英国人可以拿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产品。事实上，英国人手上的美元最终只有拿去购买美国产品（这里暂且忽略汇率波动、贷款、信用等复杂因素）。由于关税减免，英国人得以出售更多的产品给我们，现在他们才有能力从 美国买更多的产品。事实上，美元最终只能用来买美国产品，除非外国人持有美元永远不用。因此，作为允许进口更多英国产品的结果，是我们必然出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尽管美国羊毛衫业中就业的人数减少了，但更多人得以被其他行业雇用，而且是更有效率地雇用，例如洗衣机或飞机制造业。美国总的就业率并未下降。这样 一来，美国和英国的整体生产就会增加。两国的劳动力资源都流向了各自的优势产业，而不必继续窝在缺乏效率或者成果差产业。两国的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他们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产品。进口羊毛衫能让美国的消费者受惠，进口洗衣机和飞机能让英国的消费者受惠。

现在，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新开征一种关税会带来的影响。假设美国对进口针织品还不曾征收关税，美国人已经习惯购买售价不含关税的进口羊毛衫。现在，有种论调说：我们可以通过对进口羊毛衫征收5美元的关税来催生国产羊毛衫制造业。

这种论调本身逻辑并没有什么问题。关税抬高了英国羊毛衫在美国的售价，使得美国厂商进入羊毛衫行业有利可图。然而，美国消费者将被迫补贴这个产业。他们每买一件国产羊毛衫，事实上就等于被迫缴纳5美元的税，这体现为新羊毛衫产业的较高价格。

一些原来并不受雇于羊毛衫产业的美国人现在改入这一行。这是事实。但是整个国家的从业人数或就业机会并无任何净增长。由于消费者不得不多花5美元去 购买同品质的羊毛衫，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钱就少了5美元。他将不得不因此缩减相应的开支。为了使一个产业发展或生存而开征关税，很多其他产业将不得不萎缩。为了让50 000人能够受雇于羊毛衫产业而开征关税，其他产业的从业人数将不得不因此损失50 000人。

然而，新产业是容易看得见的。其从业人数、投入的资本、产品市场规模，测评起来都很容易。邻居们每天都能看见羊毛衫厂的工人上下班。这些结果直接并且明显。但是，许多其他产业的萎缩、及其损失的50 000个工作机会，却不是能够很容易被觉察到的。即使是对最聪明的统计专家来讲，要确切地了解因为消费者不得不在羊毛衫上多花一些钱而给其他产业造成的损失——确切地知道有多少男女工人被某一个别的行业所解雇，确切地知道每一个行业所丢掉的生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损失被分摊到了美国其他所有生产活动 中，人们一时很难看出某种生产活动承受损失前后的明显差别。要知道倘使那5美元可以被留下来，每个消费者原本会怎么花掉它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人因此误以为新产业并没有使他们付出任何代价。这种错觉，将使国人受到进一步的损害。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对羊毛衫征收的新关税并不会提高美国人的工资水平。诚然，征收这种关税将使在羊毛衫产业中工作的美国人，其工资只要处于美国的平均水准上下（就技能相当而言）就行，而不必该行业的英国工人工资水平竞争。然而，并不存在由关税而带来的美国工资水平普遍的增长。因为，象我们所看到的，这里并不存在就业数量的净增长，也没有对商品需求的净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净增长。事实上，作为关税保护的一种结果，劳动生产率是降低了。

由上所述，我们已可见到关税壁垒的实质影响。所有看得到的利益，都被损失给冲销掉了，虽然这些损失不那么明显，但确有其事。结果，整个国家承受了净损失。对于关税的功效，数百年来有过无数出于自利的宣传，也有过并非出于自利的认识混乱，事实却与这一切误导截然相反——关税降低了美国的工资水平。

让我们来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原因。如前所述，消费者多花钱购买受关税保护的产品，能够用来购买其他产品的钱就会相应减少。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从中获得净收益。但由于人为地对外国产品设立壁垒，造成美国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从相对效率较高的产业，移转到相对效率较低的产业上。因此，美国劳动力和资 本的平均生产力，必然由于关税壁垒而降低。

倘若我们现在从消费者的角度加以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用同样多的钱所能买的东西更少了。由于他不得不支付更多钱去买羊毛衫和其他受关税保护的产品，所以能买的其他每一样东西都减少了。消费者收入的整体购买力随之下滑。关税的净效果，到底是降低名义工资，还是提高名义物价，要看当时实行的货币政 策。很清楚的一点是，尽管受保护产业的工资水平或许能比不受关税保护时要高，若把所有产业的情形都考虑在内的话，和本来应有的整体水平相比较，关税一定会降低实质工资。

只有历经一代又一代谬论的影响，被长期误导，才会觉得上述结论似是而非。资本和人力资源，由于经济政策的影响，被刻意运用在比较缺乏效率的地方，我们还能够期待得到与上面不一样的结果吗？贸易和运输，被刻意设立的人为壁垒所阻碍，我们还能期待有其他不同的结果吗？

设立关税壁垒的效果，跟筑墙挡道没有两样。值得注意的是，贸易保护论者习惯用战争术语，诸如，应该“击退”舶来品的“入侵”。他们在财政上的建议和在战场上所采用的招式一样。设立关税壁垒以击退舶来品的入侵，就像布设坦克陷阱、战壕、铁丝网，用以抵御或延缓敌军的攻势。

就象外国军队要克服这些障碍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部署更大的坦克；使用地雷探测器；派出工兵剪除铁丝网、架桥、抢滩一样，在外贸中要克服关税壁垒，需要加大投入开发更有效率的运输方式。一方面，我们试图通过开发速度更快和效率更高的飞机与船只，投资修筑更好的公路和桥梁，投入使用更好的火车和载 货汽车，尽力去降低英国与美国，或是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我们设立关税，使得从经济效益上看较以往更难运输货物，因为它抵消了我们在高效率运输上的投资。我们努力降低羊毛衫运输成本1美元，接着又花掉2美元支付为阻止羊毛衫运入美国而增收的关税。由于减少了本来可以获利的部分运载量，我们减少了运输效率中投资的价值。

