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浙大的老师与同学，
我想理工科的中美距离是穷国与富国的距离，只要有钱，中美在理工领域的距离可以在短时间内拉平。人文社科的距离是不同族类的距离。是猫与狗的不同，而不是胖与瘦的不同。
中国经过六十年的洗脑与封闭，最大的受害者是人文社科的学者。如果用国际标准，几乎所有浙大的人文社科学者可以归类为伪学者。
清华与杜兰的距离是小狗与大狗的距离，了不起是哈巴狗与小狼狗的距离（哈佛应该是大狼狗）。浙大与清华的距离是猫与狗的距离，甚至是鸡与狗的的问题。浙大经管研究生与浙大李志文班的距离也是猫与狗的距离。去年浙大财务会计的研究生与李志文班本科生一起上课，相较之下，惨不忍赌。是研究生惨，而本科生不忍赌。
我原来就有点隐约的感觉，浙大经管领域与世界脱轨得厉害，大家躲着我，不跟我说话，我也摸不清脱轨得有多厉害。我在浙大待的时间越长，越感受到浙大经管领域几乎是把头埋在沙里，根本不敢正视明天。
我是很有社会良心的人，我来浙大根本没有个人企图。我只想尽个人的绵薄之力，为自己的同胞做点事。
我在浙大待得越久，我越为自己的同胞担心。浙大的人文社科的老师与研究生如此封闭，难道将来要全体扫地出门？中国的领导阶层已经在准备让中国市场与世界衔接，中国准备好了吗？浙大准备好了吗？
你们认为，浙江的宠儿阿里巴巴会要浙大的经管毕业生充当重任吗？我来了浙大不久，浙大的会计与财务的好学生就开始不念浙大的研究生。现在浙大会计与财务领域几乎没有本科生想留校念研究生。
你们认为我的气愤与难过是为了官小了？钱少了？我是在为浙大学生的未来而气愤与伤心哪！
我没有上过浙大经管老师开的课。我隐约的感觉恐怕不是好消息。希望我是错的! 祝大家好运。
希望我是错的 II
李志文
2010.9.26
在浙大的艰辛创业
当时任教芝加哥大学的我，在1982年应邓小平、方毅（当时副总理兼中科院院长）的邀请到中科院讲学，看到残破的祖国， 看到百年动乱就要结束，中国终于要跨出绵延万年的农业社会，走进工业社会。知识将会成为第一生产力，而百年动乱，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荡然无存。我找到了我的命业。
我是幸运的，在动乱当儿，去了台湾，受到了完整的教育，而我的大陆同龄人，个个流离失所、学无所依。我应该回报上苍对我的厚爱。学术与教育是我的微薄之力勉强能为的。
如同我在“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的课中，一再提醒学生的，在世俗眼中，命业是苦难的开始，命业的每一分心灵满足都在煎熬中体现。我们的清白反映别人的龌龊，我们的奉献反映别人的贪婪，我们的真诚反映别人的虚假。人人都想要有心灵与物质的双重满足，一个有命业的人，很容易成为人民公敌，很容易一事无成，所以我们不能有一丝骄狂之心，贪欲之念。我们要临危以惧、如履薄冰。
浙大对我的诚意是恳切的，张俊生书记与潘云鹤校长对我礼遇有加，用浙大最高的规格，个人最大的诚意，荦荦以待。张曦书记与杨卫校长更是倒屣相迎、吐脯礼贤。每次在电梯口看到他们，那副诚挚的眼神，紧握的双手，我实在不能再苛求他们什么。这么机构庞大、庸员充斥的浙大，有几个学术领导人是好惹的？越是不称职的学术领导人越不好惹。所以当我看出校领导的诚意后，我就不再麻烦他们。自己的屁股自己揩，领导能递张纸巾已经冒了大不韪的风险，兮复何求？
启迪民智
人类社会是一团利益纠结的乱麻。浙大的每一个学者，都有善良上进的一面，但是一牵涉到个人利害，就有可能忘了天理良知。在没有威胁利诱下，甘心为团队利益自杀的人，不是理性的人。 我们如果真想为中国打造一个现代商学院，就得临危以惧、步步为营。所以我的学生王闻吃的苦，受的怨，是改革不可避免的代价，不苦自己，不伤自己的学生，哪能要求别人？
