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原调查记者杨海鹏访谈—张志安

　　这个行当的性格也许是“习惯性焦虑”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有些人认为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性格因素很重要，比如勇气，执着？是不是有这样的“先天禀赋”？
杨海鹏（以下简称“杨”）：
我们这个行当有太多的泊来称谓：“扒粪者”，“调查记者”，“新闻英雄”，“深度报道记者”等等。好象洋概念传入中国后，都有些走样儿。像我知道的一个已经命赴黄泉的“黑社会”老大，生前，被他们的市委书记称为“台州的比尔-盖茨”。不少股市上的骗子，也被人戴上了“中国的巴费特”，“中国的索罗斯”。
我想，我们最好有个约定，我们谈论的所谓调查记者，特指“扒粪者”，或者是“丑闻揭露者”。 而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化的产物。新闻权力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新闻机构是站在社会立场，为公众提供资讯的专业信息商，在国外这种新闻机构，也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我一直在想“我是谁”，但坦率说，我们不是外来概念中的那种“调查记者”。就是记者这个概念，虽然我们与外国同行似乎从事着同样的工作。
我想我们的职业不存在“先天禀赋”，比如您说的“性格因素”，就带有这种暗示。我总觉得与大家概念中的“标杆人物”有游离感。他们有的真是“新闻英雄”，我不想沾光，自知只是一个与粪打交道的“时传祥”。王克勤可以把我划进圈子，但我知道我们间的区别。
很多人，甚至包括同行都把“标杆人物”的一些品质，当作整个行当的品质，把他们的性格，当作行业的性格。
这存在一种危险：你一旦用这种品质和性格，去要求所有同行时，我们只有自惭形秽，道德门槛那么高，只好把饭碗上交。我们称医生为“白衣天使”，把教师叫“灵魂建筑师”，但现在，她们倒是成了最让人诟病的行业。“标杆人物”成了行业的象征，投射于公众中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
所谓“调查记者”中，的确有大众认为的那种英雄。并不是很符合人人自利的市场理性。更多的人有较强英雄主义情结。虽然很多同行知名不如我，但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情结远多于我。现在“调查记者”，见面都是“你大侠我大侠”，有相互吹捧，相互激励的味道。这个“侠”字，有很强视觉感和心理暗示，一旦自我认同了，你须承担“除奸惩恶”的绝对义务。视觉时代嘛，“千古文人游侠梦”。把调查记者叫做“侠”，倒是满足了业内一些人的虚荣心；也投射出社会不公的时代，人们对“侠”的期盼。
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先天禀赋”。没有人天生懦弱，没有人天生勇敢。有的只是技能，工作态度等，都是后天习得的。“新闻英雄”，我想也是如此。
张：你说的投射于公众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是什么含义？既然你承认人人有自利性，如何解释这个行当存在“新闻英雄”？
人们读了你的文字知道你的业迹，想象你的性格形象，很容易转成电视剧或电影给予人的那种虚拟形象。
比如，胡舒立是中国最好的调查记者。我觉得以她所处的机构的性质，和她的专业能力，更接近西方意义上的调查记者。一个年轻的股民如不知道她性别长相，但知道胡大姐战绩告诉他，让他想象她的样子。很可能出现在他脑海的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生着落腮胡，叼着大烟斗，手里拢着些虚假报表，雷霆一怒，宵小皆惊的“现代大侠”。
我是沈宏非专栏文章的FANS。我读他的文章，感受到的沈公：玉树临风，齿白唇红，张口就是锦绣文章。觉得跟这等妙人交游，咱还真不配。待见到沈公真身，才知道这“视觉形象”是自己造出来的。
同样，人们对品质，性格这种内在素质也会有幻觉，与实际存在错位。
英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种与公众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果。有些像娱乐时代的偶像与粉丝一样，英雄和他的拥戴者是一个共同体。前者有商业因素在导演，后者的导演是人们对社会公正，司法正义的期待的产物。人是社会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宗教制造圣徒，包括后来“典型报道”制造的英雄，包括影视编剧们制造的多数形象，都是一种“生产模式”。
每个人都有悲天悯人之心，但多数人的“自利倾向”，会控制自己的这种情绪发酵。
我是一个对环境和自身安全很敏感的人。觉得如果同情心失控，想成为所有苦难和不幸的代言人，你只会会使自己的个人生活，甚至心理失去原由平衡。让每个人选择的话，他的本能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但有很多是“不期遇到”，同时也是回避不开。如罗丹雕塑的〈〈加莱的义民〉〉，敌人提出条件，如果有六个人肯站出来牺牲，他们不会屠戮全城。六个人身份不一，都是普通人，他们的身形上也看得到恐惧，在世俗生活中，他们也许有很多缺点，但在某种不得不抉择的时候，他们会放弃自己，为公益作出牺牲。
这种精神动力，我想是悲悯。悲悯是深藏在所有人性深处的一种品质，只是有没有外在的力量将它激发出来。比如花花公子辛德勒，因为受到刺激，一变成为英雄。这种英雄我觉得很真实。
而中国社会环境，激发某些生命个体公益行动的因素很多。比如，社会不公的解决之途，有行政救济，司法救济，民间自我救济等，但我们的国家救济制度有很大缺陷，甚至是功能基本残缺，旧式的民间组织，如家族，行会，新式的NGO，或残败，或弱小不堪，民间救济就不可能。所以出现了投身公益的个人，律师，医生，调查记者等。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和人体一样，你眼睛不好，耳朵往往特别灵敏，最好的钢琴调音师都是盲人。我想这或者是“代偿机制”吧。
所以，我觉得克勤这样的“新闻英雄”，他的新闻行为有很强的公益性，对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来说，也许是一种“越位”。我想这种“越位”，外因主要是来自制度的缺陷，迫使个人承担着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
我一直在寻求“利他”和“利己”之间的平衡。但可以肯定是，我做不到他们那样，放弃自己，像王克勤与出租司机，喻尘与爱滋病人一样形成“命运共同体”。正如一位著名的“英雄记者”指责我那样。他用的词是“上海市侩”——我的确有这一面，只是他用词有些过火。相形他们，我也许更接近理想的市场人，合理利己，不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失控，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感，也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要求，但这也很难。
张：但作为社会黑暗面的职业挖掘者，苦难灾难的目击者，社会不公的深切感应者的“调查记者”，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被这种情绪激发？
杨：我们生活在一个转轨时代，社会生活中充满暗角，充满骗局，挑战常识和羞辱我们普通人智商的东西很多，的确很难让常人能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同时，“调查记者”就是把自己仅仅设定成一个记录者，也很难，你的对手会有各种手段对付你，明枪暗箭，防不胜防，行政的，司法的，黑社会的，风险难以测度，作业环境很恶劣。
像王克勤还好，他们的报社顶得住。相当多的新闻媒体，事实上无法对“调查记者”进行有效的保护，有的还有暴光敲诈，换取经济利益。
这种生态环境下的执业者，自然可能被逼着“越位”。只有通过“越位”，才能获得自我肯定和安全感。坦率说，这有些像精神自虐。
在十九世纪初到20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的俄罗斯，充溢着这种悲悯胸怀甚至自虐倾向的人，看得出苦难和东正教救赎传统在每个人身上的影响。像“十二月党人”， 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赫尔岑，还有布尔什维克党人甚至他们的很多对手，身上都可见到这种品质。他们的每个个人，都像是为整个俄罗斯承受苦难。
在“调查记者”内部自相推许的，我想也是“为公益”的道德勇气。
在读者的的评价，我想也是这样。对抗性强，对手足够强大，反复回合多，悬念足，愈显出记者的坚韧。而且公众与记者之间互动，情绪的相互投射，有很强的激励暗示作用，让他无法退缩，往往越挫越勇，到忘我之境，很多“新闻英雄”就是这么产生的。
包括王克勤这样的英雄记者在内，所有调查记者，性格的多样性，与其他人群之间没有区别。如果性格上有一致性的话，我想是“习惯性焦虑”。这不是精神病，可能是一个“精神病理现象”，也是职业和环境导致的，而不是“先天禀赋”。
频繁的高对抗性作业，很容易导致的情绪波动；采访过程中，风险难以测度，带来的恐惧和心理压力；职业声誉和实际生活间的冲突；面对隐秘的真相，是否有能力揭露出来？是否能说服编辑部刊登？编辑部是否能顺利刊登？你采访的所谓真相，是否可以经过公开后的考验？这样非个人所能控制，无力感和挫折感很强，还有看到了真相而不能作为，而造成的个人道德上的紧张感。
我想在全世界的“扒粪者”中，这种焦虑带有普遍的共性。有一次开会，一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60分》的很老编导讲了他一部片子，因为公司基于商业利益考虑枪毙的事，痛苦不堪。在场的中国调查记者都笑了：在我们这里，这种情况太寻常了。我对他说：您到我们这里工作半年试一试，保证你半年崩溃。
张：这种焦虑应该是很有中国特色。照你的理解，我们的“新闻英雄”实际上有了超过职业要求，甚至“越位”的问题，是这样吗？
杨 ：《南方周末》有句口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为何那么打动人心！我想，也是悲悯。它是这张调查为核心的报纸的自期；同时，它投射出一种采编人员的集体焦虑。
我自己的感觉，是越该有力时越觉得无力；越前行愈觉得悲观。用某种方式，抑制自己的悲观倾向，也许是我们这种人的一项很日常的功课。我熟悉的不少检察官，公安侦察员，纪委干部，尤其是在一线的，也有类似的“病象”。但他们隐身于一个机构内部，不能想记者有一条以真姓实名面向公众，消解焦虑的渠道。
普通公众，尤其身蒙社会不公之害的人们，都有“钦差大人”“为民请命的青天”这种心理期待。记者得到心理暗示，很多就在公众期待中汲取力量，成一篇稿子，获得喝彩，消解了焦虑。问题是得到某种平衡后，新的焦虑来了，必须挑战更大的黑幕，无法知道自己何时无力胜任。“说出真相”，是一种最有效的宣泄方式，也是他们回应公众期待的方式。但在这个矛盾空间激烈的社会，这种“期待-满足”，最后，就是超越职业的范畴的“越轨”。
我这个“越轨”不是贬义词，没有这种突变性，社会就不可能进化。
与他们状况近似的，可能是医生和律师，这两个职业，工作本身就容易受到人类普遍的悲悯情结的感应。医生与病人，律师与当事人，为生死和疾病，生存权和自由权。我想这几年的“真话英雄”，集中这两个行业，与我们公共卫生和社会公正所面临巨大压力有关。
我相信人的自利理性，也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悲悯精神。
我既希望自己通过工作获得高收入和职业声望；也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迎合蒙受伤害的人对我的过高期待，以致让自己陷于麻烦。我一直在矛盾的心情下作业，感受可能深一点。
在我职业作业中，更多的时间考虑的是风险能否控制，我的操作是否安全，我的选择像是体操运动员，为落地稳可能减少选择前面动作的难度。
在操守方面，我有个玩世不恭的口号：“争取模范遵守〈〈小学生守则〉〉”。现在的社会，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是英雄了。我只是争取。
我能容忍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因为自身安全压力，放弃我的稿件；但不能容忍的，是利用我的工作与内幕的相关方进行交易。
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明以下职业记者与“英雄记者”之间的区别。还有〈〈南方周末〉〉有一种“集体悲情”，这种悲情对新闻操作是否有影响？
杨：更具有我们所说的“新闻英雄”的气质，他的价值出发点更倾向于“轰动效应/公共利益”。
新闻单位和调查记者，都有自己的策略选择。这在于你对环境的看法。
多年前，编辑部有次布置我一个紧急任务，写一起涉及上千辆出租车质量问题的群体纠纷，制造商在上海，是由地方官办公司组织他们购买的。当时，已是周四，〈〈南方周末〉〉下期出版要一周后，而苦主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在宁波的宾馆房间里被二十几个车主代表包围，在知道地方当局拒绝对话后，群情激愤。他们希望马上见报，但我们出刊周期不允许，他们开始了事先实现策划好的行动，让已经在绍兴几十辆车，继续出发开赴上海，准备包围生产基地。
在与他们商量后，我叫来新华社的记者张奇志，他们用“红机”与北京联络。在朱总理的及时干预下，省领导在午夜跑到嘉兴，截住出租车司机并向他们作出保证。第二天，上海方面来人，与司机谈判，他们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那时我已经到温州，另有任务。但编辑部有人认为这个事件是有了我们的参与，才得到妥善解决的。北京几家著名媒体有了报道，我们必须有所反应。同行竞争嘛，就是我比你们知道并说出更多的内幕。虽然，它的新闻价值当时已经大为降低。
忙了两天，算是把稿子交上去。但报社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压力，对方是国企巨头，是有政策影响力的企业。在保护国企商誉的政治家的压力之下，也考虑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报社把已经印好的报纸全变成纸浆，损失很大。
编辑打电话安慰我。他也许没有想到我的反应很平静。一，我对所有的新闻机构没有迷信。因为新闻机构如同人，总有承受不了的压力；二，我们已经做了有能力做的，问题之所以能解决，是因为新华社的效能，总理调动行政资源施加压力；三，别的媒体已有公开报道，再报道不是独家，不会提高我的个人声誉；四，而我又是一个上海市民，未来很大可能还是回到上海，他们又是一个有巨大能量的地方巨头。当时考虑为“一根鸡肋”，自己没有必要得罪他们，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实际上，那几年我很少做上海题材。
在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思考着这条“禁发新闻”的过程，包括解剖自己，解剖我们的新闻机构。
前两点的意义在于，我们新闻机构特性，决定了我们功能不完全是为社会提供真相，而我们提供真相，这一行为本身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呼吁国家（行政与司法）的救济，同时在商业上通过满足阅读，求得商业的利益。
这说明，围绕这样的丑闻，我们的媒体与国家之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舆论压迫国家”，我们没有实质性的压迫能力，因为我们还不是“公益和商业”的媒体，也就是还没有完全社会化。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我们的报刊刊号是垄断的，而不是自由登记的，所以公信力的初始来源，是“党和政府”。
《南方周末》影响力最大的时候，虽然我们以自由记者期许，实际身份是《南方周末》法律意义上的“临时工”，但民间仍旧把你当作“钦差大臣”，“特派员”这种角色，从我们的实际授权关系，和民间给我们的定位，我们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职业新闻人。这种角色确定了权力来自政府，而不是社会。
我觉得三四两点，可以说明我有“趋利避害”的市场人理性。换一个别的记者，在知道自己的文章随报纸被打成纸浆后，是否会有我一样的反应？我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或者说，大家都有“英雄主义”的情结，为什么我不具备有些人的勇气？
我觉得一个差异，就在于与报社之间的关系的自我认识。很多同事不再可能回到落后的家乡省份，但他们在广州没有户口，没有编制，甚至没有住所，终日要么在新闻现场，要么在办公室里。因此，对报社的倚赖性，不仅是经济层面，更多是精神层面。一个词比较准确形容这种关系：庇护所。
身在其间的人，有一种强烈的集体悲情，而且，这种悲情一直处在激荡状态。什么东西做与不做，总编辑，编辑，记者经常会争论，这很正常。问题是争论往往被悲情裹挟。
别的人我不清楚，我和翟明磊好象更“职员化”一些。这个词和“倚赖性”一样，不含任何褒贬。它们是一种报社与记者关系的状态的描述。
对我来说，也许很多朋友认为是市侩式的想法：个人通过诚实劳动，获得高的收入，已有足够吸引力；如果附带得到某种价值上共鸣，是一个工作岗位的“精神外快”，一生难求，它增加了劳动的快乐熵数。
张：当别人要求你的援助，而你出于自利不能满足，是不是很痛苦？有没有一些调查你放弃而事后后悔？
杨：是这样。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只有对那些抱有过高期望的人的遗憾。
比如说，在〈〈南方周末〉〉第二年，我碰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流浪汉带着孩子到记者站：自诉他原来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农民企业家，与合伙人，也就是弟弟发生矛盾。对方设法与一些人联手，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这些人的身份，有流氓也有官员。几年后他从医院出来，妻子另嫁，企业资产被弟弟控制，被合法掏空。他生活无着，领着七八岁的儿子，四处上访。
他的举报材料无懈可击。有几十个知情者。但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愿意合作。举报人出院时的医疗报告，和我近距离的多次接触，都证明他是心理正常的人。
这样的举报，对一个调查记者而言，可能是可遇不可求的“猛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关键材料，在出院后，他先后多次看精神病医生，都确认他没有精神病。上海的一个精神科医生，询问了他以前的“病史”，觉得有异：他之所以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那种病，理论上是“不可逆转”的。
但我做了初步调查，觉得难度非常之大。因为很多知情者实际上是被对方控制的。这样，我很难取得足以证明这件事情存在的证据，而且，我不是司法调查，这些人随时可能因为压力而改变，这样，我必须获得更多的人的证词来证明，但你知道这更难。
我估算，自己如果做这个采访，出于安全考虑，可能要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而且，一旦对方反扑，我可能为之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我们那时，记者已经开始考评制度，一旦你采访了一两个月，而报道失败，就意味着你的收入锐减，甚至饭碗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顾及这些因素，最后还是放弃了。甚至没有把这个题目报给编辑。因为你一旦报给编辑部，他们让你做，你就难以拒绝，他们不会为你的工作难度考虑，只有你自己才能做选择。

