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2：全球化下的创业机会
谈完刘向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商业模式，陈笛对中国的兴趣又多了些。原来，她的中文知识，还有每年去中国过暑假的经历，或许今后让她也能办自己的公司在中美之间经营。她1994年出生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从小在美国长大、受教育，所以，她作为美国人的定位历来很明确，以至于在她妈妈一提到中国就说中国多么、多么好的时候，陈笛会本能地要跟妈妈争论。这种争论慢慢地让陈笛对中国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比如，我们全家每年暑假去中国，去多了，她就反问：“为什么我每年必须去中国？我是美国人，在学校的白人同学不用去中国度暑假，而就因为我是华裔美国人，所以就必须每年把暑假花在中国？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不去呢？”
这几年，围绕每年暑假去中国两个月的争论一直在升温，陈笛跟她姐姐一边，我跟她们的妈妈一边。随着她们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圈，这种争论不会越来越淡，肯定会越来越尖锐。
不过，看到跨国商业机会、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间存在的商品价格差别之后，陈笛对学中文的兴趣增加不少。
陈笛，“全球化很有意思，看来，只要同样东西的价格在中美或者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差别足够大，那么，在国家之间做贸易一定能赚钱，比如，在中国制造运到美国卖，或者，在美国制造到中国卖。这些创业机会都存在。”
“正是这样，今天全球化提供的机会与以前很不同。特别是产品市场规模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前我们谈过沃尔玛公司，原来它只是在美国各地开分店，把多数夫妻杂货店都挤掉。沃尔玛之所以能把这些小规模杂货店挤掉，是因为它的规模很大、客户数量太大，所以它能够要求供货商砍价，使沃尔玛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把其它规模小的店子挤掉。2006年时，在美国，沃尔玛每周有一亿多客户来购物，但在美国之外的14个国家，有近3000家分店，也有一亿多客户。国内、国际销售网加在一起，使沃尔玛一年的销售额超过3500亿美元，这种全球化了的规模使沃尔玛能胜过任何竞争者，比任何竞争对手更有要求供货商砍价的能力，对供货制造商来说，谁能给沃尔玛供货，谁的产品销路就能立即遍及15个国家，两亿多顾客。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哪家公司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做跨国销售，或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找最便宜的地方生产制造自己的产品，那家公司就会被竞争对手挤掉。”
陈笛，“行业内的竞争不是历来就有吗？”
“是的，不过，原来规模的因素没有这么强过。还是以刘向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公司为例，上次我们谈到，刘向以55美元左右的价格向美国中产阶层提供量身定做、个性化的衬衣，以外包到中国制造、以规模化经营为其商业模式。他这样做，就立即对美国现有的男士正装专店够成威胁。男士正装行业历来当然有竞争，但以往的竞争都是在美国各地方本地人之间的竞争，那些男士衣服在本地制作，又只在本地的小社区里销售，也没有连锁，所以，在成本和规模上都处于劣势。最近，刘向在跟哈特福特（Hartford）上的一家男士正装店在谈，希望由刘向给他们提供定身制造的衬衣。但问题是，这家店子现在连先做好的成衣衬衣也卖120美元一件，那他们怎么愿意帮助刘向销售量身定做而价格才55美元的衬衣呢？如果他们愿意帮刘向做销售，这等于是把现在的成衣销售义务给毁了；而如果他们不与刘向合作、坚持以120美元的价格销售现有的成衣，那么，来自刘向的价格更低而又是定身制作的正装会把他们慢慢挤垮。”
陈笛，“那最后刘向跟他们如何谈呢？”
“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折中点，让这些男士正装店以80美元一件卖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其中40美元给这些零售店。这样，他们当然要牺牲掉原来120美元一件成衣的业务，但好处是，由于这些价贵的成衣原来销售本来就很少，所以牺牲不是太大，现在是量身定做而且还便宜，销售量肯定要大增。这样，刘向希望找许多家男士正装店帮他代销，以此拓广销售渠道。这种安排让刘向在每件衣服的利润上做出不少牺牲，暂时赚不了什么钱，但是，这让他在市场规模上能很快打开局面，等有了规模和品牌后，他可以提价，也可以减少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并跟那些代销正装店重新谈判。”
陈笛，“在学校，我们老师讨论到全球化跨国贸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外贸，特别是把衣服制作、商品制造都外包到中国、印度后，使美国相应的行业失去许多工作机会，比如，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制衣店、成衣店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全球化对美国不一定有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美国的制造业的确在失去许多就业机会。比如，我们以前住过四年的哦亥哦州，那里曾经是美国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基地之一，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有一些制造厂。可是，在过去十几年，这些制造业工厂相继关门，都往中国的东北、浙江、江苏迁移。结果，哦亥哦州许多工人失业了，到今年总统选举，哪个候选人反对全球化国际贸易，那个候选人在哦亥哦州就能赢，这涉及到许多哦亥哦州人的饭碗问题。原来那些制造业企业的老板，现在基本都转变成了机械制造品的国际贸易商。比如，现在每次我从中国返回美国的飞机上，经常能碰到从中国回哦亥哦州的汽车配件贸易商，他们会告诉我，过去他在哦亥哦州有汽车配件厂，但现在都搬到了中国，在中国东北生产同样的汽车配件，运输到北美，再卖给通用、福特或者那些汽车修理厂。这样，他们就成了中间贸易商。这种安排其实很有道理，因为这些哦亥哦州的中间商一方面熟悉这些汽车制造公司、汽车修理行，有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他们有过自己的汽车配件厂，熟悉这些技术，所以，两边都合适。这种在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分工不是很好吗？”
陈笛，“其实，我觉得这种跨国贸易安排对美国社会非常有好处。对哦亥哦州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失去了工作，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更多的美国人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汽车、汽车配件。比如，像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只要55美元到80美元，而有的不是量身定做的成衣还要120美元一件，所以，有了刘向的公司以后，更多美国人不是可以付更少的价格，但能买到更合身、式样更有个性的衬衣了吗？这些节省下来的钱不是让美国人用同样的收入买到更多的消费吗？所以，国际贸易好不好，要看对美国社会总体的影响如何，不能只根据对部分群体的影响下结论。”
“当然，问题还不只是在美国。在中国方面，也有很多人抱怨、反对全球化。好像参与全球贸易的各国都在说自己从国际贸易中吃亏了，世界上的事有时真好玩，好像谁都吃亏了。中国方面的抱怨是，卖出去的东西太便宜了。比如说，一件衬衣在美国可以卖55美元，而中国的制衣厂才拿15美元，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剥削。特别是，有人计算了一下，要8亿件衬衣的利润才能够买一架波音飞机。”
陈笛，“这种指责站不住脚，如果说美国方面抱怨这种贸易是因为美国丢掉了工作机会，那么，中国社会不是得到这些就业机会吗？这种贸易给中国带来许多就业机会。其实，我觉得，不能以这些衬衣在美国能卖多少钱来看中国制衣厂得到的收入，是多还是少，而是应该以在中国当地同样的衣服能卖多少钱为标准，也就是以中国本地的劳动力成本和其它成本为参照标准，因为如果没有跨国贸易，中国的制衣厂本来也无法得到美国的价格，所以，不能以美国方面的价格来判断中国制衣厂得到的是太多还是太少。”
“这当然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以前，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觉得商人创造价值，因为很多人总认为只有创造东西的活动才是在创造价值。那么，如果国际贸易商只是把东西从中国运到美国，这中间又没有多生产出任何衣服或者机械品，如果这些商人公司也赚钱，那不是在不劳而获、在剥削吗？他们创造价值吗？”
陈笛，“我认为他们也在创造价值，甚至是很高的价值。比如，刘向的公司实际上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为中国增加就业，也直接让中国工人和工厂的收入更高些。在美国这边，美国人为同样或者更好、更合身的衬衣，只需要付出更低的价格，这实际上给美国家庭带来更高的真实收入。所以，中美两方的老百姓都受益，而这些受益即为刘向所创造的价值。结果是，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刘向的公司三方面都赢。”
中国有句俗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全球化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得到的名声似乎就是如此，大家总体上都从中得到好处，但谁都要骂娘。实际上，在今天的国际秩序下，任何国家如果不愿意参与全球贸易、要退出，都能自由选择退出。既然在不是强迫的情况下还愿意留在其中，那自然说明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好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
这次跟陈笛的对话，更多是我问、她回答。让我吃惊的是，在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情况下，她对国际贸易、对市场交易的理解还这么到位，看来市场经济的原理真是天然的，只要有一些悟性，就能领会到。陈笛说，她的天生兴趣就是要赚钱。看来，只要具备这个兴趣，对市场、对商业的理解就顺理成章了，而全球化又让她感受到她们这代人的无限商机。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3：杰克如何去中国办公司？
我这一生很幸运，在耶鲁大学做教授，经常有机会认识来自各国各界的出色人物，除了听讲他们的学术研究、政策观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政治思想外，也能聆听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差不多每天有许多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等。
我们以前总想，人一旦满足温饱之后，难道还有别的诉求？人再富，也不能说“因为我有钱，所以，我每天吃八顿饭；即使是夏天，也要穿十层衣服；尽管黄金对人体有害，但我还是要在饭里放黄金；或者，虽然我同一时间只能开一辆车，但我要买上20辆好车，并同时都开着”。正常人都知道，只有疯子才这样做。那么，吃住行生活挑战、父母家庭养老等需要都满足后，甚至给后代也可以留下足够财产之后，工作、生活的意义还在哪里呢？
杰克的经历
陈笛，“他不懂中文，怎么能在中国工作、生活呢？难以想象。”
“杰克的故事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但是，他的故事也很能代表美国文化，说到底，在人的收入水平足够高之后，生活的意义更多在于成就感，特别是超出常规的成就感，就是所谓的‘乐在其中’，而不只是最后赚钱多少。杰克的家境再普通、再百姓不过了，他爷爷于1900年从波兰移民到美国的匹兹堡，做煤矿工人，父亲原来在匹兹堡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做工人，母亲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做普通接线员，父母没上过大学。杰克在匹兹堡上的中学很一般。只是他喜欢橄榄球，在中学橄榄球队打得很出色。所以，1965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大学录取，并拿到耶鲁的橄榄球奖学金，进入耶鲁读书。对于他们家来说，这是万万没想到的。”