我的文章“希望我是错的”里，启发的目的远大于批判，以我所受的礼遇，我就是当权派，所有错都有我的份，我还能批判谁？我如果要在浙大骗喝骗吃，二十五年前已经能轻易做到。那用到如此大动干戈？现在浙大的问题，不是校领导不明白，甚至不是院领导不明白，而是广大的教师与学生不明白。没有明白的教师与学生，就没有明白的校长。
王闻的冤屈会被洗雪的。好几次，王闻失去了信心，思考求去，我都告诉他：“你真要走，我不留你，离开了浙大，整个中国更没有人能看到你的本事。中国这么多无知的学术带头人，这么污秽的官僚体制，你跑，你往哪里跑？”官僚体制的可怕是，人人独处的时候都干净、都有良知，放在一个错乱的官僚体制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干净，都成了毒蛇猛兽。
理性的人，永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旦与体制纠缠在一起，没有一个是好人。上天给我绝大的福气，能有机会对连绵千年的中国教育官僚体制，做出一些根本的变革。我还没有做到，但是有可能做到。美国已经有世界艳羡的教育体制，虽然不是最好，已经是全世界模仿的目标，我在美国沃顿、杜兰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各种主任与副院长，参与了沃顿、杜兰、香港科大、清华大学的各种学术创新与改革，说不定在这方面我能对祖国有点贡献。命业是做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是盖棺论定的，不是生前可知的。
我对中国是不了解，我在国立浙江大学论坛上，找到一些资料，在这里做点评论，算是启迪民智。启迪民智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 就如同唐德刚批评的，孙文一辈子的贡献就是启迪民智，他民初做的短期大总统，比军阀高明不了那里去。如果我能做一点启迪民智的工作，也就心满意足。升官发财、荣华富贵，非我所愿。
评点江山
下面是 按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的学术评估法， 做的中国大学金融领域的学术成果统计。美国一流大学（包括我所教过的芝加哥、沃顿、杜兰）是不用手指头算学术成果的，越好的学校，越是靠世界顶尖教授的自由心证，所以我一辈子没有算过文章数。我这么说，不是我的文章少，如果在顶尖学者眼里我有缺点，是因为我的文章数太多，而不是太少。但是到了二流大学，就开始用手指头做决策了。UT/Dallas 是家二流大学。浙大经管领域还不入流呢。如果一定要用手指头做决策，UT/Dallas 的数据是全世界最能接受的数据。美国公立大学都用这个数据来考核教授，浙大能用这个数据，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下面的列表可以看出来，浙大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http://som.utdallas.edu/top100Ranking/searchArticle.php?t=u 统计的是1990-2010的数据
Peking U 27篇； 07年之后19 篇；
Renmin U（People U） 7篇； 08年之后有4篇；
Tsinghua U 18 篇；07年之后14篇；
Xi'an Jiao Tong U 9篇； 07年后9篇 ；
Zhejiang U 1 篇；
Fudan U 5篇 ； 07年之后4篇 ；
Jiao Tong U (含 台湾交大一篇) 12篇； 09年后 10 篇 ；
Nankai , Nanjing U 4 篇；
Shanghai U 1篇 ；
Sun Yat-Sen U 5 篇；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6篇； 08年后2篇
Wuhan U 5篇； 08年之后5篇
最后给个参考的HKUST 400+篇 , 其中我主持的会计系曾经做到世界第一。
