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虽然六年多的海归经历已经过去，但是其中发生的点点滴滴非常值得记录，或许对希望回国的朋友们有所帮助，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写几件发生过的比较有意义的事件，算是一种回忆总结吧。
我95年从日本来美国工作，断断续续地换了好几个公司，经历了90年代末期的硅谷股市和创业的疯狂，其中亲历自己所在公司上市的激动，然后是2000开始的股市下跌，接着是2001年的911事件，经济萧条，最后是母亲病危，我在紧赶慢赶之中飞回老家，终于没有能够在她断气之前赶回老家，算是今生的一大遗憾。
送走母亲，看着暗无天日的美国经济，曾经的致富梦想不知在何时何方，所以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做点什么。在美国，看着自己工作的公司上市计划遥遥无期（当然了，因为公司曾经弄到了创纪录的2.37亿美元的风险基金，自己又是公司一个技术部分的负责，所以，如果不要想得太多，在美国混下去应该是没有很多问题的），同时在报上、网上听着、看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的信息，想着母亲去世时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决心，觉得无论如何，不管是回去做企业，还是回国做别的事情，总是希望能够回去折腾一下，以免将来老了以后后悔。在这个想法的指使下，从2002年开始，我就和朋友一起在工作之余登记了一家公司，帮助天津的一个开发商开发物业管理的智能软件系统，期间多次回国。2002年底，也或是2003年初，听到我曾经学习过的研究所的所长因为年龄问题已经快要到期，主管部门计划在全球招聘所长。一个号称是厅局级单位在国际上招聘一把手，好像是全国第一次，从这点来说，当时的主管部门还是很有一些魄力的。
不久，就从我原来学习、工作过的研究所传来消息，正式确认要从全球招聘所长。接着，国内主要报纸就刊登出了这次招聘的消息，以及应聘的条件和过程等。同时，也接到了几个重要任务的电话，希望我能够报名。
得到这样的消息，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在 夫人的反对声中，决定需要试一下运气，结果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终于将自己的报名资料传了过去。之后就是一系列程序，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非典开始的最初几天回国答辩。
答辩结果非常顺利，7位来自中美本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致给我投了赞成票，这样的结果，还是很让我惊讶了一把，原来以为，在国内外的9名报名中，论资历，我不算最好，论科研结果，我也排不上第一，所以，最后结果是大家一致投票给我，除了我的答辩本身应该准备得比较充分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虽然出国了10多年，但是一直不断地和原来的单位保持联系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95年从日本来美国工作，断断续续地换了好几个公司，经历了90年代末期的硅谷股市和创业的疯狂，其中亲历自己所在公司上市的激动，然后是2000开始的股市下跌，接着是2001年的911事件，经济萧条，最后是母亲病危，我在紧赶慢赶之中飞回老家，终于没有能够在她断气之前赶回老家，算是今生的一大遗憾。
送走母亲，看着暗无天日的美国经济，曾经的致富梦想不知在何时何方，所以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做点什么。在美国，看着自己工作的公司上市计划遥遥无期（当然了，因为公司曾经弄到了创纪录的2.37亿美元的风险基金，自己又是公司一个技术部分的负责，所以，如果不要想得太多，在美国混下去应该是没有很多问题的），同时在报上、网上听着、看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的信息，想着母亲去世时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决心，觉得无论如何，不管是回去做企业，还是回国做别的事情，总是希望能够回去折腾一下，以免将来老了以后后悔。在这个想法的指使下，从2002年开始，我就和朋友一起在工作之余登记了一家公司，帮助天津的一个开发商开发物业管理的智能软件系统，期间多次回国。2002年底，也或是2003年初，听到我曾经学习过的研究所的所长因为年龄问题已经快要到期，主管部门计划在全球招聘所长。一个号称是厅局级单位在国际上招聘一把手，好像是全国第一次，从这点来说，当时的主管部门还是很有一些魄力的。
不久，就从我原来学习、工作过的研究所传来消息，正式确认要从全球招聘所长。接着，国内主要报纸就刊登出了这次招聘的消息，以及应聘的条件和过程等。同时，也接到了几个重要任务的电话，希望我能够报名。
得到这样的消息，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最
答辩结果非常顺利，7位来自中美本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致给我投了赞成票，这样的结果，还是很让我惊讶了一把，原来以为，在国内外的9名报名中，论资历，我不算最好，论科研结果，我也排不上第一，所以，最后结果是大家一致投票给我，除了我的答辩本身应该准备得比较充分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虽然出国了10多年，但是一直不断地和原来的单位保持联系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结果出来，后面就是一些具体的回国准备。一个当然就是回国的条件。好在具体的待遇和任职期限在招聘公告中都比较明确，剩下的就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未来研究所的班子的构成。经过认真的思考，凭着自己对国内的了解，我提出了回国的唯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研究所的副所长需要全部解聘，由我回去以后再提名。这样的要求，按照中国的干部管理体系和制度，确实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可是，我深知，如果我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副手，万一回去之后班子不团结，那将是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我将无法开展任何工作。
好在当时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一位资格极老的正部级官员，他是一位非常有思想的领导，对于我的回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我提出的要求，他当场就在电话中给予确认，于是，回国的主要障碍消除，剩下的就是收拾好在美国的东西，卖掉房子和车子，定几张机票，带着老婆孩子回国。
这样，匆匆忙忙之中，我们一家在2003年的6月下旬终于回到了中国。这次回国，因为是和招聘事件相连，一方面是政治宣传的需要，另一个方面也是这个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再者，这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全球招聘正厅局级单位的一把手，所以，要想低调都不行。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光明、科技等），电视（包括中央电视国内国际频道等）和杂志等，一时间，多次对我的回归给予了重复报道，当然也出现了记者同志自我发挥的多种版本，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从此认识到，媒体的重要性和两面性。
一段喧闹之后，生活终于平静下来。在夫人为家庭生活奔波的同时，我则逐步地进入了自己的工作角色，开始了国内六年多的很有意义的生活。
海归记事（2）：第一次参加国家科技规划的编制 2010-07-21 20:29:57
话说我高调地回国以后，因为主管部门的重视和自己所在的平台的影响，所以有了很多次可以发挥自己，或者反过来说让自己出丑的机会。第一次参加国家中长期科学发展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过也让我逐渐对国内的政策决策体系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我刚刚回国以后的2003年下半年，国家启动了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也就是到2020年整个国家的科技规划。能够参加这样的国家最高层次的科学发展规划，我想应该是一个科学家一生之中梦寐以求的事情，毕竟，一生之中，能够有多少次站在国家的平台上，对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制定纲要、指点江山？因为当时我正在风头浪尖上面，所以部门的推荐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想一想也是，参加国家科学规划的整个队伍最后是小200号人，分到我们部门怎么也有几个名额吧？就这样，我被主管部门的领导领着，去了一次科技部，见到了当时分管的副部长，就算是混到了第一次眼熟，然后顺利地混进了规划的编制小组，并且指明被分在了基础科学研究组，参加数理化天地生的基础科学规划的编制。
规划编制正式开始是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央分管领导发表指示，然后是部长代表发言，总共200来号人，热热闹闹，算是一个总动员吧，然后就是分组活动。非常有趣的人，我大概是参加规划编制工作的相当年轻的人员，好几次被工作人员弄错了。第一次是参加大会，服务组的姑娘们看到我，不约而同地说，你赶紧帮我把哪个哪个文件袋里拿来。我一时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叫我拿文件袋子呢？我立刻打听是什么文件袋子，在哪里？她们告知我在会务组，我想，大概就是去会务组领参加会议所需的文件袋子吧，所以没有细想，打听好了会务组的房间，屁颠屁颠地跑上去，才发现原来被当做工作人员做了一次义务服务。第二次是小组会议，我们组因为是基础科学，所以集中了国家科学界当时的一号人物，和某基础科学领域的一号人物，还有从各大学、研究所过来的院士和名师们。他们的年龄最大的70多，最小的也是40以上。我因为在国外呆了10多年，虽然当时快要 38岁了，可是和国内的同志们想比，还是嫩了很多，所以从脸上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年龄。在报到的时候，服务组的同志们问我，你是代表哪位老师来的？我想这次他们又是搞错了，一定认为我是哪个大家的学术秘书什么的，是代表老板来开会的。我只好回答说，我是某某某，我只代表我自己，弄得服务站的同志连声道歉，我却自我感觉良好，根本就不觉得是什么不要意思的事情。
我是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格的活动，在小组开会的时候，对面和旁边坐着的都是经常出现在电视镜头上面的人物，突然之间，我们变成了同一个工作组的成员，那种飘飘然和不知所措是难以言表的。试想一想，我从中国出来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刚刚硕士毕业的学生，这次回去，突然变成了一个千人研究所（在职、离退和学生全部加起来）的所长，期间的角色转变和适应还是很需要一些时间的。
第一天的小组会议，也就是大家互相认识，谈谈工作计划，再看看一些背景资料等，属于准备阶段。第二天才是真正工作的开始，需要大家集思广益，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发言。
在这样的场合发言，对我就是大姑娘上轿，一点经验也没有。不过，我这个人从来就不怯场，没有经验怕什么，咱年轻，身体好，日语、英语不惧，既然是明天才发言，那咱今天晚上就加班呗。
到了晚上，架上电脑，NSF，NIH，美国，日本，欧洲，还有Google，一路下去，找到了不少其他国家的科学规划和计划，一路地读下去，认真地总结，好好地对照我了解的中国国情，提出了明天发言的几点思路。一，基础科学是不能规划的，但是可以调整重点支持领域；应用科学可以以科学工程的方式比较明确地规划；因此，基础科学要错线条，应用科学要细线条；二，学习先进国家的东西，在他们的基础上提高和改进，同时挑选了国外的几个科学计划做了归纳性的简介；三，重点突出，不要面面俱到，最好是一个阶段集中于几个重点问题；四，育人与科研经费支持增长并进；五，整合资源，实现共享；六，最好最后集中于几个重点领域和几项重大科学工程。
看完自己的总结，愈发对中国人的归纳能力给予高度的评价，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赶紧洗漱完毕，上床睡觉，准备迎接明天的发言。
第二天，首先开始的是大家发言。或许是中国人的习惯，每个人都不喜欢在这样的场合做第一人。没有办法，科学一号就发话了，直接点我的名字，意思是你年轻，就要多做点，所以你第一个发言吧。经过了大半个晚上的准备，我信心满满地说了近20分钟，然后满怀信心地希望大家能够给点掌声，可是我等了几秒，不但没有掌声，各位就像看猴子一样看我，好像我是哪个星球来的？怎么了？我有说得不对吗？这个时候，一号终于说出来一句公道话，表扬了我一下，说我站得高，想的都是全局的事情，应该给予鼓励，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编写中能够参考我的意见。我一下子蒙了，这是什么和什么吗？功劳不说，咱苦劳也有点吧，况且我对自己的总结还是挺自满的，我都知道我自己哪里错了，总之，就是一切晕头转向。
不过，会议还要继续，接下来的发言终于让我明白了一点，原来我的套路和大家不一样啊！这次来参会的，基本上都带来了一本厚厚的项目建议书，有的还装订精良，给在座的各位每人发一本。翻开内容一看，基本都是自己科研领域的那些事情。生物的同志大谈细胞的重要性，化学的同志讨论小分子探针的作用，物理的同志说对撞机的重要，天文的同志说高倍望远镜的重要，地质的同志则谈地球探测的重要性。我倒不是说本领域的事情不能讨论，可是这是国家规划啊，怎么咱也要为他人想想吧，怎么也从大的方面看吧，如果这么早就讨论那么具体的自己科学研究领域的项目和内容，谈论是对撞机重要还是大细胞重要，那还要国家层次规划干什么？不如直接进入立项得了。在几个小时的会议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中国的规划是这么编出来的，有着这么多的部门、本单位乃至个人的切身利益在里面，参加的同志们每一个人都恨不得把自己仅有的那点东西塞进去。
弄清了套路，咱也不是吃素的。于是，大谈条件平台建设和科研信息共享，并将美国正在进行的我自己科研领域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拿出来，详细介绍，接着大谈事业型科研单位在国家层次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等等，反正都是围绕可能给自己单位带来好处的东西。
经过N个月的来回修改，体现着各方利益的最终文本终于在平台和共享，国家公益性科研院所在国家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等方面有着不少的描述，虽然我不能胡乱地揽功，不过当初自己在基础科研小组内的坚持应该有一点作用。这也为后来我自己单位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伏笔。
话说我高调地回国以后，因为主管部门的重视和自己所在的平台的影响，所以有了很多次可以发挥自己，或者反过来说让自己出丑的机会。第一次参加国家中长期科学发展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过也让我逐渐对国内的政策决策体系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我刚刚回国以后的2003年下半年，国家启动了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也就是到2020年整个国家的科技规划。能够参加这样的国家最高层次的科学发展规划，我想应该是一个科学家一生之中梦寐以求的事情，毕竟，一生之中，能够有多少次站在国家的平台上，对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制定纲要、指点江山？因为当时我正在风头浪尖上面，所以部门的推荐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想一想也是，参加国家科学规划的整个队伍最后是小200号人，分到我们部门怎么也有几个名额吧？就这样，我被主管部门的领导领着，去了一次科技部，见到了当时分管的副部长，就算是混到了第一次眼熟，然后顺利地混进了规划的编制小组，并且指明被分在了基础科学研究组，参加数理化天地生的基础科学规划的编制。
规划编制正式开始是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央分管领导发表指示，然后是部长代表发言，总共200来号人，热热闹闹，算是一个总动员吧，然后就是分组活动。非常有趣的人，我大概是参加规划编制工作的相当年轻的人员，好几次被工作人员弄错了。第一次是参加大会，服务组的姑娘们看到我，不约而同地说，你赶紧帮我把哪个哪个文件袋里拿来。我一时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叫我拿文件袋子呢？我立刻打听是什么文件袋子，在哪里？她们告知我在会务组，我想，大概就是去会务组领参加会议所需的文件袋子吧，所以没有细想，打听好了会务组的房间，屁颠屁颠地跑上去，才发现原来被当做工作人员做了一次义务服务。第二次是小组会议，我们组因为是基础科学，所以集中了国家科学界当时的一号人物，和某基础科学领域的一号人物，还有从各大学、研究所过来的院士和名师们。他们的年龄最大的70多，最小的也是40以上。我因为在国外呆了10多年，虽然当时快要 38岁了，可是和国内的同志们想比，还是嫩了很多，所以从脸上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年龄。在报到的时候，服务组的同志们问我，你是代表哪位老师来的？我想这次他们又是搞错了，一定认为我是哪个大家的学术秘书什么的，是代表老板来开会的。我只好回答说，我是某某某，我只代表我自己，弄得服务站的同志连声道歉，我却自我感觉良好，根本就不觉得是什么不要意思的事情。
我是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格的活动，在小组开会的时候，对面和旁边坐着的都是经常出现在电视镜头上面的人物，突然之间，我们变成了同一个工作组的成员，那种飘飘然和不知所措是难以言表的。试想一想，我从中国出来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刚刚硕士毕业的学生，这次回去，突然变成了一个千人研究所（在职、离退和学生全部加起来）的所长，期间的角色转变和适应还是很需要一些时间的。
第一天的小组会议，也就是大家互相认识，谈谈工作计划，再看看一些背景资料等，属于准备阶段。第二天才是真正工作的开始，需要大家集思广益，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发言。