张：但很多书籍，甚至研究者都有这种说法，难道你认为是“行业神话”？比如说相对于常人的勇敢，执着，正义感。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堂吉苛德那种游侠的时代，而是职业人的时代，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我觉得就不简单了。比如李金华和钟南山引起的公众关注，大家当时为他们担心。但我觉得他们做的，只是他们职业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何解释他们获得了那么高的声誉？这说明，他们所为和所处的环境反差大，众人诺诺，一士谔谔，就显出来。是我们的环境有问题。
我们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而相当数量不能通过行政司法得到救济，中国也不强大的民间社会的自我救济，比如传统的家族，宗教组织；没有中间组织，往往抓住任何可能的救命稻草,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角色变化了除了政府特派员还变成了能与上层社会通消息又能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对于这样的人,老百姓寄于了神话般的心理预期.人心是社会心理预期投射.一个记者如果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待这种心理预期，必定会改变他们的心理状态。外国有“扒粪者”被称为“罗宾汉”；中国则叫“大侠”。一堆调查记者在一起，也是“你大侠我大侠”地叫，但我倒是看不出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
你怎么理解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倾向？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处在焦虑状态的人，做的一种求得心理平衡的体操。我见过许多手无缚鸡之力，柔弱异常，实际生活中也许经常多愁善感的女子，一下子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高耀洁，刘姝威是不是这样？
人人都有被认可的愿望，处在高风险作业中的人，被认可的愿望更强烈一些。风险投资商自我认可的标尺是金钱，调查记者更多是荣誉。 当然，有时甚至出现自我膨胀。“水门事件”两记者中，其中一个在功成名就后，就出现过这种状态。盛名如山，心理上扛不住。
我们也都是肉胎凡骨。要控制自己的悲观，又不能忘乎所以。

前一阵子，有个前辈记者，耗了几个月心血的稿子被毙了，喝高了找我诉苦，不断地说：“大个子，我们的笔没有用，老子想走了”。
我知道他在做平衡操，就安慰。
一转身，记者节到了，他跑到电视台接受访问，讲这个行当如何重要，如何需要牺牲精神；再转身，他搞出一个很轰动的调查，红光满面。同行见面夸他宝刀未老，他笑得眉毛都要掉了。
一位老兄，跟几个实习生大讲多年前一起采访的经历。我对他私下说：“大哥呀别给自己贴假胸毛了。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怀疑被跟踪，人家拍你肩膀就吓个半死。”很久前，他曾经谆谆告诫我：“人家说你勇敢，千万别相信；你自己别相信了，这活儿你就干不了多久！”
即自大又自卑，即强大又弱小，既有力又无力，这些矛盾状态放在一个人身上，你想是什么结果？
在这个失序的年代，身处一个失序的行业，转轨时期，内内外外，工作生活，让人焦虑的事情多，习惯性的焦虑，甚至偶尔的情绪失控，在我们身上出现的机会可能更大一些。
套用何祚庥先生评论矿难那句有名的话：活该我们在这个失序的世界里最没有秩序的暗角作业？
我们就像走钢丝，比把握风向和绳索平衡竿更难的，是把握自己心理平衡。
也许我不是把握得很好的。所以从钢丝上掉下来。
张志安：说说你自己的作业方式，你在司法腐败调查中好象更有心得？
杨：我司法腐败调查做得多，自己也在政法部门工作四年，常年与法官，警察，律师，学者甚至各色犯罪人等打交道。自觉与几个熟悉的做司法领域调查的记者，差异很大。
采访是为获得真实情况，你分寸拿捏得好，说的是行内话，相对容易获得内部人信任感，他们预估出与你合作的风险，你得到更多的合作。有一位知名的记者说，他很多次把记者证拍到桌子上，威吓警察。
我做不到。再难，我也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一是对方没有问题，你这是羞辱别人；一旦对方有问题，一时情绪失控，后果难料。
即便是司法系统的腐败者，大多也有理智，他们知道你在调查，最先想到的是，用非暴力手段阻止你，如果有路，一般不会狗急跳墙。而且，我们这个社会，通往真相的路也许就一条，阻止真相曝光的路，有很多。以暴抗暴，更多时候是适得其反。
我的采访作业方式，时间消耗比较长，别人找一个证据，我可能找三个证明同一个事实。报社有没有愿不愿意下本钱很重要。
有的时候，这种方式对那些“粪”的主人——腐败的官员有一定欺骗性。我见他也许是最后一道程序，我给他错觉，让他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搞不清楚，留给他找关系干预的时间。
比如，一个与高利贷者勾结，甚至把法院的公款也拿去放贷的法院院长，我见他的第三天，长篇调查就见报了。他情绪失控，一副哭腔在电话里对我说：“杨记者，我还以为我可以跟你做朋友，你就怎么把我毁了。”在我离开后，他确实找过当地一个同行，他们刚约见，勾兑程序没有开始，他的事上报了。
所谓高风险作业，就是在于你算路再好，总有些风险你没有办法预见。
对司法调查，我风险控制很好。因为知己知彼。在搞一些著名产品的商业欺诈调查时，作业时的心态，就没有前者放松。报社的编辑，因为我拖时间，踌躇不定，有时忍不住骂：“你小子也是一路好汉，怎么那么没有胆色！”