上面的表中，最令人纳闷的是大连理工，在07年之前，有6篇， 仅次于北大，全国第二。这是因为大连理工在80年代中期办过美国商务部与中国经贸委主持的中美管理培训班，因而了解现代商学的走向，工科病是相当轻的。工科病是以工科思维来管理人文社科的学术，这是新中国在摸索发展模式的特殊现象。 我在中美管理培训班出任过教授及短期的美方代理院长，知之甚详，前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就是这个班的学生。美方教授由美国国务院聘请，乃一时之秀。大连理工能在UT/Dallas 的名单上榜， 显示了中国的大学里能做好研究的人才有得是，就看资源分配及制度设计。
西安交大的故事也有趣，他们启用了一个新院长，大刀阔斧的做学术改革，结果出了9篇。但是这九篇，在我眼里都不怎么样，玩玩无聊的数学游戏，属于工业工程的范围。结果院里大乱，这个院长也下了台。西交大的经验，给了我们两个启示。我们真要玩毛泽东的大跃进，表上的大学可以有能力翻一番，只是这些学校都要被整死，工科病成了工科癌。第二个启示是，表上的大学，尤其是清华、北大的数字马马虎虎，就表示他们没有疯狂。这两家学校的文章主要出自市场价值不大的管科领域。北大的19篇要比清华的17篇扎实。清华做为共产党大儿子的优势，只能让北大咬牙切齿。清华的学生优势略胜北大。
中国已经逐渐的走入市场经济，经管学院的学术优劣，已经多少可以用市场认可与学生薪水来衡量。教学效果的评估指数可以是市场的认可度，在国立浙江大学网上，也有资料。
5分 北大光华 、北大汇丰商学院、 清华经管
4.8分 复旦、 北大经院
4.7分 北大、CCER 、五道口
4.6分 人大金融实验班
4.4分 人大、 外经贸、 上财
4.2分 南开、 中财
4.1分 中山 、厦大、 南大、 浙大
4.0分 暨南大学 武大 西南财 中南财 东北财
这个指数虽然有点狭隘与主观，大致还可以。林少峰的指数是从学生就业情况推算出来的，我没有看到公式，但是结果与我的直观是多少相符的。我做了如下带点前瞻性的修正。
A. 清华经管
B. 复旦、上交、 北大光华 、北大汇丰商学院
C. CCER、北大经院
D. 上财、中山 、厦大
E. 南开、 中财、 人大、外经贸
F. 南大、 浙大
G. 暨南大学、 武大、 西南财、中南财、 东北财、西交、五道口
林的表中没有上交。 十年前上交、西交、与浙大的管理学院都是工科怪胎，体制变革的过渡转型。现在，上交刚刚有巨大的变化，西交在变革中挣扎，而浙大的经管教授们还在睡觉。
这几年，上交的经管领域进步很快，工科思维在消失，新任院长周林，很有可能将上交大从工科怪胎中解救出来。王江主持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中的十一位兼职教授中，如果有一个人留下来好好干，上交金融领域就要抬头，如果全留下来，就成了世界金融重镇。上交有可能短期内，赶超清华、北大。但是上交商学有四个单位，经、管、上高金融、中欧，各有强大势力背景，虽然经管已经整合，后面就是三国演义，如何成为一个没有内乱的整体，会是个大难题。北大也是经济、光华、CCER、汇丰四头怪兽。而清华经管在朱镕基的亲自参与下，是科系整合最成功的商学院。整合优势，是全国其他学校不敢梦想的。清华之外，复旦内斗是最轻的，复旦管理在老院长郑绍濂的苦心经营下，根基极好，虽然金融没有大将，也只是时间问题。
北大CCER经济学实力如此强劲， 为何才4.7分？林文指出“出国读博多，但不代表就业好，从学习侧重点、生源质量和实习机会比，CCER比北大光华差一些是正常的”，相当中肯。
在林文中，他说：“虽然清华经济学实力一般，但因为清华经管的规模比较小， 对于顶尖单位 外资投行和咨询还有国家部委 清华经管的竞争力是不错的 而且清华经管许多是内部保送 生源素质较有保障。”是有点胡说八道，不知现状。在国家政策的倾斜下，清华的师资与学生都是别的大学无法比的，让清华成了独霸。我每次见到厉以宁、张维迎，都能听到无数的抱怨。他们的大声疾呼，尖声鬼叫，很有点像我在浙大的处境。官本位下，有太多不按公平、效率的怪牌。