在这样的场合发言，对我就是大姑娘上轿，一点经验也没有。不过，我这个人从来就不怯场，没有经验怕什么，咱年轻，身体好，日语、英语不惧，既然是明天才发言，那咱今天晚上就加班呗。
到了晚上，架上电脑，NSF，NIH，美国，日本，欧洲，还有Google，一路下去，找到了不少其他国家的科学规划和计划，一路地读下去，认真地总结，好好地对照我了解的中国国情，提出了明天发言的几点思路。一，基础科学是不能规划的，但是可以调整重点支持领域；应用科学可以以科学工程的方式比较明确地规划；因此，基础科学要错线条，应用科学要细线条；二，学习先进国家的东西，在他们的基础上提高和改进，同时挑选了国外的几个科学计划做了归纳性的简介；三，重点突出，不要面面俱到，最好是一个阶段集中于几个重点问题；四，育人与科研经费支持增长并进；五，整合资源，实现共享；六，最好最后集中于几个重点领域和几项重大科学工程。
看完自己的总结，愈发对中国人的归纳能力给予高度的评价，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赶紧洗漱完毕，上床睡觉，准备迎接明天的发言。
第二天，首先开始的是大家发言。或许是中国人的习惯，每个人都不喜欢在这样的场合做第一人。没有办法，科学一号就发话了，直接点我的名字，意思是你年轻，就要多做点，所以你第一个发言吧。经过了大半个晚上的准备，我信心满满地说了近20分钟，然后满怀信心地希望大家能够给点掌声，可是我等了几秒，不但没有掌声，各位就像看猴子一样看我，好像我是哪个星球来的？怎么了？我有说得不对吗？这个时候，一号终于说出来一句公道话，表扬了我一下，说我站得高，想的都是全局的事情，应该给予鼓励，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编写中能够参考我的意见。我一下子蒙了，这是什么和什么吗？功劳不说，咱苦劳也有点吧，况且我对自己的总结还是挺自满的，我都知道我自己哪里错了，总之，就是一切晕头转向。
不过，会议还要继续，接下来的发言终于让我明白了一点，原来我的套路和大家不一样啊！这次来参会的，基本上都带来了一本厚厚的项目建议书，有的还装订精良，给在座的各位每人发一本。翻开内容一看，基本都是自己科研领域的那些事情。生物的同志大谈细胞的重要性，化学的同志讨论小分子探针的作用，物理的同志说对撞机的重要，天文的同志说高倍望远镜的重要，地质的同志则谈地球探测的重要性。我倒不是说本领域的事情不能讨论，可是这是国家规划啊，怎么咱也要为他人想想吧，怎么也从大的方面看吧，如果这么早就讨论那么具体的自己科学研究领域的项目和内容，谈论是对撞机重要还是大细胞重要，那还要国家层次规划干什么？不如直接进入立项得了。在几个小时的会议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中国的规划是这么编出来的，有着这么多的部门、本单位乃至个人的切身利益在里面，参加的同志们每一个人都恨不得把自己仅有的那点东西塞进去。
弄清了套路，咱也不是吃素的。于是，大谈条件平台建设和科研信息共享，并将美国正在进行的我自己科研领域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拿出来，详细介绍，接着大谈事业型科研单位在国家层次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等等，反正都是围绕可能给自己单位带来好处的东西。
经过N个月的来回修改，体现着各方利益的最终文本终于在平台和共享，国家公益性科研院所在国家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等方面有着不少的描述，虽然我不能胡乱地揽功，不过当初自己在基础科研小组内的坚持应该有一点作用。这也为后来我自己单位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伏笔。
海归记事(3):通过老大的考核 2010-07-27 05:31:02
通过老大的考核
当年，我们部门的老大是一位老资格的正部级干部。他有多老的资格呢，只要看一个数据就可以了。他当年是和现在的中央一号是同时提拔的正部级干部，曾经一起占据了《人民日报》的整版报道，曾经是很有希望上行的。后来，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进入最后的国家领导人层次。
据说，这位领导有一个特点，就是看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要找一个机会考察一下，一般都是带着出去出差一次，然后决定是否能够入自己的法眼。
我刚回去的时候，对他不是很了解，我的旁边也没有高人指点，只是知道他去哈尔滨的时候，仍然是中央委员，仍然是省里一把手接见的待遇。我还记得在送他回京的哈尔滨机场高速路上，我的搭档居然在车上当着领导的面睡着了，并且打上了大声的呼噜，很是让我见识了一下。
过了不久，我接到了老大秘书的电话，说是武汉有一个高层会议，需要我给老大写一个讲稿，PPT形式即可。这可难为死我了，我对中国的官场八股一窍不通，对于公式型的行文也是一点经验没有。没有办法，既然是要PPT，那咱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吧。好在这次会议所要的东西和我所学的东西比较接近，那咱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准备呗。
遗憾的事情，我自己手头的东西多数都是英文的，花上一个整夜弄好了英文稿，又遇到了需要紧急出差的事情。咱已经没有时间翻译了，所以只好找单位的同事帮忙。过了几天，在单位内几位同仁的帮助下，我的中文稿（PPT加上中文解释）终于写完，不过仍然是以PPT形式为主。给老大发了过去不久，就接到老大的亲自来电，告诉我这次他的发言主要内容由我来讲，他只讲开头的部分，或者是结尾再加上一两句。
仍然处于愣头青状态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考验。反正不就是大会发言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到了开会的前一天，我提前飞到北京，和老大集合，一起去武汉。到了飞机上才发现他居然没有带秘书，虽然觉着奇怪，可是也没有想太多。既然秘书不在，咱年纪不算太大，当然要干起服务的事务，所以认认真真地承担了生活秘书的角色。
跟着老大出去，到了哪里都是有N多人接送，所以我实际上也没有干什么具体的、多么繁重的事务，只是比较小的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即可，比如会议的事项，吃饭的时间，和有关接待的具体问题等。
一晚无事，第二天的会议当然也是很高规格。轮到老大的发言，他只说了一个开头，就把任务扔给我了。我反正脸皮比较厚，自己说的东西也不是道听途说的，都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所以20多分钟下来，还算比较顺利，自己也算比较满意。会议之后，比较起其他很多人的官腔，可能因为自己的发言有一些具体的内容，也可能因为是介绍国外的相关工作多一些，所以吸引了不少记者的注意。这个时候，曾经经历过媒体考验的我，不再是那样张口就说了。在接受媒体采访之前，我小心地给老大打一个电话报告，向他请示。请示的结果是，按照讲稿的内容即可，不要发挥。这么具体的指示，那还不简单！我将自己准备的讲稿每人发了一份，就让记者们去发挥吧，反正我是不主动说任何事情了。结果，还是出现了好几个乌龙，有的记者从我的讲稿中断章取义，说我说了什么什么，而略去上下文的关联。对于媒体，我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直到以后认识了一个媒体界的朋友，才算解开了这个困境。
二天的会议很快结束，在我认真地听会的同时，老大由地方的领导陪同，视察了不少工作场所。两天后，一起回京。在武汉机场等待飞机的空闲，老大居然号召大家打起了草对子（扑克牌的一种玩法），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考核的一环。按照我老婆的评论，像我这样五毒俱全的人，哪有不会玩扑克的？当年上研究生的时候，桥牌、大连的草对子等，都是我们经常娱乐的项目，对于玩扑克，我真是老油子了。
老大指名要和我搭档，并且要求一定赢。在老大的命令之下，我当然是全力以赴，拿起当年桥牌比赛的尽头，发挥自己记忆力还可以的特长，在对方半推半就之中，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让老大狠狠地高兴了一把。
我虽然身在其中，却浑然不知，这次老大带我出差，是一个考核我的场合和机会，看看我到底能否进入他的法眼。这个事情，还是很久以后，我从别的朋友那里得来的，经过这次出差和对我直接的考察，说是老大对我的考核比较满意。从此，直到他退休，甚至是退休以后，老大对我，对我的单位都是鼎力相助，是一位无论如何都是让我从内心深处非常感谢的人。
今天我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但是，对他的感谢，对他的感激之情，我会永远纪念在心，祝他永远身体健康，身心快乐！
通过老大的考核
当年，我们部门的老大是一位老资格的正部级干部。他有多老的资格呢，只要看一个数据就可以了。他当年是和现在的中央一号是同时提拔的正部级干部，曾经一起占据了《人民日报》的整版报道，曾经是很有希望上行的。后来，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进入最后的国家领导人层次。
据说，这位领导有一个特点，就是看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要找一个机会考察一下，一般都是带着出去出差一次，然后决定是否能够入自己的法眼。
我刚回去的时候，对他不是很了解，我的旁边也没有高人指点，只是知道他去哈尔滨的时候，仍然是中央委员，仍然是省里一把手接见的待遇。我还记得在送他回京的哈尔滨机场高速路上，我的搭档居然在车上当着领导的面睡着了，并且打上了大声的呼噜，很是让我见识了一下。
过了不久，我接到了老大秘书的电话，说是武汉有一个高层会议，需要我给老大写一个讲稿，PPT形式即可。这可难为死我了，我对中国的官场八股一窍不通，对于公式型的行文也是一点经验没有。没有办法，既然是要PPT，那咱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吧。好在这次会议所要的东西和我所学的东西比较接近，那咱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准备呗。
遗憾的事情，我自己手头的东西多数都是英文的，花上一个整夜弄好了英文稿，又遇到了需要紧急出差的事情。咱已经没有时间翻译了，所以只好找单位的同事帮忙。过了几天，在单位内几位同仁的帮助下，我的中文稿（PPT加上中文解释）终于写完，不过仍然是以PPT形式为主。给老大发了过去不久，就接到老大的亲自来电，告诉我这次他的发言主要内容由我来讲，他只讲开头的部分，或者是结尾再加上一两句。
仍然处于愣头青状态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考验。反正不就是大会发言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到了开会的前一天，我提前飞到北京，和老大集合，一起去武汉。到了飞机上才发现他居然没有带秘书，虽然觉着奇怪，可是也没有想太多。既然秘书不在，咱年纪不算太大，当然要干起服务的事务，所以认认真真地承担了生活秘书的角色。
跟着老大出去，到了哪里都是有N多人接送，所以我实际上也没有干什么具体的、多么繁重的事务，只是比较小的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即可，比如会议的事项，吃饭的时间，和有关接待的具体问题等。
一晚无事，第二天的会议当然也是很高规格。轮到老大的发言，他只说了一个开头，就把任务扔给我了。我反正脸皮比较厚，自己说的东西也不是道听途说的，都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所以20多分钟下来，还算比较顺利，自己也算比较满意。会议之后，比较起其他很多人的官腔，可能因为自己的发言有一些具体的内容，也可能因为是介绍国外的相关工作多一些，所以吸引了不少记者的注意。这个时候，曾经经历过媒体考验的我，不再是那样张口就说了。在接受媒体采访之前，我小心地给老大打一个电话报告，向他请示。请示的结果是，按照讲稿的内容即可，不要发挥。这么具体的指示，那还不简单！我将自己准备的讲稿每人发了一份，就让记者们去发挥吧，反正我是不主动说任何事情了。结果，还是出现了好几个乌龙，有的记者从我的讲稿中断章取义，说我说了什么什么，而略去上下文的关联。对于媒体，我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直到以后认识了一个媒体界的朋友，才算解开了这个困境。
二天的会议很快结束，在我认真地听会的同时，老大由地方的领导陪同，视察了不少工作场所。两天后，一起回京。在武汉机场等待飞机的空闲，老大居然号召大家打起了草对子（扑克牌的一种玩法），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考核的一环。按照我老婆的评论，像我这样五毒俱全的人，哪有不会玩扑克的？当年上研究生的时候，桥牌、大连的草对子等，都是我们经常娱乐的项目，对于玩扑克，我真是老油子了。
老大指名要和我搭档，并且要求一定赢。在老大的命令之下，我当然是全力以赴，拿起当年桥牌比赛的尽头，发挥自己记忆力还可以的特长，在对方半推半就之中，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让老大狠狠地高兴了一把。
我虽然身在其中，却浑然不知，这次老大带我出差，是一个考核我的场合和机会，看看我到底能否进入他的法眼。这个事情，还是很久以后，我从别的朋友那里得来的，经过这次出差和对我直接的考察，说是老大对我的考核比较满意。从此，直到他退休，甚至是退休以后，老大对我，对我的单位都是鼎力相助，是一位无论如何都是让我从内心深处非常感谢的人。
今天我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但是，对他的感谢，对他的感激之情，我会永远纪念在心，祝他永远身体健康，身心快乐！
海归记事（4）：行业规划中和数院士对阵 2010-07-29 18:49:00
我们系统中原来有7家研究所，后来因为科研体制改革，被合并掉了2所，只剩下5所，其中4所在北京，只有我们一家在外地。我们在外地，虽然天高皇帝远，被管得比较少，但是离开天子太远，好的资源基本轮不上我们。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系统，当年是依赖某位重要国家领导的一句话而成立起来的，当时成立的目的和我们单位的主要工作是不一样的。我们单位原来是属于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后来在80年代初，阴差阳错，被合到了现在的系统，在系统中一直是像一个后娘养的孩子，很不受重视。
改变我们单位后娘养的位置，是我回去以后一直谋求改变的一个地方。改变这个地位，当然需要部门的相关领导认可，更加重要的，我们这个部门人数虽然只有几万人，不算太多，因为号称是科技含量挺高的地方，光院士就有10多位，在许多重大政策决定方面，他（她）们有着最为重要的发言权，毕竟现在的领导谁愿意去得罪那些什么都敢讲的国宝院士们？所以，如果想改变领导的看法，首先就要改变大部分院士们的看法，而院士们的看法，在哪里都是一样，都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如果说你的重要，那么他的就不重要了，这种自掘坟墓的做法，谁会去干？
这样想通了之后，基本肯定了如果是去和颜悦色地去谈，肯定是没有戏的，剩下的只能是主动进攻了。好在，很快，这样的进攻机会就来了。
前文我们说到，2003年下半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正是如火如荼，而各个行业也开始了自己的行业规划的编制。在我所见到的几个行业规范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气象部门还是做了很多家庭作业的，有些方法和框架还被国家规划的编制所借用和参考，这就说明了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气象部门的工作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因此也得到了国家大笔的经费投入。我们部门的规划是在国家规划接近尾声的时候开始的。开始的办法采纳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做事程序方法，第一次当然是系统的研讨会。这个会议，就是我谋求进攻的第一步。
在开会之前，我找到了我们领域的几位院士。我请求资格比较老的院士首先发言，所阐述的意思就是需要加强我们领域的工作，然后再请比较有影响的另外一位院士补充，最后是我的发言。因为提前有了准备，我找到了美国和日本的相关数据和资料，说明我们这个领域的重要性（感谢国家规划给我的教训和启示）。虽然我很想说对方的不是，但是，我还是忍住了自己的冲动，基本聚焦于我们领域的重要性，而不是去说别人的不重要。
会议的进程基本按照我最初设想的方向前进。那位让我心存感谢的老院士主动发言，然后是另外一位，最后我趁热打铁，举出了具体事例，引用了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不要说，这是我的优点，对美国日本比较熟悉，是他们其他人没法比喻的），说明我们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的进攻是对方所没有想到的。我们这个系统成立几十年以来，虽然之前有着各种私下的抱怨，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场合，明目张胆地和对方叫板，这是第一次，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对方基本没有反驳的准备。最后，终于有一位院士站出来，对我说，你们这些外行不要参与我们内行的讨论。NND，原来他们这些内行可以为所欲为啊，怪不得。我和他的问题以后还有好几段故事，大家耐心等待吧。
这次会议，让对方没有准备。会议之后，有一位比较好心的，算是对方领域的相对年轻的院士专门找到我，问我，“你知不知道你所说的是我们部门的雷区？你为什么去踩雷？你以后想不想当院士了？”说心里话，我很感谢这位院士的提醒。可是，他不知道，我代表的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我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如果我不去争取单位的利益，谁还能去？舍我其谁？
是的，从明哲保身的地步，我不应该出头，但是，我这次的准备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感情冲动，而是很有预谋的计划。作为国家这个领域的牵头单位的领头人，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是得罪他们，我也在所不惜。这次会议之后，我立刻跑去找到我们部门的主管负责人，阐明了我自己的观点。应该说，在中国官场，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而且表示出毫不退让的势头，作为领导的，何必为难呢？他们还不如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而且不会犯错误，所以他们总是会支持的。这样，我终于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部分认可，然后规划的编制，至少是最初的N稿，都是对我们单词有着不错的倾向。后来，因为我们系统现有项目的执行问题，和国家加大对我们这样单位的支持，所以部门规划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或者说，我们的荷包渐渐丰满了），渐渐地，我就淡出了这个争端的领域，不过，和那几位院士的结下的梁子终于在后来的会议中爆发，不过这是后事，以后再解释吧。
