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国，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国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国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国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国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着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国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着“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 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 影视作品，大屠杀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 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少女，心里头又象邻村的二妞教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学者余英时曾用一个词形容中国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织”。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对日本人的态度更为确切。美国太遥远了。美国不管它有多好和有 多坏，总不至于让中国人牵肠挂肚或是金疮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动不动就能让你既惊且惧，既慕又叹，既恨还爱。你说不清他们到 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亲戚还是宿敌，是谦卑还是骄狂，是聪明还是蠢笨，是刻板还是滑头，是战争还是和平。
说起对美国的“羡憎交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几无敌手，最终败在美国人手上。二次大战后，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了对整个日 本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战争创伤，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师又是竞争对 手，不由得它不对之“羡憎交织”。“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种情结的最好注解。
当电视里面出现，西方七大工业国领袖济济一堂，规划着世界的经济版图和秩序时，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个头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 们总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谓“羡憎交织”的目光。我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德国人、意大利人，更谈不上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当然也不会这样 去看美国人。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是有恩的，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仇”。美国从来没有侵占、分割过中国的领土，相反却在抗战中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中国军队 在韩战和越战中与美军交过手，韩战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越战却是美国输了。有人说，韩战中中国志愿军的被俘人员数十万，而美军只有上万，中方死伤数字也 大大超过美方，怎么好意思称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双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战争的结果。韩战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起点，参战四方以原有的“三八 线”为停火分界。连美国将军也承认，板门店谈判是美国第一次，在结束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协议上签字。
难以独立打赢的一场战争
如果不是以结果，而以双方被俘、死伤的数字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依据，岂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中国应该算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 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国抗战中死伤的巨大数字，无法做具体统计，一般认为当数以千万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直接死于战场的军人，达132万4千多人。中国 军队被俘或投降的数字也很大，仅被改编为伪军的就有几十万人。经济损失更极为惊人，三千万人丧失家园，战前战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庆2613倍，昆明 6894倍）。为战争花费的巨额款项，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的纳税能力。
谁都知道，中国是惨胜。中国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赢了这场战争。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而中国仅为盟国阵营中的一员，耗时最久，代价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如 果没有盟国的参战，中国要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妨这样讲，如果不是日本主动攻击同盟国而引发太平洋战争的话，中国连这样的惨胜都会觉得奢 侈。有人把中国的抗战，形容为一个羽量级对重量级的拳击大战。这位羽量级拳手，被那个重量级的家伙连续打击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惫地倒在绳栏 上，忽然裁判一声口哨，将他的一只胳膊高高地举起，宣布是他“赢了”！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军企图令驻沁县日军放下武器，遭到拒绝，于是发生恶战。日军仅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守城，而八路军出动一万余人攻打， 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该城。沁县日军击退了八路军，转眼将地盘、武器交给了阎锡山的国军，八路军却又轻而易举地从国军手里夺了过来。侵华日军总 司令冈村宁次晚年尝撰写回忆录，承认八路军是他在中国作战时遇到的最有战斗力一支军队。后来的国共内战也证明，由八路军为主组成的人民解放军，能够势如破 竹地击败数百万装备优良的国军。但即便是这支军队，在日落西山的日军面前也如此不经打。
1945年4月至6月间的湘西会战，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国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中方投入十九个师，日方投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一个联队（团级建制）。 按史家的评说，这次战役以日方的失败告终，所谓“湘西大捷”。双方的伤亡数字是，日方死1500人，伤5000人；而中方伤亡13713人，为日方的两 倍。中方还特别提到，俘虏日军军官17人，士兵230人，为七七事变以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以“强弩之末”在中国作“垂死的挣扎”，仍有这样战绩，八年抗战打的是怎样一种窝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个谜语：“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国古人名”。据说猜出来好几个谜底。一为“屈原”，屈服于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二为“苏武”，苏联动武，向日本 宣战；三为“共工”，即...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是不是还有一个“蒋干”，蒋介石干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忆录》中，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层下 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还是屈服于美国。更直接地说，还是怕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使得以凶顽著称 的数百万皇军丧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给整个日本带来一片焦土，甚至种族灭绝。...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实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往 往就是物。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 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说七十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 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 胜。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借口。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 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 “……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 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 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 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凇 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 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 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 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 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 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 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 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国实难取胜。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 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 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国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 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轴心国与盟国不是单凭正义来划分的
首先，我们看看被征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长期遭到异国军队的占领，成了亡国奴。国土被分割，巨额的战争 赔款，工业设施被摧毁、劫掠殆尽，重要城市大都化为废墟。但它们都是战后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工业国家，而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它们 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之外，一直未能进入“五强”，其实力足以排进前三名却是世所公认的。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国土狭小，人 口密集，几乎毫无资源可言。而日本的钢铁年出口量，长期超过除美国外七个工业强国的总和。日本还是联合国的第二经济支助国，通俗点说，就是联合国的二老 板。而且钱还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国那样总是拖欠大量款项，搞得不痛快。
日、德两国战后的杰出表现，说明和平发展比发动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有效得多。也说明承认战败、被征服、甚至被占领不一定是件坏事。你可以说，幸亏这是 盟国胜利了。如果是轴心国胜利了，情况不会有这么好。盟国代表“民主阵营”，而轴心国代表“法西斯阵营”，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非正义，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 略，意义是不一样的。 固然如此，却又是相对的。苏联谈得上什么民主？它的专制独裁，较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纳粹种族屠杀的犹太人。如果以种族决定人的存亡是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以意识形态和经济状态决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国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大本营，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德国逊色。 对外而言，苏联侵略、占领和吞并的国家还少吗？波兰亡国，是德苏两个恶邻合伙炮制的“杰作”。外蒙独立，是苏联出于“战略目的”威逼利诱中国政府就范的结 果。盟军阵营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属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国为业，所占领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岂是战时德意日三国可比。 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都是“发展空间太小”，要与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英法等国抢地盘。日本除了“生存空间太小”要抢地盘，还有一个动听的口号： 把亚洲人从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英法等西方国家侵略在先，何来“解放亚洲”之说？二战结束后，原来的盟国之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又 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由“正义的、反侵略的民主阵营”发动的战争，丝毫不见得要“温良”多少。韩战、越战就是明证。小小一个越南，美军投掷的炸弹就超过整个二战的总和。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一下开进六十万军队，五万九百辆坦克，八百架飞机，两千门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仅用了两千五百辆坦克。
