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禁忌，这个词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是个禁忌，在网络上同意是禁忌。每年“**”都是网络最紧张的时候，今年也不例外，我的新浪微博从6月4日早上起休克了三天，去年“**”，我把美国学者史景迁的著作《天安门》台湾版封面发到网上，无论新浪、网易还是搜狐都马上被删除，再发再删，毫无例外，其实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张封面照片而已，照片上既不是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场面，更不是威武雄壮的坦克车队，仅仅是红色的天安门城楼。然而，他们担心联想，担心天安门与“**”的天安门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要予以阻止。“**”触及了现存体制最敏感的神经，它把一个不义的时代定格在历史的天平上，依靠杀戮攫取了最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畏惧这个日子，畏惧这个数字，畏惧这个词汇，他们希望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特别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彻底地抹去“**”的痕迹，以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睡得安稳，他们才能躺在血铸的稳定大床上，继续盛世的大梦。
然而，越是禁忌，“**”就越是如影随形，无论如何也甩不掉，随着时间的推移，殷红的血迹幷没有渐渐淡去，而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变黑变紫了。那些为“六四”开枪辩护的人以今天十字街头的繁荣为理由，为镇压叫好，为下令开枪的决策叫好。可是，就是邓家的人也不这么认为，杜导正2005年11月6日的日记中提到，田纪云告诉他：“昨日我与***家子女玩球。我说，‘**’必须平反。”对方说，“是的。”**日记也是要洗清自己，以这一形式告诉世人，开枪的决定不是他做出的。说到底，谁都不愿意手上沾人血，以免落下一个千秋万代的骂名。
“**”的禁忌不破，嚣张的权力就可以将膀臂肆意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二十一年前，体制内外凡葆有理想、热忱，具有正直品格的人，几乎都遭到打击、清洗，或入狱，或流亡，或被体制边缘化。小人当道，公义蒙尘，经过二十一年，元气尚未恢复，忆及二十一年前的血腥一幕，许多人仍心有余悸。站在现存体制一边的人却心存侥幸，如果不是采取断然措施，大军出动、坦克上街、机枪开道，哪有他们今天的江山锦绣、繁华似梦。对于流血，他们则以“存在即是合理”来说服自己，不流血又能怎么样呢？当然，这些话不会出现在公开的传媒上，在一片和谐中是断然不允许公开讨论杀人流血是否合理这样的历史命题的，即使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为镇压评功摆好也不行，所谓的“共和国卫士”在这个日子也得不到纪念，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的社会变革进程，到今天如同陷入了泥沼之中，进也不得，退也不得，物质主义释放出来的能量接近耗尽，还能继续释放的也以负面的居多，社会矛盾的积累越来越深，官民矛盾已进入短兵相接的时期，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人失去了最后的道德感，把权力当做生意来经营，一种谋财的手段，退守到私利这条最后的防线上。利用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几乎成为是当官的唯一动力，这个动力一旦消失，就不会有人愿意为这个体制干活，更不用说干脏活。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在权力面前当然是彻底的弱者，面对自己的利益受侵犯，面对自己的尊严被伤害，在所有的时候至少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抵抗的。因为对方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警察、法庭、监狱到军队，都在他们的手里，如果要抗争，失败的结局几乎注定，包括自焚、被活埋在内的许多惨剧接连不断地发生，更多的惨剧没有被披露。许多人只能选择苟且活着，徒有公民之名义，没有公民的样式，因为做公民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是“**”留下的严重的后遗症，1989年千千万万走上街头、发出声音的人们，没有人要夺取政权、改朝换代，迄今为止披露的全部史料都足以表明，1989年那个春天，中国人只是要求自己的公民权利，要求做公民，而不是要权力，“杀进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式呼喊没有出现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华民族一次空前的公民觉醒，超越了历史上历次的农民暴动，也超越了百年来一次次被背后的政治力量所利用、所操纵的学生运动，尽管1989也有自身的缺陷、失误，需要深入反省，需要全面评估，但是，面对铁桶一般的“**”禁忌，我们必须为1989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