人都是没有先见之明的，否则，如果当时我知道中国的经济在未来几年会高速增长，国家财政会急速提高，对我们这样的单位的支持是日新月异，我也犯不着和那些院士去顶牛。当然，既然顶牛了，我也没有什么畏惧的，终归，我不是为了自己，所以心广天地宽，也就无所谓和他人打仗了。
无论怎么解释，最终的现实结果是，我和好几位那个领域的院士结下了梁子，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未来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至于问题是什么，咱就留着以后再说明吧。
我们系统中原来有7家研究所，后来因为科研体制改革，被合并掉了2所，只剩下5所，其中4所在北京，只有我们一家在外地。我们在外地，虽然天高皇帝远，被管得比较少，但是离开天子太远，好的资源基本轮不上我们。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系统，当年是依赖某位重要国家领导的一句话而成立起来的，当时成立的目的和我们单位的主要工作是不一样的。我们单位原来是属于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后来在80年代初，阴差阳错，被合到了现在的系统，在系统中一直是像一个后娘养的孩子，很不受重视。
改变我们单位后娘养的位置，是我回去以后一直谋求改变的一个地方。改变这个地位，当然需要部门的相关领导认可，更加重要的，我们这个部门人数虽然只有几万人，不算太多，因为号称是科技含量挺高的地方，光院士就有10多位，在许多重大政策决定方面，他（她）们有着最为重要的发言权，毕竟现在的领导谁愿意去得罪那些什么都敢讲的国宝院士们？所以，如果想改变领导的看法，首先就要改变大部分院士们的看法，而院士们的看法，在哪里都是一样，都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如果说你的重要，那么他的就不重要了，这种自掘坟墓的做法，谁会去干？
这样想通了之后，基本肯定了如果是去和颜悦色地去谈，肯定是没有戏的，剩下的只能是主动进攻了。好在，很快，这样的进攻机会就来了。
前文我们说到，2003年下半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正是如火如荼，而各个行业也开始了自己的行业规划的编制。在我所见到的几个行业规范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气象部门还是做了很多家庭作业的，有些方法和框架还被国家规划的编制所借用和参考，这就说明了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气象部门的工作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因此也得到了国家大笔的经费投入。我们部门的规划是在国家规划接近尾声的时候开始的。开始的办法采纳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做事程序方法，第一次当然是系统的研讨会。这个会议，就是我谋求进攻的第一步。
在开会之前，我找到了我们领域的几位院士。我请求资格比较老的院士首先发言，所阐述的意思就是需要加强我们领域的工作，然后再请比较有影响的另外一位院士补充，最后是我的发言。因为提前有了准备，我找到了美国和日本的相关数据和资料，说明我们这个领域的重要性（感谢国家规划给我的教训和启示）。虽然我很想说对方的不是，但是，我还是忍住了自己的冲动，基本聚焦于我们领域的重要性，而不是去说别人的不重要。
会议的进程基本按照我最初设想的方向前进。那位让我心存感谢的老院士主动发言，然后是另外一位，最后我趁热打铁，举出了具体事例，引用了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不要说，这是我的优点，对美国日本比较熟悉，是他们其他人没法比喻的），说明我们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的进攻是对方所没有想到的。我们这个系统成立几十年以来，虽然之前有着各种私下的抱怨，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场合，明目张胆地和对方叫板，这是第一次，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对方基本没有反驳的准备。最后，终于有一位院士站出来，对我说，你们这些外行不要参与我们内行的讨论。NND，原来他们这些内行可以为所欲为啊，怪不得。我和他的问题以后还有好几段故事，大家耐心等待吧。
这次会议，让对方没有准备。会议之后，有一位比较好心的，算是对方领域的相对年轻的院士专门找到我，问我，“你知不知道你所说的是我们部门的雷区？你为什么去踩雷？你以后想不想当院士了？”说心里话，我很感谢这位院士的提醒。可是，他不知道，我代表的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我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如果我不去争取单位的利益，谁还能去？舍我其谁？
是的，从明哲保身的地步，我不应该出头，但是，我这次的准备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感情冲动，而是很有预谋的计划。作为国家这个领域的牵头单位的领头人，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是得罪他们，我也在所不惜。这次会议之后，我立刻跑去找到我们部门的主管负责人，阐明了我自己的观点。应该说，在中国官场，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而且表示出毫不退让的势头，作为领导的，何必为难呢？他们还不如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而且不会犯错误，所以他们总是会支持的。这样，我终于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部分认可，然后规划的编制，至少是最初的N稿，都是对我们单词有着不错的倾向。后来，因为我们系统现有项目的执行问题，和国家加大对我们这样单位的支持，所以部门规划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或者说，我们的荷包渐渐丰满了），渐渐地，我就淡出了这个争端的领域，不过，和那几位院士的结下的梁子终于在后来的会议中爆发，不过这是后事，以后再解释吧。
人都是没有先见之明的，否则，如果当时我知道中国的经济在未来几年会高速增长，国家财政会急速提高，对我们这样的单位的支持是日新月异，我也犯不着和那些院士去顶牛。当然，既然顶牛了，我也没有什么畏惧的，终归，我不是为了自己，所以心广天地宽，也就无所谓和他人打仗了。
无论怎么解释，最终的现实结果是，我和好几位那个领域的院士结下了梁子，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未来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至于问题是什么，咱就留着以后再说明吧。
海归记事（5）：北京餐馆导读 2010-08-03 22:16:23
介绍北京饮食的文章，如果要在网上搜索的话，不知能够找到多少，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介绍具体的一个餐馆，或者是一种菜系的。从全局的角度来介绍北京的饮食和餐馆，一般是比较困难的，一是没有经济效益，另一个是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我呢，一不需要经济效益，二者呢，我在北京前后混了N多年，在北京的东西南北四个城区，再加上中间的四个老城区（现在只是两个了），混吃混喝了很多年，所以今天就自己知道的餐馆，分门别类，简单地介绍一下，省得大家自己去实践了。当然了，其中不乏个人的偏见，就当是一种参考吧。
说到北京，大概最有代表的就是北京烤鸭了，然后就联想到了全聚德。不错，早年的全聚德在手工制作的年代，应该是最好的了。现在，因为流水线的制作，虽然保证了烤鸭的基本质量，但是比起乡间的手工作坊来，还是在味道上差很多的。我要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家，叫做利群烤鸭店，在北京也有几个分店，前门的这家地址是崇文区前门东大街北翔凤胡同11号，接近正义路的南口，是一个位于深巷胡同的一个家庭店。看起来卫生条件不是很好，服务员也不是很漂亮，但是烤鸭的质量绝对要比全聚德的好，味道要好吃得多。如果大家想品尝正宗的手工制作的烤鸭，这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北京餐馆的第二个大类就是宫廷菜类，这和北京几百年作为中国的首都相关。宫廷菜有很多地方，相对比较贵的就是北京饭店的谭家菜，如果大家去的话，最好带上有相当额度的信用卡，一般地说，如果每人不到500元（酒水除外），估计能够吃到的就是非常一般的了，最好的选择是每人1000元左右，酒水再加倍，估计就可以了。去谭家菜，与其说是去品尝宫廷菜，不如说是去享受服务吧。宫廷菜系中还有一处比较有特色，就是颐和园内的竹园附近，我忘记了餐馆的名字，需要一定级别的人才能订到内部的包间，那里的菜还好，主要是很有宫廷特色，其中包括真人的演奏，不过一般人是进不去的，需要线人。一般的大众，建议去后海附近的羊房胡同十一号，名字叫厉家菜，也是家庭作坊，不过价格合理（每人200-300元，可以更高），味道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是一个值得品尝宫廷菜的地方。
北京餐馆的第三大类就是北京小吃。如果想要吃到比较地道的北京小吃，请出租车带你去，基本上都是去那些全国各地大体相同的小吃店，就像我去了成都的锦里之后感到非常失望的一样，一般都是不很满意的。如果不知道地方，不如随便在大街上转一转，只要是中心城，在街角地方的小吃，都是很不错的。我记得在地铁阜成门出口处就有一家，现在已经忘记了名字，我当年在金融街上班的时候，经常去，不过最为全面和有名的应该是后海的九门小吃，各类北京特色小吃齐全，价格便宜，便宜到我都是不敢相信的地步（不过每个人对价格的敏感度不同，所以你的感觉可能不一样）。这里最大的缺点就是人多，而且环境一般，所以要想带真正的外宾去，需要提前考虑好，或者是提前打好预防针。如果提前一个星期，在满足一定的人数之后，应该可以订得到包间的，虽然价格贵一点，但是要清净很多。
北京餐馆的第四类就是各地的风味餐馆。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基本汇聚了全国所有有名的餐馆。对各地风味餐馆的介绍，远远超出了本文能够完成的程度，想必大家都知道自己喜欢的特色，在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在各地的参观中，又以湘菜、粤菜、川菜、江浙菜等为主，档次也是分布齐全，很容易跳到自己喜欢的。我想特别推荐的只有一家，就是孔乙己酒店，可能和我个人的喜好有关。孔乙己酒店是一个连锁店，尤其以后海的那家最有特色，在这里庭院内小溪旁的竹林内，喝着老酒，吃着茴香豆，回味着鲁迅 先生的文笔，其感觉是无与伦比的。
北京餐馆的第五类就是小资餐馆。小资类餐馆适合白领及其以上人士汇聚，谈工作、论理想，有时再掺杂一些有色类内容，在北京的很多地方都号称有这类餐馆，不过我要重点推荐的就是位于西北西环外和机场高速平行的芳园西路上面。这里价格还算合理，除了酒水，大概这里平均要有300元应该就可以了。我推荐这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环境。这里的氛围很像中外融合、结合餐馆酒吧在一起的高档次饮酒休闲的地方。餐桌、椅子、环境乃至餐馆外面都是独具特色，很有自己的特点，让人很舒服。二是菜品的质量和表现形式。这里的菜肴介于中餐、西餐之间，味道很好，而且每道菜的表现形式都很有特色，让人有时都不忍动刀下筷子。三是这里的葡萄酒特好，种类多，价格合理，从每瓶200元到50000元不等，基本汇集了目前世界上比较通行的葡萄酒，足足有十几页的酒单，很有冲击力，是其他酒店无法比喻的。如果各位回国希望小资一次，这里是我的第一推荐。
除此以外，既然是在北京，就应该是比官大、比排场的地方。在北京，只要你有钱，一顿饭，多少钱基本都能花出去，就怕你付不起。例外的是，有两个地方，无论你多有钱，还是需要极大的官方背景才能进去。一个就是钓鱼台国宾馆，一个是人民大会堂。国宾馆的餐厅平时对外营业，只要自己腰包比较鼓，都能够进去享受一下服务，不过价格很高，菜的质量真的一般。有的时候，突然因为政府的活动，提前预约的就会自动取消，比较被动。大会堂则是另外一个形式，比较保障的就要通过国办协调，这是至少需要部级单位点头的事情，而且经常为国家级的活动让位。我有幸参加一些活动，在里面吃了两次，菜的质量不错，就是价格奇贵，500元一位是起点，然后随便往上加。在大会堂吃饭，吃的是享受，吃的是看美女服务员，吃的是一种气派，至于食物的味道和价格，那是第二层次的事情了。
最后，北京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风味。我个人比较喜欢品尝的就是法式、意式、日式等，我虽然跑遍了诸如中国大饭店、北京饭店、国际饭店等地，至今没有找到一个让我满意的法式和意式西餐店。很多地方，都是中西结合，把菜肴的种类减少，把主要工作放在了提高材料的价格，服务的水平，服务员的数量和服务员的美丽度上面了，很是遗憾。倒是还有几家不错的日餐店，一个就是北京大饭店二楼的日餐店，不过最近好像比较萧条，比起前几年差了很多。第二个是建国饭店二楼的西餐店，菜的质量不错，价格略贵。第三就是工体附近一个住宅楼的二楼，忘记了名字，好像是祗园什么的，价格、质量都是上乘，值得一去。
除了上面的简单介绍，想必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的地方。不过我介绍的地方，都是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过的，应该比较靠谱，希望能够给各位提供一点参考。
介绍北京饮食的文章，如果要在网上搜索的话，不知能够找到多少，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介绍具体的一个餐馆，或者是一种菜系的。从全局的角度来介绍北京的饮食和餐馆，一般是比较困难的，一是没有经济效益，另一个是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我呢，一不需要经济效益，二者呢，我在北京前后混了N多年，在北京的东西南北四个城区，再加上中间的四个老城区（现在只是两个了），混吃混喝了很多年，所以今天就自己知道的餐馆，分门别类，简单地介绍一下，省得大家自己去实践了。当然了，其中不乏个人的偏见，就当是一种参考吧。
说到北京，大概最有代表的就是北京烤鸭了，然后就联想到了全聚德。不错，早年的全聚德在手工制作的年代，应该是最好的了。现在，因为流水线的制作，虽然保证了烤鸭的基本质量，但是比起乡间的手工作坊来，还是在味道上差很多的。我要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家，叫做利群烤鸭店，在北京也有几个分店，前门的这家地址是崇文区前门东大街北翔凤胡同11号，接近正义路的南口，是一个位于深巷胡同的一个家庭店。看起来卫生条件不是很好，服务员也不是很漂亮，但是烤鸭的质量绝对要比全聚德的好，味道要好吃得多。如果大家想品尝正宗的手工制作的烤鸭，这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北京餐馆的第二个大类就是宫廷菜类，这和北京几百年作为中国的首都相关。宫廷菜有很多地方，相对比较贵的就是北京饭店的谭家菜，如果大家去的话，最好带上有相当额度的信用卡，一般地说，如果每人不到500元（酒水除外），估计能够吃到的就是非常一般的了，最好的选择是每人1000元左右，酒水再加倍，估计就可以了。去谭家菜，与其说是去品尝宫廷菜，不如说是去享受服务吧。宫廷菜系中还有一处比较有特色，就是颐和园内的竹园附近，我忘记了餐馆的名字，需要一定级别的人才能订到内部的包间，那里的菜还好，主要是很有宫廷特色，其中包括真人的演奏，不过一般人是进不去的，需要线人。一般的大众，建议去后海附近的羊房胡同十一号，名字叫厉家菜，也是家庭作坊，不过价格合理（每人200-300元，可以更高），味道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是一个值得品尝宫廷菜的地方。
北京餐馆的第三大类就是北京小吃。如果想要吃到比较地道的北京小吃，请出租车带你去，基本上都是去那些全国各地大体相同的小吃店，就像我去了成都的锦里之后感到非常失望的一样，一般都是不很满意的。如果不知道地方，不如随便在大街上转一转，只要是中心城，在街角地方的小吃，都是很不错的。我记得在地铁阜成门出口处就有一家，现在已经忘记了名字，我当年在金融街上班的时候，经常去，不过最为全面和有名的应该是后海的九门小吃，各类北京特色小吃齐全，价格便宜，便宜到我都是不敢相信的地步（不过每个人对价格的敏感度不同，所以你的感觉可能不一样）。这里最大的缺点就是人多，而且环境一般，所以要想带真正的外宾去，需要提前考虑好，或者是提前打好预防针。如果提前一个星期，在满足一定的人数之后，应该可以订得到包间的，虽然价格贵一点，但是要清净很多。
北京餐馆的第四类就是各地的风味餐馆。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基本汇聚了全国所有有名的餐馆。对各地风味餐馆的介绍，远远超出了本文能够完成的程度，想必大家都知道自己喜欢的特色，在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在各地的参观中，又以湘菜、粤菜、川菜、江浙菜等为主，档次也是分布齐全，很容易跳到自己喜欢的。我想特别推荐的只有一家，就是孔乙己酒店，可能和我个人的喜好有关。孔乙己酒店是一个连锁店，尤其以后海的那家最有特色，在这里庭院内小溪旁的竹林内，喝着老酒，吃着茴香豆，回味着
北京餐馆的第五类就是小资餐馆。小资类餐馆适合白领及其以上人士汇聚，谈工作、论理想，有时再掺杂一些有色类内容，在北京的很多地方都号称有这类餐馆，不过我要重点推荐的就是位于西北西环外和机场高速平行的芳园西路上面。这里价格还算合理，除了酒水，大概这里平均要有300元应该就可以了。我推荐这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环境。这里的氛围很像中外融合、结合餐馆酒吧在一起的高档次饮酒休闲的地方。餐桌、椅子、环境乃至餐馆外面都是独具特色，很有自己的特点，让人很舒服。二是菜品的质量和表现形式。这里的菜肴介于中餐、西餐之间，味道很好，而且每道菜的表现形式都很有特色，让人有时都不忍动刀下筷子。三是这里的葡萄酒特好，种类多，价格合理，从每瓶200元到50000元不等，基本汇集了目前世界上比较通行的葡萄酒，足足有十几页的酒单，很有冲击力，是其他酒店无法比喻的。如果各位回国希望小资一次，这里是我的第一推荐。
除此以外，既然是在北京，就应该是比官大、比排场的地方。在北京，只要你有钱，一顿饭，多少钱基本都能花出去，就怕你付不起。例外的是，有两个地方，无论你多有钱，还是需要极大的官方背景才能进去。一个就是钓鱼台国宾馆，一个是人民大会堂。国宾馆的餐厅平时对外营业，只要自己腰包比较鼓，都能够进去享受一下服务，不过价格很高，菜的质量真的一般。有的时候，突然因为政府的活动，提前预约的就会自动取消，比较被动。大会堂则是另外一个形式，比较保障的就要通过国办协调，这是至少需要部级单位点头的事情，而且经常为国家级的活动让位。我有幸参加一些活动，在里面吃了两次，菜的质量不错，就是价格奇贵，500元一位是起点，然后随便往上加。在大会堂吃饭，吃的是享受，吃的是看美女服务员，吃的是一种气派，至于食物的味道和价格，那是第二层次的事情了。