陈笛，“是啊，我也想进耶鲁。如果能进，我也会非常高兴。”
“不过，你比当时的杰克要幸运多了，因为你现在就生活在耶鲁大学周围，也上非常出色的中学。相比之下，杰克的父母非常普通，是蓝领劳动阶层，很难给他太多关于知识世界的帮助。杰克从耶鲁毕业后，去了华尔街的一家叫‘Morgan Guarantee’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摩根大通银行，在那里工作两年。1971年又去哈佛商学院读MBA，学习工商管理。”
陈笛，“他读完耶鲁后，为什么还要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呢？”
“在耶鲁读的是大学本科，你知道，耶鲁本科教育是注重全方位的基础教育，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与工程等等各方面都要学，目的是首先教每个学生怎么做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怎么独立思辨，让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都有些了解，也就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而不是教学生具体的谋生技能。谋生技能，或者在任何专业学科的深入研究，这些是大学毕业后、读研究生时期的任务，MBA就属于研究生学位。实际上，耶鲁本科教育的定位很简单，我们总说，如果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任何本科生成了哪个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耶鲁本科教育的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任何本科生太窄地专注一门学科，而是希望每个学生全面学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耶鲁毕业生，工作一、两年后，再去哈佛读MBA，这样他们把耶鲁、哈佛的光都占上。”
陈笛，“那么，杰克读完MBA后，去了哪里？”
“还是回到华尔街，去了一家叫‘Paine Webber’证券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现在已被并到瑞士银行了，但当时是一个很出色的华尔街公司。他在那家公司的投资银行部工作，简单说，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需要资金发展的企业融到资金，比如，如果常州天合太阳能公司需要一亿美元资金扩建工厂，那么，他们可能去找投资银行，由投资银行家帮助天合找到投资者，谈好价钱，也就是谈好这一亿美元可以换成多少天和的股份，也安排好其它的投资条件，然后，在投资银行家的撮合下，投资者把这一亿美元汇给天和，而天和把股票发给投资者。投资银行家只是中间人，把资金的需要方与提供方凑合到一起，做成交易，他们赚中间人佣金。投资银行佣金通常是所成交投资额的6%，意思是，帮助融资一亿美元时，投资银行家要赚取6百万美元，这相当不错。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耶鲁MBA和本科毕业生都相望去投资银行工作，那很热门。如果帮助融资100亿美元，你能赚6亿美元，这样的事谁不愿意呢？
“刚到Paine Webber时，杰克主要做私募股权销售，也就是说，帮助那些股权还没有上市交易的私人公司融资，他的任务是把那些私人公司的股权卖给私人投资者，比如他帮助过你以前喜欢去的海洋世界公司发行股票。从1973年开始，杰克做投资银行业务。九年之后，他被提升，去负责该公司的房地产行业融资部。上任两年内，杰克先生即把房地产投资银行部的利润增加到占整个公司投资银行收益的40%。正由于他的成功，公司看到他的能力，1984年让他接管整个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接下来，公司投资银行利润在两年内翻倍，第三年再增加50%，第四年增长30%。可是，到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发生大崩盘，对投资银行业产生很大冲击，使Paine Webber以及杰克的工作难以继续下去。”
陈笛，“不过，杰克到那时已经做了15年的投资银行家，应该赚了很多钱，他怕什么呢？”
“他的确不用怕。他当时已经是Paine Webber公司的高管之一，也是董事会里的董事。1988年底，他跟几个朋友一起成立并购私募股权基金，其目的是从许多投资者那里募集资金，然后，用这些钱去收购很有价值潜力的公司，换句话说，他们希望用自己对经济或者行业走向的判断力，以超过别人的能力去挖掘那些被忽视的价值公司。把这样的公司买下来，将其整合、重组或者改善其商业模式，整顿好之后再把这些公司出售，或者让公司股票重新再上股市交易。杰克他们的想法，是希望赚取卖出时跟和买进时的差价，以此获得投资回报。可是，一年后，他们放弃了。”
陈笛，“为什么会失败呢？这听起来很好的商业理念，他们又有融资能力，如果能找到好的价值公司投资，那不是很容易成功吗？”
到香港去淘金
“问题是，当时，有太多从华尔街退下的人都在做并购私募股权基金，就像现在中国也到处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大家都去抢同样的价值公司，结果使这些公司的买价越抬越高，收益回报越来越低。到1990年，杰克先生41岁，已经有了19年华尔街投资银行经历。这个时候的杰克已经赚了很多钱，身价早已超过数百万美元，他的财富已经是他父母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吃住行，过任何正常人的生活，对杰克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到这个时候，也就是人到中年了，杰克开始想：我下半辈子要做什么？显然不只是要赚钱，因为赚钱在哪里都能做，并且许多人都能做。而他更想做一件重新定义人生的事业。他想，上半辈子的工作是为了谋生，也为了积累经验，但下半辈子必须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
“并购基金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如果只是做一件‘人做我也做’的业务，那是难以成功的。如果要真正成功，则必须抓住某种大方向、大趋势，然后在别人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时候，你超前别人一步，进入那个行业。这样，等更多人也认识到的时候，你已经先到了，你才算大成功。正巧，就在杰克琢磨世界上下一个大机会在哪里的时候，他偶然看到《商业周刊》杂志刊登的一篇对美国财政部长的访谈，内容是关于香港的发展前景，其中有段话对杰克特别有吸引力，那位财长说，‘如果我才40岁，我就会搬到香港去！’杰克想，我正好41岁！为什么这位财长对香港前景那么看好呢？看来，他话后肯定有因。但，问题是，杰克从来没有去过亚洲，更没有去过香港、中国，在耶鲁读书时也没学过香港历史、中国历史，更没学过中文。所以，香港对他是个迷，这下也好，他开始找到许多关于香港的资料，研究起来。
“1990年10月，杰克跟他的朋友比尔一起，启程去香港，开始他的第一次亚洲行。当时想，他们去干什么呢？去之前，他们订出一份很简单的商业计划：既然亚洲占世界人口40%，发展潜力当然最大，所以，发财机会也自然在那里。另外，他们想，美国和欧洲的平均年龄接近40岁，而亚洲的平均年龄30岁不到；不是说，一般的社会都是老年人存钱、年轻人花钱吗？如果真是这样，年轻人比例很高的亚洲社会不就有很多的消费需求，那不就有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吗？---- 尽管后来他们发现真实的亚洲社会不喜欢消费、而更喜欢存钱，他们当时真的是这么想。事后看，当时的他们是多么天真。带着这些想法和一股满腔热情，他们去了香港。”
陈笛，“他们为什么了解这么少呢？不是有很多书和研究报告吗？”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读书不如去实地考察了。尽管我们每年去中国，但是，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对亚洲的了解也只能停留在媒体和书本了。到香港之后，他们发现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机会是如何、如何好，这一点让他们又很吃惊，因为他们在美国时很少听人谈到中国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在1990年，情况的确不一样。由于他们起初没打算去中国，但是，在香港听到这么多人谈到中国的商业机会是多么、多么好之后，他们忍不住坐着火车到香港跟深圳交界的地方，占在香港那边的山上，向中国境内遥望了一个小时，那次遥望的确增加了他们的好奇，也让他们更想去亚洲试试。”
搬到中国开公司
陈笛，“看来，杰克的中国经历很有戏剧性，我以为人的生活历程更多是经过仔细思考、计划的。或许，这种没有计划的生活更有意思？”
“1990年底，杰克回到纽约，接下来的一年又去过香港几次。最后，他感到，如果要在香港发展，就必须身在其中；假如人在美国，那很难感受到、很难抓住机会。就这样，1992年，杰克打起家当，搬到香港。这一年也是他一生第一次到中国的一年，因为听到这么多人谈论中国的机会后，他实在憋不住了。一开始，他家在香港，但有时飞去中国。这十几年里，他到过中国不止五十几个城市。
“不过，虽然中国题材很热，但对于他这个中国外行来说，能去做什么呢？杰克知道，自己的强项是投资银行，也就是他有许多投资者网路、有许多资金来源，而中国的发展又需要很多资本，这两者合在一起必定是极好的组合，只是他不知道哪些行业、哪些项目最有前景。当然，杰克可以组建一个投资基金，把钱分投到许多行业的众多项目上，这样可以分散风险。可是，杰克觉得这样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认为，如果分散到太多行业，那么，不管在单个行业里的投资有多少，他照样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去分析、跟踪那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要做很多的研究投入。关注的行业多了，弄不好，到最后他可能对任何行业都不了解。于是，他决定集中在一个行业投，通过在那个行业投资许多公司，最终让自己成为那个行业的龙头控股公司。”
陈笛，“问题是，如果集中一个行业，万一对那个行业判断错误，或者那个行业出现问题，他的基金不就难以做下去了吗？这种单一行业的投资商业模式，风险也很大。”
“所以，行业的选择非常关键。1992年年中，一个偶然机会，杰克先生被邀参加《欧洲货币》在上海组织的一次会议，那也是杰克第二次入境中国。正置他在思考、寻找一个中国行业去重点投资的时候，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大众汽车一位高管的报告给他极大的兴奋，那位德国经理说，他们非常看好中国的轿车市场，认为中国正在增长的中产收入阶层会带来巨大的汽车需求，德国大众的未来收入增长应该主要来自中国的国内市场。等到这位经理讲完，进入问答期，一位听众问，‘大众汽车在中国扩大生产和销售的最大挑战是什么？’那位德国经理回答说，‘最大的问题是保证高质量汽车零部件的供应’。这下好了，杰克的商业灵感就有了，‘我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甚至要成为全球最大的零部件商！’
“就这样，1993 年初，杰克先生选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其集中投资的领域。1993 年前 9 个月，他和团队走访了 40 座城市里的 100 多家工厂。亚新科集团于 1994 年 2 月正式成立，首期从境外融资 1 亿 5 千万美金。在1994至1997年间，共建立 11 家合资公司，其中对几家核心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控股收购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到今天，共有17家零部件生产基地，分布在中国的湖南、安徽、四川、湖北、江苏、广东、山西、北京和黑龙江，也有55个销售网点，包括一些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网点。他们的发展战略是，先在中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发展中国境内的销售市场，然后将销售网扩大到全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行动者。“
陈笛，“他们为什么把生产基地分散到这么多省份，这不是不利于管理、增加管理成本吗？”