人们把关税当作是以消费者为代价来使生产者获益的一种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大致不错。那些主张征收关税的人，只考虑到受关税保护的生产者能立即获得利益，却忽略被迫支付关税的消费者会立即遭受损失。但是，把关税只看成是生产者一方的利益与消费者一方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却是不对的。关税的确让所 有的消费者蒙受损失，但它并不使所有的生产者都能从中获益。相反，象我们刚刚看到的，关税只对受保护的生产者有帮助，为此不惜牺牲其他所有的美国生产者：尤其是以那些出口潜力相对较大的生产者利益为代价。

我们不妨用一个夸大的例子，来使这最后一点更清楚些。假定我们设立的关税壁垒很高，完全是禁止性的，让人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商品。设想一下，作为后果之一，美国羊毛衫售价刚好上涨5美元。消费者购买一件羊毛衫不得不多花5美元，他们将在其他100种行业的产品上平均少花5美分。（选这样的数字，只 是为了说明其中原理。实际数字当然不会分布得这么均匀。再者，羊毛衫行业本身也无疑会由于其他行业受保护而受到一些损害。但这些复杂情形可以暂时不考虑。）

现在，由于外国的某些行业发现他们进入美国市场的途径被完全切断了，他们得不到美元外汇，根本没办法去购买任何美国产品。于是，结果之一，美国产业的受害程度，和以前的出口率成正比。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包括，原棉生产者、铜生产商，以及缝纫机、农业机械、打字机、商用飞机等产品的制造商。

就算关税壁垒不是完全禁止性的，仍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只不过损害程度小一些而已。

因此，关税的作用是改变美国的生产结构。它改变了职业的数目、职业的种类，以及一种产业相对于另一种产业的规模。关税使得相对效率较低的产业规模扩大，相对效率较高的产业规模缩小。因此，其净效果是减低美国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减低相应贸易国的生产效率。

尽管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一直争执不下，不过就长期而言，关税与就业问题是无关的。的确，突然改变关税，无论调高或是调低，其所引发的产业调整，都会引起暂时的失业率上升，甚至会带来暂时的经济萧条。但是，关税与工资问题却有关系。在长期中，关税一定会使实质工资下降，因为它减低了效率、生产和财富。

由此可知，衍生出关税谬论的核心谬论是本书所要剖析的。也就是，只看单一关税税率对一群制造商造成的立即影响，而忽略了由此对全体消费者和其他所有制造商造成的长期影响。

（我曾听到过某些读者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通过对所有生产者加以关税保护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里的错误在于，这样做并不能让所有生产者获得一致的裨益，那些产品销路已经具备国际优势的本国制造商，根本不可能从中获益；关税所导致购买力转向，一定会给那些生产效率高的制造商造成损失。）

在关税的问题上，最后我们一定要牢记一件事。这同样是我们在探究机器的影响时发现的必须谨慎的一点。我们毋庸否认，关税确实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利，至少有可能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没错，关税是牺牲其他每个人的利益，来为他们造福。而他们的确得到了好处。如果受关税保护的行业只有一个，当该行业的业主和劳工购买别人的产品时，可以尽享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该行业将从出售自己的产品中获取额外利益。但是，如果受关税保护的行业越来越多，最初受保护的行业中的从业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会开始因为其他人得到保护而受害，最终结果可能比没有任何人受到保护时还要糟。

但是，我们不应该象那些热烈的自由贸易论者通常所做的那样，否认关税有可能对特殊群体产生利益。比如说，我们不应该说什么“减少关税将有助于任何人，而不会有人受到损害”之类的话。的确，降低关税对国家整体有益，但是有人会 受到伤害，原先享受关税保护的群体将遭受损失。而事实上，这也就是根本不应该在一开始就实行这类保护以求得保护利益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为求思考的明晰与公正起见，便不得不关注并且承认：当某些企业呼吁，取消它们的产品关税，会致使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至少暂时如此），他们所言不虚。而如果它们的工人已经具 备行业专门技能，甚至可能因此遭受长期的伤害，直到他们能掌握别的专门技能为止。我们探究关税的影响时，应与探究机器的影响时相同，我们应该力求认清所有的主要影响，包括它对于所有集团的、短期的或是长期的影响。

作为本章的结束语，我应当补充说明一点，本章的论点并不在于反对所有类型的关税，包括不反对那些主要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或者为了扶持战时需要的产业而征收的关税；也不在于反对开征关税的所有主张。本章只是针对这样一种谬论：关税总体上可以“提供就业机会”、“提高 工资”，或者“保障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其实这些事情，它一样都办不到；而且就工资和生活水准来说，关税的作用适得其反。至于对那些为了其他目的而征收的关税，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的讨论范围。

我们无需在这里探讨进口配额、外汇管制、双边互惠，以及其他减低、转移或阻碍进行国际贸易的手段的影响。大体上讲，这些方式具有与高关税或者禁止性关税相同的影响，而且结果往往更糟。它们导致了更为复杂的问题，而运用我们在分析关税壁垒问题时所采取的推理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些政策的最终效果。

第12章 拉动出口

所有的国家对出口怀有一种病态的渴求，这种影响仅次于各国对进口怀有的病态恐惧。从逻辑上讲，真的没有比这种事情更矛盾的了。长期而言，进口与出口必然相等（这里的进出口指“国际收支账户”里的所有项目，包括“无形”项目，如旅游消费、海运费用等）。出口偿付了进口，反之亦然。只要我们希望得到报偿，那么我们的出口越多，进口量也就必然越大。进口的数量减少了，我们的出口也必然更少。倘使没有进口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出口，因为外国人没有美元可以用 来买美国的产品。所以，当我们决定削减进口的时候，其实等于决定削减出口。当我们准备扩大出口的时候，其实等于准备扩大进口。