最后，北京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风味。我个人比较喜欢品尝的就是法式、意式、日式等，我虽然跑遍了诸如中国大饭店、北京饭店、国际饭店等地，至今没有找到一个让我满意的法式和意式西餐店。很多地方，都是中西结合，把菜肴的种类减少，把主要工作放在了提高材料的价格，服务的水平，服务员的数量和服务员的美丽度上面了，很是遗憾。倒是还有几家不错的日餐店，一个就是北京大饭店二楼的日餐店，不过最近好像比较萧条，比起前几年差了很多。第二个是建国饭店二楼的西餐店，菜的质量不错，价格略贵。第三就是工体附近一个住宅楼的二楼，忘记了名字，好像是祗园什么的，价格、质量都是上乘，值得一去。
除了上面的简单介绍，想必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的地方。不过我介绍的地方，都是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过的，应该比较靠谱，希望能够给各位提供一点参考。
海归记事（6）：不了了之的国籍问题 2010-08-05 19:32:21
当年回国应聘的时候，有一个硬条件就是需要是中国公民。因为我取得美国的身份是在他们招聘之前，所以报名的时候，就和对方协商好，在取得对方同意之后，回国以后咱再把中国公民的身份申请回来。想一想也是，如果长期在国内工作，担任一个有着相当行政级别的国家公益性研究所的所长，同时也要担任这个单位的法人代表，因此中国国籍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既然答应了这件事情，回去以后，一旦进入正轨，当然就要去相关部门办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地方的公安部门申请。在国内当单位领导的优点是，很多事情都不要自己出面，反正总能找到别人帮忙（当然是办公室相关的人士），那就让单位的人去忙乎吧。不顺的是，从公安部门反馈回来的结果是，外籍人士如果申请（恢复）中国国籍，需要在中国住满5年方可。NND，还有这么一个硬性条文啊？我才刚刚回国，一年都不到，那怎么办？和上级部门沟通的结果是，我先准备这边需要的资料，他们看看能否从公安部那边找到关系。不论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哪里都一样，总能找到特例的，只不过是在中国，只是特例比较好找而已，所以中国政府方面的事情就让政府主管部门去协商吧，咱也不用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另外，反正这件事情也不用着急。
中方的事情逐渐有了一点眉目，得到的意见是，还需要美方的退国籍证明。这件事情，单位的同志帮不了忙，所以只能咱自己“亲自”前往美国驻沈阳的领事馆。位于沈阳的美国领事馆的同志非常热情，在看了我递过去的主管部门的任命文件和一系列背景资料之后，告诉我三点消息。一，如果我坚持要放弃美国国籍，需要填一个简单的表格，然后签上字并宣誓以后即可；二，虽然美国政府原则上不要求申请者出示其他国家同意接受的证据，但是最好是在得到所在国批准以后申请比较合适，否则就会变成无国籍人物；三，鉴于我的情况，如果对于工作没有影响，领事馆的同志认为没有必要放弃美国国籍，否则以后再去美国会比较困难，特别是再次申请绿卡乃至入籍的时候，会有非常大的困难。
既然中方没有搞定，美国那边提前退去国籍也不现实，那咱们只有等待了。这样等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在04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了消息，从非正式渠道得到的消息是，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公安部可以考虑给我提前恢复中国国籍。
这个时候，已经在国内生活了大半年的我，已经对中国的社会有了相当的了解，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和我回国之前的想象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自己因为一直被封闭在一个相对比较顺畅和舒服的环境，虽然在工作上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开拓，但是基本没有太多的原则性的障碍，倒是家里人的生活，孩子的学习环境等，比起美国，那是天壤之别。夫人和孩子每天生活在极端拥挤的脏、乱、差的环境中，再加上对新环境的适应和调节，真的是非常辛苦，尤其是孩子的中文学习，更如一道大山，横亘在她（他）们前进的路上，让她（他）们吃尽了苦头。
更加重要的是，经过了大半年生活的洗礼，当初刚回国的激情已经褪去，剩下的就是生活和工作的现实，我不得不考虑是否真的要永远在国内生活下去。思前想后，终于明白，对于放弃美国国籍这件大事情，还是需要慎重对待。
虽然这个时候对于退去美国国籍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不过既然公安部来了口信，说需要我从美国领事馆拿来退国籍证明才能给予我正式办理中国的入籍手续，所以我还是需要再次去一次美国领事馆。这次到了领事馆之后，因为有了上次的接触，接待我的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官员，专门把我领导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详细地给我解释退去美国国籍的种种利弊。总之，感谢他们的耐心帮助，他们最后给出的建议是最好不要放弃国籍，如果需要证明，他们可以给我开出一个我已经来到领事馆，进行了两次咨询，并开始准备办理放弃美国国籍的这样一个证明。既然他们这样愿意帮助我，我只能是感谢了，所以拿了他们的证明，回到了单位，算是给这件事情有一个初步的交代。
就这样来回折腾，时间也同时在渐渐地流去。这个时候，原来主管部门的人事部门领导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人员的变化，原来坚持要我改变国籍的口气也逐渐改变，从原来的催促转变为偶尔问问。同时，从别的渠道得来的小道消息是，他们经过和国家相关部门咨询，如果不用我担任单位的法人代表，我就不用坚持自己放弃美国国籍，仍然可以继续在中国做下去。想想也是，如果当初没有中国政府的所谓5年的限制，我可能回去的瞬间就办理了恢复中国国籍的事情，按照中美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规定，我也自然地放弃了美国的国籍。
正是因为中国的5年年限的规定，和需要美方提供证明的要求，给我赢得了不少的缓冲时间，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认真地冷静地思考是否真的需要放弃美国国籍这个决定。经过慎重的思考，我觉得中国应该不是我们能够长久地生活下去的地方，我们一家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需要回归美国，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就不应该放弃美国国籍，所以终于下定决心，如果上级单位不再催促，我就不再继续办理放弃美国国籍的事情。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因为种种原因，我终于没有最后放弃美国国籍。这个决定，从最后的结果看，不论是对单位当时的发展（因为可以自由地进出中国，可以到很多国家不需要签证，可以不要繁琐的国内出国的审批过程），还是对后来我们全家返回美国，都是最好的决定。
如果，我是说，如果，当初我真的放弃了美国国籍，可能今天的发展就是另外一条道路了，因为没有了选择，那么就只能按照国内的方式发展，也很可能就没有后来几年我放手大干，六亲不认，什么也不顾的经历了。
当年回国应聘的时候，有一个硬条件就是需要是中国公民。因为我取得美国的身份是在他们招聘之前，所以报名的时候，就和对方协商好，在取得对方同意之后，回国以后咱再把中国公民的身份申请回来。想一想也是，如果长期在国内工作，担任一个有着相当行政级别的国家公益性研究所的所长，同时也要担任这个单位的法人代表，因此中国国籍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既然答应了这件事情，回去以后，一旦进入正轨，当然就要去相关部门办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地方的公安部门申请。在国内当单位领导的优点是，很多事情都不要自己出面，反正总能找到别人帮忙（当然是办公室相关的人士），那就让单位的人去忙乎吧。不顺的是，从公安部门反馈回来的结果是，外籍人士如果申请（恢复）中国国籍，需要在中国住满5年方可。NND，还有这么一个硬性条文啊？我才刚刚回国，一年都不到，那怎么办？和上级部门沟通的结果是，我先准备这边需要的资料，他们看看能否从公安部那边找到关系。不论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哪里都一样，总能找到特例的，只不过是在中国，只是特例比较好找而已，所以中国政府方面的事情就让政府主管部门去协商吧，咱也不用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另外，反正这件事情也不用着急。
中方的事情逐渐有了一点眉目，得到的意见是，还需要美方的退国籍证明。这件事情，单位的同志帮不了忙，所以只能咱自己“亲自”前往美国驻沈阳的领事馆。位于沈阳的美国领事馆的同志非常热情，在看了我递过去的主管部门的任命文件和一系列背景资料之后，告诉我三点消息。一，如果我坚持要放弃美国国籍，需要填一个简单的表格，然后签上字并宣誓以后即可；二，虽然美国政府原则上不要求申请者出示其他国家同意接受的证据，但是最好是在得到所在国批准以后申请比较合适，否则就会变成无国籍人物；三，鉴于我的情况，如果对于工作没有影响，领事馆的同志认为没有必要放弃美国国籍，否则以后再去美国会比较困难，特别是再次申请绿卡乃至入籍的时候，会有非常大的困难。
既然中方没有搞定，美国那边提前退去国籍也不现实，那咱们只有等待了。这样等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在04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了消息，从非正式渠道得到的消息是，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公安部可以考虑给我提前恢复中国国籍。
这个时候，已经在国内生活了大半年的我，已经对中国的社会有了相当的了解，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和我回国之前的想象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自己因为一直被封闭在一个相对比较顺畅和舒服的环境，虽然在工作上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开拓，但是基本没有太多的原则性的障碍，倒是家里人的生活，孩子的学习环境等，比起美国，那是天壤之别。夫人和孩子每天生活在极端拥挤的脏、乱、差的环境中，再加上对新环境的适应和调节，真的是非常辛苦，尤其是孩子的中文学习，更如一道大山，横亘在她（他）们前进的路上，让她（他）们吃尽了苦头。
更加重要的是，经过了大半年生活的洗礼，当初刚回国的激情已经褪去，剩下的就是生活和工作的现实，我不得不考虑是否真的要永远在国内生活下去。思前想后，终于明白，对于放弃美国国籍这件大事情，还是需要慎重对待。
虽然这个时候对于退去美国国籍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不过既然公安部来了口信，说需要我从美国领事馆拿来退国籍证明才能给予我正式办理中国的入籍手续，所以我还是需要再次去一次美国领事馆。这次到了领事馆之后，因为有了上次的接触，接待我的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官员，专门把我领导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详细地给我解释退去美国国籍的种种利弊。总之，感谢他们的耐心帮助，他们最后给出的建议是最好不要放弃国籍，如果需要证明，他们可以给我开出一个我已经来到领事馆，进行了两次咨询，并开始准备办理放弃美国国籍的这样一个证明。既然他们这样愿意帮助我，我只能是感谢了，所以拿了他们的证明，回到了单位，算是给这件事情有一个初步的交代。
就这样来回折腾，时间也同时在渐渐地流去。这个时候，原来主管部门的人事部门领导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人员的变化，原来坚持要我改变国籍的口气也逐渐改变，从原来的催促转变为偶尔问问。同时，从别的渠道得来的小道消息是，他们经过和国家相关部门咨询，如果不用我担任单位的法人代表，我就不用坚持自己放弃美国国籍，仍然可以继续在中国做下去。想想也是，如果当初没有中国政府的所谓5年的限制，我可能回去的瞬间就办理了恢复中国国籍的事情，按照中美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规定，我也自然地放弃了美国的国籍。
正是因为中国的5年年限的规定，和需要美方提供证明的要求，给我赢得了不少的缓冲时间，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认真地冷静地思考是否真的需要放弃美国国籍这个决定。经过慎重的思考，我觉得中国应该不是我们能够长久地生活下去的地方，我们一家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需要回归美国，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就不应该放弃美国国籍，所以终于下定决心，如果上级单位不再催促，我就不再继续办理放弃美国国籍的事情。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因为种种原因，我终于没有最后放弃美国国籍。这个决定，从最后的结果看，不论是对单位当时的发展（因为可以自由地进出中国，可以到很多国家不需要签证，可以不要繁琐的国内出国的审批过程），还是对后来我们全家返回美国，都是最好的决定。
如果，我是说，如果，当初我真的放弃了美国国籍，可能今天的发展就是另外一条道路了，因为没有了选择，那么就只能按照国内的方式发展，也很可能就没有后来几年我放手大干，六亲不认，什么也不顾的经历了。
海归记事（7）：空中画馅饼 2010-08-06 21:53:30
大凡做过高层管理者的人都知道，一个好的管理者，一定要有画空中大饼的能力和计划。这个空中画馅饼的方法，也是有水平高低之分的，大概相当于最近常用的忽悠这个词。水平高的，那就叫规划，水平低的，就是吹牛，再低一点的，那就是造假了。一个人也好，一个群体也好，一个单位，乃至一个省，一个国家，都需要有一个空中馅饼，这样好引导大家往哪里走。
本来，依照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做法，一个新人上来之后，怎么也要一个比较正规的就职演说，给大家送一个空中大饼。可是对我来说，我不仅对单位的事情不熟悉，就是对中国的事情，在刚回国的那段时间，也是局限于报纸、网络的层次，没有很多实际经验和体会的，所以在连情况都没有搞清楚的时候，随意地抛出一个大饼，不仅对他人不负责，对自己也没有多少好处，所以我潜心思考，结合自己对单位、对中国的逐步了解，随着具体事情的时来时往，通过对很多身边事情的分析，再加上自己参加国家和行业规划的经验和教训，终于在半年多的时间以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单位未来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也就是悬在空中的一个很大貌似很香的一个大饼。
事实上，评价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单位，如果抛开纷繁的具体内容，大概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个是结果，一个是内容或者说是过程，一个是影响，或者说是外部形象。如果将这三个方面都做好了，那么总体的评价就一定不错。以此类推，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画出来的大饼，应该比较香甜。
具体地说，对于一个国家层次的研究单位，结果大概就是五个方面，一是人才（包括研究生的教育）的成长，二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三是科研成果，四是职工收入，最后是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如果能够在这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目标，那么结果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内容，或者说是过程，相对于科研院所，大概也就这么三个方面，一个是重大科研项目，二是保障达到目标的规章制度，三是具体的年度计划，也就是画大饼的全部过程。
最后就是外部影响和形象，主要是国内外的联系（包括和国家政府部门、兄弟单位乃至国外的相关组织）和适度的媒体宣传。这样，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最后总结出了这个大饼所包涵的主要元素， 那就是一个目标：在四年任期内达到翻两番的目标（包括科研项目经费、高质量论文数量、职工的收入和研究生的数量等）；两个中心：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三个突破和生长点：重大项目、国际合作和极大地减轻地理位置的约束。
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在全单位的大会上公开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狂妄计划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种吹牛行为。可以想象，当时坐在听众席上的多数人，一定是持着怀疑的态度，还有一些，一定是在看笑话吧。很多和我当年住在一个研究生宿舍的同学，在会议之后，好几次私下问我，为什么要把目标提得那么高，为什么要公开呢？还不如闷着头好好干，以后出来了结果，还不是一样？
是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我应该更加收敛一点，不应该将自己的目标公开，更不应该给自己定那么高的目标。既然上级部门没有定性要求，为什么要将自己赶鸭子上架呢？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整个单位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大家共同努力，争取达到目标？从好的方面想，如果将这个空中大饼抛出来，然后引导大家一起去努力，未尝不是达到目标的一个好方法。如果，真的在四年之后所有指数都能翻两番，那么这个单位就彻底地改变了形象，如此，不正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就这样，我在大家的怀疑声中，将一个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够掉下来的大饼抛了出去。应该说，我在经历了大半年时间的思考之后，最后抛出来的大饼，一定不是一时兴起的胡说，而是经过多次深思熟虑之后形成的。我既然敢于将如此狂妄的目标抛出来，还是有比较详细的具体思考和想法的，至少我自己相信，这个大饼最后一定能够砸下来。
大凡做过高层管理者的人都知道，一个好的管理者，一定要有画空中大饼的能力和计划。这个空中画馅饼的方法，也是有水平高低之分的，大概相当于最近常用的忽悠这个词。水平高的，那就叫规划，水平低的，就是吹牛，再低一点的，那就是造假了。一个人也好，一个群体也好，一个单位，乃至一个省，一个国家，都需要有一个空中馅饼，这样好引导大家往哪里走。