“是有这一问题。但好处是，由于销售市场遍及全国，也到国外，不同地方生产，不是也能就地销售、减少运输成本吗？再者，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网络很发达，异地运输不是问题，运输成本也下降了很多，这些已把中国各省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缩小。正因为这些交通运输技术，加上手机等通信技术，不仅各省、甚至各国的工厂和销售办公室能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司，而且全球化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可行的现实。这些新现实的确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商业机会，更加出奇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妈妈要你学好中文了吧？”
杰克的故事，他的商业模式，给我和陈笛很多启发。他没有学过工程技术，更没学过汽车制造，但今天已经利用他的华尔街融资网络，还有在中国和美国等地的销售网络，创办了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中国公司。原来，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式，也存在于不同的行业，真是学不完，用不完。
对于杰克来说，从他的言谈和讲座中，我能充分感受到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满足，特别是他对几乎纯属偶然的“中国梦”的满足，这一切当然是1965年身在匹兹堡的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所无法想象到的。让他最为欣慰的不一定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回过头看，在“中国热”还没起来的1992年，在他还从来没去过中国的时候，走在别人前面，选择把家搬到香港、随后搬到北京，尽管事前看那是多么莫名其妙！或许，这就是超出赚钱之外的人生意义。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4：为什么谈商业模式？
至今，《与女儿谈商业模式》已有13次，这些文章大体反映我跟陈笛的许多对话内容，只不过为了便于读，在写下时，对部分内容做了些补充。看到这些对话，许多朋友在问，“为什么跟女儿谈商业，而不谈伦理、道德、《论语》、《中庸》？这种教育是否太重利轻义？”
教育小孩当然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但是，教子女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几年关于读经的话题炒得很热，许多人认为那才是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内容。我不这么看，原因很多，其一是《四书五经》的东西没有几个小孩能读懂，特别是对于像陈笛这些中文本来就不好的小朋友，就更难。
其二，这些经典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已过时，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生活，那么，你能给他的最好礼物之一是不让他成为“儒家”人；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生和同事，我们这些人普遍表现得“中庸”、太“儒”，所以，在美国和其它非“儒”社会里特别吃亏，儒家压抑个人表现，而个人表现、主动表现又偏偏是现代市场营销所必需的个性和技能。我们常抱怨中国缺乏品牌，其中的原因当然与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有关，但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崇尚的被动个性，在于压抑个人表现的儒家主张。为什么市场营销这个行当起源于美国？为什么在美国生活的印度人普遍比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更擅长市场营销，也比后者在公司高管层中更成功？“中庸” 反对竞争、反对主动伸张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一个行为过于“儒”的人，只会被动地等待别人给他以本来就该属于他的东西，总是把主动权留给别人，而不是自己争取、保护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中国公司走出去营销、投资时，困难重重，原因也在此。你如果爱子女，就不要通过《论语》、《中庸》把他们的手脚束缚住。
其三，如果要教《论语》、《中庸》，到最后，又变成做父母的高高在上教训子女，而不是平等地交流、对话。“三纲五常”的主张不是人格平等，而是以年龄、性别规定的等级服从关系。
我跟许多朋友一样，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这种背景有些朋友会不愿意提起，但我自己从不遗憾。实际上，让我终身遗憾的，不是在农村长大的背景，因为那些经历造就了我整个人的基础，没有那些基础，或许我整个的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最遗憾的是从小到大，跟父母、兄长没有过真正的对话交流，就是那种跟自己真正谈得来的朋友才有、能产生共鸣、能让你感到近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我对父母、兄长都有独特的感情，只是那种感情更多源自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把我从小带大、供我读书，源自他们是我的父母、兄长，而不是靠对话交流、心灵沟通形成的感情。这种以亲情为基础的感情更多是因回报义务、“孝敬”责任所致，是没有选择的义务；相比之下，以心灵沟通为基础的感情更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因为“谈得很开心、很默契”自然感受、建立的。
之所以给我留下这些遗憾，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很穷，生存的挑战是每天面对的事，在亲情之间做心灵沟通、感情交流，那会是不现实地奢侈；另一方面，在“三纲五常”秩序下，也不应该在代际之间、在兄弟之间有平等的“心对心”对话，父亲在子女面前、兄在弟面前总要表现得威严，表现得不可接近，更不能表现得平等，前者可以大声训话，而小辈只有听话的份。在这种文化场景下，子女跟父辈、弟弟跟兄长间怎么能有真正的心灵沟通？让做子女的除了知道要无条件地“孝敬”、听从长辈之外，还能有什么空间去与长辈“心对心”对话、建立自愿的感情呢？由于年龄不同、生活阅历各异，这本来就使与父母、兄长的沟通很难，难以有共同语言，而“三纲五常”秩序真是雪上加霜。
正由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此，在我做父亲后，下决心不要让女儿重复我的经历，宁愿让女儿感到我是她们可以谈心、平等交流的朋友，不要让她们感到我是威严得不可近的父亲。我一直以为，如果今后女儿只是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才跟我联系，而不是因为跟我谈话投机，那会是一种失败。我和 夫人的养老不需要靠女儿她们，即使发生病残也不需要她们的经济回报，所以，我们没有指望任何经济上的 “孝敬”回报，实际上更多想到的是将来给她们留下多少遗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可不必对女儿来不来就行使做父亲的权威，对她们训话，而是想法如何跟她们沟通、接近。爱她们还来不及，又何必打骂她们、在她们面前表现得威严不可近呢？
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女儿感兴趣的话题，找到她们的兴趣点，然后，针对她们的兴趣点去对话讨论，以此展开沟通。而陈笛恰恰又对两个话题最感兴趣：一个是如何赚钱成为亿万富翁，另一个就是世界历史。这下好啦，她算是天生幸运了，我们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了。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话题，商也好，文学、哲学、历史也好，只要是女儿感兴趣的，都能围绕一个话题，展开传输做人的道德、伦理，而不是只能通过《四书五经》来传授做人的道理。而实际上，在我跟陈笛的交谈中，已多次涉及到伦理道德的问题、做人的问题。通过与陈笛的交流对话，也让我真正地学到，人的本性真的是很天然的，只要你对人、对社会有足够的敏感度并细心观察，即使像陈笛还没有学过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她照样能想到如何管理一个公司、领悟到不同商业模式的诀窍。
中美家庭模式比较
关于后儒家文化的中国社会如何重建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话题，以后慢慢谈。在结束这次不谈商业模式的文章之前，我们还是谈一种模式，即家庭代际模式。这也是一天早晨送陈笛、陈晓上学的路上谈的话题。当时，我就问她们，中美社会的两种家庭模式，哪种更好？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病残、意味损失保险，所以，等儿女长大之后，儿女必须无条件地“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回报老人，“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经济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文化秩序，其它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执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payback) 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但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选择要生，生小孩之后，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未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不再有任何义务了。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以这种方式让子女小时候起就“恋家”、念父母。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正由于此，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 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空间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这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笛当然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说，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被怀胎、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小孩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他们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美国的老人就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很小年龄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家庭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来到人世间的子女在自己出生之前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但他们从小开始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社会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儒家社会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不管你自己也成年或者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这真是一种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的不公正，他们要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