张：有人说，你在日常生活中有东方朔优孟那样的滑稽家的一面，这是你的“平衡操”吗？
大家排遣方式不一样。我爱好多一点，平衡心理的方式可能多一点，也常常焦虑。
严重时的“平衡操”，可能是拿自己，同事，朋友开玩笑，甚至恶作剧，有时比较过火，不熟悉的人还真受不了。拿自己的领导，被人崇拜的同事，或开始有点自我崇拜的同事，和被公众神话了的报纸开玩笑。这种“侵犯性“的举动，或是掩饰自己的不安。有外人不理解我，甚至对别人说我大敌当前，如何从容，谈笑风生哩。
古人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到这时才觉得理解，他们能不紧张吗？谈笑是不是内心紧张的一种保护？是不是想转移注意力？
有时想改一改难。平常还好，碰到一时解决不了的焦心事，“幽默劲”就上来。自己逗自己，逗别人，“做做操”，骗骗神经。
《南方周末》上海站站长朱强了解，什么时候我编排他的笑料，就是有压力了。他是个严肃的人，开始不适应；后来知道你憋着难受，也是为了帮你“做操”，会说：“听说你有个关于我的一个新段子，说来听听”。
没有办法，没有人心痛你，又没有心理医生，只有相互心理按摩。
有些段子好象在业界流传。后来，我与报社有些矛盾，离开。“记者的家”BBS上有个帖子点击率很高，把这个故事翻出来，说明我身为员工，如何不严肃不尊重这张报纸。作者肯定是《南方周末》的FANS。我那时不明白为什么，内部人都无所谓，反而是他们，不能容忍你用这种戏谑的口气说《南方周末》？
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真相还原”是很难的。
可以说你是“幽默”，也可以说你“恶毒”，至少是玩世不恭，定性可以根据评论者的那点经验走。看看老相声演员的传记，反官僚主义时，他们创作相声，幽默一下；到“反右”时，背景一抽，他们就是攻击政府，幽默到自己头上。
所以，现在《南周》的副总陈明洋说：《南周》是一个变态时代的变态报纸。
我们很普通，如何变得那么不普通。我想主要是环境。
以后，我碰到不少《南方周末》的FANS，是希望办类似报纸的晚辈，令我惊惧的是，不仅《南方周末》，甚至我们这些人，也被“视觉还原”成一群游侠。
他们想成为他们头脑中的“我们”。这种形象激发了一种危险的新闻作业的惯性，就是勇敢，更勇敢，一遇挫折，就相互指责环境，相互抱怨。问题是，你要是对他们说，要克制冷静，他们会认为你老不堪用，说说“有了孩子，是不一样”的话。其实我向来如此。
像鲁莽的登山者一样，凭勇气登上一座山，以为凭着这种勇气，就可以登上更高的山，而对技术，工具，环境的理解和认识强化，注意不足。激情，蛮勇，相互比胆，不重技术，或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吧。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历史教育，人格培养。
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一直大声说自己胆小。因为这是一个职业，是一个技术活儿，我认为自己的本事，够不着有效地所谓“事实真相”时，我写一个字都会怕。
张志安：因为压力大，自己心理上出过问题吗？或者说恐惧过吗？
杨：出现过，一度神经衰弱，挺严重。一个多月，不愿意接电话，独自闷在屋子里，家里人吓坏了。还有一段时间，家人常接到电话，没有人声，只有哀乐。我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人，但家人的过度反应，让本不当回事的我苦恼，逐渐很受到他们情绪的感染。
在陌生的地方采访，被跟踪，刚开始是有点怕。后来觉得无所谓了，还很好玩。
我做过几个黑社会调查，对方与警察有勾结，上面让立案，下面推着不查，往往我到了当地，住进宾馆，也许几个小时后，楼下长椅子上，就坐了圈神秘人，候在那儿，看谁来找你。见你出去，就有其中一个跟踪你。摆脱并不是很难。不是为了受访者的安全，我还乐意让他们跟。人家不容易，让人家拿份犒赏也挺好。
后来精了，住宾馆不用本人身份证。有人问你采访什么，胡捏个题混过去。
如果仅仅是跟踪，你就作出过度反应，你可能被人家笑话，也不会有人肯冒险跟你说真话。像这几个黑社会所在的小城市，跟踪好象就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其中一座城市，几个律师喜欢跟踪法官，法官们私下把他们评为“一号钉”“两号钉”“三号钉”。中国之大，无奇不有。靠跟踪起家的那个“地下组织部长”更不用说。
你把老鼠放进蛇笼里，开始老鼠可能害怕，但知道蛇吃饱了，并不会威胁它，也就相安无事了。那帮黑社会也一样，他们背后有官员，官员心理我们知道，这种时候不会搏，这样他们也会控制流氓采取卤莽的行动。
老鼠知道蛇吃饱，就不怕与它共眠。你知道对方的心理，也不会恐惧。而且这时候你表现得越平和，肯定会更安全。
有个党报做了几年的记者，文字不错，到〈〈南方周末〉〉见习，两个多月没有发出稿子，编辑部给他一个采访福建农村选举的题目，选举过程中好象有宗族械斗。临去，我对他适当地嘱咐几句说，那里宗族势力挺厉害，让他小心。
谁知道，他把危险马上放大很多倍，惊恐万状，最后狠狠心对另一个见习记者说：“我还是去，如果被打个骨折，〈〈南方周末〉〉不好意思不留我。”
我想他的问题不是自认为的不勇敢，而是缺乏经验。书本里没有的社会知识。
人总是因为无知而恐惧。实际上，我们碰到的“暴力对抗”很少。但往往是这种对抗，给外人强烈印象。
张：法院工作的经历和知识结构，是不是对你帮助很大？尤其是做调查。
杨：补充一句，我个人的性格，在十多年前离开法院时，我们一个大姐评价说：“你很早熟，也很不成熟。看问题时，有的时候像是八十岁；但你说出来，就只有十八岁。”
另一位很亲近的领导为我好，对我说：“小杨，你什么都好，但在我们机关工作，管不好自己的嘴，要闯大祸的。”没有几年，他倒是闯祸了，经济犯罪。
我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机关。
我景慕古代的史家，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前的那种。自司马迁被阉以后，史家们好象有这种“知识者的天真”的不再很多。我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直喜欢历史和考古，到现在还看这方面的书和专业杂志。
在法院工作四年，使我获得法律和社会的知识，同时也对政法机关的生态，运做，有了较深的体验。
它们与新闻调查都是在做“真相还原”的工作，而且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相对说是一种经验科学。这种知识经历里学到的东西，被我用到以后的新闻调查中。
张：入行的老师很重要吧？
我做调查类新闻第一个老师，是现在已经离开新闻界的嵇晓雄。
我最早服务于上海的《青年报》，他在中新社，在我们那里兼职。他弄了一些西方的调查新闻文本，与我们一起研究探讨，让我们开眼，觉得做这种记者才叫牛。
他编辑一个调查版面，自己也做操作示范，他是学社会学的，用的方法可能是“田野调查法”。数据事例包括亲身经历，文本上现在看来很烦琐。
比如，调查上海的生活垃圾构成，他自己跑到高低不同的社区，翻人家的垃圾取样。我记得他当时最令人激动的发现是，住着很多名作家的文艺大楼，写了字的废纸的构成，比工人区还要低。
股市第一次暴跌，很多人自杀，上海人把自杀叫“跳黄浦”，他花了几个月时间，翻四十年来的档案，与几代水上警察交谈，找自杀获救的人，写了几万字的稿子。新闻标题是《谁在跳黄浦——四十年来黄浦江自杀事件调查分析》，想分多次刊登，第一期出来，卖得很火，上面就喊停了。
他是自费，因为股票认购证发了点小财。我开始时是靠“红包”——很多政府机关，政法机关都给发“车马费”。后来，靠外稿，小平南巡后，沿海很多地方新媒体多，往往写一篇文章，大特写什么的，相当于我报社一个月的工资。都是地方媒体，同行相互救急，而且也没有互联网。
中国现在那几个做门户网站的大亨，那时还不定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呢”？
新闻圈是“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写外稿；四流记者写本报；实习生写头条”。我们这些“傻冒记者”，练起了“调查报道”。
师傅搞社会问题调查，咱就搞司法调查和维权报道。
我想我是一个狙击手，考虑多的是确定目标，防止误伤，有效精确打击，安全撤退。在我们的行当，仅仅说出事实的能力远远不够，你还要防备“后遗症”，比如对方的缠讼。你必须在调查过程中准备这个后手，否则纠缠你个一年半载，让你正常工作无法进行。
以后我的新闻作业习惯，都在那时形成。一是不怕烦，采访像嵇师傅一样耐心；二怕死，安全上稿，上了不要领导给你揩屁股。
现在，一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媒体，要求调查记者一个题目做完连路途消耗限制在5天之内，否则差旅不予报销。我觉得他们的总编辑和经理人员，与他们写的那些漠视民工生命的黑矿主差不多。虽然他们官司不多，但新闻纠纷和事实上的瑕疵很普遍，他们没有赔个倾家荡产，还是因为有行政权力当靠山。
当调查记者，体制内与市场化的媒体，作业难度不一样，难处也不同，大报和小报不一样。小报一旦被缠上，有压力，未必顶得住，所以采访相对严格规范些。大报有党政权力的后盾。后来，地方势力一强，大报也难抗这种风险。像卢跃刚前辈，还不是被个村长缠了几年。
新闻诉讼很寻常。问题是，一些新的社会成分，经济精英有很强的影响司法的能力。
张：你曾经说做记者需要有个支持系统，是不是也包括家属的这种支持？
杨：调查记者这个行业，作业风险事先很难预估。虽然没有矿工那样的伤亡率，有时没有准备介入一个调查，我想心理上不安，与钻进一个缺少安全设施的小煤窑一样。
所以各种支持系统很重要，就像矿上的安全系统。
一个是业务上的支持系统，报社编辑部对你的信任和支持；另一个就是你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社交网络等支持系统。它们可以成为你掘进时的“承重墙”。 当然，这里也应该包括家属，应该让他们对你的职业的风险性有个客观的认识，而不应该只让他们看到这个职业那一点点“荣光”。
这方面，我没有那么多理想主义。我一直力求职业与生活角色之间的平衡。
一个著名记者在电视访谈中说，他有个黑幕的线索来自与一个亲属的闲谈，一旦他去写，对方那个政府机关很容易知道谁泄的密，因为那个亲属就是机关内部人员。他决定去做这个题目时，亲属哀求他收手，但他最后还是写了，引起全国性的轰动。亲属好象也受到很大的压力。