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一位美国出口商把商品卖给英国进口商，换回的是英镑。但是这位老兄在国内没法用英镑来支付员工工资、用英镑来给太太买衣服、或买戏票。他需要美元来支付这一切。他拿着英镑没有用处，除非他拿去购买英国的产品，或者把手里的英镑（通过银行或代理商）卖给美国进口商，让他们用于进口 英国产品。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在美国的出口以等量的进口支付之前，都无法实现银货两讫。

如果交易不是以英镑，而是以美元进行，情形也会一样。除非以前曾有英国出口商输出产品到美国，并因此有美元积累，否则英国进口商没办法以美元支付美国出口商。简单地说，外汇是一笔票据清算的交易，在美国，是将外国人的美元债权和他们的美元债务冲销。在英国，外国人的英镑债权则和他们的英镑债务冲销。

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缠所有这些问题的技术细节，在任何一本关于外汇的好教科书中都找得到相关说明。然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对外贸易从本质上来讲并无任何神秘之处（除开那些笼罩其上的神秘难解的东西来看的话），它与国内贸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每个人都必须卖些东西给别人，才能获得购买力，才有钱去 买别人的东西；只不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卖的是自身的劳务，而不是出售商品。国内交易大多也是通过银行等结算机构，以注销买卖双方支票和其他支付的方式进行。

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进出口贸易差额有时确实可以靠交运黄金的来结算，但也可以用交运棉花、钢铁、威士忌、香料，或其他任何商品来结算。这里主要的区别在于，当金本位制存在的时候，黄金的需求几乎可以无限扩张（部分原因是黄金被公认为是剩余的国际“货币”，而不仅仅是另一种商品），各国不象限制其他 商品进口那样限制黄金的输入。（另一方面，近年来，许多国家限制黄金的输出，采取的措施比限制其他商品出口更严格，那却是另一码事。）

如今有些人，在谈论国内贸易时，头脑清醒并且很有理智，同样是这些人，当话题转到对外贸易，他们立刻变得情绪激动、头脑糊涂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会极力主张或原则上默认一些在国内贸易上他们会认为是疯狂愚蠢的主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相信政府为了达到增加出口的目的应当向国外提供大量 贷款，而不考虑这些贷款有多少能收得回来。

不消说，美国的公民们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放贷到国外的，政府不应该设置任何障碍，阻止民间贷款给我们的友邦。作为个人，仅仅出于人道的考虑，我们就应该慷慨解囊，资助处于严重贫困和饥饿威胁之下的人们。不过，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明了我们这种行为的性质。我们对于国外民族予以慈善救济时，脑筋中若以为正 在做着一笔精明的商业交易，且纯粹合乎自私自利的目标，那就太不明智了。这只会造成以后的误解和恶劣关系。

可是，在主张对外大量贷款的论调中，“拉动出口”这个谬论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其说法是：即使放到国外贷款有一半（或者全部）变成呆账，得不到偿还，国家仍然可以由这种贷款而获益，因为它们将强劲地拉动我们的出口。

那些用于帮助外国购买我们产品的贷款，要是拖欠不还，就等于我们拿产品去白送，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一个国家不可能靠无偿的商品输出而变得富有，这样做只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穷。

把这种说法用在私营企业身上，没人质疑其正确性。如果一家汽车公司贷款5,000美元给一个人买等价的车子，而这个买家最后没有偿清贷款，那么这家汽车公司不可能因为“售出”这辆车子而增加收益。它损失的是生产这辆车的所有成本。如果这辆车的生产成本是4,000美元，而买家只还一半的贷款，那么这 家汽车公司的净损失是4,000美元减去2,500美元，也就是1,500美元。坏账造成的损失，并没有从它的销售业绩中赚回来。{endnotes:黑 兹利特用的5 000美元这个数字并不确切。现在一辆新车的平均价格要20 000美元左右。（戴维·亨德森（David R. Henderson）的〈同通胀娱乐与博弈〉（Fun and Games With Inflation），刊于《财富》1996年3月18日，第36页）}

对于私人公司来说如此简单的事实，为什么用于国家，那些聪明人却会犯糊涂呢？原因在于，要认清这种交易的实质，需要人们把放宽眼界多看几步。某个群体确实可以从中获益，而其他所有的人则蒙受了损失。

例如，专门或是主要从事出口贸易的人，可能会从政府海外贷款坏账中得到净收益，这是真的。整个国家因此而蒙受损失是肯定的，只不过难以追踪哪些人遭受了多少损失。私人放贷损失由放贷者自己直接承受，而政府贷款的损失，最后则必须靠加重税负来解决。此外，这些直接的损失会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从而造成 更多间接损失。

从长远来看，贷款收不回来对美国的企业和就业并没有好处，并且是有害的。对用于购买美国产品的贷款，外国买主的赖账每多一美元，国内买主终将损失一美元。因此，出口业获益的同时，依靠内销为主的行业将蒙受损失，长期下来，二者得失大体相当，甚至许多从事出口的企业，其净收益也会受损。例如，1975 年美国的汽车公司约有15%的产量销往海外市场。假如给国外贷款，出口量可增加到20%。但如果贷款收不回来，导致美国消费者的税负加重，造成汽车公司的 国内销售额减退10%，对这些汽车公司来说也是得不偿失。

重申一下，这里并不是说私人投资者向海外贷款是不明智的，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不能靠收不回来的贷款变得富有。

基于这个道理，那些靠对外贷款呆账，或者直接赠与外国的方式，制造出口大增的做法，才是愚蠢的。企图通过出口补贴的方式拉动出口的做法，同样愚不可及。出口补贴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给外国人，补贴部分等于白送。这是企图靠送人东西来发家致富的另一个例子。