好就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恢复儒家的传统也难，在自己的未来经济安全、生活需要都能通过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自己的家庭从经济利益交换的功能中转变出来，让家庭重新定位在感情交流、心灵沟通的功能上，以能够跟子女在任何话题上的平等交流沟通而欣慰。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5：“无股权不富”
“陈笛，长大后你想做哪行？我知道，你的目标是二十岁成百万富翁。可是，做哪一行最适合你成功呢？”
陈笛，“以前谈到过做电力、能源公司，但你说那些行业政府管制多，不容易自由创业。不过，我一直想创作儿童漫画，写成可爱的漫画书，然后，再根据这些漫画延伸出许多服装、玩具、文具用品等产品，就像迪斯尼那样，延伸出整个相关的产业。特别是，这些书、玩具、文具不仅可以先是英文的，同时可以翻译、调整成中文、日文、德文等等。 这样，不就有很大发展空间吗？”
“这很好，看来，今年暑假你可以开始设计、写作漫画书了。不过，也许，你也可以考虑今后办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股权基金，吸收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把钱委托给你，帮他们用钱赚钱，这样，你也能成亿万富翁。”
陈笛，“但是，那种工作听起来不太让人激动，就只是做股权买卖投资？”
“以前，中国有句俗话说，‘无商不富’。这话说的有道理，只是传统的‘商’最多只能带来小富，比如，即使你搞异地贸易，从一个价格低的地方买下货，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就像刘向从中国制作衣服、然后到美国卖一样，一件衣服能赚毛利10美元、20美元，10万件衣服才能赚100万、200万美元毛利，但是，这中间成本也很高，卖10万件衣服也不容易，到最后去掉成本，不会剩下多少利润。传统的餐饮业也如此。换句话说，这些靠卖东西、卖服务的传统商业，本身可以赚钱，总比一般工薪职业者能赚更多钱，但是，这些传统的经商做法只能成小富，成不了亿万富翁。”
陈笛，“那你的意思是，怎样才能成亿万富翁呢？”
“现在,中国的俗话‘无商不富’，应该改成‘无股权不富’，至少是无股权难以‘大富’。差别在哪里呢？传统商业都是以卖产品、卖服务赚当前的钱为特点，这样你得一天一天地去赚、去累计，但毕竟人的实际生命有限，每天的买卖赚得再多，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多天，而且还有生病、节假日等等。但是，有了股权交易市场之后，比如股票市场，财富增长的空间就根本改变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股权价格是未来无穷多年的利润预期的总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办成功了而且职业化的管理也到位，那么，这个公司就具有无限多年生存经营下去的前景，拥有这个公司的股权等于拥有了这种未来无限多年收入流的权利。当你卖掉这种股权时，等于是在卖出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流，这就是为什么靠股权赚钱远比靠传统商业利润赚钱来得快，财富规模来得大，你想，一个人靠自己一天天地累积利润，靠自己的长寿来最大化个人财富，怎么能跟一个通过股权交易能把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今天就变现的人比呢？后者的利润总和是不受自然人的寿命限制的。”
陈笛，“你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盖茨、李彦宏、施正荣能二十几、三十几岁能成为亿万富翁？”
“是的。不过，自己创办职业化管理的公司、培植公司无限多年生存下去的能力、从而使股权具有极高价值，这不是唯一实现‘股权致富’的方式，办投资基金公司、做股票投资者也能做到这一点。比如，今天美国最大的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富达投资基金公司(Fidelity)，它今天管理近两万亿美元的财富，也由于该公司的成功，他的主要创始人约翰森先生家族早就是亿万富翁。为什么这个公司能这么成功？其背景是什么？
“最初的富达基金成立于 1930年，但由于之后的经济大萧条，证券基金没有起色，难以募集到个人或机构投资者的钱。1943年时，约翰森先生接手负责管理该基金，到1946年，其管理的资金总额才1300万美元，不是很大。在那种情况下，很难说富达基金公司的前景怎么好，连当时整个基金管理行业的前景都暗淡，因为到那时为止，人们还不知道证券投资基金是咋回事，即使人们有点钱，也会觉得自己买卖股票就行了，为什么要找专门的投资家去代他们做投资呢？整个投资基金业的立足点还没找到。”
陈笛，“那么，后来的发展是怎么出现的呢？”
“对富达基金管理公司最大的颠覆性事件是，1952年它聘用蔡志勇 先生。这简直是传奇式故事。蔡 先生1929年出生在上海，读完高中，l946年只身赴美国留学。1952年他在波士顿大学念MBA学位，还没有读完学位，就于当年决定去富达公司做周薪50美元的初级分析员工作。1957年，因为蔡 先生的建议，富达基金公司决定推出一只叫‘富达资本基金’ (Fidelity Capital Fund)，并由蔡 先生做该基金的投资总经理。
“蔡 先生的最大突破是改变富达以往保守的投资方式，也就是，原来的富达基金主要是投高分红的公司股票，在蔡 先生看来，买这些股票就像买年利率固定的政府公债一样，一年到头主要靠分红赚钱，跟政府公债、跟银行存款的年利息差不多，这样风险是小，但是，这种股票让你永远也富不了，他觉得这种投资基金等于是在跟银行存款竞争，没有意义。他认为，真正能体现股权投资价值的是那些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公司股票，那种公司才是股权投资的意义所在，否则还不如把钱存银行！那些具有高成长型的公司，它们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会几乎是无穷的高，那么，这些公司股票的未来收入预期的总值也几乎是无穷大！投资这样的公司才是真正的致富之路！所以，他管理的富达资本基金只投他看好的高增长型股票。结果，他的基金投资回报每年超过50%，这简直是奇迹，很快地该基金吸引了许多个体投资者的钱，基金总值几年内上升到10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证券基金。也因此，富达公司的形象和品牌在美国轰动，成为美国基金管理业名誉最高的企业。也正因为蔡 先生的投资理念，整个证券投资基金业找到了区别于银行的立足点，那就是，不是让投资者赚稳定的保值型红利收入，而是给他们提供‘股权致富’的选择！这样一来，富达投资基金公司就有了后来快速发展的立足性主题了。”
陈笛，“不过，公司分红的红利收入不是也很好吗？那种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也很安全，这不很好吗？”
“这就看你追求的目标了。如果你想为已到手的钱保值，要稳定性收入，高红利的公司当然好，可能比存银行好一些，但是，这不是‘股权致富’的路！比如，在 1926年时，如果你把一万美元投资到美国政府公债，然后将每年的利息加本金再重新投入新的政府公债，到今年，细算一下，那一万美元增长到79万美元，这数字不小吧？只是如果从1926年开始，把这些钱年复一年地投到成长型美国小公司股票中，那么，那一万美元今天就增值到1亿5千万美元了，你今天就成了亿万富翁了！这个例子是根据真实数据得到的，你看，是投资高增长型股权、还是稳打稳地买国债或者存银行，最后的致富结果有天壤之别！
“所以，只要你专门挑选有增长前景的公司，不管它有没有有形资产，投资股票或者办股票投资基金，也可以让你享受到‘无股权不富’、‘股权致富’的好处。相比之下，如果你投那些高红利收入型的公司股权，那种股权更像银行存款，只能漫步走，不是致富型，而是保值型的。高增长型公司才是股权致富的意义所在。”
说完这些，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涉及到，就是，传统中国也有股份合伙企业，那些股份虽然没有活跃交易市场，但不也是可以买卖吗？为什么以前就不能以“股权致富”？这就涉及到现代和传统社会的核心差别问题，亦即产权保护体系和契约交易（证券交易）所要求的配套制度架构问题。首先，一个公司的管理是否能够足够职业化、非人格化？这决定公司的寿命是否能超过创始人的生物寿命、是否能“无限地”活下去。如果公司的管理不能与创始人、主要股东的自然人格脱离开，如果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不能分开、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人格，那种企业就没有自身的独立生命，顶多是自然人为了小打小闹的短期生意而设，企业的生命跟创始人的生理寿命捆绑在一起。
就以费孝通、张之毅 先生写著的《云南三村》中的玉村为例，1943年当张 先生回访玉村考察时，他发现玉溪旧有富商基本走向衰败，说，“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 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 当然，费、张两 先生谈的情况含义甚广，为什么文兴祥、冯祥这些创业者在世时没有培养“接班人”？公司的管理显然没有程序化、非人格化；为什么除了自己的亲属、亲戚外不能在更广泛范围招募职业化经理？从这个意义上，基于血缘、不超出血缘的儒家文化是“股权致富”的文化制度性障碍。--- 这个问题当然很大，另文再谈。
其次，即使企业能够发展到非人格化管理、进而能够无限多年地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利润流可以是无限地长久，那么，企业的股权作为一种长期产权是否能得到保护，这极为关键。如果产权（特别是无限长久的产权）的所有者得不到保护，那么，公司的生命不管有多长，其股权还是难以有交易市场，至少没有人愿意出高价，就也不会有“股权致富”的通道。
最后，股权的交易市场必须足够的广泛，交易成本必须足够低、交易量足够大，否则，股权没有流动性，价值不会太高，“无股权不大富”就难以成立。所以，法治和产权保护体系是一个社会能否从简单的“无商不富”过渡到“无股权不大富”的基础。
这些内容对陈笛有些难度。不过，通过以前许多案例的讨论，她总体上还能知道这些差别。只不过，至今为止，她还是不认为办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是个“正式”的事业，总觉得那不够“实”。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6：跨国经营个性化服装
陈笛：“爸爸，今天老师谈到全球化，说当今世界进入了经济一体化的贸易体系，各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但我还是不明白，全球化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个可以这样理解，爸爸出生在中国湖南的茶陵县，小时候说的是茶陵话，1979年到长沙上大学，开始改说长沙话。1986年来美国读书，又改说英语。来美国后的这22年里，我们不仅在三个不同的州生活过，而且还去过二三十个国家，也经常来往于美国和中国之间。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幸运，你在哪里出生、小时候说什么语言，并不决定你长大后在哪里生活、说什么语言，你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工作。这就是全球化，不仅人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流动，而且各种商品和服务也能全球流动。所以，有的人说，全球化的意思是，到成本最低的资本市场去融资、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生产制造、到利润最高的地方去销售。在全球各国加入一体化的市场之后，国界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弱了。”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基地？前一段听你讲，你的学生刘向开了一家个性化男装公司，在美国吸收客户、量体等等，然后在中国制作衣服，再寄到美国。那么，他的公司是否就是全球化的具体实例？”
“是的。以男士正装衬衣为例，按客户体型、布料和式样做成的个性化衬衣，在中国的出厂成本大约是15美元。而在美国，同样的个性化衬衣零售价在70美元以上，高的可以到120美元，甚至150美元。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价格差别，当然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创业机会。刘向在做的是，到全球范围内找成本最低、质量可靠的地方——中国生产，然后，在利润最高的美国销售。”