如果换作我，我会选择放弃。如果涉及很大的公共利益而自己确有不便，我会选择把线索告诉别的媒体的同行。
我也多次拒绝过编辑部给的题目，因为自己与调查对象的社会关系过于接近，如果对方知道我调查，他很容易动员我们共同的社会关系向我施压，成就一篇文章也会使我的社会网络牺牲很大。
但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的社会，你作为下属的拒绝，很容易让他们有所联想——内部的信任和体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对动辄“大义灭亲”的“新闻原教旨主义者”非常害怕。我的拒绝只是合理的回避，我不会向对方泄露报社的动作。
像王克勤那样一直拿着很低收入，自费长期调查，我绝对做不到，也没有这份牺牲精神。我在遴选新闻线索时，对调查的难易，价值，报道后风险的大小考虑比较多，有很多报社，报道被禁发后，记者“没有工分”；如果连续被禁发，甚至被认为没有完成工作量；这样受影响的不仅是收入，甚至可能是岗位。
你改变不了体制的现状。但必须考虑你的职业能够持续下去，生活上不受大的影响。
如果支持系统匮乏，肯定无所作为。我在职业生涯第四年的时候，也放弃过，去上海的《申江服务导报》，写那种很软的特稿。我也干得很开心。人家说你这个“头牌武生”怎么唱起“花旦”了。但我觉得唱好“花旦”，也没有什么不好。除了娱乐记者，别的我都用尝试一下的想法。谁都不喜欢恐惧和绝望，但做调查记者要时时面对。
整个采编流水线上，合作者的相互信赖是个很重要的系统。具体劳动中的人，报酬是个因素，工序间的合作是一个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制作新闻采访成本，多少？谁付？到现在，还有一些没有经济能力的报刊为了应对竞争，也要求搞调查报道，揭内幕，找证据是要下本钱的，各种因素影响，“破损率”很高，成品质量很高，也未必能够刊发。
还有报刊一旦稿子出不来，采访经费不给报销。甚至还有一旦涉讼败诉，让记者掏腰包的。真有些大炼钢铁，土法上马的味道。
现在的调查记者，这种来自新闻单位内部的系统风险，比十几年前大了很多。在资本进入后，“上面的指导”也增强，没有减弱的迹象。
编辑部很难抗拒资本力量，我们也缺乏抗拒这种力量的法律环境和制度保障，也没有一个强大的行业传统和知识传统支持这种抗拒。就是说你经营发财，但不能干预编辑事务。
对报社的系统风险也一样，你要有效防范自己的调查记者借此谋利。
也许我想得灰暗些。你长期面对丑恶，会对你的判断产生影响。我一直想战胜绝望和悲观。因为，你身边都是变形的信息，而你是它的消费者，也是它的生产者——即便你说的是真话，在听者那里也会因为环境，产生不同的理解。
比如一个年轻的做商业欺诈调查的记者，调查一个产品的夸大问题。他的证据做得无懈可击，信心满满地跑到对方老总那里。人家都承认，也没有摆后台，但一句话让这个记者一下子懈了气，从高人家半头，到一般高。老板说：夸大，不诚实？我的数据只夸大20%，你们报纸拉广告，发行量夸大多少，5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条道德底线。
张：总体上讲，你觉得调查记者面临的大环境怎么样？
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迄今，经济权力几乎无孔不入，而政府权力仍旧是“法力无边”。记者要为公众说话，甚至发表独立意见是非常难的。
这种困难不止是来自舆论管理控制，还来自调查真相的人们自身，分析工具分析手段的匮乏，知识界与利益集团之间关系暧昧，也提供不了有力有用的智力支援。
各个利益集团诉求不一，新闻人很难有个独立的立场。
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讲建设和谐社会。这很好。但问题是，要找到一条社会和解的路。有的同行或以为为弱者说话总是没有错的，由此或者获得道义上的满足感。他们的产品，体现的或许就是那种“简单正义”。
比如说，我和几个记者探讨“移民回流问题”。一般的记者，马上归结到腐败，挪用移民经费。但老一点的记者，会觉得不那么简单，有严重腐败，但在总移民经费的盘子里，还是很有限。
分析结果，觉得也要从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上找，因为这次移民安置，是分散安置到发达地区，打破血缘网络，地缘网络，想让他们尽快融入迁入地的社会和文化，避免土客矛盾。但中国农民，尤其是内地农民也是“网络化生存”的，血缘地缘网络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比如相互借贷，网络之外的人，很难相互信任。在农信社垮台后，农村金融就是靠亲属邻里间相互借贷和高利贷维持场面。
问题是，你要有先入之见，认定是腐败，去采访回流的移民，他们也会这样归结，骂政府，骂官员。但你深入考察后，再设计问题，也许结果是另一种。
最后，记者花了很多时间采访，东西就非常之扎实。我们的移民方案，出发点是好的，但忽略了很多因素。移民安置，是天下第一难。
我觉得现在学者也绝少调查研究之风，记者更不用说，“简单正义”，很多是没研究透，先对抗，打上“为弱者代言”的旗帜，先确立一个“道德出发点”再说。海瑞是一个清官，但按现在的标准，他不是一个好的法官，因为他审案子，当事人是不平等的，他“宁屈强者，宁屈富者”，就是兄弟争产，用简单技术分不清楚，就宁屈兄长。实际上，我们很多记者的工作，也就是这个水平。
做一线调查越久，越不敢轻易发言。张口就错。不如多走多看。
中国太复杂。人类所有时代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处在一个共时的空间里，里面还有彼此冲突产生的问题。你身边就可能有人，穿着西装，说着现代语言，但思想可能停留在青铜器时代。至少，我的身边有许多“穿西装背着笔记本电脑的海瑞”。
中国调查新闻的“自然资源”量多质好，但保护得更加好。对调查记者而言，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掘进安全的保障，滥采滥伐也比较普遍。多数记者，是“农民工还是国企员工”身份没有解决，义务是国企员工的，保障是农民工的。
我不知今夕何夕，一个人身上也有两个甚至更多时代的影子。整个业态怎么说？只有两个字：无序。
王景春有一幅图片新闻，叫“我是记者”。
我一直在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张：我们很多批评式的调查报道担负着舆论监督的职责，而有学者认为批评报道本身就是政府治理的一种手段。
杨：我的感觉，我们新闻机构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权力实际上是政权的延伸，从政权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学者这样认为，没有什么奇怪。在市场化后，宣传和新闻之间，关系就有了紧张。到现在，你跑到乡下采访，农民把你当“钦差”“公家人”有他的道理，虽然你的收入不是来自行政拨款。
舆论是什么？社会舆论。主体是社会，而不是国家。
一个调查记者，会对自己的文章发在“内参”上很不屑。因为他更愿意面向公众发言。但他的领导可能会他的公开报道担惊受怕，一旦大领导有个批示，马上欢天喜地。
也可以说明，存在有多种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
过年与几个法官记者朋友一起吃饭。一个省上党报老记者得意地说，他跟某个省级法院的院长关系很好。以前发过几篇有关法院问题的内参，院长对他说，让别的领导看到他们系统有怎么多问题，太难看，“你以后有什么事，直接给我写信。”其他记者称羡不已。
“内参”已经是“闭路电视”了，如此，连个内部出版物，也退化为“私信”。
国家机关，也要面对其他官员的信息封锁，或者信息误导。如何协调，领导人如何决策？信息的对称，透明，国家机关内部都达不到，何况对社会。
2002年我们通过做一些报道，就预言要出现电荒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因为经济信号系统被破坏掉了。此前几个著名学者向我们私下说，东部某省的GDP实际上隐瞒了30％——这我简单认为这是件好事情——藏富于民。但这里头会涉及电力问题，电力部门是根据GDP的公开数字，和未来增长的预期设定需求，来设立电站的，上规模的，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审批。
当时为什么能够把电力缺口堵上，因为它利用了省内山区建的很多小水电。一旦遇到大旱，小水电发不了电，经济增长的预期没有大的变化，但电力缺口却被放大了N倍。
如果根据公开数据作出判断，恐怕与电力部门犯同样的错误。但我们当时如果写，就碰到一个难题，你要说这个省隐瞒GDP，文字证据呢，只有专家推算，而专家又不愿意与政府首长公开作对。你也没有专家的数据，专业化的分析工具，就是你有，你的主编如何信任你？那么，你就只有放弃做文章。
我们的基础信息都有问题，作为记者你又没有能力一一订正，把它们放进文章，实在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像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统计悲剧，浮报的粮食产量，让中央政府作出错误判断，甚至在饿孚遍野的时候，不知情的中央还决定出口粮食。报纸记者没有看到？我估计不少人亲戚都有饿死的，但写文章还是粮食大丰收，多少年吃不完。
基本信息的失真，在现在的商业领域，学术领域，情况也都一样。更不用说观点了。
批评报道，如果只是政府治理的手段，那么必须存在一个假设前提，政府治理不存在决策失误，但实际上我们的决策失误，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损失就有几千个亿，这是公开数字。不说政府是否有能力监督自己，监督下级政府，如果由各级政府的上级，承担这个成本，整个财政也承受不了。
如果批评报道是政府治理的一部分，我像那么古代的“邸报”，上面也有所谓“批评报道”——批示过的弹劾奏章，而且，它们的比例，比我们报纸上的批评报道，也许还不小。
独立的声音是多重要呀
但可能吗？说真话是美德，在中国说真话，不再只是个勇气问题，证伪的技术你有吗？有多少？
批评报道与舆论监督有很大区别。作为政府治理手段的“批评报道”，应该算是行政监督体系里的，调查工作的是机关人员做的。政府只是把信息发布到自己拥有产权的报纸上，新闻采编不会也不能加入自己的判断和调查，只是记者署名而已。