美国政府不顾这些常识，多年来一直实施“对外经济援助”计划，主要是政府对政府的直接赠予，金额动辄高达数十亿美元。这里我们只对支持那些计划的一 种说法感兴趣——他们相信这样可以“拉动出口”，相信这是维持美国的繁荣和就业的聪明做法，甚至是必要的措施。这依然是靠送东西能让国家致富的另一错觉。这一计划蒙蔽了许多的支持者，其关键在于：美国直接送出去的，不是出口商品本身，而是用来购买出口的钱。因此，个别出口商有可能从国家的损失中获利——如 果他们从出口所得到的个人利益大于该计划分摊给他们的税负的话。

只看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而没有耐心或智慧去考察该政策对每个人造成的长远影响，这样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又多了一个实例。

如果我们真的去考察每个人所受的长期影响，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与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政府官员所奉行的教条恰恰相反，这个结论正如约翰•穆 勒所说：对外贸易对任何国家能有利益，最终并不在于其出口，而是在于其进口。是进口，让一个国家的消费者能以比国内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外国的商品；是进口，让他们买到国内制造商不生产的商品（在美国尤为突出的是咖啡和茶叶）。总的来说，一个国家需要出口的真正理由，是赚钱来支付其进口。

第13章 “平准价格”

正如关税的历史所提醒的那样，特殊利益，总能驱使受惠的人处心积虑，去说服众人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待遇。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计划，那些计划开始显得荒唐可笑，有识之士都懒得去戳穿它。但是特殊利益会驱使受惠的人坚持推进他们的计划。该计划若能通过立法实施，会立即改善那些人的 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不惜代价，雇来身名显赫的经济学专家和公共关系专家为其代言。他们那些论调在公共场合被人反复提起，再加上大量统计数字、表格、曲线图和圆饼图的狂轰滥炸，民众很快就信以为真。等到有识之士意识到立法实施势在必行，一切为时已晚。有识之士没办法在短短几周之内吃透相关的主题，而他们的对 手，也就是利益集团雇来的智囊，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数年心血。有识之士被对手指责成学识不足，让人觉得一副要对公理提出质疑的架势。

农产品“平准价格”的历史，正是照上述进程写就的。我记不起平准价格第一次作为立法议案提出具体是哪一天，但是1933年新政实施时，它已经成为既 定的原则，并作为法律颁布；而且，年复一年，平准价格的衍生论调也被陆续颁订为法律。{校注：平准价格（Parity Price），是美国农业经济中的名词，是美国农民出售某些农产品的价格。政府调整农产品的价格，使它具有同过去一定时期（基期，1909~1914年） 的农产品价格相同的购买力。在每个市场年度开始时，如果市场分配额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合格农民投票同意，美国农业部就宣布将维持的基本农产品价格水平，若生产量超过了按这些价格所能卖出的数量，价格便由无偿贷款或与农民签订的购买协议来维持。以农民所得的价格指数除以他们所付的价格指数所得出的称为平准价格 率。}

平准价格的说法大致如下。在所有产业中，农业最基本、最重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还说，只有农民富裕了，其他人的富裕才有着落。要是农民缺乏购买力，买不起工业产品，工商业就会萎缩。他们认为这是1929年经济崩溃的原因，起码是经济无力复苏的原因。当时农产品价格暴跌，而工业产品价格的跌幅却很小。结果，农民买不起工业产品，导致城市工人纷纷下岗；然后，城里人也买不起农产品，经济萧条四下蔓延，形成恶性循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很简单， 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与农民所购买的其他产品的价格相比较而言更为公平的价格上来。1909年到1914年间就出现了这种平准价格，那时的农民很富裕。所 以，那时的价格关系应该恢复，并且永久维持。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隐含了许多谬误，在这里没有时间一一探讨，展开讨论也会离我们的主题太远。但是我们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认定某一年或某一特定时期出现过的价格关系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认为这种价格关系比其他的时期更为“正常”。就算当时的价格关系相当“正常”，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无视此后 60年生产和需求状况发生的巨变，同时认为这种价格关系应该继续维持下去？利益集团选定1909年至1914年的价格关系作为平准价格的基础，并不是随意 的，就相对价格而言，那其实是美国历史上对农业最有利的时期之一。

如果平准价格观念真的那么厚道或合乎逻辑，那就应该普遍适用于所有商品。如果1909年8月到1914年7月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应该永久保持，那为什么不将那段期间各种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也永久保持呢？

在本书1946年版中，我用了下面的描述来说明由此观点所导出的荒谬结论：
 在1912年，一辆雪佛兰（Chevrolet）六缸房车的生产成本为2 150美元；而1942年，改进型六缸雪佛兰房车的成本是907美元，若参照当时农产品平准价格来调整，售价应该是3 270美元。1909年到1913年（含），金属铝的平均价格是每磅22.5美分；1946年初是14美分，若按照“平准”价格，则应该是41美分。
 时至今日，要不断以新的数据更新上面所作的两种比较，这种努力是既困难又颇值得争议的事情。因为，我们除了必须考虑1946年到1978年间严重的通货膨 胀（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两倍多），还必须考虑前后两个时期汽车品质上的差异。这种困难，显然表明了平准价格的提议行不通。

在1946年版中，我对上述问题作了比较之后进一步指出，生产率提高也是农产品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

“从1955年到1959年的五年间，美国的棉花收成量平均每英亩为428磅，从1939年到1943年，年均为260磅，而在1909年到 1913年这个‘基’期，年均收成只有188磅。”再跟现在的生产率水平比较一下，1968年到1972年五年内，平均每英亩棉花收成467磅，农业生产 率继续提高，只是增幅有所下降。同样的，1968年到1972年五年的平均每英亩收成，玉米为84蒲式耳，小麦为31.3蒲式耳，而从1935年到 1939年，玉米年均只有26.1蒲式耳，小麦只有13.2蒲式耳。