五道口以前是人行的培训中心，在八十年代，中国刚刚打开门缝的时候，是个独霸。我在八十年代去给过几次演讲，也在杜兰及香港科大收过五道口毕业的研究生，素质极佳，超过北大、清华。现在已经不行，光辉时代翛然而去。这对中国是好事，人行办教育的优势，不在教育而在特权，这对社会是不公平，对效率是个伤害。随着国家体制改革，人行成为政策单位，不直接介入金融操作，五道口未来地位还要下降。
人大在 80年代也独霸一方，就在当时我也深深感到官僚办学的邪气。人大有些极好的学者，就是在延安窑洞里，也有风骨嶙峋的念书人。多年来，人大一直在党的干扰、名利的挣扎、及寻觅学术灵魂中徘徊。人大在教育部排名第一，官本位的排名，市场是不认的，但是对糊弄农村子弟还是有点效果。 人大的优势在官办金融机构中，校友如云、盘根错节。金融这灵活玩意，是官员玩不动的，我对国有银行不看好，因此我对人大也不看好，他的未来不如位居上海，远离中央的上海财大。人大金融实验班，没有稳定性，未来不可知，故在我的表中略之。一般来说实验班是试点，资源多些，办得要好些。
外经贸、上财为什么比央财好？其实它们就业一直比央财好，一个强在英语，一个强在地理位置，央财的“中央”两字在中央集权的中国，对糊弄农村子弟颇有效果。而且在中央集权下，全国金融活动集中北京，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在效率与创新，而在跑政府关系。中国的经济与金融在快速的市场化、自由化，市场为了避免干扰，要远离政治中心的。我对中财不看好。
由于中央金融政策与各大银行金融总部在北京，南开就业比中山好些。当中央集权慢慢消退，市场功能逐渐抬头，中山与厦大这两个华南双霸会有超过人大、中财、南开的可能。中山、厦大的学术精神，是人大、中财、外经贸无法比拟的。中国特有的内斗文化，中山、厦大也有，中山好像好比厦大好一些。
上交、西交、浙大是经管领域的工科三怪。老师个个努力上进、诚恳向学，做出来的东西荒腔走调，有时候让人觉得滑稽。工科的“严谨”与服从领导，让这三家学校做出的东西，匠气十足，缺乏灵气。位居上海，占足地利的上交已经转型，上海政府再与北京较点劲，上交就有可能一鹤冲天。当年上交能挖在复旦不得志的捣蛋鬼XXX做常务副院长，现在又挖复旦的校友周林做院长，加上地利，只要做好内部统一工作，就有可能与北方的清华分庭抗礼。
按照林文的说法，“浙大金融实力太弱，而且身处杭州，地缘优势也没什么，不过学校整体名气大，否则恐怕得降到下一个档次了。”倒也相当正确。浙大经管领域的校友几乎无法在北美一流大学找到影子，这个解放前的人文荟萃之地，在新中国颇为凋零。浙江宋明以降的人文传统，加上民营经济的蓬勃，造成浙大本科生的整体素质非常好，不是内地农民悬梁刺股的高分考生能比的。 李志文班的孩子与清华学生相比，毫不逊色。
南京大学虽然有点六十年前中央大学的老底，都已经半个世纪以上了，师资虽然马马虎虎，学风不错，南大、浙大是难兄难弟，但是南大的人文底蕴比浙大好，南大商学院没有浙大那么严重的工科病。工科病最重的是中科大，地点也偏僻，中科大的经管学院大概就是聋子的耳朵，做为一个工科大学的装饰品，进不了英雄榜。
武大有很好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是商学的根本，就如同物理学是工程的根本。武大是委屈了，武汉缺乏金融市场，武大的经济类学生历来为深圳做的贡献倒是不少，整体就业看，武大略强于同城的中南财，但不至于高一个档次。
西南财大曾经是人民银行的子弟兵训练营，五道口的小兄弟。随着政企学分离，及人行成为政策单位，学生的出路受了影响。金融学的实验室是资本市场，西财离实验室这么远，不管怎么政策照顾，也无法成为主角。经济学是金融学的爸爸，会计学是金融学的妈妈，经济学与会计学不需要在资本市场旁边搞。 武大应该加强经济学，做好爸爸的角色，西财加强会计学，做好妈妈的角色。 由于武大有八十年代一流的经济学，在美国许多杰出中国金融学者中，可以找到武大的血统。不像工科挂帅的浙大，在美国一流金融、会计华人学者中，找不到一个子弟。