张：你举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记者对社会的判洞察能力和对趋势的判断能力。
杨：中国很多问题是屏蔽的，有它的历史形成的过程。甚至我们近前的历史，比如20几年的改革历史，不少记者同行，都是简单了解那些宣传性文字，历史盲，肯定也是现实盲，所谓调查的价值可想而知。我也是在做了10几年记者，才觉得稍微有些历史视野。
很多时候，记者只盯住很简单的事实，而且分析这个事实主要根据以前的经验，但这种经验往往又是狭隘的，这种局部经验很导致读者的误判。如果记者不掌握整体的情况，甚至运用的基本数据都有问题，那情况就挺严重。一些部门提供的数据有问题，有些事实不存在，记者就首先要做基本的辨伪工作。目前的情况下，记者要公开、透明、顺利地查找信息和数据，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我们和统计学家、经济学家探讨的时候都不能完全信他们。学界现在的问题很大，没有独立性的不负责言辞很多，而且他们与所代言的利益的交换关系，非常隐秘。
张：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做出一个合格的调查，比西方同行难度大？
杨：我们是一个低信用社会，有限的数据信息来自政府，不完整，同时很多不准确，其他的信息就更不用说。所以，新闻调查，相对信息相对公开的高信用社会，难度稍小；而对我们，可以说是荆棘遍布。
如果比作盖房子，人家有砖，质量可以信赖，砖的地位相当于非决定性的证据，但它们的整体，对你描述整个事件有用，在“高信用社会”，这些砖很容易得到，比如公司的纳税资料等。但我们要一块块找砖，同时砖很可能表面很好，但实际是一块烂砖。这种情况你要盖同样的房子，时间精力的耗费比前者大得多。
一个笑话是，在江西一个县，有一次我问一个警长他处理一个治安案件的执法依据。他拿出一个《办案手册》，是公安常用的法律文本。他打开，用两只手遮住他用的那个条文的上下文，只给我看他用上的二十几个字。我说，你遮住干什么？这是国家公布的法律，又不是机密。他说，除这一条外，没有必要给你看。
做调查像是做一个工程
张：调查记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除了一些权力部门的控制、商业机构的阻挠之外，跟消息源本身的模糊或被遮蔽也很有关系，尤其，那些本来就不真实的消息来源。
杨：你拿到的信息肯定经过被筛选、不完整，甚至伪装，程度不一而已。到你这里举报的,也肯定有他的立场，有他对事实认识的局限，有时报料人甚至会想控制你。报料人，可以是弱势的上访者，可能是机构，政府官员，如果你以报料人的立场为立场，以他提供的事实为事实，你的工作恐怕没有价值，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与刑事侦察，考古一样，大家都有一种逼近真相的技术，刑事侦察的结果，要过法庭抗辩这一关；考古结论要经过学术辩论的考验，新闻调查的结果，也一样，要经过证实或证伪。但坦率地说，现在中国的新闻调查还缺少一种严格的技术规范，中国也没有保障舆论权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有力的司法保障。而这是技术规范形成的一个前提。我们是一个失范的社会，新闻业也是一个失范的行业。
如果现在存在技术规范的话，我想也不统一。像《财经》和《南方周末》体现出来的，相对严格一些。但即便如此，在面临诉讼，司法制度局限或缺陷时，即便按最苛刻的标准都可以通过的严谨的报道，都有很大可能败诉。尤其在你伤及地方实力人物或相关利益的时候，败诉机率非常高。地方对司法的影响力之大，我在法院工作多年，很清楚。现在的情形，比10年前更为严重。
摆脱阻挠，还原真相，是技术问题，我想也是作为调查者的最基本的技术。
我觉得很难的，是摆脱“信源”或者“报料人”的控制和纠缠。我基本原则是，一对报料欢迎；二，希望告诉我知道的全部；三是做不做由报社决定；四，怎么做是我的事。
当然，我绝对不会收取利益。我喜欢很单纯的关系，这样使我很放松。
在浙江，不是还有很多职业报料人嘛？比如，有一个人因为自己家人的怨情向我们举报，我们报道后，事情很好地得到解决。从此，他常常给我报料，为了引起你的重视，对一些内容做了夸大。我有直觉，他是把这当作一个生意，于是故意放一放，不久就有人来电骂我：你怎么收了钱不帮忙呀？
你不出租权力，这些人居然出租了，而且取租金！
我更倾向于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少做一些比较宏观的东西，以微见著，个案优先。因为我很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采访技术条件的限制，最多的就是自己加大采访量，同样一个事实，别人采访两个人，我采访四个人，五个人。
像练体操的，我不是动作难最大的，但我认为自己是落地最稳的之一。我追求的是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控制力。
2004年3月“铁本案”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大肆炒作，记者们象人来疯一样冲过去把人打的半死。有个同行甚至向我找常州的关系，他想写写那个老板的私生活，是不是有“二奶”，整一个“调查新闻”。真想把人家游街示众啊？
他也知道这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问题大的是地方和银行，是你追求GDP的官员考绩体制。按照我一些官员朋友的说法，是“地方诸侯和银行把人家这个老板肚皮搞大，中央政府把人家打死”。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对的，但手段上与过去“严打”的游街示众，从重从快一样，简单粗暴。这说明，中央政府管理调控手段的匮乏。不理解这个大背景，去写报道的话，不可能把事件分析清楚。
媒体应该有悲悯之心，对中央政府的无奈，地方官员面对的考绩的无奈，常州这个城市的无奈，民企发展的取径的无奈。一些媒体表现出的“人来疯”，让我觉得很悲凉。后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杨瑞法，写了篇采访沙钢沈文荣谈“铁本‘的文章。看完后，我很感动。老杨50多了，有历史感，知道民企的历史悲情。
张：你认为，这样做的报道即便比较详尽、真实，但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这种报道还是失衡的或者偏颇的。但对很多年轻的调查记者来说，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事件的各个层面挖掘清楚已经很不容易，要看到大背景、大全局很难。
杨：所以，我一直感慨做记者，等脑子比较清醒的时候可能已经三十七八岁了，那时候，又面临退役。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制片人说，他的调查团队最年轻的三十七岁，老的六十多岁。调查性记者必须得有经验，他的报道应该非常完整，里头不光有事实，还要有同情，有非常好的经验分析，要让被批评对象口服心服。我说：“我的年纪只好到你那里实习，但在这里，这个岁数该退休了。”他惊诧莫名。
其实，很多被我们批评的对象也有无奈，所以记者的报道要有包容心，所谓“菩萨心肠，雷霆手段”。
比如，让我重做“珍奥核酸”之类的报道，我可能会有所不同，穿插进整个行业的描述。如果整个行业都在行骗，你想诚实也很困难，只能做更大的骗子。我可能就要把这东西不断地加进去，要强调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甚至是制度性问题，而并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
张：对大多数记者来讲，这个要求是不是显得很高？
杨：我认为，资深记者应该基本具备这种能力。我总是怀疑自己的报道是不是做得太严厉。因为读者知道的真相太少，信息不公开，不对称，一个深度报道的反应是难以预见的。某个人出问题，很可能一个无辜群体都受到影响。比如，我写了“地下组织部长”后，有一次碰到温州市长，我开玩笑私下问他“你们市委阻挠这个稿子，是不是要保护什么人？”他说：“我们政府里有这样一个舆论，这个东西发出来，我们温州官员到省里做事更难了。”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我也碰到省政府的官员，一起喝茶时，开一个温州出身的官员玩笑：“你的官是不是买的？”温州官员显得很窘。
这是我们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你信息不自由嘛，常常遮遮盖盖。我们的调查等于是黑屋子里开个缝隙，读者可以透过这个缝儿，对屋子里的暗角的自由想象。如果你有公正的司法制度，充分的信息公开，像一个透明的屋子，想象空间小，那么无辜者也不会因此受到伤害。
在这样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最能反映记者工作价值的还是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新闻虽然是易碎的，但好的调查报道能真正成为时代的记录。只是，我们的记录，是片面的深刻，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和每一个观察者都有的局限，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幼稚，我们的情绪，会放在里面。
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通常看到的大背景下的小人物或小事件的报道，其对背景的把握其实非常难。
杨：非常难。历史学家都认为，最难看清的就是当下的历史。历史的脉络，也许只有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清楚。历史学家是大厨，我们只是拣菜洗菜的厨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报道缺乏一种纬度，就是历史的厚重感。因为有些记者都不懂历史，不懂他们采访对象的历史生存状况，现在新闻成为一个工业，采访的时间也保证不了。我相信，很多记者以后会为他写的“铁本事件”脸红。