由于使用更好的化肥、选育良种、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在1946年版中，我引用了这段话：

“在一些完全实现机械化和大批量一条龙生产经营的农场里，只需要几年前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劳工，就能实现相同的产出。”*

然而，“平准”价格的鼓吹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footnotes:《纽约时报》，1946年1月2号。耕种面积限制计划有助于提高亩产，第一 是因为农民会首先辍耕亩产低下的耕地，第二是人为的高价激励农民在现有耕地上追施更多化肥，以提高亩产。因此，政府的耕种面积限制计划基本上是自己拆自己的台。}

政府不肯将平准价格原则普遍应用于所有的产品，足以证明它并不是一种为着公共利益而谋经济计划，它仅仅是补贴特殊利益集团的一种手段。还有另一个证据来证明此结论，当农产品价格上涨，高过了平准价格，或者为政府政策所迫使而达到这种程度时，国会中代表农民利益的议员们，从来不曾要求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平准价格，从来不曾要求农民退回等量的补贴。平准价格原则仅仅是特殊利益只上不下的单行道。

我们现在且把这些考虑撇开，仍回到本章特别关心的核心谬误。该谬误的论调是：如果农产品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农民就会购买更多工业产品，并由此带来工业繁荣和充分就业。不消说，只要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有没有平准价格，关系不大。

然而，一切还要取决于这个好价钱是如何带来的。如果是整体经济复苏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百业俱兴、工业生产增加、城市工人的购买力提高（不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丰收和富裕不仅属于农民，而属于所有国人。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是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问题。政府有多种措施可以办到这一 点：可以靠政府法令强行提高价格，不过这是最不可行的办法。国家粮库可以按平准价格收购所有的农产品。可以贷款给农民周转，让他们在市场价格低于平准价格的时囤积产品，暂不上市销售。政府可以强制限制农产品产量。政府当然可以多管齐下，实践中它们就经常这么做。现在，无论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简单地假设政府 干预已经带来了农产品价格上涨。

结果又是什么呢？农民的产品卖出了更好的价钱。尽管生产有所减少，他们的“购买力”提高了。有些人看到农民立时变得富起来，看到他们购买更多的工业产品。若只观察政策对直接相关的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他们能看到的只是这些。

然而，还有一种后果，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假使小麦原先售价为每蒲式耳2.50美元，政府干预后的售价为3.50美元。那么，农民每售出1蒲式耳的小 麦，就多得1美元。小麦涨价导致面包涨价，城市工人消费面包时，相当于要为每蒲式耳小麦多支付1美元。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如果说农民增加了1美元的购买力去购买工业品的话，那么城市工人正是损失了同样数量的用来购买工业品的钱。也就是说，工业产品在农村地区的销售额增加多少，在城市地区便减低多少，一加一减，工业行业在总体上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当然，不同行业的销售额当然会出现变化。不消说，农机农具厂商和邮购公司的生意显然会更加红火，但是城市百货公司的生意会不如从前。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这种政策的结果不但没有带来净收益，反而造成了净损失。政府干预并没有停留在造成购买力的转移，也就是把购买力从城市消费者（或一般纳税人，或两者兼而有之），转移到农民手上。政府干预往往通过限制农产品的生产以抬高价格。这是一种对财富的破坏。它意味着可供消费的农产品被人 为减少了。这种对财富的破坏如何实现，取决于政府为了提高价格所采取的措施。它可能是从实物上毁损已经生产出来的作物，就象巴西烧毁咖啡豆那样。也可能是限制种植面积，如美国农业调整局（AAA）计划，及其后续推广方案。后面，我们将对政府商品管制作更广泛的讨论，届时，我们再去考察上述某些措施造成的影响。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农民通过减低小麦产量的方式获得平准价格时，每蒲式耳的价格可能确实提高了。但是，产销数量却都减少了。其结果将是他的收入并没有随价格同比例增加。甚至有些主张实施平准价格的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以此为论据，进一步主张应该给予农民“平准收入”。然而，这就需要采 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才能实现，而这会直接牺牲纳税人。换句话说，为了帮助农民，政府干预注定会让城市劳动力和其他群体的购买力减少得更多。

最后，我们来讨论主张平准价格的另一类论调。提出这种论调的人更加老成圆熟。他们坦率地承认，“没错，平准价格的经济论证的确经不起推敲。这样的价格是一种特权。它们是加在消费者身上的一种负担。但是，关税不也是加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负担吗？农民不也是因此而不得不去买更贵的工业品吗？对农产品实行补 偿性的关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美国是农产品净出口国。平准价格制度就相当于保护农民的关税。这是使得收支相抵的唯一公平的手段。”

要求实施平准价格的农民确实有合法的申诉理由。其实，保护性关税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远比他们所了解到的要深重。在减少工业品进口的同时，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同样被迫减少了，因为外国人换不来美元去购买美国农产品。并且，这种政策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是，上述替农民讨回公平的论 调同样经不起推敲，甚至其关于事实的隐含的说明也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一种全面性的关税，去保护所有的“工业”产品或 所有非农产品。为数众多的国内工业或者出口产业，并没有受到关税保护。如果城市工人由于保护性关税而被迫支付平准价格，一方面他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去买毛毯或外套，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去买棉衣或食品，他被剥了两次皮，更不要提什么“补偿”。

有人提出政府可以给予每个人同等的“保护”，这样大家扯平。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便实施起来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例如为承受国外竞争压力的工业家某甲开征保护关税，给予出口产品的工业家某乙财政补贴），我们还是不可能做到“公平”，或者一视同仁。就关税保护或补贴而言，我们或许应该给每个人相 同百分率，或许应该给相同金额，但我们永远无法肯定政府是不是重复支付某些群体，却漏给了其他人。