本来，依照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做法，一个新人上来之后，怎么也要一个比较正规的就职演说，给大家送一个空中大饼。可是对我来说，我不仅对单位的事情不熟悉，就是对中国的事情，在刚回国的那段时间，也是局限于报纸、网络的层次，没有很多实际经验和体会的，所以在连情况都没有搞清楚的时候，随意地抛出一个大饼，不仅对他人不负责，对自己也没有多少好处，所以我潜心思考，结合自己对单位、对中国的逐步了解，随着具体事情的时来时往，通过对很多身边事情的分析，再加上自己参加国家和行业规划的经验和教训，终于在半年多的时间以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单位未来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也就是悬在空中的一个很大貌似很香的一个大饼。
事实上，评价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单位，如果抛开纷繁的具体内容，大概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个是结果，一个是内容或者说是过程，一个是影响，或者说是外部形象。如果将这三个方面都做好了，那么总体的评价就一定不错。以此类推，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画出来的大饼，应该比较香甜。
具体地说，对于一个国家层次的研究单位，结果大概就是五个方面，一是人才（包括研究生的教育）的成长，二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三是科研成果，四是职工收入，最后是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如果能够在这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目标，那么结果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内容，或者说是过程，相对于科研院所，大概也就这么三个方面，一个是重大科研项目，二是保障达到目标的规章制度，三是具体的年度计划，也就是画大饼的全部过程。
最后就是外部影响和形象，主要是国内外的联系（包括和国家政府部门、兄弟单位乃至国外的相关组织）和适度的媒体宣传。这样，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最后总结出了这个大饼所包涵的主要元素， 那就是一个目标：在四年任期内达到翻两番的目标（包括科研项目经费、高质量论文数量、职工的收入和研究生的数量等）；两个中心：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三个突破和生长点：重大项目、国际合作和极大地减轻地理位置的约束。
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在全单位的大会上公开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狂妄计划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种吹牛行为。可以想象，当时坐在听众席上的多数人，一定是持着怀疑的态度，还有一些，一定是在看笑话吧。很多和我当年住在一个研究生宿舍的同学，在会议之后，好几次私下问我，为什么要把目标提得那么高，为什么要公开呢？还不如闷着头好好干，以后出来了结果，还不是一样？
是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我应该更加收敛一点，不应该将自己的目标公开，更不应该给自己定那么高的目标。既然上级部门没有定性要求，为什么要将自己赶鸭子上架呢？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整个单位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大家共同努力，争取达到目标？从好的方面想，如果将这个空中大饼抛出来，然后引导大家一起去努力，未尝不是达到目标的一个好方法。如果，真的在四年之后所有指数都能翻两番，那么这个单位就彻底地改变了形象，如此，不正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就这样，我在大家的怀疑声中，将一个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够掉下来的大饼抛了出去。应该说，我在经历了大半年时间的思考之后，最后抛出来的大饼，一定不是一时兴起的胡说，而是经过多次深思熟虑之后形成的。我既然敢于将如此狂妄的目标抛出来，还是有比较详细的具体思考和想法的，至少我自己相信，这个大饼最后一定能够砸下来。
海归记事（8）；中国的科研资助介绍 2010-08-08 21:47:00
最近几年中国的科研支持幅度越来越大，即使是按照官方的数字，到2008年，纯粹用于科研和实验研究发展的官方经费是4600多亿，占GDP的1.54%左右。从绝对值上看，这个数字比美国的要小不少，因为美国的R&D占其GDP在2.6%左右。不过，中国的科研经费的统计和美国的经费统计有很多不同。第一，中国只包括官方的数字，还有很多大企业内部的科研经费没有算在其中，而美国统计的科研经费中，大约2/3左右都是企业支持的；第二，中国的科研经费，按照规定是不包含生活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的，而美国的经费可以包括相当数量的工资成分；第三，中国经费这几年的增长非常迅速，从2004年到2008年，不论按那种方法，总数的增长都超过100%以上，而美国的科研经费在相同的4年中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如果大家看到中国科学家因为腰包鼓起来而挺起腰板，那一定是现实情况的写照，不要大惊小怪。
中国的科研经费，按照资助的渠道来看，主要有国家部委的公共资助部分，部门特有的行业资助，还有地方资助，最后是社会和企业资助。
国家部委中，主要有科技部、基金委、财政部和发改委四大家。
科技部的项目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三大项目，再加上国际合作，最后是比较特殊的几个。科技部的三大项目是指973,863和科技支撑。973偏向于科学研究，主要看科学理论的突破；863主要聚焦于技术应用，主要看产品开发和产业结果；科技支撑应该介于两者之间，就是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并且结合某个行业的具体问题。973,863项目都有首席科学家，而科技支撑的项目负责人一般不叫首席，就是项目负责人。国际合作支持这几年多了起来，资助项目最高的也可以上千万，一般都是百万量级。除了三大计划和国际合作，科技部还有接近10种不同类型的资助，不过都没有前面的四项得到大家的认可。
在基金委的支持中，从大到小排列有重大科学计划、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和地区项目，还有一些不太普遍的其他支持。基金委的重大科学计划一般都领域的科学工程类的计划，资助额度都在亿元以上，然后分5年左右的时间由N个重点项目、M个其他项目组成。重点项目是需要前一年讨论立项的，而面向项目、地区乃至青年项目可以每年自由申请。
财政部的支持中，主要是集中于实验设备和科学平台的更新和购置，这类支持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可以从几十万到分年度的几个亿都有可能，不过财政部的项目一般都要通过自己所在部门的特别支持和运作，一般不公开自由申请。
发改委的项目一般都是和其他部位一起联合的，以重大科学工程的形式，都是几个亿到几十乃至几百个亿的经费支持，包括建设和科学研究。科学工程的运作至少是要部级单位运作（而且经常是N个部委联合），协同公关。
除了这四个部委支持的公共项目，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资助，有的带着科学工程的帽子，例如高校的985和211，科学院的创新工程等；有的以行业基金的形式；还有的从行业的其他经费中挤出来，单独列出自己的科研资助。这类类别按照行业不同，应该有一些差别。
地方资助就和当地的经济实力非常相关，差别非常之大，例如黑龙江的资助大概不到北京的五分之一。当年我在黑龙江的时候，省里给了我一个几万元的项目，兴师动众的，弄得我好像是欠了人家一个天大的人情；到了北京，100万的项目根本就不会被当做是一回事，可见其差别。
最后的社会和企业的项目，这类项目一般从管理上面单独列出作为一类，称之为开发类项目。从名字上看，是科技工作者服务于社会和企业，解决它们实际问题的项目，主要是科技的应用，同时经费又不详细地纳入国家财政管理，因此可以有比较多的财政自由。至于什么样的自由，那就让大家去想象吧。这类项目大小不同，我所经历的就有几万到一个多亿的项目，所以要求、内容、结果都是千差万别。
总之，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估计科技影响最高的就是国家科学工程的首席或者是总工（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接着应该是重大科学计划的专家组负责人，然后是973、863和科技支撑的负责人，再次应该是基金委的重点项目，最后是其他。当然，这样的排序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能他人不一定同意。不过，一般地说，如果能够担任国家科学工程的总工或者是首席，如果还不是院士的话，早晚肯定能够当上院士。
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的负责人一般都是院士（否则在基金委也过不去），三大科学计划中的项目负责人，至少973 的首席，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来运作和努力，应该是有可能冲击院士的。反过来说，即使没有负责过那些项目，也有不少人能够当上院士。可是，如果你能够当上这类大项目的负责人，因为已有项目经费的支持，接着应该有一些结果，再紧接着就可以申请国家奖，这样项目、论文、成果同时具备，再加上一些辅助条件，比起其他人，还是很有成长空间的。
如此详细地介绍国内的科研项目，主要是为了以后的介绍方便，算作是科研方面的简介吧。
最近几年中国的科研支持幅度越来越大，即使是按照官方的数字，到2008年，纯粹用于科研和实验研究发展的官方经费是4600多亿，占GDP的1.54%左右。从绝对值上看，这个数字比美国的要小不少，因为美国的R&D占其GDP在2.6%左右。不过，中国的科研经费的统计和美国的经费统计有很多不同。第一，中国只包括官方的数字，还有很多大企业内部的科研经费没有算在其中，而美国统计的科研经费中，大约2/3左右都是企业支持的；第二，中国的科研经费，按照规定是不包含生活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的，而美国的经费可以包括相当数量的工资成分；第三，中国经费这几年的增长非常迅速，从2004年到2008年，不论按那种方法，总数的增长都超过100%以上，而美国的科研经费在相同的4年中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如果大家看到中国科学家因为腰包鼓起来而挺起腰板，那一定是现实情况的写照，不要大惊小怪。
中国的科研经费，按照资助的渠道来看，主要有国家部委的公共资助部分，部门特有的行业资助，还有地方资助，最后是社会和企业资助。
国家部委中，主要有科技部、基金委、财政部和发改委四大家。
科技部的项目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三大项目，再加上国际合作，最后是比较特殊的几个。科技部的三大项目是指973,863和科技支撑。973偏向于科学研究，主要看科学理论的突破；863主要聚焦于技术应用，主要看产品开发和产业结果；科技支撑应该介于两者之间，就是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并且结合某个行业的具体问题。973,863项目都有首席科学家，而科技支撑的项目负责人一般不叫首席，就是项目负责人。国际合作支持这几年多了起来，资助项目最高的也可以上千万，一般都是百万量级。除了三大计划和国际合作，科技部还有接近10种不同类型的资助，不过都没有前面的四项得到大家的认可。
在基金委的支持中，从大到小排列有重大科学计划、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和地区项目，还有一些不太普遍的其他支持。基金委的重大科学计划一般都领域的科学工程类的计划，资助额度都在亿元以上，然后分5年左右的时间由N个重点项目、M个其他项目组成。重点项目是需要前一年讨论立项的，而面向项目、地区乃至青年项目可以每年自由申请。
财政部的支持中，主要是集中于实验设备和科学平台的更新和购置，这类支持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可以从几十万到分年度的几个亿都有可能，不过财政部的项目一般都要通过自己所在部门的特别支持和运作，一般不公开自由申请。
发改委的项目一般都是和其他部位一起联合的，以重大科学工程的形式，都是几个亿到几十乃至几百个亿的经费支持，包括建设和科学研究。科学工程的运作至少是要部级单位运作（而且经常是N个部委联合），协同公关。
除了这四个部委支持的公共项目，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资助，有的带着科学工程的帽子，例如高校的985和211，科学院的创新工程等；有的以行业基金的形式；还有的从行业的其他经费中挤出来，单独列出自己的科研资助。这类类别按照行业不同，应该有一些差别。
地方资助就和当地的经济实力非常相关，差别非常之大，例如黑龙江的资助大概不到北京的五分之一。当年我在黑龙江的时候，省里给了我一个几万元的项目，兴师动众的，弄得我好像是欠了人家一个天大的人情；到了北京，100万的项目根本就不会被当做是一回事，可见其差别。
最后的社会和企业的项目，这类项目一般从管理上面单独列出作为一类，称之为开发类项目。从名字上看，是科技工作者服务于社会和企业，解决它们实际问题的项目，主要是科技的应用，同时经费又不详细地纳入国家财政管理，因此可以有比较多的财政自由。至于什么样的自由，那就让大家去想象吧。这类项目大小不同，我所经历的就有几万到一个多亿的项目，所以要求、内容、结果都是千差万别。
总之，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估计科技影响最高的就是国家科学工程的首席或者是总工（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接着应该是重大科学计划的专家组负责人，然后是973、863和科技支撑的负责人，再次应该是基金委的重点项目，最后是其他。当然，这样的排序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能他人不一定同意。不过，一般地说，如果能够担任国家科学工程的总工或者是首席，如果还不是院士的话，早晚肯定能够当上院士。
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的负责人一般都是院士（否则在基金委也过不去），三大科学计划中的项目负责人，至少973 的首席，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来运作和努力，应该是有可能冲击院士的。反过来说，即使没有负责过那些项目，也有不少人能够当上院士。可是，如果你能够当上这类大项目的负责人，因为已有项目经费的支持，接着应该有一些结果，再紧接着就可以申请国家奖，这样项目、论文、成果同时具备，再加上一些辅助条件，比起其他人，还是很有成长空间的。
如此详细地介绍国内的科研项目，主要是为了以后的介绍方便，算作是科研方面的简介吧。
海归记事（9）：为了项目对阵领导 2010-08-10 21:00:40
我回国真是赶上了中国的好时候。当时，不仅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我们部门内部也有一个重大的科学工程正在启动，总资助额度接近27亿，其中大量的经费是固定下拨给各个部门搞建设用的，我们单位也因此建设了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台网中心。除了建设费用以外，还有一批专业仪器的采购和专业软件的开发和采购，这部分经费，因为需要企业资格，所以按照我们单位的经费管理，应该可以划入科技开发的类别。在这个科学工程中，和我们单位相关的这类经费就超过1亿，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大蛋糕。
为了准备这类经费的争取，我们单位特意在省里的高科技园区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高科技公司（因为留学的身份，我的名字当然被免费地变成了公司的法人，后来因为系统清理单位负责人兼职公司的要求，几年之后我的名字终于被取消了，不过我也大概是中国国内屈指可数作为公司的法人而分文不取公司经费的典型例子）， 然后尽快办理各类资质，为未来的招标投标准备。
在这个庞大科学工程的可争取经费中，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软件开发和购置，除了极端专业的软件外，系统集成这个大块，不是我们单位的特长，所以只好联合他人，软件方面的招投标留作以后介绍吧。除了软件类之外，另一个大类就是专业仪器。应该说，我们单位所开发的仪器是我们这个行业国内最早的仪器，在国内各个地方都有应用。除了我们之外，还有美国、瑞士、日本和国内好几家都有类似的竞争产品，所以前途比较模糊。
正是因为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在国内有过不少应用，同时在应用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为了在招投标之前消除历史事件的影响，我带着专业人员不但乘车拜访了东北、华北7、8个省市，行程几千公里，而且还专门飞往西南、华南的几个主要省市，听取他们的意见，采取办法弥补和解决过去的留下的问题。
就这样，一切准备好了以后，仪器的招投标就开始了。投标评价的结果，我们居然没有被排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前一段时间通过和专业人员长时间的接触，在他们的灌输下，让我觉得我们单位的仪器即使比不上美国，怎么也不能排不进前3吧？而评标的结果居然是国内另外一家仪器排在第一。这让我很受挫折。急忙打听相关信息，得到了评标过程的点点蛛丝马迹，让我似乎找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内容，立刻点燃了我那无法压抑的胸中怒火。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这边已经被专业人员灌输了我们仪器一切俱佳的思想，那边的结果是我们什么都不行，而听来的消息则是评标过程中的不公正性。这就像看到、听到自己可爱的孩子得到不公正待遇一样，最为母亲，无论如何，都要据理力争，哪怕是头破血流。
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好去找直接领导。领导可能也已经得到了消息，但是，按照程序运作，既然是已经有了评标结果（虽然还没有最后公开），如果没有太大的异议，就需要按照程序得到批准后公布。而我能做的就是在这个批准发生之前找到主管领导，请求他们不批准。可以想象，这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情！