陈笛：“既然中美间个性化衣服的差价这么大，为什么以前没人看到这种机会，而刘向却可以成功呢？”
“个性化服装的制作跟标准化成衣不一样。一方面，它更需要跨国运输速度和运输成本方面的支持，因为每个客户的尺寸不同、式样与布料偏好也不同，如果运输速度太慢，比如，要一两个月才能寄到，客户会等不了；如果运输成本太高，从中国运过来一件衣服要40美元，那么，经营方就没法赚钱了。另一方面，在中美之间的通信速度和成本也必须跟上，否则，美国方面的客户要求就很难准确有效地传递给中国的裁缝。这两方面的条件要同时成熟，才能做跨国个性化服装制作和销售，要不然，两国间的差价再大也难以成功。”
陈笛：“你的意思是，以前这些条件不成熟，而现在成熟了？”
“是的。首先，我们看看运输速度和成本的变化，这历来是决定全球化的可行性的核心要素。比如，第一个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容闳，他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当年11月从纽约上船，穿越大西洋，历经欧洲、非洲和印度洋，花了整整154天才到达中国。那时没有飞机，在海上颠簸154天是回中国的唯一途径。在那种运输速度下，刘向的生意当然无法做。 19世纪末期，横跨美国东西部的铁路网建成，这大大缩短了货物在美国东部跟中国间的运输时间，因为中国货物可以先经太平洋船运到美国西部，然后由火车陆运到东部。但这还是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太慢。
“对刘向的商业模式帮助最大的，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 1958年波音公司成功推出波音707喷气式飞机，长距离跨国空运终于变成现实。今天，从纽约到北京的直飞时间只有13个半小时，相对于容闳的154天，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成本上，从1854年到1910年，跨国运输成本平均下降70%，今天的运输成本还不到1854年时的三十分之一。对刘向而言，今天从上海寄衬衣到纽约，空运可以两天到，如果是一星期寄到，平均每件衬衣的快寄成本是8美元。”
陈笛：“这样的话，衣服出厂价15美元，快寄费8美元，共23美元成本。”
“但是，美国对衬衣进口有20%的关税，这又是3美元，再加每件衣服要支付1美元买进口配额。另外，在中国也要雇人负责协调和邮寄，每件要付5美元的费用。所有这些成本加在一起，一共是32美元。除了这些运输和关税成本外，刘向跟在中国的制衣厂裁缝的沟通速度也很关键，个性化服装必然意味着许多个人化的要求，这就要求刘向总能跟裁缝交流客户的信息和偏好。到今天有互联网、email、手机电话等通信工具，这些越洋通信不仅速度极快，只是几秒钟的事，而且成本几乎可以忽略，这为刘向的商业模式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
“可是，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幸运。在容闳的时代，从纽约往上海传递信息的最快方式是通过海船，也就是要154天才能送到。 1866年，纽约和伦敦之间开通电报线路，而中国跟伦敦的电报线路于1871年接通，随即，上海跟纽约间的信息传递速度从原来的154天降到4天左右。1901年电话开始进入中国，但直到1950年中国才有第一条国际电话线路。虽然那时候或说到1990年左右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和电报服务都有，信息传递速度跟上了，但电话费太高，即使到10年前，从美国打电话到中国，每分钟还要近3美元。为了说明一个顾客的特殊衬衣要求，你可能要在电话上说10分钟，花 30美元的电话费。在这种通信成本下，横跨中美来经营个性化服装制作业务，难以成功。好就好在今天的越洋电话费只有3美分一分钟，而email的费用基本为零，这样，美国这边客户的信息和个人偏好，不到一秒钟即可免费送到在上海的裁缝那里，如果有疑问或出现差错，又可打越洋电话沟通，很便宜。因此，在信息沟通上，刘向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也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我极力鼓励刘向创办他的公司，我们也有参股。”
陈笛：“如果说每件衬衣的到岸价是32美元，刘向的出售价是多少？”
“初步定在50到55美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决策。刚才讲到，现在美国量身定做的衬衣价格在70美元以上，但这个市场很小，只有那些相当有钱的人才买得起。我跟刘向说，如果他要成功，必须把价格压下来，否则难以扩大市场规模。他的核心目标，是要让美国中等收入的人也能买得起量身定做的衣服，而不是只有高收入的人才买得起。因此，刘向根据自己读MBA时学到的市场调查技巧，做了很多市场问卷，他发现，多数中年人觉得55美元可以承受，再高就显得贵了。”
陈笛：“这很有意思，原来产品定价还有科学基础的。不过，这听起来似乎太容易了，我还是有些怀疑，为什么这个事其他人不做？”
“说的对，裁缝、服装是一个很老的行业。但是，我跟刘向说，判断创业成功与否的标准跟以往不同，就像咖啡店业务很老了，但照样可以出星巴克这样的现代成功企业一样，关键在于赚钱模式；如果你今天只是通过一件一件卖衣服来赚钱，那的确跟传统裁缝店没区别，就是一种失败；如果你把你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制作业务的流程都标准化，使其可复制性很好，也就是使生产规模能像星巴克那样不断地扩张，那么，即使近些年公司会亏损，但你的公司照样会值很多钱。换句话说，你赚钱的方式不在服装本身，而在于使你的公司股权很值钱，靠最后卖掉你的公司赚钱。”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7：全球化下的创业机会
看到跨国商业机会、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间存在的商品价格差别之后，陈笛对学中文的兴趣增加不少。
陈笛：“全球化很有意思。看来，只要同样东西的价格在中美或者其他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差别足够大，那么，在国家之间做贸易就一定能赚钱。比如，在中国制造运到美国卖，或者在美国制造运到中国卖，这些创业机会都存在。”
“正是这样，今天全球化提供的机会与以前很不同，特别是当产品市场规模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
“以前我们谈过沃尔玛公司，原来它只是在美国各地开分店，把多数夫妻杂货店挤掉。沃尔玛之所以能把这些小规模杂货店挤掉，是因为它的规模很大、客户数量庞大，能够跟供货商砍价，使沃尔玛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2006年时，在美国，沃尔玛每周有1亿多客户前来购物，在美国之外的14个国家，有近3000家分店，也有1亿多客户。国内、国际销售网加在一起，使沃尔玛一年的销售额超过3500亿美元，这种全球化了的规模使沃尔玛能胜过任何竞争者，更有能力跟供货商砍价。
“对供货商来说，谁能给沃尔玛供货，谁的产品销路就能立即遍及15个国家，两亿多顾客。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哪家公司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做跨国销售，或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找最便宜的地方生产制造自己的产品，哪家公司就会被竞争对手挤掉。”
陈笛：“行业内的竞争不是历来就有吗？”
“是的，不过，原来规模的因素没有这么强过。还是以刘向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公司为例，上次我们谈到，刘向以55美元左右的价格向美国中产阶层提供量身定做、个性化的衬衣，以外包到中国制造、规模化经营为其商业模式。他这样做，立即对美国现有的男士正装专卖店构成威胁。男士正装行业历来有竞争，但以往的竞争，都是美国各地区本地人之间的竞争，那些男士衣服在本地制作，又只在本地的小社区里销售，也没有连锁，所以，在成本和规模上都处于劣势。
“最近，刘向在跟哈特福特（Hartford）市的一家男士正装店谈判，希望由他给他们提供量身定做的衬衣。但问题是，这家店子现在连成衣也卖120美元一件，又怎么会愿意帮助刘向销售量身定做而价格才55美元的衬衣呢？如果他们愿意帮刘向做销售，这等于是把现在的成衣销售业务给毁了；而如果他们不与刘向合作、坚持以120美元的价格销售现有的成衣，那么，来自刘向的价格更低而又是量身定做的正装会把他们慢慢挤垮。”
陈笛：“那最后刘向跟他们如何谈呢？”
“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折中点，让这些男士正装店以80美元一件卖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其中40美元给这些零售店。这样，他们当然要牺牲掉原来120美元一件成衣的业务，由于这些昂贵的成衣销量本来就很小，所以牺牲不是太大，现在是量身定做而且还便宜，销售量肯定要大增。这样，刘向希望找许多家男士正装店帮他代销，以此拓广销售渠道。这种安排，让刘向在利润上做出不少牺牲，暂时赚不了什么钱，但是，这让他在市场规模上能很快打开局面。等有了规模和品牌后，他可以提价，也可以减少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并跟那些代销正装店重新谈判。”
陈笛：“在学校，我们老师讨论到全球化跨国贸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外贸，特别是把衣服制作、商品制造都外包到中国、印度后，使美国相应的行业失去许多工作机会，比如，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制衣店、成衣店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全球化对美国不一定有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美国的制造业的确在失去许多就业机会。比如，我们以前住过四年的俄亥俄州，那里曾经是美国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基地之一，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有一些制造厂。可是，在过去十几年，这些制造厂相继关门，都往中国的东北、浙江、江苏迁移。结果，俄亥俄州许多工人失业了，直到今年总统选举，还是哪个候选人反对全球化国际贸易，哪个候选人在俄亥俄州就能赢，因为这涉及到许多俄亥俄州人的饭碗问题。原来那些制造业的老板，现在基本都转变成了机械制造品的国际贸易商。”
陈笛：“其实，我觉得这种跨国贸易安排对美国社会非常有好处。对俄亥俄州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失去了工作，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更多的美国人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汽车和配件。比如，像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只要55美元到80美元，而有的不是量身定做的成衣还要120美元一件，所以，有了刘向的公司以后，更多美国人不是可以付更少的钱，就能买到更合身、式样更有个性的衬衣了吗？这些节省下来的钱不是可以让美国人用同样的收入买到更多的东西吗？所以，国际贸易好不好，要看对美国社会总体的影响如何，不能只根据对部分群体的影响下结论。”
“当然，问题还不只在美国。在中国方面，也有很多人抱怨、反对全球化。好像参与全球贸易的各国，都在说自己从国际贸易中吃亏了，世界上的事有时真好玩。中国方面的抱怨是，卖出去的东西太便宜了。比如说，一件衬衣在美国可以卖55美元，而中国的制衣厂才拿15美元，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剥削。特别是，有人计算了一下，要8亿件衬衣的利润才能够买一架波音飞机。”
陈笛：“这种指责站不住脚。如果说美国方面抱怨这种贸易，是因为美国丢掉了工作机会，那么，中国不就是得到了这些就业机会吗？其实，我觉得，不能以这些衬衣在美国能卖多少钱，来看中国制衣厂得到的收入是多还是少，而是应该以在中国当地同样的衣服能卖多少钱为标准，也就是以中国本地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为参照标准。因为如果没有跨国贸易，中国的制衣厂甚至无法得到美国的价格。”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以前，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觉得商人创造价值。很多人总认为，只有生产东西的活动才创造价值。那么，如果国际贸易商只是把东西从中国运到美国，这中间没有多生产出任何衣服或者机械品，也能够赚钱，那不是在不劳而获、在剥削吗？他们创造价值吗？”