我非常赞叹美国有个获普利策奖的报道，写越战时苗族人移居美国之后的生存状况，非常全面、完整。这个记者对苗族历史非常了解，做过很多研究。当时，苗族人给美军引路，害怕越南人报复，美国人把他们连根拔起，两万多人移居到美国。他们来到完全陌生的社会，吃救济，整个文化在衰落。慢慢熟悉后，他们中间出现了博士，一个苗族女孩戴了博士帽，看到这张照片我就哭了。我觉得，这个记者在用心体验这些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某某电视台去做什么普通人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种记者秀。在抗洪救灾时，我们看到过很多同行借采访灾难，而做的个人表演。
所以，我对记者这个职业有深刻的焦虑。有时候，我想重新入行，再做一些新东西，把那些制度层面的问题都变成新闻背景，而不像以前那样做得那么单薄。或者，是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学者吧，一个想成为大厨的厨工。
张：写报道的时候，你想把已经挖掘得比较充分的事件，编织到一个更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背景当中去。
杨：有远景，有近景，能够整体看事情，又非常好读。相对来说，九十年代的人看宏观的东西有问题的，八十年代的人好一些，但他们的局限是只有宏观、没有微观，他们都是理论家出身、报告文学家出身。象钱钢做的留美幼童的报道，我认为流传时间可能更长些，没有他那代人的宏大叙事，大特写，大写意，只有像是苏州“闺门绣”那种细密的针法，这种返朴归真的东西很耐读。
去一个地方总先去研究县志
张：我听说，你采访一个人物，很重视他所处地域的文化背景。是不是文化有助于你更多地去理解他？
杨：对，人是环境的产物嘛，这个肯定要去研究。我去研究一个地方总是要去研究这个地方的县志。如果到浙江采访，就得了解浙江的整体情况。比如说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浙江的县长、县委书记基本上都是山东人多，南下的干部；后来的是山东人和浙江人的后代。80年代，省委常委开会，甚至还是说山东话。他们的状态不一样，北京对他们有比较大的吸引力，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联络图和关系网。
但是，浙江土生土长的老板就觉得北京很远，有文化隔离感，他们身上有非常区域化的色彩。这是社会的真相，大家或者都不知道，或者不去谈。
张：记者要发现真相确实很难，刚才我们也谈到会受很多因素限制，包括编辑部的截稿时间，所处平台的宽松程度。
杨：如果做不到，就只能写写消息。作为调查记者，你所关注的这个社区就是你的，大的东西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而且你是它的一部分，要熟悉它的历史。你的基本资源和调查方式支持你这样做，否则你报道和解释东西肯定有问题。
张：前头你提到几个工作过的媒体，看来似乎都不够理想。怎么办呢？
杨：我现在确实没有理想的平台。除了社会大环境在变化，媒体行业的小环境也在变化，现在资本进入很多媒体，这种投资是一种不安全的投资。将来政策会怎么样？发展前景会怎么样？对资本的不确定性很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往往注重短期回报，刊号方也有很强的通过市场化获得权力租金的要求。员工利益可能成为牺牲品……不少投资媒体的老板过去从事制造业，甚至非法书商出生，来办杂志对成本一抠再抠，给这些杂志打工的记者的生存保障就会出问题。这种环境很容易逼着调查记者走弯路，去依附政治势力或商业利益。
比如，现在很多进入报刊业的民间资本，实际上就是过去包版面，用新闻形式搞“企业形象广告”的那些人。这和很多进入医院的民企一样，很多福建游医出身，在公立医院搞“性病门诊‘的，完成原始积累，利用医院改制，成为医疗机构的控制者。
你能怎么办？
张：以前我有印象，你有本“红宝书”一样的小册子，里头是各行业的官员、学者名单及联系办法，可以快速找到各领域的采访对象。你通过什么渠道建立起这样的社会资源？
杨：因为做记者的时间比较长，又做过法官，采访过的人或者没有采访但有名片留着的，进行分类记录。我母亲是图书馆的副馆长，没事儿就帮我做这个工作。另外，我自己平常阅读得比较多。我做每篇报道的采访时间可能比一般记者多几倍，因为我害怕自己出手过狠。毕竟我做过法官，明白要防止媒体暴力的这种倾向。
以前，我在《青年报》做一个保险题材的报道，自己不懂保险就没有信心。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只有完全有信心、有必胜把握的时候我才上。于是，就买了很多保险方面的书，花了一个月把它读懂了，确定某些行为是违规的，而且非常严重，我才去做。当时，那篇报道非常轰动，讲友邦一个业务员，勾结一个国有企业的会计和出纳投几万块公款给公司员工买保险，一共五六十个，每人一千块，但这些员工自己不知道。保单拿回来以后就藏在抽屉里头，中间有人死掉也没有索赔，他们三人分了40％的佣金。到第二年要去续保，总经理收到通知，就问会计和出纳，才发现了他和公司的印鉴也被他们盗用。
这个报道影响挺大，《新民晚报》当天的“早新闻”整版转载了，还被人放大后贴在保险公司门口。几千人就挤在友邦门口，要求退保。友邦因此建立了相应的稽查制度。报道出来后，时间长了，这些人还和我成了朋友，他们找我喝茶，私下说很挂念我、尊重我。虽然我批评他，弄得他差点倒掉。
在业内我知心朋友不多。但社会上的朋友很多。有一个当事人到我这里投诉，他企业的利益受到司法当局的侵凌。我写了一篇很棒的稿子。后来碰到，我问他是谁为他出谋划策，并搞到我的家里电话。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是一个被我毁掉前程的高级干部。在我与他周旋时，他甚至派人跑到上海，想调查我一些阴私，来阻止我的行动。
张：你的这本小册子发挥的作用，更多是专家库，还是消息源？
杨：专家库或者线人库可能有一致的部分。比如我在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合作有十年了，他是一个刑法专家，一些法院和检察院有什么棘手的案子，定罪定性比较难的往往要他去参与，他就给我提供了很多线索。
能得到这种信任，既跟我所在的媒体有关系，他们相信我们的报道大多数还能发出来，也相信杨海鹏做事是可以做到的。
他们也给我很强的智力支持。
我十年前做新闻，按朋友的说法，就是“泡冷班子”，相交的官员朋友没有一个是正职。当时他们这些“四化干部”，往往比年纪大的正职有学养，与我比较对味。现在他们很多是正职了。
我的线索来源基本上就这么几类。一种是离休干部，占到很大一块。他们熟悉地方人情政情，子女多在机关工作，消息来源往往比较准确，离休干部。他们提供的多数是司法腐败的题材；还有一种来源是律师，占的量不大，但很多题材都很重要。此外，还有报社的编辑部，以及专家学者，这些专家提供的东西比较可靠。最后，还有同行，往往他们做不了，转给我做。对于各种线索，我的判断原则是看这个新闻本身有没有价值。
张：编辑部提供的线索除了报社自己发现的，读者来信、来电提供的线索怎么样？
杨：在《南方周末》能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实在没有线索也会在来信中找。但读者来信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资料真实性很难保证。一些老百姓分辨不出什么是法律中的事实和听闻中的事实。我在《南方周末》时，从来信中发现的线索也不少，大概有两成左右，老干部很多是来信的，他们会相互介绍。
张：新闻调查的过程就是逼近真相的过程，根据你自己的遭遇，调查中最难的是被调查对象的抗拒吗？
杨：这个倒没有。最大的困难是做一些案子的报道，举报方和被举报方都有问题，形成彼此的利益链，变成官员和官员之间的对抗。碰到这种情况，记者很容易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搞清楚事实问题。
我采访时一般很平稳，与调查对象，往往是司法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干部有说有笑。不明白的人，会误认为我和对象是熟人。我不希望，有一种很强对抗的感觉，这有一个前提是你证实的渠道很多，有时我会很耐心地听他们说谎。在文章中，他们会为自己的不诚实付出代价。
张：你以前做的不少报道都涉及司法腐败的东西，你判断要不要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杨：新闻故事比较生动，案件性质比较严重，另外要有很强的书证，一个证据链可以证明这个东西。做此类的新闻的查证，证据要求苛刻，基本上与法院审判差不多，虽然记者本身又没有强制性的调查权。
有强制调查权还查不出来，何况是我们？所以，要求这个线索“煤矿”本身是个浅层的“煤矿”，便于开挖，而且本身是优质煤，烧得通通亮，大家很来劲，有温度。我对这类新闻的预见能力可能比别人强一点，毕竟在法院研究室那么长时间。
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你的报道出来，公安或检察机关为了解决问题来找你，希望你提供举报人的信息？
杨：有这种情况，但比较个别。我基本上对他们说，我没有权力给你公开消息来源，你必须去找我们报社，报社领导认可后再说。我把皮球题到报社那边去，他们就不会找了。
比如，我的一篇稿子，〈〈南周〉〉发表，删节了一半内容。一个中央政法系统的出版社办的杂志，把我的文章拿去，全文刊登。对方的公检法司四部门盖个公章，以公函形式说我的文章侵犯了他们几位离休领导的名誉，说他们在黑社会公司领取补贴，要求收回杂志并道歉。杂志社很紧张，把我叫去。我负责帮杂志写了回函：一是名誉权是公民个人权力，希望那些领导来杂志联系；二，希望知道他们的身份，指出文章中那些事实不存在，认为是侵犯名誉，利于杂志核查；三，如本杂志存在侵权，愿意为他们恢复名誉并给予赔偿；四是如存在侵权，本杂志负责给予相关人员处分。
这种官样文章看似寻常，但很有力量。因为这些人有10几个。我没有写他们的名字，也是因为怕他们纠缠不休，减少报道后的烦劳。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亮出身份起诉，因为他们虽然都是地区政法首长出身，但自己身上不干净，又不知道我手中有多少证据，所以只好以集体名义，躲在组织背后要纠缠。组织又不是名誉侵权的关系人，我指出这点，他们就没有在杂志社闹下去。而且，坦率说，我在采访中也接触了其中个别人，拿出他们或家属签名的“补贴领用单”，是经过他们的人确认过的，但其他人并不知情。