主管领导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不可否认的，我当然是带着情绪的，应该还有不少的偏见），一直告诉我他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之下，无法直接否定。无论我怎么解释，结论还是一样。就这样说着说着，我那年轻气盛的脾气就上来了，指着领导说，“好，你敢批准，我明天就去告你！”领导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大吃一惊，惊讶得无话可说。想必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下级单位的人敢当面对他如此地狂妄！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是哪里来的勇气。要知道，在中国现行的干部体制下，下级一定要服从上级，否则对自己、对自己的单位都没有好处。可是，在当时，为了阻止那次评标的结果，我是无所畏惧，什么话也不管了，反正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事实上，我没有想到，如果他当时真的批准了，我也无计可施，因为终归我也没有什么铁的证据证明别人评标不公，我所有的就是对单位的满腔热情，任凭任何风雨雷电都不惧色。可能是看到我态度的坚决，或许是他也感觉到评标结果和大家公认的东西相差不少，最后的结果是取消了这次评标结果，从而给我们单位赢得了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的评标，我们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被选范围，也因此最后得到了数千万的仪器研发和生产经费。
今天，回头来总结，按照项目最后执行的结果和仪器最终的质量，我真的比较后悔当年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以不惜和领导对簿公堂的努力，最后给单位带来的仅仅是不大的经济效益和相当大的技术责任和声誉损失。这个结果当然和我本人后来不太重视科技开发和仪器研制有关，更加重要的是相关人员过分地考虑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封闭和保守系统，所以留下的产品质量只能是得过且过了。
让我最为欣慰的是，那位被我威胁着要告到法庭的领导，最后成为对我们单位支持最大的领导之一，可能是他不屑于和我计较，或者说他看到我的行为没有个人私利，完全为着单位着想吧。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谢他的支持！
我回国真是赶上了中国的好时候。当时，不仅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我们部门内部也有一个重大的科学工程正在启动，总资助额度接近27亿，其中大量的经费是固定下拨给各个部门搞建设用的，我们单位也因此建设了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台网中心。除了建设费用以外，还有一批专业仪器的采购和专业软件的开发和采购，这部分经费，因为需要企业资格，所以按照我们单位的经费管理，应该可以划入科技开发的类别。在这个科学工程中，和我们单位相关的这类经费就超过1亿，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大蛋糕。
为了准备这类经费的争取，我们单位特意在省里的高科技园区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高科技公司（因为留学的身份，我的名字当然被免费地变成了公司的法人，后来因为系统清理单位负责人兼职公司的要求，几年之后我的名字终于被取消了，不过我也大概是中国国内屈指可数作为公司的法人而分文不取公司经费的典型例子）， 然后尽快办理各类资质，为未来的招标投标准备。
在这个庞大科学工程的可争取经费中，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软件开发和购置，除了极端专业的软件外，系统集成这个大块，不是我们单位的特长，所以只好联合他人，软件方面的招投标留作以后介绍吧。除了软件类之外，另一个大类就是专业仪器。应该说，我们单位所开发的仪器是我们这个行业国内最早的仪器，在国内各个地方都有应用。除了我们之外，还有美国、瑞士、日本和国内好几家都有类似的竞争产品，所以前途比较模糊。
正是因为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在国内有过不少应用，同时在应用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为了在招投标之前消除历史事件的影响，我带着专业人员不但乘车拜访了东北、华北7、8个省市，行程几千公里，而且还专门飞往西南、华南的几个主要省市，听取他们的意见，采取办法弥补和解决过去的留下的问题。
就这样，一切准备好了以后，仪器的招投标就开始了。投标评价的结果，我们居然没有被排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前一段时间通过和专业人员长时间的接触，在他们的灌输下，让我觉得我们单位的仪器即使比不上美国，怎么也不能排不进前3吧？而评标的结果居然是国内另外一家仪器排在第一。这让我很受挫折。急忙打听相关信息，得到了评标过程的点点蛛丝马迹，让我似乎找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内容，立刻点燃了我那无法压抑的胸中怒火。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这边已经被专业人员灌输了我们仪器一切俱佳的思想，那边的结果是我们什么都不行，而听来的消息则是评标过程中的不公正性。这就像看到、听到自己可爱的孩子得到不公正待遇一样，最为母亲，无论如何，都要据理力争，哪怕是头破血流。
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好去找直接领导。领导可能也已经得到了消息，但是，按照程序运作，既然是已经有了评标结果（虽然还没有最后公开），如果没有太大的异议，就需要按照程序得到批准后公布。而我能做的就是在这个批准发生之前找到主管领导，请求他们不批准。可以想象，这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情！
主管领导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不可否认的，我当然是带着情绪的，应该还有不少的偏见），一直告诉我他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之下，无法直接否定。无论我怎么解释，结论还是一样。就这样说着说着，我那年轻气盛的脾气就上来了，指着领导说，“好，你敢批准，我明天就去告你！”领导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大吃一惊，惊讶得无话可说。想必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下级单位的人敢当面对他如此地狂妄！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是哪里来的勇气。要知道，在中国现行的干部体制下，下级一定要服从上级，否则对自己、对自己的单位都没有好处。可是，在当时，为了阻止那次评标的结果，我是无所畏惧，什么话也不管了，反正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事实上，我没有想到，如果他当时真的批准了，我也无计可施，因为终归我也没有什么铁的证据证明别人评标不公，我所有的就是对单位的满腔热情，任凭任何风雨雷电都不惧色。可能是看到我态度的坚决，或许是他也感觉到评标结果和大家公认的东西相差不少，最后的结果是取消了这次评标结果，从而给我们单位赢得了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的评标，我们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被选范围，也因此最后得到了数千万的仪器研发和生产经费。
今天，回头来总结，按照项目最后执行的结果和仪器最终的质量，我真的比较后悔当年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以不惜和领导对簿公堂的努力，最后给单位带来的仅仅是不大的经济效益和相当大的技术责任和声誉损失。这个结果当然和我本人后来不太重视科技开发和仪器研制有关，更加重要的是相关人员过分地考虑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封闭和保守系统，所以留下的产品质量只能是得过且过了。
让我最为欣慰的是，那位被我威胁着要告到法庭的领导，最后成为对我们单位支持最大的领导之一，可能是他不屑于和我计较，或者说他看到我的行为没有个人私利，完全为着单位着想吧。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谢他的支持！
海归记事（10）：申办数千人的学术大会（一） 2010-08-13 21:49:16
在我们这个专业，有一个国际组织，一般由一个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秘书长，和近10位的执行理事组成常任的机构，这个组织下面是国家或地区的组织，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所谓的国家代表，参加每四年一次的全体会议。我们这个组织以前主要的工作只有两个，一个是每四年一次的学术会议，另一个是我们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每四年一次的会议，现在刚好和夏季奥运会是同一年，需要申办国家或地区提前4年申请，由国家代表在全体会议上投票决定申办的国家，和奥运会的程序比较相似，所以有时也被一些人称为我们领域的奥林匹克会议。按照过去的经验，每次一般都有3到4个国家申办，最后落到得票超过半数的一个国家，如果第一轮票数不够，那么就要淘汰那个票数最少的申办国，循环下去直到有一个国家得到超过半数才停止。
名义上，这个国际会议是属于这个国际组织的，实际上，具体的操作的绝大部分都是举办国的国家或地区组织举办。因为我们这个领域虽然比较特殊，虽然不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相关的人员，但是全世界参与的科研人员的总数还是不少，特别是日本，多达数千人。最近，每次的会议规模都超过千人，而且在2000年和2004年都超过了2000人，规模越来越大。因此，举办这个会议，对于提高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展示中国最新的经济和科研成果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此，我们单位的第一任所长，和后来的曾经第二任所长都努力过一次，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两次都没有成功。在我回去之前的2000年，台湾地区在申请2004年举办权的时候，在最后的一轮中以2票的差别败给了加拿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如果台湾能够举办如此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败。
正是因为学术、政治需求等原因，并且更加重要的，举办这样的会议，对于我们单位有着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所以，我回国以后不久，就开始了2004年申办的准备，因为正式提交申请书之前，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第一就是整合国内的相关学术组织。在国内的学术界，我们的专业比较窄，只在两个一级学会下面各有一个二级学会。早年，为了申办这个国际会议的需要，两个二级学会联合，成立了一个联合会，经外交部批准，可以对外作为国家的一级组织代表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活动。因为国内没有活动，所以很多年都没有变化，当年的相关人员，绝大多数都已经退休，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重新明确这个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我作为这个组织的挂靠单位的负责人，当然就要承担具体事务，最后在这个联合会中当一个秘书长，并出任在国际组织内中国国家代表。想必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甚至是在国外的一些组织机构中，主席都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具体的事务都是秘书长负责，然后再成立一个工作办公室，加入若干真正干具体实事的人员，负责日常的运作。
组织完善之后，第二步就是取得主管部门的同意。前面已经说了，我们是两个二级学会的联合，而这两个二级学会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不过因为大家都是熟门熟路，早已互相之间都是脸熟，再加上申办这个会议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费太多的精力就得到了两个主管部门的批准。
得到了主管部门批准之后，第三步就是国家的批准。因为这个会议规模太大（我们预估是在2000到3000人，外宾至少1500人以上），预计外宾也很多，需要举办会议的当地政府（北京市）、外交部（特别是外交部）还有各相关部门的通过。北京市比较好办，一是两个主管部门都在北京，和北京地方有着不少的关系，二是举办这样的会议对北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三是反正他们也没有具体繁重的任务，当然是乐于成事。至于外交部以外的部委，反正都是挂名的性质，最多需要多开几次会议，对于他们部门的工作没有影响，所以都无所谓，因此也就是乐见其成了。
最有挑战的地方就是外交部了。外交部从来都是一个NB的部门，我们的申请不但规模大，外宾多，还有一个联合会的历史问题需要解释清楚，而当年批准这件事的当事人基本都离开去了其他地方和岗位，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谁也不敢做主，批准同意。经过N多次的协商，最后终于在我们单位的档案中找到了当年外交部的批件，很多问题才慢慢地解决，并最终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这时，时间已经是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的3月底，而当年的申请需要在5月份之前送出去。
就这样，国内的行政准备基本完毕，剩下的就是具体的任务公关了，包括申请书的制作、游说各国的国家代表和最后的答辩，其中各国的游说和最后的答辩很有意思，留给以后的博文再介绍吧。
在我们这个专业，有一个国际组织，一般由一个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秘书长，和近10位的执行理事组成常任的机构，这个组织下面是国家或地区的组织，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所谓的国家代表，参加每四年一次的全体会议。我们这个组织以前主要的工作只有两个，一个是每四年一次的学术会议，另一个是我们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每四年一次的会议，现在刚好和夏季奥运会是同一年，需要申办国家或地区提前4年申请，由国家代表在全体会议上投票决定申办的国家，和奥运会的程序比较相似，所以有时也被一些人称为我们领域的奥林匹克会议。按照过去的经验，每次一般都有3到4个国家申办，最后落到得票超过半数的一个国家，如果第一轮票数不够，那么就要淘汰那个票数最少的申办国，循环下去直到有一个国家得到超过半数才停止。
名义上，这个国际会议是属于这个国际组织的，实际上，具体的操作的绝大部分都是举办国的国家或地区组织举办。因为我们这个领域虽然比较特殊，虽然不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相关的人员，但是全世界参与的科研人员的总数还是不少，特别是日本，多达数千人。最近，每次的会议规模都超过千人，而且在2000年和2004年都超过了2000人，规模越来越大。因此，举办这个会议，对于提高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展示中国最新的经济和科研成果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此，我们单位的第一任所长，和后来的曾经第二任所长都努力过一次，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两次都没有成功。在我回去之前的2000年，台湾地区在申请2004年举办权的时候，在最后的一轮中以2票的差别败给了加拿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如果台湾能够举办如此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败。
正是因为学术、政治需求等原因，并且更加重要的，举办这样的会议，对于我们单位有着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所以，我回国以后不久，就开始了2004年申办的准备，因为正式提交申请书之前，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第一就是整合国内的相关学术组织。在国内的学术界，我们的专业比较窄，只在两个一级学会下面各有一个二级学会。早年，为了申办这个国际会议的需要，两个二级学会联合，成立了一个联合会，经外交部批准，可以对外作为国家的一级组织代表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活动。因为国内没有活动，所以很多年都没有变化，当年的相关人员，绝大多数都已经退休，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重新明确这个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我作为这个组织的挂靠单位的负责人，当然就要承担具体事务，最后在这个联合会中当一个秘书长，并出任在国际组织内中国国家代表。想必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甚至是在国外的一些组织机构中，主席都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具体的事务都是秘书长负责，然后再成立一个工作办公室，加入若干真正干具体实事的人员，负责日常的运作。
组织完善之后，第二步就是取得主管部门的同意。前面已经说了，我们是两个二级学会的联合，而这两个二级学会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不过因为大家都是熟门熟路，早已互相之间都是脸熟，再加上申办这个会议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费太多的精力就得到了两个主管部门的批准。