即便我们有办法解决这个异想天开的问题，那又如何呢？每个人都在补贴其他人，谁又能受益呢？若每个人因赋税负担增加所受的损失恰恰与他们由其补贴或保护所得到的好处相等时，利润又在哪里呢？我们只不过在养活一大群不从事生产的官僚来执行这套计划，并由此给生产造成损失。

从另一方面来说，同时取消平准价格制度和保护性关税制度，大家扯平最简单。此间，两种保护制度结合起来执行的结果，也并没有使得收支就此相抵。这一结合的体系仅仅意味着：农民某甲和企业家某乙同时获利，却牺牲了“被遗忘的某丙”。

所以，若再有其他种种计划，被吹得如何如何有利，但一经我们不仅仅探讨某个特殊群体立即受到的影响，而同样探究经济政策提案对每个人造成的长期影响时，其吹嘘的有利无弊便会又一次消失。

第14章 救救X产业

国会大厦的门廊里挤满了X产业的代表。X产业不行了。X产业快完了。我们必须拯救X产业。现在只有靠关税、靠提高价格，靠补贴，X产业才可能有救。 要是国会坐视不管，X产业一垮，产业工人就只有流落街头。他们的房东、当地的杂货店、肉铺、服饰店、戏院，就会失去生意，经济萧条会因此蔓延到其他行业。但如果国会马上采取挽救措施的话——那么，啊哈！X产业会向其他行业购买设备；更多的人将能得到工作；他们将为当地的肉铺、面包店，以及霓虹灯制造商带来生意。这样，景气不断扩展，带来经济繁荣。

很显然，这不过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情况的一般形式。在前一章，X产业是指农业。不过，X产业多不胜举，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是煤炭产业和白银产业。 美国国会为了“拯救白银”，曾造成巨大的危害。支持这种挽救计划的一个论点，是认为它将有助于“东方”，其实际结果之一，便是造成了银本位制下的中国发生 通货紧缩，进而逼迫中国放弃银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不得不以离谱的高价大量收购不必需的白银，任其积压在金库里。“银参议员们”完全可以用直接补贴矿业业主 或矿工的方式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其危害与代价也不至于如此惨重。但这样做无异于赤裸裸的抢劫，若不包装上“白银在国家货币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等意识形 态上的东西，以此来遮羞的话，美国国会和这个国家是绝不会赞同的。

为了拯救煤炭产业，国会通过了古费法案（Guffey Act）。该法案不仅允许而且强制煤矿业主联合起来，只能以高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出售煤炭。尽管有国会立法定价，但政府很快就发现，它总共制定了35万 种不同的煤价！这是因为有数以千计的规模不等的煤矿场，并且有铁路、公路、海运、江运等不同运输方式，以及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目的地 {footnotes:1937年《烟煤法案》（Bituminous Coal Act）适用范围的听证会上，烟煤部门负责人惠勒（Dan H. Wheeler）的证词。}。强制维持煤碳价高于市场竞价水平的一个后果，是消费者加速寻找煤炭的替代物，如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来获取动力和取暖。如今，我们发现，政府正在努力迫使公众从石油的消费重新转移到煤炭的消费上去。

本章的目的，不是探寻过去为拯救特定产业曾经造成的所有结果，而是探讨拯救一个产业，必然带来的主要结果。

有人可能认为，为了军事目的，还不得不创建或保全某些产业；也可能有人会争辩道，某个产业税负或工资率相对于其他产业不成比例，因而难以为继；也有说公用事业公司因为费率偏低，无法赚取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要视特定的情况而定。我们暂不讨论这些，本章只谈拯救X产业的一种论调——如果放 任其在自由竞争（也就是X产业的代言人所声讨的，自由放任的、无政府主义的、残酷无情的、同类相残的、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萎缩或消亡，它会拖垮整个经济；而如果用人为的力量维持它的生存，它会让其他所有人获益。

本章要谈的，无非是将主张实施农产品平准价格或对X产业实施关税保护的论调加以扩大讨论。不消说，反对通过人为干预提高产品价格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产品，它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产品，正如我们用以反对为某个产业实施关税保护的理由，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产业。

拯救X产业的办法不胜枚举。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相关提案通常还有两大类。其中一类强调，X产业已经“过热”，应该设法阻止其他公司或劳工再进入。另一类则呼吁，政府应该以直接补贴的方式对X产业给予扶持。

如果X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确实过度拥挤，那根本不需要任何强制立法，去排斥新资本或新劳工进入。新资本不会抢着挤进显然要垮掉的行业。投资人不会冒然踏进风险最大、回报率最低的行业。劳工如果能更好的选择，同样不会进入工资最低、工作最不稳定的行业。

如果新资本和新劳工是被强制排斥在X产业之外，例如垄断、同业联盟、工会的政策或者法律等强制手段剥夺了资本和劳动力自由选择的权力。它逼迫投资人将钱投向回报率还不如X产业的其他地方。它逼迫劳工只好投身工资更低、就业前景更为暗淡的行业，而那些行业还不如所谓有毛病的X产业。总之，这意味着资本 和劳工的运用效率都不如允许它们自由选择时的水准。因此，这也就意味着生产的下降，而它又必将反映为一种更低的生活水平。

生活水平下降，可能表现为人均所领的工资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准，也可能表现为人均生活费用越来越高，或者两种表现都有（具体表现取决于当时的货币政策）。实施限制性政策的结果是，X产业内部的工资和资本回报率可能会更高；但是其他产业的工资和资本回报率，将被迫下降，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准。X产业得到 好处，只可能是以A、B、C产业的损失为代价的。

从国库直接拿钱来补贴X产业，其后果也差不多。这只不过是将财富或收益转移到X产业。X产业中的人获得多少，纳税人就损失多少。确实，从公众的立场 上看，补贴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它使这个事实更为清楚明了。相比之下，关税、最低价格限制、垄断限制进入行为的相关论调，往往让人看不清这个事实。