陈笛：“我认为他们也在创造价值，甚至是很高的价值。比如，刘向的公司，实际上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也直接让中国工人和工厂的收入更高些。在美国这边，美国人付出更低的价格，就可买到同样或者更好、更合身的衬衣，这实际上给美国家庭带来更高的真实收入。所以，中美两方的老百姓都受益，这就是刘向所创造的价值。结果是，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刘向的公司三方面都赢。”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8：杰克在中国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
陈笛：“他不懂中文，怎么能在中国工作、生活呢？”
“杰克的家境再普通不过了。他爷爷于1900年从波兰移民到美国的匹兹堡，做煤矿工人，父亲原来在匹兹堡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当工人，母亲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做普通接线员，父母都没上过大学。杰克在匹兹堡上的中学很一般。他喜欢橄榄球，在中学橄榄球队打得很出色。所以，他1965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大学录取，并拿到耶鲁的橄榄球奖学金。他能进入耶鲁读书，对于他们家来说，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杰克从耶鲁毕业后，去了华尔街的一家叫‘Morgan Guarantee’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摩根大通银行，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71年他又去哈佛商学院读MBA，学习工商管理。”
陈笛：“他读完耶鲁后，为什么还要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呢？”
“在耶鲁读的是大学本科，你知道，耶鲁本科教育是注重全方位的基础教育，也就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而不是教学生具体的谋生技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耶鲁毕业生，工作一两年后，再去哈佛读MBA，把耶鲁、哈佛的光都沾上。”
陈笛：“那么，杰克读完MBA后，去了哪里？”
“还是回到华尔街，去了一家叫‘Paine Webber’的证券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现在已被并到瑞士银行了，当时是一个很出色的华尔街公司。他在那家公司的投资银行部工作，简单说，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需要资金的企业融到资金。
“到1990年，杰克41岁，已经有了19年华尔街投资银行经历。这个时候的杰克已经赚了很多钱，身价早已超过数百万美元，他的财富已经是他父母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吃住行，过任何正常人的生活，对杰克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到这个时候，也就是人到中年了，杰克开始想：我下半辈子要做什么？显然不只是要赚钱。他想，上半辈子的工作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积累经验，但下半辈子必须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
“1990年10月，杰克跟他的朋友比尔一起，启程去香港，开始他的第一次亚洲行。他们去干什么呢？去之前，他们订出一份很简单的商业计划：既然亚洲占世界人口40%，发展潜力当然最大，所以，发财机会也自然在那里。另外，他们想，美国和欧洲的平均年龄接近40岁，而亚洲的平均年龄30岁不到；不是说，一般的社会都是老年人存钱、年轻人花钱吗？如果真是这样，年轻人比例很高的亚洲社会不就有很多的消费需求，那不就有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吗？——虽然后来他们发现真实的亚洲社会不喜欢消费，而更喜欢存钱，不过他们当时真的是这么想。事后看，当时的他们是多么天真。带着这些想法和满腔热情，他们去了香港。
“到香港之后，他们发现人们都在谈论中国大陆的机会是如何如何好，这一点让他们又很吃惊，因为他们在美国时很少听人谈到中国大陆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在1990年，情况的确不一样。
“他们起初没打算去中国大陆，但是，在香港听到这么多人谈到中国大陆的商业机会是多么多么好之后，他们忍不住坐着火车到香港跟深圳交界的地方，站在香港那边的山上，向中国大陆境内遥望了一个小时，那次遥望的确增加了他们的好奇，也让他们更想去中国大陆试试。”
陈笛：“看来，杰克的中国经历很有戏剧性，我原以为人的生活历程更多是经过仔细思考、计划的。或许，这种没有计划的生活更有意思？”
“1990年底，杰克回到纽约，接下来的一年又去过香港几次。最后，他感到，如果要在香港发展，就必须身在其中；假如人在美国，很难感受到并抓住机会。就这样，1992年，杰克打起家当，搬到香港。这一年他也平生第一次到了中国大陆，因为听到这么多人谈论中国的机会后，他实在坐不住了。一开始，他家在香港，但有时飞去大陆。这十几年里，他到过中国五十几个城市。
“杰克知道，自己的强项是投资银行，有许多投资者网络和资金来源，而中国的发展又需要很多资本，这两者合在一起必定是极好的组合，只是他不知道哪些行业、哪些项目最有前景。
“当然，杰克可以组建一个投资基金，把钱分投到许多行业的众多项目上，这样可以分散风险。可是，杰克觉得这样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认为，如果分散到太多行业，那么，不管在单个行业里的投资有多少，他照样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去分析、跟踪那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要做很多的研究投入。关注的行业多了，弄不好，到最后他可能对任何行业都不了解。于是，他决定集中在一个行业投，通过在那个行业投资许多公司，最终让自己成为那个行业的龙头控股公司。”
陈笛：“问题是，如果集中一个行业，万一对那个行业判断错误，或者那个行业出现问题，他的基金不就难以做下去了吗？这种单一行业的投资商业模式，风险也很大。”
“所以，行业的选择非常关键。1992年年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杰克应邀参加《欧洲货币》在上海组织的一次会议，那也是杰克第二次前往中国大陆。那时他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去进行重点投资的中国行业，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大众汽车一位高管的报告让他很兴奋。那位德国经理说，他们非常看好中国的轿车市场，认为中国正在增长的中产阶层会带来巨大的汽车需求，德国大众的未来收入增长应该主要来自中国的国内市场。等到这位经理讲完，进入互动环节，一位听众问，‘大众汽车在中国扩大生产和销售的最大挑战是什么？’那位德国经理回答说，‘最大的问题是保证高质量汽车零部件的供应’。这下好了，杰克的商业灵感就有了，‘我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甚至要成为全球最大的零部件商！’
“就这样，1993 年初，杰克选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其集中投资的领域。1993 年前 9 个月，他和团队走访了 40 座城市里的 100 多家工厂。亚新科集团于 1994 年 2 月正式成立，首期从境外融资1.5亿美元。在1994至1997年间，共建立 11 家合资公司，其中对几家核心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控股收购也在这一时期完成。
“到今天，共有17家零部件生产基地，分布在中国的湖南、安徽、四川、湖北、江苏、广东、山西、北京和黑龙江，也有了55个销售网点，包括一些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网点。他们的发展战略是，先在中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发展中国境内的市场，然后将销售网扩大到全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行动者。”
陈笛：“他们为什么把生产基地分散到这么多省份，这不是会增加管理成本吗？”
“是有这个问题。但好处是，由于销售市场遍及全国，甚至也到国外，不同地方生产，不是也能就地销售、减少运输成本吗？再者，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网络很发达，异地运输不是问题，运输成本也下降了很多，这些已把中国各省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缩短。正因为这些交通运输技术及手机等通信技术的进步，不仅各省、甚至各国的工厂和销售办公室都能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司，而且全球化也早已从一个概念变成了非常可行的现实。这些新现实，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机会，以及更加出奇的人生体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妈妈要你学好中文了吧？”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9：尹明善 先生主宰命运的故事
“陈笛，这次我们去重庆，见到尹明善 先生，参观了他的力帆摩托、力帆汽车车间，非常有意思。尹 先生今年71岁，创业使他成为亿万富翁。”
陈笛：“他是怎么创业的呢？”
“1992年，他54岁时才开始创业进入摩托车制造业。他的公司创立不到17年，如今年销售额超过了100亿。他那么晚创业，也能这么成功，本身意义就很大，起码说明创业不只是年轻人的事。
“尹 先生做过工厂英语资料译员、重庆广播电视大学英语教师、重庆出版社编辑。1985年底，他创办重庆长江书刊公司，是重庆最早的书商，也小有成就。 1991年，尹 先生听一位摩托车厂的朋友说，他们工厂每月从河南买几百台发动机，价格高但质量一般，而本地的大厂又不愿把发动机卖给小摩托车厂。1992 年，看到商机的尹 先生跟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共凑了20万元，在重庆郊区农村租了个不到40平米的房间做车间，成立‘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力帆集团前身，开始制造摩托车配件。做了一年配件后，尹 先生发现利润很薄，只够持平。有一次去重庆大摩托车企业——建设集团的维修部，他发现，如果把摩托车发动机配件买来，成本是1400元，组装了再卖出去，能卖到1998元，有近600元毛利，远比造配件赚钱，这是连建设集团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陈笛：“从配件到整机，利润差别为什么会这么大？难道成本结构不同？”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关键在于整机是摩托车消费者看到的，整机有品牌效应在里面，而那些配件埋没在整机之中，用户可能根本不知道、也不一定在乎配件是谁制造的，配件制造商成了‘无名英雄’，他们很难加进品牌溢价，也就没有什么利润了。换个角度讲，因为配件品牌不重要，谁做都行，而整机是消费者看到的，品牌很重要，是信不信得过的关键，所以，利润就会高。在整个制造链上，谁离终端消费者越近，谁的利润越高。”
陈笛：“既然这样，为什么那些化工厂、配件厂自己不去开发品牌，也赚品牌的钱呢？”
“这是一个困扰许多中国公司的问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在中国，保护商标、品牌或者其他无形资产的法治架构没到位。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意识里，人们历来不认为品牌有多重要，不认为无形资产值什么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没有人愿意在品牌、无形资产上进行投资。二是，即使在美国，也有化工厂选择只为那些化妆品公司外包效劳，它们将自身定位在外包业务上，专门为多家化妆品公司提供外包制造服务，从规模上制胜。最后，就是品牌的建立和维护，需要花钱做广告，做形象设计等等，这些需要很多资金支持。在中国，主要的社会资金存在国有银行里，而国有银行又主要为国企服务，那些民营企业、个人创业的企业很难得到足够的资金。”
