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4日星期日

傅国涌:禁忌,也是起点

“**”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禁忌,这个词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是个禁忌,在网络上同意是禁忌。每年“**”都是网络最紧张的时候,今年也不例外,我的新浪微博从6月4日早上起休克了三天,去年“**”,我把美国学者史景迁的著作《天安门》台湾版封面发到网上,无论新浪、网易还是搜狐都马上被删除,再发再删,毫无例外,其实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张封面照片而已,照片上既不是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场面,更不是威武雄壮的坦克车队,仅仅是红色的天安门城楼。然而,他们担心联想,担心天安门与“**”的天安门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要予以阻止。“**”触及了现存体制最敏感的神经,它把一个不义的时代定格在历史的天平上,依靠杀戮攫取了最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畏惧这个日子,畏惧这个数字,畏惧这个词汇,他们希望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特别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彻底地抹去“**”的痕迹,以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睡得安稳,他们才能躺在血铸的稳定大床上,继续盛世的大梦。
然而,越是禁忌,“**”就越是如影随形,无论如何也甩不掉,随着时间的推移,殷红的血迹幷没有渐渐淡去,而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变黑变紫了。那些为“六四”开枪辩护的人以今天十字街头的繁荣为理由,为镇压叫好,为下令开枪的决策叫好。可是,就是邓家的人也不这么认为,杜导正2005年11月6日的日记中提到,田纪云告诉他:“昨日我与***家子女玩球。我说,‘**’必须平反。”对方说,“是的。”**日记也是要洗清自己,以这一形式告诉世人,开枪的决定不是他做出的。说到底,谁都不愿意手上沾人血,以免落下一个千秋万代的骂名。
    因为禁忌,我们的社会不是正在一天天走向和解,而是走向对立,这样的趋势很有可能导向仇恨和灾难,对整个民族来说绝对不是福音,包括对既得利益集团也不算福音,虽然他们可以移民甚至早已悄悄将他们的子孙移民。因为禁忌,每时每刻而不仅仅是每年的“**”周年日前后,都必须高度警戒,防备人们冲破禁忌,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安全感的,不仅普通中国人生活中没有安全感,其实当权者在根本上也没有安全感。今天困扰中国大陆的许多重大问题,比如腐败问题、政治改革问题、社会不公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发生在二十一年的“**”惨剧改变了社会变革的走向,使这个体制陷入了维护既得利益高于一切的泥潭中,越是挣扎陷得越深。因为手中有血,欠下了血债,又缺乏勇气承担流血的责任,更没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来开创新的时代,于是只能把问题捂着、压着,甚至用鲜花装饰起来。
    只要“**”仍然是禁忌,这块土地上正义就不可能得到伸张,看破这一点,上上下下,整个官僚体制就会继续毫无顾忌地按他们的潜规则行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官、钱、色通吃,并随时准备开溜,无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任何的后果。这一禁忌的存在,甚至成了地方权力打击眼中钉的一个法宝,四川将公民谭作人送进监狱的真正原因,世人都知道是因为他反对彭州石化项目,特别是调查汶川大地震死亡学生情况,刺痛了当地官员的神经,直接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犯了他们的忌,但在审判他的时候,拿出的事实却只字不提这一切,而是将他的《**日记》和“**”纪念日献血作为罪证,从一审到终审,翻来覆去拿出的证词就是这些。这是四川当权者对“**”禁忌的大胆利用,与高层千方百计淡化“**”、刻意让人忘记“**”的意图无疑是背道而驰的。谭作人因此要在“**”二十年后背起“**”的十字架上路。这是这个时代的耻辱,也是他的荣耀。
“**”的禁忌不破,嚣张的权力就可以将膀臂肆意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二十一年前,体制内外凡葆有理想、热忱,具有正直品格的人,几乎都遭到打击、清洗,或入狱,或流亡,或被体制边缘化。小人当道,公义蒙尘,经过二十一年,元气尚未恢复,忆及二十一年前的血腥一幕,许多人仍心有余悸。站在现存体制一边的人却心存侥幸,如果不是采取断然措施,大军出动、坦克上街、机枪开道,哪有他们今天的江山锦绣、繁华似梦。对于流血,他们则以“存在即是合理”来说服自己,不流血又能怎么样呢?当然,这些话不会出现在公开的传媒上,在一片和谐中是断然不允许公开讨论杀人流血是否合理这样的历史命题的,即使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为镇压评功摆好也不行,所谓的“共和国卫士”在这个日子也得不到纪念,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的社会变革进程,到今天如同陷入了泥沼之中,进也不得,退也不得,物质主义释放出来的能量接近耗尽,还能继续释放的也以负面的居多,社会矛盾的积累越来越深,官民矛盾已进入短兵相接的时期,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人失去了最后的道德感,把权力当做生意来经营,一种谋财的手段,退守到私利这条最后的防线上。利用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几乎成为是当官的唯一动力,这个动力一旦消失,就不会有人愿意为这个体制干活,更不用说干脏活。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在权力面前当然是彻底的弱者,面对自己的利益受侵犯,面对自己的尊严被伤害,在所有的时候至少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抵抗的。因为对方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警察、法庭、监狱到军队,都在他们的手里,如果要抗争,失败的结局几乎注定,包括自焚、被活埋在内的许多惨剧接连不断地发生,更多的惨剧没有被披露。许多人只能选择苟且活着,徒有公民之名义,没有公民的样式,因为做公民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是“**”留下的严重的后遗症,1989年千千万万走上街头、发出声音的人们,没有人要夺取政权、改朝换代,迄今为止披露的全部史料都足以表明,1989年那个春天,中国人只是要求自己的公民权利,要求做公民,而不是要权力,“杀进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式呼喊没有出现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华民族一次空前的公民觉醒,超越了历史上历次的农民暴动,也超越了百年来一次次被背后的政治力量所利用、所操纵的学生运动,尽管1989也有自身的缺陷、失误,需要深入反省,需要全面评估,但是,面对铁桶一般的“**”禁忌,我们必须为1989辩护。
 “**”是个空前的巨大创伤,也是今天社会生活中逾越不过的禁忌,无论持什么政治观点的中国人,都越不过这个禁忌,都生活在这个禁忌之中。这个禁忌已经捆锁了这个民族足足二十一年。走不出这个禁忌,我们就只能继续陷在这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中。老实说,掌权者一样为这个禁忌所折磨,日夜不安,因为他们始终有一个隐忧,一旦禁忌破了,他们就完了。因此,今天要走出禁忌,也需要掌权者和无权者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承担,掌权者必须明白“流人血者必被流血”这一千古不易的准则,尽早公布“**”真相,允许公开讨论“**”、纪念“**”,越早越好,对自己越有利,积压越久,爆发力就越强。无权者也要在寻求公民权利的过程中学会宽恕,明白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在与权力和平抗衡的过程中,铸造新的公民心态、公民意识、公民力量,逐渐化解长期积累起来的对权力的负面情绪,不再到古老的陈胜吴广水浒传统中去寻找灵感,而在新的现代公民生活中重建一个我们共同的中国。1989可以看做是通往公民社会的一个新起点,回到这个起点,我们才有可能找回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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