杭州的地理位置，就如同美国的费城， 离商业中心的上海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浙大办金融学术的优势，就如同我教过的沃顿。这是我选中浙大做为我的事业基地的原因。浙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的底子极为薄弱，我等于从零做起，辛苦异常。
其实浙大经管两院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学，而不是学术。浙大现有师资中，有许多人这辈子是不太可能谈学术的了。现代中国逐渐的步入知识型经济，没有学术，连教书都是件困难的事。 浙大的学生是不差的，我五年前，一来浙大就知道了。学生与老师的知识鸿沟会越来越大，我在美国的七十年代经历过这个鸿沟。连哈佛与沃顿在七十年代都被商学革命冲击得手忙脚乱。
摸索前进： 再论希望我是错的
下面是浙大经管领域的一个教授（我想是院级干部）对我的文章“学术范式与迎头赶上”及“希望我是错的”两文的反馈，理性平实。相对起来，我是意气用事了。但是矫枉有时候得过正，何况是在大声疾呼。浙大在摸索前进，态度是端正的，精神是正确的。
评： 范式转移其实国内普遍都在前行，快慢的差异而已，确实浙大需要加入更多更多的努力。但是李教授太偏激了；至少浙大管院的大部分研究生以上同学现在都知道需要持续阅读本领域世界第一流的期刊。上面列出的达拉斯24种期刊，去年底已经成为管院的奖励目录第一档了。今年已录用一篇了。这不能说浙大经管对国际范式完全无知吧？
李： 这是新班子做的事，新班子比老班子好得太多了，我对老班子的痛骂是有功劳的。虽然我们开始用顶尖期刊做教材，我们有多少老师能教这些材料？让学生念，可不能算是教。当然，念比不念好。不急着发表，大家一起静下心来念书，才是正道。
评： 其次，我说有偏颇之处，指的是其原文“范式转移”中说的，“没有经济学的博士论文都是******”等话语；巴斯滕兄列举的marketing和organizational behavior，在诸多国际top期刊上其实更多是以行为科学为基础在发文章。
李：基本同意。但是经济学是最基本的工具，一个管理学院没有经济学，别的就甭提了。我们浙大管院的marketing 与OB 好像也没有什么成果吧？过去的东西主要是与管理无关的工程心理学吧？我们好像没有人能用心理学来做行销问题吧？ 别说做研究了，据我所知，我们好像没有人能把行销学教好吧？ 我们浙大真的有心理学吗？（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极左时期，心理学是重灾区，几乎被赶净杀绝。）
评： 所以，我才会说商学不仅是会计和金融这句话。当然，管院会计学科点的现状李老师说的没错。我只是说有些观点不适用于商学其他学科。所谓经管两院领导不如清华本科生，实在太过；就像林毅夫，论文章比有些教授差，但是国际经济学界仍然承认，中国如果要拿诺贝尔经济奖，最有可能是他，因为他把文章写在了中国的历史上。同样，我很仰慕许多老教授，为推动中国企业的成长、中国创业、创新环境的优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只是社科不像工科，知识产权的界限明确。另一个因素就是地处浙江的地缘竞争特点，世上真的只有进入高盛才叫商学毕业生的成功？如果这个观点正确，浙江已经是贫民窟了。都市型的城市化无法解决中国14亿人口问题。中小企业的活力更重要。
李：经济、会计、财务、数量方法是最基本的要求。连这些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浙大的经管领域不扎实，工科的学术管理思维让老师的精力全用在糊弄文章，升官发财去了。我对许庆瑞教授的贡献是肯定的，他带出的几个学生中规中矩，就知道他的为人与学术精神。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混乱与黑暗，但是中国人的上进心是千年来一直不变的。