得到了主管部门批准之后，第三步就是国家的批准。因为这个会议规模太大（我们预估是在2000到3000人，外宾至少1500人以上），预计外宾也很多，需要举办会议的当地政府（北京市）、外交部（特别是外交部）还有各相关部门的通过。北京市比较好办，一是两个主管部门都在北京，和北京地方有着不少的关系，二是举办这样的会议对北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三是反正他们也没有具体繁重的任务，当然是乐于成事。至于外交部以外的部委，反正都是挂名的性质，最多需要多开几次会议，对于他们部门的工作没有影响，所以都无所谓，因此也就是乐见其成了。
最有挑战的地方就是外交部了。外交部从来都是一个NB的部门，我们的申请不但规模大，外宾多，还有一个联合会的历史问题需要解释清楚，而当年批准这件事的当事人基本都离开去了其他地方和岗位，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谁也不敢做主，批准同意。经过N多次的协商，最后终于在我们单位的档案中找到了当年外交部的批件，很多问题才慢慢地解决，并最终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这时，时间已经是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的3月底，而当年的申请需要在5月份之前送出去。
就这样，国内的行政准备基本完毕，剩下的就是具体的任务公关了，包括申请书的制作、游说各国的国家代表和最后的答辩，其中各国的游说和最后的答辩很有意思，留给以后的博文再介绍吧。
海归记事（11）：欧洲的穿梭外交 2010-08-16 21:56:26
前文已经说明了，我们准备申办 2008年我们领域学术大会的国内前期准备，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准备申请书和相关的申请资料，同时我们得到明确消息，法国、印度和中华台北也会申请同一年会议的举办权。这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我们争取到举办权，次之就是台湾以外的地方争取到，最坏的结果是台湾申请到。如果真的让台湾成功了，那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的（不过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年是李登辉后陈水扁掌权，两岸关系很差；如果是今天，估计就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压力了）。
为了申请成功，除了自己做好内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最后结果就是每个国家的国家代表的投票，因此，争取他们的支持，就成为申请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好在我们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更有中国快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的支撑，所以，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主动出击，开展外交游说。
说到外交游说，就需要非常有效的组织。展开世界地图看，我们领域的主要代表分布于两个地区，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特别是南美。如此，就不难得出结论，我们迫切需要去这两个地区游说。因为是欧洲区可以用落地签证来访问其他国家，所以只要申请一个国家的签证即可，这样各类手续要简单得多，从而可以组团进行。南美地区，因为没有通用签证，只能我一个人拿着美国护照去了，不过这是后话。
欧洲地区，经过我们的筛选，最后确定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还有一个是马其顿。这样横跨欧洲大陆的7个国家，需要提前联系好他们，然后在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找到国家代表，并且有充足的时间和他们讨论，最后尽可能地说服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可见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如何之大。
出访欧洲的团队由两个部门指定的5位同志，其中两位是接近60岁的老人，不过这两位可是谈判、国际交流方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同志，身体好，口才好，胃口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另外的3位，包括我，都是40前后，属于主要干事情的成员。等一些联系完毕之后，我们在2004年的5月底到6月初依次地穿梭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和马其顿，其中包括在火车上渡过的几个夜晚，不仅完成了和每个地方国家代表的谈判，还顺道访问了N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并且乘机签订了几个合作协约，再加上提前完成任务之后再挤出一点时间的逛街，整个行程没有一天是休息。我们团队中有好几位最后都磨坏了几双袜子，可见行程之辛苦。
为了签证方便和最好的结果，我们第一站就选择了法国作为突破口。因为法国和我们一样是申办国，因此从一开始就希望得到他们全力支持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阻止台湾成功的任务，所以和法国人讨论的中心思想就是攻守同盟。也就是说，第一轮我们互相竞争，万一某一个轮次我们其中的一个下来了，在以后的轮次就要尽力帮忙去支持另外一家，这叫做先竞争后合作的关系。和法国代表整天一天的谈判结果，以双方满意结束，在口头上我们约定好要竞争合作，总算完成了第一站的任务。当天晚上，从会议地点回到宾馆的路上，看到大街上的路灯都特别亲热，更不用提那些时髦的 女士了。（第二天早上，等我们再次到大街上的时候，发现很少能够看到漂亮的美女，看来，心情的好坏经常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完成了和法国人的谈判，并且参观了一个我们专业的技术工厂之后，当天夜里就坐火车去西班牙，第二天早上到达马德里。在西班牙境内逗留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内，不仅取得了西班牙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在这里结识了后来为我们努力做出极大帮助的一对夫妇，下午还能挤出时间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和国家网络中心。同一天晚上，在我们乘火车离开的时候，顺便看到了几个月之前马德里火车站的恐怖袭击场所，感慨万千。这次西班牙访问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因为南美是西班牙语系占多数，有了西班牙的支持，后面南美的工作就应该容易一些。
新的一天开始了，火车把我们拉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葡萄牙的同志，心里盘算着申办下下次的会议，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不希望法国能够成功的，因为法国成功了，他们接着申请的可能性基本就没有了。因此，尽管他们嘴上不说，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他们心里明显要支持我们的可能，这就够了，反正我们也不能让人家开出书面证明。至于最后的投票结果，在这个阶段，谁也无法预料。有了这样的结果，加上第一天在西班牙的结果，大家都很高兴。和葡萄牙的国家代表谈话结束以后，虽然时间已经是傍晚，我们还是兴致勃勃地坐车去了一个海边的小镇，美美地吃了一大顿海鲜和喝了不少的葡萄酒， 然后打道回宾馆，准备第二天的旅行。（顺便说一句，这次在葡萄牙和后来的意大利都喝到了很好的葡萄酒，很是让我回味。）
离开了里斯本，我们的下一站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因为路程太远，只能是飞机了。去过奥地利的同志都知道，维也纳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下了飞机之后，刚好遇到了当地的大雨，等到了宾馆已经是晚上了。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中餐的同志们，都在抱怨，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要去吃中餐。好不容易在离宾馆不远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家中餐馆，遗憾的是，这里价格奇贵，味道极差。吃完之后，我终于又有例子说服他们，以后不要再考虑中餐了，我们要到了哪里就应该找当地的风味，那才是正道。一夜休整以后的第二天，我们重复着同样的程序，发挥我们团队的三寸不烂之舌，在类似着胡搅蛮缠之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明确的答复，这是正是我们希望的结果，于是乎，又一个国家同意了，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完成了奥地利的任务，我们下一站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的任务除了说服其国家代表以外，还有两个地方需要访问，因此花费了整整两天多的时间。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之中，我们单位以前和意大利还有一些接触，所以比起其他国家，我们对意大利没有那么生疏，谈判，访问，一切相对顺利，最后的结果再一次是支持我们。这样，一路走来，还没有不好的结果，这是我们出访之前没有想到的。在意大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发现，那就是和巴黎的感觉一样，意大利也没有多少美女。
意大利之后，就是希腊了。到达雅典是下午的时候，乘着火车从机场到宾馆，看到大街上清一色的美女，非常养眼。第二天，我们就要兵分两路，他们四个人留下，和希腊的同志聊，我一个人北上，再次乘火车，去马其顿。
从雅典北上去马其顿，快要离开希腊的时候，中间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叫做Thessaloniki，一定是一个出美女的地方。我的旁边，就坐着两位这个城市的美女。或许我是那个火车上位数很少的亚裔面孔，还说着不错的英语，再加上一点天马行空的胡扯，让她们感到很有不同的内容。几个小时过去，我们很快就熟悉了，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因为两位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对学习英语热情高涨，等火车到了Thessaloniki，她们热情地邀请我下车，说是要给我介绍那个城市，给我当免费的导游，并且说，12个小时以后，还有一趟火车，同样是去马其顿，所以不会耽误我的行程。我因为公事在身，在车上也就是胡扯两句，况且马其顿的对方还有人来接站呢，如果有变化，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拒绝了她们的好意。送走了她们，我接着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然后终于达到了马其顿的 Skopje。
马其顿因为是前南斯拉夫的联邦，以前和中国有着很悠久的联系。我的孩提时代，南斯拉夫的电影都看了好几部，所以从内心深处对马其顿还是很亲切的。马其顿的朋友好像和我是一样的感觉，对我的到来热情异常，满口答应对中国的支持，再临时起草了一个双方研究机构合作的协议，请来了科技部长作证，当场签字了事。国家小有国家小的好处，就那么几个人，互相之间比较熟悉。在马其顿的一天，中午和科技部长吃饭，晚上和建设部长喝酒，弄得我想去买点东西都没有时间（马其顿的香烟物价比较便宜，尤其是香烟很便宜），不过经过了两次酒桌上的交流，同样有着留日经历的马其顿国家代表很快就和我熟络了起来，成为后来支持我们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
结束了在马其顿的游说，我第二天再次乘车回希腊，并且和留在希腊的同志们汇合。见到同志们的时候，同样是互报喜讯，然后是最后一天的休整，接着就要飞回中国了。
就这样，经历了两个星期和7个欧洲国家的周旋，我们第一次穿梭外交以成功结束，为未来的申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前文已经说明了，我们准备申办 2008年我们领域学术大会的国内前期准备，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准备申请书和相关的申请资料，同时我们得到明确消息，法国、印度和中华台北也会申请同一年会议的举办权。这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我们争取到举办权，次之就是台湾以外的地方争取到，最坏的结果是台湾申请到。如果真的让台湾成功了，那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的（不过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年是李登辉后陈水扁掌权，两岸关系很差；如果是今天，估计就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压力了）。
为了申请成功，除了自己做好内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最后结果就是每个国家的国家代表的投票，因此，争取他们的支持，就成为申请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好在我们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更有中国快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的支撑，所以，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主动出击，开展外交游说。
说到外交游说，就需要非常有效的组织。展开世界地图看，我们领域的主要代表分布于两个地区，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特别是南美。如此，就不难得出结论，我们迫切需要去这两个地区游说。因为是欧洲区可以用落地签证来访问其他国家，所以只要申请一个国家的签证即可，这样各类手续要简单得多，从而可以组团进行。南美地区，因为没有通用签证，只能我一个人拿着美国护照去了，不过这是后话。
欧洲地区，经过我们的筛选，最后确定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还有一个是马其顿。这样横跨欧洲大陆的7个国家，需要提前联系好他们，然后在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找到国家代表，并且有充足的时间和他们讨论，最后尽可能地说服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可见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如何之大。
出访欧洲的团队由两个部门指定的5位同志，其中两位是接近60岁的老人，不过这两位可是谈判、国际交流方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同志，身体好，口才好，胃口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另外的3位，包括我，都是40前后，属于主要干事情的成员。等一些联系完毕之后，我们在2004年的5月底到6月初依次地穿梭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和马其顿，其中包括在火车上渡过的几个夜晚，不仅完成了和每个地方国家代表的谈判，还顺道访问了N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并且乘机签订了几个合作协约，再加上提前完成任务之后再挤出一点时间的逛街，整个行程没有一天是休息。我们团队中有好几位最后都磨坏了几双袜子，可见行程之辛苦。
为了签证方便和最好的结果，我们第一站就选择了法国作为突破口。因为法国和我们一样是申办国，因此从一开始就希望得到他们全力支持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阻止台湾成功的任务，所以和法国人讨论的中心思想就是攻守同盟。也就是说，第一轮我们互相竞争，万一某一个轮次我们其中的一个下来了，在以后的轮次就要尽力帮忙去支持另外一家，这叫做先竞争后合作的关系。和法国代表整天一天的谈判结果，以双方满意结束，在口头上我们约定好要竞争合作，总算完成了第一站的任务。当天晚上，从会议地点回到宾馆的路上，看到大街上的路灯都特别亲热，更不用提那些
完成了和法国人的谈判，并且参观了一个我们专业的技术工厂之后，当天夜里就坐火车去西班牙，第二天早上到达马德里。在西班牙境内逗留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内，不仅取得了西班牙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在这里结识了后来为我们努力做出极大帮助的一对夫妇，下午还能挤出时间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和国家网络中心。同一天晚上，在我们乘火车离开的时候，顺便看到了几个月之前马德里火车站的恐怖袭击场所，感慨万千。这次西班牙访问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因为南美是西班牙语系占多数，有了西班牙的支持，后面南美的工作就应该容易一些。
新的一天开始了，火车把我们拉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葡萄牙的同志，心里盘算着申办下下次的会议，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不希望法国能够成功的，因为法国成功了，他们接着申请的可能性基本就没有了。因此，尽管他们嘴上不说，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他们心里明显要支持我们的可能，这就够了，反正我们也不能让人家开出书面证明。至于最后的投票结果，在这个阶段，谁也无法预料。有了这样的结果，加上第一天在西班牙的结果，大家都很高兴。和葡萄牙的国家代表谈话结束以后，虽然时间已经是傍晚，我们还是兴致勃勃地坐车去了一个海边的小镇，美美地吃了一大顿海鲜和喝了不少的葡萄酒， 然后打道回宾馆，准备第二天的旅行。（顺便说一句，这次在葡萄牙和后来的意大利都喝到了很好的葡萄酒，很是让我回味。）