张：你有没有碰到过恐吓，或者其他危险的事情？
杨：有。我从来没有被打的经历。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号称要买你的人头。那篇报道叫《一个弥天大谎的产生》。复旦一个MBA毕业后，搞什么杨树新品种，他这个杨树是杂交出来，杨树实际上是意大利杨，只能在喜暖、湿润、有水的地方生存，长的速度比较快，叶片比较大，树干很细，可以做造纸原料。这个MBA夸大其词，说这个品种可以在沙漠里生长，一年可以向沙漠腹地推进多少公里。当时，欧美同学会开会的时候，一个教授说这是我国生物科学界的大发现。我一听，如果真有这种东西，没几年黄河可以变清，沙漠就可以变绿，用常识推断就知道是假的。
他在全国各地建了很多苗圃，把这些树苗卖给国有林场，种出来发现不对。我们的报道也出来了，有公安查，他就跑回新疆。回到新疆，那里的政府官员支持他。他们为他发过西北五省区首长的联席会议文件。而且他上过几回中央台〈新闻联播〉。
他就打电话威胁我，说他有4000万，要杀我全家，我说你来杀啊。然后，他就说要拿200万买我的手。
张：他本人直接就在电话里讲？
杨：本人。我当时吓得有点哆嗦，以前没碰到过这么严重的事情。那时候，我女朋友逼着在我包里塞一把刀，用来防身；有个同事更害怕，办公室铁门都锁上了，有人敲门先在猫眼里看一看。我当时常把那把刀从包拿出来，给朋友们看，相互调笑。
过了一个月，那个MBA又给我打电话说，老杨啊，我们新疆的葡萄熟了，请你过来。我调侃地说：我到新疆，你可以省下200万，把我手脚都剁了。
他现在已经没有事。日子据说很滋润。我在上海很喜欢一个茶馆，常在那里与人密会，很多年了。有一天我偶然在那里一个角落发现挂着他的一张照片，问服务员这是什么人？服务员说，他是我们老板。
张：碰到这种情况，单凭记者个人的力量很难促进问题的解决。
杨：一般记者会有挫折感，但我在司法系统做过，知道很多事情不可能。常规来讲，我胆子比较大，再危险的情况都比较从容。我有次做了个报道，关于温岭的“渔霸事件”，把浙江的法院批了。中央政法机关的报纸记者给我打电话说，海鹏你批他们怎么不跟我打招呼？我说，为什么跟你打招呼啊。他说，这个法院跟我是朋友啊。我说，和你是朋友，更不应该跟你打招呼，让你两难。他说，我准备写篇争鸣文章发到我们报上，你可不可以不回应？我说争鸣嘛肯定要回应的，再说你巴掌打我打得多狠我还不知道，现在不能放弃。
电话一挂，朋友就做不成了。结果，他们报纸出了两个整版。
还有记者朋友更坦率，因为我们报道，他们“争鸣”，就有实际收益。就像核酸报道，某门户网站开始转我们的文章，点击率奇高；尤其是厂家在全国报摊收购报纸，一下子弄巧成拙，吸引的眼球更是翻了几番。到后来，首页上出了“核酸之争专缉”，打开看我的文章没有了，都是核酸公司的宣传文字和广告。
张：你有没有考虑从过去的冲锋陷阵，逐渐过渡到管理者的角色？
杨：没有。我从来没把自己定位成管理者。我想我最多能够管理一个20人的团队。再多，我会觉得很烦。一是对做内容有激情；二是自己嘻嘻哈哈，缺乏当领导的能力。当然，现在当头头拿高薪，对我还是有些诱惑力的。我们的新闻机构还是从衙门转过来的。我想也许20年后，可能明星记者可以拿到领导那种高薪。我是盼不到那一天。
张：外界评价说，按照你的年龄、经历等情况，已经到了没法用以前那种状态做记者的时候了，再不转型就晚了。
杨：我倒是没这种想法。我觉得现在我才是一个“及格的记者”，而且状态很好。可惜，我们这个行业，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越来越残酷，报纸越来越厚，做记者，填版面，脚力和肌肉显得比经验和头脑更具备优势。
很多朋友跑到日报做调查记者，我都劝他们别去，因为他们要认真做，成本上报社压力很大。粗制滥造，坏了自己的牌子；很容易出事。我打了一个比方，在大卖场里开名牌专卖店，肯定很尴尬。
我为很多报社主持招聘，看一些年轻记者的稿子，不禁惊艳。谈一谈，往往发现他们对自己写的东西不是很懂，与稿子体现的水平差异很大。用“GOOGLE”一搜，很多文章就显形了。劣币驱逐良币，温州过去的“洋牌子”纸皮鞋，打败国内名牌，也是这么个过程。
现在高校教授们炮制论文，习以为常。体制逼迫你这样做。这些入行未久的记者，这样做文章，也不奇怪。
名记转型或也是一个被动的选择。
我的困难是没有多少报社，愿意支付我高工资和相对高的采访成本。在低成本和短周期下的操作，我没有能力． 