李：我是非常同意，浙大是中国的，浙大是浙江的，我们的研究题材应该关注浙江的中小企业。我们应该好好的建立中小企业的资料库，我们应该好好的讨论该怎么做？
评：最后重申，我觉得接受批评很重要，尤其是建设性批评。同时，也很佩服李教授坚持在做商学班。发点一家之言，多个角度的看法罢了。拿点经验值，哈哈
我相信李老师不可能对浙大的变化完全不知觉，只是觉得这个过程太缓慢，迟迟不能追上国内相对先进的学校，更不要说国外主流。后来者步伐还比别人慢，那永远都别想赶超了。
李：谢谢评者了解我的心。
评：商学研究除了经济之外，运筹学，数据挖掘等也是重要工具（数学就不用说了）。现在脑科学，神经科学也逐渐成为研究市场的一个主要工具(experimental finance/neuro finance/neuro game theory)。 但不管怎么说，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可扩展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是没大问题的。
李：这些领域是工科大学的强项，但是我们连基本应用都没有做好，这些研究也就是饭碗研究，甚至是伪科学。伪科学就是用科学道具，玩花样、唬外行。所以我在公开演讲的时候说，如果马庆国教授无法把行销、会计、金融、人管的教授拉进他的团队，而我是院长，他的研究统统不算数，因为与管理学无关。
我们的经管学院没有最终客户的概念，人人想的是升等，当官。为了糊弄工科出身的校长，学术成就体现在单纯的文章数字。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为经济系长期奉养诺贝尔奖得主，但是这些学术大腕一定要对商学的发展有贡献。在杜兰大学商学院，一个有大量文章的讲座教授被逼走路，因为他的东西全是数学，在商学界没有人有兴趣。没有最终客户观念的研究都是上下糊弄的饭碗研究。
学术领导人的成果，是看他如何影响学术方向、如何提携后进，而不是算他写了多少文章。浙大没有为李志文提供影响学术方向的机制，是浙大校长的失职。在芝加哥大学像弗里曼、米勒、斯提格勒这些诺贝尔奖级的学术领导人，一辈子没有干过系主任、院长之类的学官，但是学术有关的重要决定（升等、考核、学科），一定以他们的意见为准绳。我来了浙大，居然我的博士后王闻连讲师都做不成，会计系的升等、系副主任的任命，我完全不知道，是事后自己发现。整个过程黑箱作业，我只能在博客上喊冤。浙大找我来干什么？
有意思的是，我在浙大用尽心思要组织研究团队，人人躲着我（为什么不躲？王闻讲师都当不成，别人悄悄的升成副教授）。在美国，那些躲着当家教授的人都别想升等，如果人人躲着一个学者，他也别想干当家教授。结果是谁留谁走，就看学术委员会与校长。我进不了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就表示浙大不想我来领导学术方向。我已经有世界名声，是什么品质早已经是公开信息，既然浙大要我走，为什么请我来？引进人才不是买一个文章印刷机。如果文章是一个人关在黑屋子里做的，对数学、哲学可能有贡献，对经济学与管理学是一定没有贡献。
想想，不管中国人、美国人， 人人都要考虑自己的饭碗，如果弗里曼对於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及商学院的系主任、院长任命， 与教授升等，没有话语权，领导世界的芝加哥学派能有今天？如果弗里曼一定要当院长才能影响学术方向，整天应酬说屁话，哪有芝加哥学派？
海外好好念书的学者回来浙大干什么？经营关系当系主任、院长？鬼叫？跳楼？反正不念书。浙大的制度让他无法安心念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