采用补贴方式，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X产业之所得，正是纳税人之所失。同样明显的是，X产业之所得，必然是其他产业之所失，因为用于支持X产业的税 款，有一部分是它们缴纳的。同时，为了支持X产业，负担一部分税款的消费者，也就没有更多钱拿去买别的东西。为了让X产业能有起色，结果一定是其他产业的平均规模小于原来应有的水准。

但是，补贴的结果不仅仅是财富或收益的转移，也不仅仅意味其他产业的总体萎缩程度和X产业的扩张程度相当。其后果同样是（并且是在把国家视为一个单元时所受的净损失加以考虑时），资本和劳工被迫从运用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失，而流向运用效率较差的产业。如此一来，创造出来的财富减少了，人均生活水平低于 应有的水准。

事实上，这样的结果对于主张补贴X产业的论证来讲，是内在必然的。X产业其实是竞争不过其他产业而萎缩或衰亡的。我们可以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给 落败的产业做人工呼吸，供它们吊命？而那些认为经济扩张意味着所有产业必须同时扩张的说法大错特错。为了使各种新产业迅速成长，通常必然要放手让一些旧的产业萎缩或衰亡。只有这样，必要的资本和劳工才能从旧产业释放出来，供新产业使用。要是我们人为地去维持马车业及其相关行业继续存在，我们只会减缓汽车业 及其相关行业的成长步伐，我们只会减低财富创造，阻碍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然而，当我们为了保护一些已经掌握了熟练技术的劳工，为了保护已经投下去的资本，而企图使任何产业免于衰亡的时候，我们便犯了与上述情形相同的错误。放手让夕阳产业消失，允许朝阳产业成长，这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能够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尽管这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有些自相矛盾。企图保护落伍过时的产 业，就跟保护落伍过时的生产方式一样愚蠢。事实上，二者往往不过是说明同一事情的两种不同方法而已。只要有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手段能满足新老需求，改进的生产方式总会不断取代陈旧的生产方式。

第15章 价格体系如何运作？

本书的主旨可以概括为：在研究任何经济政策提案的影响时，不仅要考察提案带来的立即结果，也要探究长期结果；不仅要探讨其首发后果，也要探讨次级后果；不仅要看其对某些特定群体的影响，还要看其对所有人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特别的某一点的做法不过是自欺欺人，例如先前讨论的 那些只关注某个行业发生的事情，对所有的行业发生的变化却不加考虑的做法。然而，经济学中的重大谬误，恰恰是植根于人们长期养成的这种思维惯性和惰性，即，总是孤立地考察特定行业或特定过程而不顾其他。这些谬误，不仅仅充斥在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言论中，就连一些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也时常挂在嘴边。

主张“生产致用而非利润至上”的经济学派，其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以这种孤立片面性的错误为基础的。他们据此抨击所谓邪恶的“价格体系”。该学派的 信徒宣称，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了。（象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这一重大的错误也正是那些认为印钱就能解决一切，认为均贫富就能解决问题的忽悠术士的出发点。）科学家、效率专家、工程师、技师，已经解决了生产问题；凡是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都能生产出来，要多少有多少。他们接着表示，可惜这个世界并非由生产致用的 工程师主宰，而是由利润至上的企业家主宰，是工程师听命于企业家，而不是企业家听命于工程师。只要有利可图，这些企业家就会让工程师把任何物品生产出来，一旦赚不到钱，刻薄的企业家就会停止生产，他才不管众人的要求有没有得到满足，也不管整个世界对更多的产品的迫切需要。

这种论调中存在好些谬误，很难一下子梳理清楚。不过，我们已经了解到，其核心错误在于只看一个产业，或挨个孤立地考察几个产业，好像各产业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其实，任何一个产业与其他所有产业都是有联系的，并且，每个产业中的决策都是与其他各产业中的决策相互影响的。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商业作为一个整体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上述论点。为了把这一基本问题尽量简化，我们先谈鲁滨逊漂流到荒岛时面对的问题。一开始，他的需求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他被雨淋透、冻得发抖、饥渴交加。他需要每一样东西：饮用水、食物、躲雨的地方、防野兽的武器、火、睡 觉的窝。他不可能一下子满足所有这些需要，毕竟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或资源都很有限。他必须先立即解决自己最需要的。比方说，极度焦渴最难耐，于是他在沙地上挖坑收集雨水，或者做个简陋的容器蓄水。等到有了少量的水，紧接着必须去找吃的，改善水源则是以后的事。他或许想去抓鱼，为此，他需要鱼钩鱼线，或渔 网，而且必须事先准备好这些工具。但是不管他在做什么事，做这个就做不了那个，他只能把不那么急迫的事挪到以后再说。他得时时考虑把时间和力气用在做哪些事情上。

在电影《海角一乐园》（Swiss Family Robinson）中，身陷荒岛的那个瑞士家庭也许会发觉这个问题稍好解决一 些。虽然有更多张嘴巴要吃饭，却也多了更多双手干活儿。他们可以分工作业，例如父亲打猎，母亲煮饭，孩子们拾柴火。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家庭里也不能让某位成员去无休止地做同一件事情，而不考虑他所满足的公共需求与其他一些尚未被满足的需要相对而言的迫切程度。当孩子们已经拾了一堆柴火之后，就不应简单地 让他们接着拾。比如说，可以派其中一个孩子去担水。这户人家同样不断面临应把力气用在哪里的问题。而如果他们有幸拥有猎枪、渔具、船、斧头、锯子的话，更得要考虑劳力和资本用在什么地方。要是拾柴火的小孩抱怨说，哥哥要是不去抓鱼而去帮他拾柴火，他们会拾得更多，这种话一定会被家人戏虐为蠢话。从上面孤立 的个人或家庭的故事，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某项工作做得多，往往不过是以牺牲其他所有的工作为代价得到的。