二战将结束时，盟国阵营的英苏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谈判，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就是主要战胜国私下交易的成果。苏联军队反击德军，攻克柏林，实施残酷的报复，其中也包括杀俘和强奸。德军杀害卓娅的那个团，整个都被苏军杀掉了。柏林大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也被尽情地运往苏联，半个世纪以后仍宣布永不归还。美军占领日本，烧、杀、抢的事件倒至为罕见，唯强奸案多到不胜枚举，据说多时每天达上千起。这还是无条件投降带来的优待。日本人似乎没有中国人那种“宁死不受辱”的羞耻心，或者说，没有机会给他们表现这种羞耻心。为了保护广大的一般的妇女，日本政府竟组织“慰安妇”，号召有“献身精神”、“爱国”的女人们去当军妓。战犯东条英机这样宽解他的前部属、同事：他也有几个女儿，“她们肯定是被迫这么做的，如果没有黑市和这种赚钱方式，谁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生存下来呢？” 德日两国遭到的战争报复也许不值得同情，看看他们的战争罪行，我们还会认为这种报应实在来的太晚也太轻了。我只是想说，幻想那一方会出现所谓“仁义之 师”，是简单、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国这样主动放弃战争赔款、礼送百万侵华日军出境、放弃起诉和关押大批日本战犯，并不合乎现代国际环境的“潮流”。
最大的运气：中国加入盟国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同德、意联合，直到1940年9月才正式结成三国轴心。而日本高层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昭和天皇就屡次表示反对。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成员，也犹豫和观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亲德的法国贝当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自身遭到重创和奇耻大辱，才下决心向日本宣战。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天敌，1939年它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谋瓜分波兰。直到1941年6月遭到德军闪电式入侵，才慌慌张张开始卫国战争。中国加入盟国阵营，也晚至
二次大战是世界性战争，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来划分，而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意大利与苏联都是“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它们却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在盟国阵营中，英、法、苏俄与中国均结有世仇。法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印度支那；英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缅甸，占据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国在中国抗战吃紧的关头，将中国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下令封闭三个月之久。法国有盟国阵营的戴高乐政府和轴心国阵营的维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弃在中国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国与维希政府建有外交关系，1943年8月才断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俄又控制并力图分离外蒙。 日本曾与美苏分别签订《美日谅解法案》、《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苏三国都不惜以出卖和损害中国的领土完整换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苏联合声明：“苏联保证尊重 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日苏瓜分中国的计划，使中国陷于两难。联日抗俄，则失满州；联俄抗日，则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张前者，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张后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块是好？日蒋之间一直酝酿谋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说，中国到底是加入轴心国，还是加入盟国，一是押宝，二是契机。归根结蒂，中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加入盟国阵营，所以中国也就跟着加入盟国。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利益永远是在道义之上的。当然相对而言，美国还算是比较“讲道义”的，它没有英、法、俄那样沉 重的历史包袱，战火也没有燃烧到它自己的国土上。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 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 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侵略战争的另一面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 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独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 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25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国，不使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 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国可有半点好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 “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 此举你可以说是“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 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国人彻底端掉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国。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象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 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1946年2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 “自然地”还给中国，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独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 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国，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拒绝。
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经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国至有今日版图之庞大，中国人和中国的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没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优势，应该是中国对外征服为主。事实并不如此。由中国发动的领土扩张，从来都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规模侵占和征服的结果，都扩展了中国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被侵略的规模越大，征服得越彻底，中国的扩展就越迅速，越辽阔。这么说太不好听了，却是事实。（参见《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国》）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带 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 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国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1947年独立 时，已有铁路五万余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国，直到40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国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 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
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 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 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 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国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 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象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国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 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国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 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 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余，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国关系密切，而并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国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国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 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日本入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 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主人和一部 分。
最接近中国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国东渡而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 就是说，“中国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1996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 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检验分析，两者 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国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 然中国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 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国人，中国人看了可能会比日本人看了还生气。 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 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国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 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国，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 不用说，代表中国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国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 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国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着象 秦国统一中国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象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州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国，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国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国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国人”， ——更像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国历史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象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的表 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余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 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
