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是一年一度地与中国无缘。红朝爱国宝宝最气不过的，是连文学奖都要吃咱们豆腐，好像咱们每年一千多部长篇小说白出了似的。虽然 有过一个高行健（题头图：瑞典国王给高颁奖），但主旋律媒体不当他是中国作家。于是，一年一度，总有人或痛苦或愤怒地追问：为什么中国作家得不到诺贝尔文 学奖？
不过，实在说来，好像也没听说哪位作家是专为诺奖而写的。要写作，还是因为心里有冲动吧。所以，老农还是换个角度，讨论什么样的中国作家最可能得诺奖。
瑞典王家学院那几个老头其实也很可怜。给欧美之外的作家发重奖，是欧美一大政治正确。老头们做梦都想着给中国人发诺奖，吃到西餐就想到中国人该得奖 了，他们也该去中国换换口味吃川菜了。可人家是百年老店，有传统和牌子要维护。给你发奖可以，但你也要有点东西，让他可以写在颁奖词里吧？
什么东东可以写进颁奖词呢？老头们能读英法德文，但其他语言的玩艺，必须能过翻译关。你说中文写得多漂亮！这没用，漂亮中文未必译得成漂亮西文。马悦 然说有位曹警察的方言写作如何美妙，但是，单靠这一条得奖，相当于别的评委全都放弃自己的判断而专听马老大的。都是眼高于顶的人，要他们服从，谈何容易。 马老大一等一好人，老派绅士。女作家在他身边如沐春风，他永远走在外道，而且那么自然。但是，能否摆平王家学院那些骄傲的男同事，却是另一回事。
可以挤过翻译窄门而基本保持原状的，首先是作品的结构。结构可以相对独立于语言。比较文学要在结构主义兴起后才成为显学，这不是偶然的。你有新奇而精致的结构，就比较容易被选中。
高行健有这玩艺。《灵山》里三种人称的交织叙述，有多少读者看得懂且不论，至少写在颁奖词里还是满光彩的。另一位英法德文之外的奖主，土耳其的奥尔 罕·帕慕克也是有这玩艺的。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表面上看，狗啊马啊还有树啊都会自己讲话，实际上这些都是细密画家为姨夫画的画，他们在咖啡馆再随手画在纸上，让说书人编故事。所以被害的
第二就是思想或思想的冲突，这玩艺也是可以挤过翻译窄门而仍然保持个七七八八的。但所谓有思想，很难定义，缺乏可操作性。换个说法吧，就说作品自成一 个世界。这话怎么讲？举个例子，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鲁滨逊大概可算文学里的第一个经济理性人，他在孤岛上按理性原则处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类事情。后来英国侦探小说鼻祖威尔基·柯林斯写《白衣女郎》（A Woman in White），里面一个老仆人待《鲁滨逊漂流记》如另类《圣经》，遇事就去翻，寻找处事的启发。这种书就是自成一个世界，可以放在侦探小说里当作理性原则的宝箴，指点疑案的侦破。
高行健的《灵山》有这玩艺，里面有儒释道三教的世界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也有这玩艺，帮助你在相当程度上理解穆司令的世界。比如，第３２章女 主角谢库瑞要办离婚，她让男主角黑渡过海峡，去找沙菲依（Shafii）教团的法官，而不要找他们所属的汉那菲（Hanafi）教团的法官，因为前者对女 人比较同情（汉那菲和沙菲依都是逊尼派四大教团之一）。人性的需要，总会顶出教义的裂口。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是铁板一块。这对西方不了解穆司令的人，多少有点启发。再比如这部小说里，画家们寻找凶杀证据时，女人居住的内室却是不搜查的。美国大兵如果懂得这点文化差别，或许在伊拉克不至于冲进民居个个房间都 要搜，搞得男人很愤怒。
这一思想要求，并不是张艺谋大片那样弄几个红灯笼挂挂，或好莱坞电影里让华人角色讲几句拐了四、五个弯的儒家格言。这不是配多少中国元素的问题，而是 作者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自然而然地写出一个不同的世界。读过他的作品之后，你可以延伸到作品之外，理解那一群人对作品未必写到的各类问题的态度。就像 读了又一位英法德文之外的奖主川端康成的小说，可以大致了解日本人的独特美学。
为什么要说“传统文化”的世界？因为老农不相信中国作家能对当代文明写出什么新思想。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男作家是一伙没有思想的人（女作家咱不评论）。你能回过头去，对祖先的思想有所了解，用白话把这些思想写入小说传下去，足够伟大了。
如果对“西方标准”不服，可以做个试验。你去读读马克私主义经典著作，看能理解多少。老农开五本书：马恩合写的《红菜汤宣言》，马单写的《路 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恩单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得诺奖的作家里，信过马大胡子的多了去，比如美国的索尔·贝娄和英国的多丽丝·莱辛，他们都读过这几本书的。六十年代时，我党组织了全国最有文化的人，翻译了一批马著恩作。这是可以媲美玄奘译佛经的又一次国家级译经活动，这些书代表了我国翻译界的最高水准。这么好的翻译，而且加了足够多的注，如果你仍然读不懂这些西方一百五十年前的 书，你有必要去跟当今的西方文化人比思想吗？
但中国作家还是可以得诺奖的。比较接近上面所提结构、思想两条标准的，还是莫言莫大叔。刘再复和高行健都欣赏莫言，他们的看法会影响马老大。日本那个 大江健三郎也很欣赏莫言。文化接近的大腕作家的话，也会有点份量。当然，这只是常理，而瑞典王家学院的老头们早已证明，他们是很有能力不按常理出牌的。
常理之外的更大考量是政治因素。老头们当然不会纯粹出于政治考虑而发奖，但得奖者至少不能给老头们带来政治上的负面反应。假设今年本是莫言得奖，１０ 月８日啊，大好喜讯就要来了！突然，９月２８日，几内亚的枪声响了！军镇府在首府科纳克里向要求民主的试威群众开火，百人死亡，千人受伤。不但西方国家谴 责；就连经常与西方不对付的非洲联盟也谴责军镇府。军镇府怎么办？投靠红大哥啊！立即宣布，开枪之后，照样和大哥家的公司签了合同，要在这个国民总产值只有４５亿美元的国家投资７０亿。西方和邻国要制裁？军镇府说你们来吧。只差十天啊，诺贝尔文学奖怎么办？只能临时换人啦。
其实红朝未必真的关心几内亚的事，在那种敏感时刻签约，大概也是因为军镇府突然变得好说话了，降掉了一点要求。但国际上大家已有刻板印象：再烂的镇 府，哪怕是坚决犯共的，只要敢对人民开枪，立马就是红朝亲如手足的亲兄弟。别人要制裁，自有红朝为小兄弟撑起大红保护伞。如果小兄弟正好在诺贝尔文学奖公 布前闹事，舆论压力就会迫使瑞典王家学院的老头们不愿把奖颁给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代表发言的“官方”作家莫大叔。
但是，要在７、８、９那几个月里，朝鲜的金二没爆核弹，苏丹总统巴希尔没扩大内战，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没闹选举舞弊，伊朗总统内贾德没狂殴试威学生，缅甸的军镇府没炮轰少数民族……这是不是也太难了？
得奖如衣裤，开枪即手足。老农只能为中国作家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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