像这类浅显易晓的论述，有时被嘲讽为“鲁滨逊经济学”。不幸的是，嘲讽得最厉害的，是那些最需要这种经济学的人，是那些无法理解简单故事背后的基本原理的人，是那些在探讨错综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时，却又把这些基本原理忘到了一边的人。

我们回过头来谈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人们的需要和要求及其轻重缓急千差万别，如何解决劳力和资本用在哪里的问题？解决之道正是通过价格体系，也就是通过生产成本、价格和利润三者间不断变动的相互关系来调节的。

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反过来又会影响供给和需求。当人们对于某项物品需要越多，他们就会出更多的钱去购买，于是其价格上升，其生产商的利润也由此增加了。由于现在生产该物品会比做其他更赚钱，那些已经在此行业中的人就会扩大生产，同时更多人被吸引进入那一行。随后，供应增多又会导致价格下降、边 际利润下滑，直至其边际利润跌回到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考虑了相对风险）。或者，人们对那种物品的需求减少，其供给可能会增加到这样的一点，使得其价格降至生产它的利润小于生产其他产品，甚至不赚反赔。这种情况下，勉强苦撑的“边际”生产者（也就是效率最低或成本最高的生产者）会被迫出局。只剩下成本 较低，效率较高的制造商仍在生产。那种商品的供应也会减少，或至少不再增加。

认为生产成本决定了价格的这种想法也是由上述过程产生的。不过，这个学说，若以这样的形式来说明，却是不正确的。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而需求取决于人们想要拥有某种商品渴求程度，以及为了换取它，他们不得不支付多少。认为供给部分地取决于生产成本，这一点是对的。但一种商品已经发生的生产成本却不 能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取决于现在发生的供需关系。然而，制造商们对于一种商品未来生产成本和市场价位的预期，将会决定那种商品未来的生产数量，这种预期就会影响未来的供给。因此，一种商品的价格与其边际生产成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不断接近一致的趋势。不过，这并不是由于边际生产成本直接决定价格。

这样来说，私人企业体系好比成千上万部机器，每部机器由各自的半自动化调节器来管理。机器之间，连同它们的调节器之间，彼此连接，相互影响，整个运作起来好比一部有生命的大机器。我们大多数人一定见过蒸汽机上的自动调速器。它通常是由两颗小球或重锤组成，以重力和离心力发生作用。当引擎速度加大时， 这些小球会绕着它们所附着的活塞杆飞起，形成离心力，以此自动收紧或关闭调整蒸汽送入量的节流阀，从而减慢引擎的转速。反之，如果引擎的速度太慢，小球就飞不起来，从而扩大节流阀，加快引擎转速。因此，速度一偏离理想的水平，这种偏离就会自动启动一种力量去对偏离进行自动矫正。

正是通过类似的调节方式，成千上万种不同商品的相对供应量，在自由竞争的私人企业体系中得到调节。当人们对于某种商品的需求增加时，其竞争性的出价便抬高了产品的价格，生产者会因为有利可图而扩大生产。生产其他商品的制造商也会转向，加入到这种回报率较高的产品生产中。但增加这种商品的供应的同时会 减少其他一些商品的供给。如此一来，这种商品的价格因此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开始下跌，先前激励其产量相对增加的价差因素便不复存在。

同样是用这种方式，如果某种产品的需求减少，该产品的价格和利润会下降，产量当然也会随之减少。

正是上述引申让那些不了解“价格体系”的人反感，并揪住不放。他们谴责价格体系导致了匮乏。他们愤慨地责问：为什么在生产鞋子不赚钱时，企业家就要停止生产？为什么他们只受自己利润的支配？为什么他们的行动要由市场操纵？为什么他们不“利用现代的制造工艺，开足马力”来生产鞋子？这些“生产致用”的哲学家下结论说：价格体系和私人企业只不过是“匮乏经济学”的一种形式。

这些问题和结论主要源于孤立地观察一个产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看法。在达到某一平衡点之前，继续生产鞋子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有必要生产外套、衬衫、长裤、耕犁、铁锹、牛奶和面包，建造住宅、工厂、桥梁。若这些迫切的生活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却一味地生产出堆积如山的鞋子，而理由仅仅是我们 有能力做鞋子，这种做法可说是要多蠢有多蠢。

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某个产业只有以其他行业牺牲为代价，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因为，在任何时候，生产要素都是有限的。只有当原来用于其他产业劳工、土地和资本，转移到了某个产业，那个产业才能够扩张。而且，当某一产业萎缩或者停止增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总体生产出现净减少。因为该产业一定程度上的萎缩，可能仅仅是释放出了一些劳工和资本，以允许其他产业的扩张。因此，仅仅因为某个产业的生产减少，就下结论说总生产缩减，是错误的。

总之，每一种东西的生产，都得以牺牲放弃某些其他东西为代价。事实上，生产成本本身可以定义为：为了生产某样东西而放弃的其他事物（休闲和娱乐，或可以用于其他地方的原材料等）。

由此可见，为了一个有活力的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放手让衰败中的产业消亡，允许成长中的产业扩张。因为，那些衰败的产业吸收着本应被解放并投入于成长产业中的劳力和资本。价格体系虽然倍受谴责，却只有它能够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准确地决定成无数商品和服务彼此相对应该生产多少。靠价格、利润 和成本体系的半自动化运作，让本来复杂难解的方程式迎刃而解，这种解决能力远非任何一群官僚能比。因为这套系统的解决方式，是由每一位消费者根据本身的需求，每天由自己去投下新的一票或十几票来调节的。而官僚的解决办法，是要代表消费者去决定各自的需求；这样决定的结果并不是消费者自己的愿望，而是官僚们 认为对消费者会有好处的需求。

然而，尽管官僚们并不理解市场的这种半自动化体系，他们却常常受到它的干扰。他们总是从向他们施压的集团的利益出发，努力去改进或矫正这种体系。至于他们这样的干预会产生什么的后果，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章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