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州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国化。所谓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 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国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 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国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 择继续留在中国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国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国，自身则为中国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国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 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 在中国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国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 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国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国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 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国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国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 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 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党政权的暗 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 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国话，自诩为“中国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国学，却精通 中国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国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 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党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 人，他们准得弄错。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 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国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 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 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 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 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 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 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 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 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 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 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 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 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 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 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 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 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 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国人” 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 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 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 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 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 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 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 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 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 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 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 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 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 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 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 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 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 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 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 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 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 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 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 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 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 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 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象一股 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 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 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 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 “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 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 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 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 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 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 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 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 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 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 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 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 “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 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 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 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 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 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 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 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 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除，民 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 甸、柬埔寨的...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 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 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 （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 “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 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１.４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国的百 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 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 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 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国孩子糖吃（“满州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国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 “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 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象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 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 ——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
以 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1936年，中国高等学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 高等学校为１４１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7，560人增至11，183人；学生从41，922人增至83，984人，翻了一倍多。（屈儆 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率先发展的原因》，华夏文摘总四○四第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 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张春 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 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 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 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 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 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 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Ｑ。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 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 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 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 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 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 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 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 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着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象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象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 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 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 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 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 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 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 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幺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 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 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 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 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国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杀暴行
在中国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331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 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年，大败韩 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年，大破赵 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 一中国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国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国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国人”。蒙 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杀，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 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国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国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 收敛。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 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 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 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人无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 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 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国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清朝征服整个中国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 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 止此类屠杀。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杀，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 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杀。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国：“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 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 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 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杀。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平定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
明清之际，屠杀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满人杀汉人，清军中的汉人也杀汉人，不然杀不过来（满人太少）。侵略者杀老百姓，农民军也杀老百姓，张献忠在四川就杀 人一百万。李自成在北京，开始杀明朝降官，杀到后来控制不住，烧杀抢掠行同强盗。老百姓有机会也杀人，清兵占领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报复，成群 结伙袭击掉队的大顺士兵，将他们捉了烧死或砍头，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明朝的官军也杀百姓，动不动就“纵兵劫掠”，滥杀无辜。
“王道”：从屠杀到怀柔政策
我 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发生过文明的、不残暴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实例我却没听说过。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为了征服中 国，竟以大规模贩毒，麻痹和残害整个民族的身心作为手段。法国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家园，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曾遭到法国作家雨果 的痛斥。苏联是中国的盟国，又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它的红军在东北干的坏事却教人叹为观止，还拿它毫无办法，——国共两党都要巴结它，以换取在东 北的优势。美国号称现代民主和保障人权的楷模，当年在印度尼西亚“帮助”苏哈托清除共党势力上台，杀了60万颗人头。后来据说因为“良心发现”，中央情报 局曾承认有大约5千人是自己亲自下手。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实行“饱和式轰炸”，使50万平民丧生。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狂轰滥炸、施放毒气和直接屠 戮，杀死了300万越南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强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联军共两万两千人，其中日本军队八千人，俄军四千，英军三千，美军两千。日军 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打头阵。义和团兴起，与德日两国结怨最深。但日军却没有像其他同伙那样，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地采取血腥报复行动。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 报导：“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 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象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 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 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皇军兴亡记》）
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 京大屠杀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1940年9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 详细列举“中国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 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 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312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杀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 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300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 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国人出面组织 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 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 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 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 “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欺骗”， 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国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国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国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 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 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个 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170名英军及伤 员被俘后全部杀害，七名女护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杀。其中一名英籍女护士甚至被绑在尸体上轮奸。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 是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1942年4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八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 中，约有一万七千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1200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1944年12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 150名美军战俘。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 湾和中国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 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11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 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他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 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 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1940年2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纵 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时，当 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颇有点像...描绘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1942年 至1943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国军队的枪。仅此一役就有五万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温故一九 四二》）近年中国有首流行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国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捱，挣扎在生 死线时，仍只顾横徵暴敛，毫不体恤；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百姓。中国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有不 遂，武力随之，更滥征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毗邻的日军则用现金雇工人筑路，不但不侵扰百姓，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秤砣”于 是向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对老百姓而言都是“官军”
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如果你尊重民众，友好相待，你就是仁义之 师。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近乎“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他一条“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 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民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进一步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应该高于党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应该高于国 家利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 升！── 你莫忘记：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 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 该不至──如此！──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大约为1918年。“我们国家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在 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利益。
中国军队带来的水深火热
看几个例子：
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写过抗战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曲《南泥湾》，更是唱得家喻户晓。然而，大 生产除了开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还种过什么呢？还种过大量的鸦片！国民政府不给...拨款，延安要从经济上支撑远远超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感困难。 粮棉蔬菜只能解决部分衣食自给问题，于是获利较大的鸦片则受到青睐。有作家为了撰写中共领袖的传记，采访当地的百姓和当年的战士，据他们回忆，每有外国记 者来参观，就发动战士们连夜把鸦片挖出来用土盖上，记者走了再翻过来种上。可见...也知道，种鸦片不是件光彩的事。为什么还要种呢，因为要钱来「打日 本」。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叙述国军抗战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总 指挥部和纵队，支队司令部，以摊牌民间妇女作杂活为名，选派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挥部和司令部去缝军衣、做布鞋、洗衣、做饭，妇女们请求 拿回家做或早去晚归，均遭拒绝，要求一律在军营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轮换一次。凡去当差的妇女，大多遭到强奸，先后被奸污者达几百人。有的回家悲愤交 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轮奸致残，甚至含恨自杀。广大百姓对其暴行恨之入骨。」(纯子、蔡农、老加《一江血水向东流─中日武汉大会战实录》)这是 谁的队伍？是日本军队吗？不，是中国的政府军。由蒋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是抗日的队伍。他们派夫派款，强拉壮丁，贩运私货发国难财， 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强奸民女。日本侵略军最令人仇恨和恶心的战争罪行，也是强奸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总还不至于敢公开这样干，要不也 不会组织专门的慰安妇了。而国军却是代表政府的，本身应该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证，这样的罪行只能说是执法犯法，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四三年，爆发随北 十万民变，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派出三个师进行镇压。
内斗的惨烈甚于外斗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重庆歌乐山军统局为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人员举办晚会庆祝圣诞节，结果台上唱戏，台下秩序大乱。中统局长戴笠特意约了几十个女人陪美军官兵跳舞，有些被当众强奸。这种事发生在战时国都重庆，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慰问援华友军，次日便有密报呈送蒋介石侍从室，蒋也只好不了了之。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犯下的强奸罪更是超过关东军十几年所为。而且还不许声张，一些对苏联红军的暴行表示过不满的中共干部，解放后长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