陈笛：“那么，尹 先生又是怎么走出来的，他怎么克服品牌的挑战？”
“1993年，他开始组装、销售发动机，一年内就尝到500万利润的甜头，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认识到整机和配件的这种定价差别之后，一方面，尹 先生继续投资研发新的发动机，这让他成为国内发动机主要制造商之一；另一方面，他开始制造摩托车整车，因为毕竟发动机只是摩托车的部件之一，整车的利润才最高！到1998年，力帆摩托已经在全国销售，并开始尝试出口。
“对力帆品牌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是2000年8月，尹 先生以5580万元买下寰岛足球俱乐部，将其改名为重庆力帆。尹 先生说，‘力帆在买足球俱乐部之前，辛辛苦苦地干了八年，全国最多有2000万人知道，而且还主要是摩托车消费者。现在知道力帆的人至少有3亿，因为中国有3亿球迷。’
“尹 先生的足球俱乐部还有另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他们引进了越南的头号球星黎玄德。2001年10月，黎玄德代表力帆俱乐部进了一个球，越南各报纸全面欢呼，产生极大的品牌效应！越南曾经是日本摩托车的天下，但力帆摩托不久就取得了越南市场的龙头地位。”
“无股权不富”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20：“无股权不富”
“以前，中国有句俗话说，‘无商不富’。这话说的有道理，只是传统的‘商’，最多只能带来小富。比如，搞异地贸易，从价格低的地方买货，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就像刘向，在中国制作衣服，然后到美国卖，一件能赚10到20美元的毛利，10 万件衣服，才能赚100万到200万美元毛利。
“但中间成本很高，卖10万件衣服也不容易，去掉成本后，不会剩下多少利润。传统的餐饮业也如此。换句话说，卖东西、卖服务的传统商人，比一般工薪阶层赚的钱多，但只能成小富，成不了亿万富翁。”
陈笛：“那按你的意思，怎样才能成亿万富翁呢？”
“现在，中国的俗话‘无商不富’，应该改成‘无股权不富’，至少是无股权难以‘大富’。差别在哪里呢？传统商业的特点，都是卖产品、卖服务，赚当前的钱，得一天天去赚、去累积。但人的生命有限，每天的买卖赚得再多，一辈子也就这么多天，而且还有生病、节假日等等。
“但是，有了股权交易市场后，比如股票市场，财富增长的空间就彻底改变了。在正常情况下，股权价格是未来无穷多年利润预期的总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成功了，职业化的管理也到位，这个公司就具有经营下去的前景，拥有这个公司的股权，等于拥有了这种未来无限多年收入流的权利。
“当你卖掉这种股权时，等于在卖出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流，这就是为什么靠股权赚钱，远比靠传统商业赚钱来得快，财富规模来得大。你想，那些靠自己一天天累积利润，靠长寿来最大化个人财富的人，怎么能跟那些通过股权交易，将未来无限多年利润今天就变现的人比呢？后者获得的利润，不受自然人的寿命限制。”
陈笛：“你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盖茨、李彦宏、施正荣二十几、三十几岁能成为亿万富翁的原因？”
“是的。不过，自己创办职业化管理的公司，培植公司无限多年生存下去的能力，从而使股权具有极高价值，并不是实现‘股权致富’的唯一方式，办投资基金公司、做股票投资者也能做到这一点。
“比如，你在1926年用1万美元购买美国政府公债，然后将每年的利息加本金，再重新投入新的政府公债，到今年，就增长到79万美元，这数字不小了吧？可是如果从1926年开始，把这些钱年复一年地投到成长型小公司股票中，那1万美元今天就能增值到1.5亿美元了，你今天也就成了亿万富翁了！这个例子是根据真实数据得到的。你看，是投资高增长型股权，还是稳扎稳打地买国债或者存银行，最后的致富结果有天壤之别！
“所以，只要你专门挑选有增长前景的公司，不管它有没有有形资产，投资股票或者办股票投资基金，都可以让你享受到‘股权致富’的好处。相比之下，如果你投那些高红利收入型的公司股权，更像银行存款，只能慢步走，不是致富型，而是保值型的。高增长型公司才是股权致富的意义所在。”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21：你舅舅的餐馆如何升级商业模式？
在那里一等就是45分钟，汗流浃背，看到前面的人半天都不动，服务一个顾客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大家怨声载道。直到7点55分才轮到我们点餐。
“陈笛，为什么他们服务得这么慢呢？如果让你来设计鸟巢的这些小卖部，你会怎样加快流程？”
陈笛：“今晚有16万左右的人，9万多观众，他们应该安排很多人在各小卖部工作，这样，才能加快服务。”
“可是，实际上，服务员已经很多。每组服务处有一个人专门收费、一个人专门拿饮料、一个人负责吃的、一个人负责爆米花，分工已经很细了。分工细化到这种程度，按理说流程速度已经达到最快。当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对世界制造业的贡献巨大，是他最先采用生产流水线技术，让站在流水线旁的每个工人专做一项业务，使‘各显其能’的原则发挥到极致，大大加快了总生产的速度。流水线技术，到今天差不多被应用到所有规模化生产、服务的领域，鸟巢小卖部的这种安排也是如此。”
陈笛：“那为什么他们还这么慢呢？”
“这就要看其他的设计了。比如，你看那点心单上有十几种选择，包括三明治、热狗、饼干、土豆片、面包、热饭等等，饮料单上也有十几种选择，包括可口可乐、雪碧、矿泉水、百威啤酒、青岛啤酒等等，还有几类酸奶。
“这么多的选择对消费者当然好，可以适应他们各自的个性化偏好，但问题是，这样一来，服务速度就下降很多，因为如果你把这些吃的、喝的等各种可能的组合放在一起，又要考虑到有的人买一种吃的，有的人买三四种吃的，这就有了几百种吃的、喝的、酸奶组合。”
陈笛：“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多选择，这样做不是很好吗？”
“但是，当服务对象有十几万，而且时间这么急、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必须学会变通。大家来鸟巢是为了看开幕式，不是为了吃喝的品味，买吃的、喝的，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的需要。
“所以，他们应该事先设计好几种套餐，就像麦当劳一样，把几种吃的、喝的、酸奶组合都先放入袋子中。在这种规模化服务面前，只能靠减少选择空间来加快速度、实现规模化要求。
“这也是商业模式选择的问题。比如，你舅舅开了三家餐馆，从前年到现在，他每年都在往菜单上加新菜品种，现在的菜单上已经有六七十种选择。
“我跟你舅舅说，如果菜单这么长，他就永远不可能把餐馆做成规模化的公司，也就不可能靠公司股权价值的上升赚钱，而只能靠日复一日卖餐饮、收利润赚些小钱。
“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菜谱很长、很细，你就是以特色花样来定义商业模式，这就跟厨师的水平和能力连得很紧了，你就得找真正的好厨师。
“这样困难就来了：如果你要扩大到100家分店，怎么能找到100位好厨师？即使能找到，你又怎么保证他们做的菜是一样的呢？你要两三位厨师把菜做成味和色都一样，那也许能做到；或者，如果你的菜谱上只有两三样菜，要求100位厨师把这两三样菜做成一样的，那也能做到。但是，要100位厨师把六七十种菜都做成一样的，以此来保证公司产品质量的一致性，那就很难很难了。
“在餐馆分店扩张的同时，如果没办法保证各分店的菜基本都一致，那么，最后会毁掉公司的品牌。这就是为什么特色性、多选择是餐饮业规模化发展的敌人。实际上，即使能够让100位厨师通过训练确保做菜风格的一致性，在操作过程中要生产六七十种菜并保证质量，也很难管理，流程会太复杂！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成长前景方面，俏江南这些多选择性的餐饮企业远不如麦当劳、星巴克和永和大王。这就是你舅舅要改变商业模式的原因。
“他决定以10种左右最受欢迎的套餐为主，开连锁分店，而且是在一个城市中，集中在一个地方配料并将每种套餐做成九成熟，然后分送到各分店去销售。这样，厨师就集中在一起，保证产品质量一致。
“实际上，由于现在变成了快餐的模式，你舅舅的餐馆不再以菜的味道取胜，而是在保证基本特色的前提下，提供快速、方便的饮食服务。这样一来，开100家分店和开10家分店，差别不大，到处都可以送，不要请太多厨师，特别是不需要请出名的好厨师，方方面面的成本都能降低。并可以大大简化质量管理，简化做菜流程管理，使规模化扩张的空间达到最大。把餐馆做成公司，就变得可能了。”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22：家族企业如何接班？
“陈笛，如果斑马公司将来成功，假如由我们从易博森 先生手里把股权也接过来，等我退休，你会愿意接手掌管公司吗？”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一旦斑马公司成为我们家的企业，我是否愿意在将来接班？”
“是的。如果你要接的话，你将来就要学投资基金管理，也要学会如何管理企业。不过，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现在看，做基金管理是一种收入很高的职业，你帮客户理财投资，不仅赚基本的管理费，而且帮客户赚钱时，你还能参与分成，跟客户二八开。”
陈笛：“那是说，拿客户的钱去投资，每赚10块钱，我得2块、客户得8块？”
“对。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富有，大家的钱会越来越多，这些钱往哪里投呢？总得找人帮他们做投资管理吧？所以，将来投资理财行业肯定前景极好，今天的基金管理公司日后增长机会一定非常多。”
陈笛：“不过，我还是想创业干点儿别的。可不可以这样，你晚些年退休，等我将来结婚生子，让我的儿子长大后接手你的公司？”
“那要等到猴年马月？”
陈笛：“你看，我现在14岁。假如我28岁生小孩，等他到30岁，那总共还有44年。也就是说，等你到90岁再退休！”
“你说的倒好，妈妈可不会同意我那么晚才退休！那怎么办呢？关于家族企业的接班，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以前我们谈到，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父亲创业成功了，儿子接过来，十有八九会失败；即使儿子不失败，孙子辈也难保不会失败。所以，财富到了第三代就基本走向没落，这就是‘富不过三代’的诅咒。”
陈笛：“或许你可以先退休，但是在我儿子长大接手之前，我们继续拥有公司的股权，只是雇用一个能力强的人来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由他们经营一些年，作为过渡期。这就像你上次讲的，说要吸收第三方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成为斑马公司的股东，让他们能够监督斑马公司的运作，并在公司出现困难时出面帮助。所以，雇用外面的人来管理我们家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问题是，你雇用外面的职业经理人来帮你管理企业，怎么能保证他们能为你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呢？就像你以前看到Dunkin’ Donuts的员工做事无所谓一样，你付六个面包的钱，她给你十个面包！
“而如果是雇人来帮你管理整个公司的方方面面，你就更是把公司的资产以及未来都交给了别人，这样，你能放心吗？
“所以，在创业成功后，如何为家族企业找到既有能力、又信得过的接班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自己的后代或者亲戚接班，是可以解决好信任的问题，由于血缘关系是天生、没有选择的，子女就是子女，他们不会背叛你，会尽最大能力帮你把企业发扬光大下去。
“但是，问题也出在能力上。因为，虽然由子女接班解决了信任问题，可是，你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子女能力是最好、甚至是次好的呢？
“相比之下，如果在血缘关系之外去挑选职业经理人做你的代理人，选择的范围很大，完全可以根据能力挑选。因此这样做，在能力上不是问题，但在信任方面挑战极大，你很难保证他们总把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问题’，或说‘委托代理问题’，你作为股东是委托方，聘用的职业管理者为代理人。”
陈笛：“那么，综合而言，哪种安排更好呢？”
“答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诚信与法治环境。相对于家庭、家族而言的外部法治越不可靠、血缘关系外的诚信越差，代理人问题就越严重，由子女接班就更好，尽管这意味着企业未来活下去的概率总体不会太高。