离开了里斯本，我们的下一站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因为路程太远，只能是飞机了。去过奥地利的同志都知道，维也纳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下了飞机之后，刚好遇到了当地的大雨，等到了宾馆已经是晚上了。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中餐的同志们，都在抱怨，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要去吃中餐。好不容易在离宾馆不远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家中餐馆，遗憾的是，这里价格奇贵，味道极差。吃完之后，我终于又有例子说服他们，以后不要再考虑中餐了，我们要到了哪里就应该找当地的风味，那才是正道。一夜休整以后的第二天，我们重复着同样的程序，发挥我们团队的三寸不烂之舌，在类似着胡搅蛮缠之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明确的答复，这是正是我们希望的结果，于是乎，又一个国家同意了，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完成了奥地利的任务，我们下一站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的任务除了说服其国家代表以外，还有两个地方需要访问，因此花费了整整两天多的时间。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之中，我们单位以前和意大利还有一些接触，所以比起其他国家，我们对意大利没有那么生疏，谈判，访问，一切相对顺利，最后的结果再一次是支持我们。这样，一路走来，还没有不好的结果，这是我们出访之前没有想到的。在意大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发现，那就是和巴黎的感觉一样，意大利也没有多少美女。
意大利之后，就是希腊了。到达雅典是下午的时候，乘着火车从机场到宾馆，看到大街上清一色的美女，非常养眼。第二天，我们就要兵分两路，他们四个人留下，和希腊的同志聊，我一个人北上，再次乘火车，去马其顿。
从雅典北上去马其顿，快要离开希腊的时候，中间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叫做Thessaloniki，一定是一个出美女的地方。我的旁边，就坐着两位这个城市的美女。或许我是那个火车上位数很少的亚裔面孔，还说着不错的英语，再加上一点天马行空的胡扯，让她们感到很有不同的内容。几个小时过去，我们很快就熟悉了，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因为两位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对学习英语热情高涨，等火车到了Thessaloniki，她们热情地邀请我下车，说是要给我介绍那个城市，给我当免费的导游，并且说，12个小时以后，还有一趟火车，同样是去马其顿，所以不会耽误我的行程。我因为公事在身，在车上也就是胡扯两句，况且马其顿的对方还有人来接站呢，如果有变化，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拒绝了她们的好意。送走了她们，我接着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然后终于达到了马其顿的 Skopje。
马其顿因为是前南斯拉夫的联邦，以前和中国有着很悠久的联系。我的孩提时代，南斯拉夫的电影都看了好几部，所以从内心深处对马其顿还是很亲切的。马其顿的朋友好像和我是一样的感觉，对我的到来热情异常，满口答应对中国的支持，再临时起草了一个双方研究机构合作的协议，请来了科技部长作证，当场签字了事。国家小有国家小的好处，就那么几个人，互相之间比较熟悉。在马其顿的一天，中午和科技部长吃饭，晚上和建设部长喝酒，弄得我想去买点东西都没有时间（马其顿的香烟物价比较便宜，尤其是香烟很便宜），不过经过了两次酒桌上的交流，同样有着留日经历的马其顿国家代表很快就和我熟络了起来，成为后来支持我们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
结束了在马其顿的游说，我第二天再次乘车回希腊，并且和留在希腊的同志们汇合。见到同志们的时候，同样是互报喜讯，然后是最后一天的休整，接着就要飞回中国了。
就这样，经历了两个星期和7个欧洲国家的周旋，我们第一次穿梭外交以成功结束，为未来的申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海归记事（12）：美洲穿行散记 2010-08-29 21:34:40
接着上次的叙述，我来接着介绍欧洲穿行之后的美洲之行。因为美洲没有共享签证的政策，如果是拿着中国护照，就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签证，这样办下来，那还不是猴年马月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决定让我一个人拿着美国护照前往。如果说欧洲之行是急行军的话，那么美洲之行只能用军事马拉松来形容了，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我穿梭了7个国家，并且是满载而归，其中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集中于其中发生的几件小事情来介绍一下这次旅行吧。
旅程从北京开始，连接美国的旧金山、圣何塞到达墨西哥的Guadalajara和墨西哥城，以下依次是哥伦比亚的Bogota、厄瓜多尔的Guayaquil、秘鲁的利马、智利的圣地亚哥、阿根廷的布诺里斯艾利、圣胡安、布诺里斯艾利，美国的迈阿密、纽约、旧金山，最后回到北京，全程超过5万公里 ，特别是美国之外的6个国家只用了8天的时间，在中国公务出国的历史上，是否算是一个记录不得而知，不过其中的艰辛也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地感受，也算是一次身体和精神的锻炼吧。
在南美的5个国家中，像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都是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晚上离开，其中多次乘坐晚间飞机，经常是为了完成工作，看着手表和别人讨论，到了吃饭时间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只有匆匆地赶往机场，奔赴下一个地点。我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是晚上从阿根廷的布诺里斯艾利飞往圣胡安，飞机比较小，当天我又是从智利圣地亚哥紧赶慢赶飞过来的，极端疲倦，所以在登机口没有坚持住，就呼呼地睡了起来。可能是自己精神高度紧张的缘故，自己迷糊了一会，突然惊醒，发现身边所有的乘客都不见了，而广播正在大声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急忙赶到登机口，被告知，她们正要准备把我的行李往下卸，如果这次航班赶不上，那就只能是第二天的航班了。谢天谢地，我总算赶上了，不过也因此将航班延误了半个多小时。等我很不好意思地登上飞机的时候，迎来的不是责备声，而是连续不断的掌声，并夹杂着我一个单词也听不懂的西班牙语。后来在飞机上，我向身边的乘客打听，问他们为什么鼓掌，被告知他们为我高兴，因为我终于赶上了末班飞机，这样就不用在布诺里斯艾利受罪了。
等我到了圣胡安，完成了工作之后去市中心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为什么圣胡安的人们根本就不喜欢大城市。这个城市节奏非常缓慢。接待我的教授请我吃完午饭的时候，要送我回宾馆，说大街上大中午的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信，因为我回布诺里斯艾利的航班是晚上，下午还有好几个小时，所以要求自己去逛街。我自己坚持打了出租去了最繁华的街市，在中午一点多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商家都关门午休。等我仔细看明白营业时间才知道，绝大多数商店下午要到3点甚至是3点半才开门。商家关门，虽然不妨碍我逛街，但是等我需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发现这样的营业时间是多么有问题。因为没有营业，不但找不到厕所，连一个出租车都没有。更加让人失望的是，路上也没有行人，连找一个人问路都没有希望，好多次我都希望身边的楼房都变成田野、森林，城市变成农村，这样我好钻到树后，或者田地间，解决问题。最后，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终于想到了公共电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历尽艰辛（主要是语言问题和对我所在地点的不熟悉）才要到了一辆出租车，在等待出租车和回宾馆的路上（虽然路程并不远，可是我不认识路呀），恨不得街道两旁的建筑物都是厕所才好。那种难堪和困难，估计是这一生再也难以重现的了。
在哥伦比亚，站在我所住的宾馆前面，就能够闻到浓浓的咖啡的芳香。顺着香味寻过去，原来是一位年长的老婆婆开的咖啡店。我美美地喝了两大杯，期间也和老婆婆捞了起来，其实心里是想套关系，看看能否向她买一两袋子的咖啡豆。想不到，这位老婆婆很古板，只卖咖啡，不卖咖啡豆。我因为对当地不熟，又无中生有地害怕毒枭，不敢再街上乱逛，所以下定决心希望从她那里弄一两袋子的咖啡豆。既然她不愿意，咱就拉近乎，尽显我中、美、日的家底，外带墨西哥的介绍，语言、手势和我那难看的绘画并用，终于在第二天出发前弄到了两袋子咖啡豆，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到达厄瓜多尔我所在宾馆的时间是晚上，我因为奔波，一天基本都没有吃饭，所以放下东西就到楼下餐馆找饭吃。遗憾的是，餐馆的菜单都是西班牙语，也没有像中国的菜谱一样，可以看图识字，餐馆的服务员也是一个英语单词也不会。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发现空空的餐馆，只有另外的桌子上坐着两位女士。没有办法，反正咱也脸皮厚，所以就凑了上去，问问她们是否会说英语。让我惊奇的是，其中一位的英语不错，我就问她，这里有什么特产，尤其是鱼类。她说，Guayaquil 城市旁的河里有一种白鱼，很有名。我就问，价格多少？她问了一下服务员，说是鱼头或者是鱼尾10多美金，鱼身子20多。我从来都喜欢鱼头，所以当然就要了鱼头，然后再要了一点蔬菜和一盘牛排，接着是一瓶酒，想好好地犒劳自己。等那个鱼头端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原来，这次的白鱼很大，虽然是三分之一的重量，也足有10好几斤、20斤左右的样子，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吃不完了。既然吃不完，带不走，还不如将两位女士请来一起吃吧，高兴之时，不断地加酒，等到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那两位提出要带我出去跳舞看演出什么的。我一来不会跳舞，二来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咱哪有那个胆量，还是乖乖地交完酒饭钱赶紧回房间睡觉为妙。
在厄瓜多尔的第二天，我在完成任务之后，又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次学乖了，请了对方手下的一个学生带我去逛街。在Guayaquil的大街上，居然发现了一个温州一条街。在离开中国几万里以外的地方，看到这么多的中国人，还是很亲切的，于是和他们聊了起来。原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买的某个太平洋小岛国的护照，然后慢慢地集中于厄瓜多尔的这个城市。看着一条街上的温州小商品商店，不得不佩服温州人的闯劲，难怪温州能够发达起来。这么背井离乡地勤奋地工作和创业，最后不成功那才是怪事呢！
同样的，在秘鲁，在智利，都有不少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的这次公务出国，这次穿梭式的访问，留下来的除了是5个国家对我们明确支持以外，还有很多难忘的记忆，其中的很多，只能永远地留在自己的记忆深处了。
接着上次的叙述，我来接着介绍欧洲穿行之后的美洲之行。因为美洲没有共享签证的政策，如果是拿着中国护照，就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签证，这样办下来，那还不是猴年马月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决定让我一个人拿着美国护照前往。如果说欧洲之行是急行军的话，那么美洲之行只能用军事马拉松来形容了，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我穿梭了7个国家，并且是满载而归，其中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集中于其中发生的几件小事情来介绍一下这次旅行吧。
旅程从北京开始，连接美国的旧金山、圣何塞到达墨西哥的Guadalajara和墨西哥城，以下依次是哥伦比亚的Bogota、厄瓜多尔的Guayaquil、秘鲁的利马、智利的圣地亚哥、阿根廷的布诺里斯艾利、圣胡安、布诺里斯艾利，美国的迈阿密、纽约、旧金山，最后回到北京，全程超过
在南美的5个国家中，像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都是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晚上离开，其中多次乘坐晚间飞机，经常是为了完成工作，看着手表和别人讨论，到了吃饭时间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只有匆匆地赶往机场，奔赴下一个地点。我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是晚上从阿根廷的布诺里斯艾利飞往圣胡安，飞机比较小，当天我又是从智利圣地亚哥紧赶慢赶飞过来的，极端疲倦，所以在登机口没有坚持住，就呼呼地睡了起来。可能是自己精神高度紧张的缘故，自己迷糊了一会，突然惊醒，发现身边所有的乘客都不见了，而广播正在大声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急忙赶到登机口，被告知，她们正要准备把我的行李往下卸，如果这次航班赶不上，那就只能是第二天的航班了。谢天谢地，我总算赶上了，不过也因此将航班延误了半个多小时。等我很不好意思地登上飞机的时候，迎来的不是责备声，而是连续不断的掌声，并夹杂着我一个单词也听不懂的西班牙语。后来在飞机上，我向身边的乘客打听，问他们为什么鼓掌，被告知他们为我高兴，因为我终于赶上了末班飞机，这样就不用在布诺里斯艾利受罪了。
等我到了圣胡安，完成了工作之后去市中心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为什么圣胡安的人们根本就不喜欢大城市。这个城市节奏非常缓慢。接待我的教授请我吃完午饭的时候，要送我回宾馆，说大街上大中午的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信，因为我回布诺里斯艾利的航班是晚上，下午还有好几个小时，所以要求自己去逛街。我自己坚持打了出租去了最繁华的街市，在中午一点多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商家都关门午休。等我仔细看明白营业时间才知道，绝大多数商店下午要到3点甚至是3点半才开门。商家关门，虽然不妨碍我逛街，但是等我需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发现这样的营业时间是多么有问题。因为没有营业，不但找不到厕所，连一个出租车都没有。更加让人失望的是，路上也没有行人，连找一个人问路都没有希望，好多次我都希望身边的楼房都变成田野、森林，城市变成农村，这样我好钻到树后，或者田地间，解决问题。最后，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终于想到了公共电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历尽艰辛（主要是语言问题和对我所在地点的不熟悉）才要到了一辆出租车，在等待出租车和回宾馆的路上（虽然路程并不远，可是我不认识路呀），恨不得街道两旁的建筑物都是厕所才好。那种难堪和困难，估计是这一生再也难以重现的了。
在哥伦比亚，站在我所住的宾馆前面，就能够闻到浓浓的咖啡的芳香。顺着香味寻过去，原来是一位年长的老婆婆开的咖啡店。我美美地喝了两大杯，期间也和老婆婆捞了起来，其实心里是想套关系，看看能否向她买一两袋子的咖啡豆。想不到，这位老婆婆很古板，只卖咖啡，不卖咖啡豆。我因为对当地不熟，又无中生有地害怕毒枭，不敢再街上乱逛，所以下定决心希望从她那里弄一两袋子的咖啡豆。既然她不愿意，咱就拉近乎，尽显我中、美、日的家底，外带墨西哥的介绍，语言、手势和我那难看的绘画并用，终于在第二天出发前弄到了两袋子咖啡豆，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到达厄瓜多尔我所在宾馆的时间是晚上，我因为奔波，一天基本都没有吃饭，所以放下东西就到楼下餐馆找饭吃。遗憾的是，餐馆的菜单都是西班牙语，也没有像中国的菜谱一样，可以看图识字，餐馆的服务员也是一个英语单词也不会。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发现空空的餐馆，只有另外的桌子上坐着两位女士。没有办法，反正咱也脸皮厚，所以就凑了上去，问问她们是否会说英语。让我惊奇的是，其中一位的英语不错，我就问她，这里有什么特产，尤其是鱼类。她说，Guayaquil 城市旁的河里有一种白鱼，很有名。我就问，价格多少？她问了一下服务员，说是鱼头或者是鱼尾10多美金，鱼身子20多。我从来都喜欢鱼头，所以当然就要了鱼头，然后再要了一点蔬菜和一盘牛排，接着是一瓶酒，想好好地犒劳自己。等那个鱼头端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原来，这次的白鱼很大，虽然是三分之一的重量，也足有10好几斤、20斤左右的样子，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吃不完了。既然吃不完，带不走，还不如将两位女士请来一起吃吧，高兴之时，不断地加酒，等到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那两位提出要带我出去跳舞看演出什么的。我一来不会跳舞，二来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咱哪有那个胆量，还是乖乖地交完酒饭钱赶紧回房间睡觉为妙。
在厄瓜多尔的第二天，我在完成任务之后，又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次学乖了，请了对方手下的一个学生带我去逛街。在Guayaquil的大街上，居然发现了一个温州一条街。在离开中国几万里以外的地方，看到这么多的中国人，还是很亲切的，于是和他们聊了起来。原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买的某个太平洋小岛国的护照，然后慢慢地集中于厄瓜多尔的这个城市。看着一条街上的温州小商品商店，不得不佩服温州人的闯劲，难怪温州能够发达起来。这么背井离乡地勤奋地工作和创业，最后不成功那才是怪事呢！
同样的，在秘鲁，在智利，都有不少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的这次公务出国，这次穿梭式的访问，留下来的除了是5个国家对我们明确支持以外，还有很多难忘的记忆，其中的很多，只能永远地留在自己的记忆深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