“相反的，一个社会中，外部法治与诚信环境越好，通过契约安排规范代理人的行为就越可行，委托代理问题就越轻，那么，找血缘关系外的职业经理人接手管理公司就会越好。
“实际上，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中国以及其他传统社会中，由于处理代理人问题的制度不发达，人们普遍把自家企业只交由后代接管。而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虽然许多创业成功者还是选择由子女接管企业，但更多人选择让企业股票上市，接着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
“在中国‘子承父业’和美国‘通过上市由陌生职业经理人接管企业’这两种模式之间，不同国家也推出过其他折中办法。
“比如，在日本，如果创始人认为他儿子无能力接管企业，或者儿子不愿意接管，那么，他会在公司年轻人中物色一个能力最强的小伙子，先把一个女儿嫁给他，婚满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儿子，让其改姓成为创始人的‘养子’。以后，就由这个‘女婿养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并正式掌管企业。
“像日本松下集团自1918年创办后，第二任董事长松下正治是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女婿养子’，在后者于1973年退休时继位；三井集团成立于1673 年，该家族企业一直是近代日本经济的支柱，历代掌门人中有几位是三井家族的‘女婿养子’，这无疑强化了三井集团的生命力，使其发扬光大三个多世纪至今。另一个例子是丰田汽车，创始人是丰田佐吉，19世纪末他在东京以机械纺织业起家，1936年才正式进入汽车制造业，他有亲生儿子，但是，丰田佐吉年长之后，选择将整个家业交由丰田利三郎掌控，丰田利三郎原名叫‘小山利三郎’，是丰田佐吉的‘女婿养子’。
“日本这种模式有三大好处。其一，继续利用‘家’的传统力量，围绕血缘进行延伸、扩大，毕竟‘女婿’加‘养子’要优于单纯的‘女婿’、‘养子’关系，因此，信任的基础被强化，由这样的‘女婿养子’接掌家族企业，背叛的概率会小，其可能产生的问题会低于把公司委托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去管。其次，把接班人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大，不只是在儿子中挑一个，而且可以在企业年轻人中更广泛地去物色，这当然更能保证接班人的能力。按三井家族一位掌门人的话说，‘我宁可要女儿而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选择我的儿子！’这句话概括了日本家族企业通过‘女婿养子’找继承人模式的精髓。第三，正因为可以到血缘之外找‘女婿养子’做接班人，也给现任掌门人的儿子带来竞争压力，让亲生儿子不至于因为家业必然是他们的而变得懒惰，逼着他们去奋发向上！这种压力下，即使家族企业最终由儿子接管，‘富不过三代’的概率也会低一些。”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23：用婚姻拓展商业
“上次，我们说，日本家族企业有时让‘女婿养子’接班，而且，这种企业的平均业绩最好。只是那样让做女儿的牺牲太多，好像女儿就成了实现家族企业传承的工具，父亲看上有出息的小伙子，管她喜不喜欢，必须为了家业而嫁给他。”
陈笛：“那真是贬低婚姻的价值，把爱情从婚姻中剥离得太多，使婚姻、家庭变得那么功利，似乎过于冷冰冰的。”
“但是，‘爱情’、‘浪漫’这些词只是到近代才更多跟‘婚姻’联系上，在西方社会如此，在中国以及其他传统社会，则更晚些。‘爱情’、‘浪漫’是到 1920年左右才进入中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婚姻’跟这些现代词关系不大。温饱没解决的社会里，‘爱情’可能过于奢侈。以前，婚姻基本以利益为目的，是为了生存，被工具化。
“传统中国，婚姻主要是基本生存的需要，就是为了吃得饱些、穿得暖些。你的湖南奶奶，1932年作为童养媳嫁到爷爷家，那时她才9岁，本以为通过嫁人能脱离娘家的贫困，没想到嫁到爷爷家反而更贫困。你能想象，奶奶一辈子的生活有多浪漫了吧？她辛苦了那么多年！
“婚姻作为经济交易的手段，不只是在传统中国，过去全世界都如此。在个人层面，婚姻是‘养子防老’、经济互助目的的基础，也是农业生产单位的起点，对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婚姻也是很重要的促进增长的工具。日本企业主除为找接班人而去物色‘女婿养子’之外，婚姻经常是让企业做大、做强的手段。丰田汽车集团的成功过程中，丰田家族通过婚姻跟两位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鸠山一郎）和七家大财团攀上亲，包括三井家族、普利司通公司的石桥家族。韩国最大的 30家财团之间，通过掌门家族之间的联姻，形成了纠缠不清的家族网，这种广义家族网络就是生意网。最大的韩国家族企业——三星集团，是1938年由李秉哲创办，之后，他办起了韩国第一家糖厂、第一家毛纺织厂、世界规模最大的肥料厂。李秉哲通过让女儿嫁给另一韩国企业——LG半导体公司总裁，也就是LG集团总裁的弟弟，把韩国两大财团绑在一起。他们的子女、兄弟姐妹再通过联姻把其他财团、政客家族也带进网络。”
陈笛：“这样做能达到什么目的？”
“做企业，有两方面涉及到信任问题，一是公司股东请的管理人员、找的接班人是否信得过，也就是我们讲的代理人问题、接班问题；另一个就是在外面跟其他公司、个人做交易时是否信得过，你跟别的公司签约做生意，今天交了钱，对方明天是否卷款而逃？即使他们明天交货，所交的货是否质量可靠？有了亲戚关系，你多少能把他们锁定，使他们不会乱来；还有就是你需要融资借款时，他们能否信任你、把钱借给你？你的信任圈子有多大，将决定你的商业机会、发展机会有多大。联姻能扩大、强化你的信任圈。”
陈笛：“做买卖交易时，签好法律合同，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法治可靠、契约能得到法院的保障，如果外部金融市场也很发达，到银行凭你的项目前景就能借到资金，那么，这种靠婚姻拓展起来的生意网的确必要性不大，就像在美国，已经没有几个父母会用子女婚姻去扩大商业网络。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我认识的人这样做过，这说明法治发展、市场发展真能解放个人，给每个子女更多的个人自由，更多追求个人幸福的空间，而不是成为父母的交易工具。像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白人朋友，几年前娶了一位香港妻子，她家是香港最富的十大家族之一。他告诉我，其妻子的家规非常详细，规定子女后代只能‘门当户对’地娶媳妇、嫁人。按照那些家规，他当时的女朋友在整个香港能谈的对象不到十位，其他男生都不符合条件。还好，这位朋友是美国白人，不在家规管束的范围，有他的耶鲁大学学位，他们也就接受了。你看看，做富人家的子女，更没有自由吧？”
陈笛：“是不是越传统、法治越不可靠、诚信越差的社会里，以商业而联姻的情况就越多？”
“是的。比如泰国就是这样。整个泰国社会都清楚，通过联姻建立的商业网络对公司未来增长更有利。像泰国，法治差，人治为主，政治联姻对公司最好。商业联姻，对家族企业的其他股东也更好。这就是人们说的，亚洲社会很讲关系，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那么，如何建立最牢靠的关系呢？‘血浓于水’，当然亲生子女的关系最近、最可靠。而除了血缘外，婚姻是其次最靠得住建立长久关系、长久信任的方式。按照这一思路，正因为传统社会里，婚姻的基础是利益交换，不是爱情，那么，传统社会里，离婚率就很低。为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格局，你不能以夫妻缺乏感情而离婚。离婚会打破太多的利益格局。”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24：中美家庭模式比较
谈到商业模式，我们一般都将其跟企业公司连在一起，好像除了这些营利性人造组织之外，就不曾有过类似的东西。“公司”在西方出现于16世纪。在中国，“公司”是1860年代、洋务运动之初引进的，之前，商业组织基本是家庭、血缘体系的延伸，所以，“家”和“企业”总是连在一起。
再退一步看，实际上，“家”也是一种利益结盟体，而且是“公司”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利益结盟形式，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感情需要，只是跟“公司”的自愿选择结盟相比，“家”结盟是天生的、非自愿选择的结果，只有“婚姻”这条延伸“家”的途径是可以选择的。“家”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实现人际资源共享、风险交换的组织，“家”利益最大化即是其终极目的。所以，许多关于“公司”的逻辑和理论，也可以用来理解“家”相对于社会的边界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家庭模式？又是什么因素主导家庭边界的变迁？
不同家庭模式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以及其他结果。一天早晨，在开车送陈晓、陈笛上学的路上，我跟她们谈起“家庭代际模式”的话题。我问她们，中美社会的两种家庭模式，哪种更好。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给可能出现的病残、意外损失保险，所以，养育儿女是一种投资；儿女长大后，必须无条件地 “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和精神上回报老人。而且，其所以“多子多福”，是因为这样能降低投资风险、增加回报的概率。“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价值秩序，其他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让大家更愿意留在该交易体系中。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payback） 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而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生了小孩，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为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也不再有任何义务了。
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也可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以这种方式让子女从小就“恋家”、念父母。在财产继承权方面，父母可以通过遗嘱选择给谁多、给谁少，以这种方式引导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以及关注度等等。
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正由于此，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一种模式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一种强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晓说很难讲。陈笛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老人都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年龄很小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更何况政府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养老院，为每个人提供了最低养老保障。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子女在出生之前没有任何选择，但他们从小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这种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不管你年纪有多大了，这种听从长辈的义务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这种束缚不公正，因为他们必须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