十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10．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


“电车难题”要数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解读：

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许多哲学家都用电车难题作为例子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状况经常强迫一个人违背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还存在着没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况。

9．空地上的奶牛（The Cow in the field）

认知论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实验就是“空地上的奶牛”。它描述的是，一个农民担心自己的获奖的奶牛走丢了。这时送奶工到了农场，他告诉农民不要担心，因为他看到那头奶牛在附件的一块空地上。虽然农民很相信送奶工，但他还是亲自看了看，他看到了熟悉的黑白相间的形状并感到很满意。过了一会，送奶工到那块空地上再次确认。那头奶牛确实在那，但它躲在树林里，而且空地上还有一大张黑白相间的纸缠在树上，很明显，农民把这张纸错当成自己的奶牛了。问题是出现了，虽然奶牛一直都在空地上，但农民说自己知道奶牛在空地上时是否正确？

解读：

空地上的奶牛最初是被Edmund Gettier用来批判主流上作为知识的定义的JTB（justified true belief）理论，即当人们相信一件事时，它就成为了知识；这件事在事实上是真的，并且人们有可以验证的理由相信它。在这个实验中，农民相信奶牛在空地上，且被送奶工的证词和他自己对于空地上的黑白相间物的观察所证实。而且经过送奶工后来的证实，这件事也是真实的。尽管如此，农民并没有真正的知道奶牛在那儿，因为他认为奶牛在那儿的推导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的。Gettier利用这个实验和其他一些例子，解释了将知识定义为JTB的理论需要修正。

8．定时炸弹（The Ticking Time Bomb）

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政治时事，或者看过动作电影，那么你对于“定时炸弹”思想实验肯定很熟悉。它要求你想象一个炸弹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在你的城市中，并且爆炸的倒计时马上就到零了。在羁押中有一个知情者，他知道炸弹的埋藏点。你是否会使用酷刑来获取情报？

解读：

与电车难题类似，定时炸弹情景也是强迫一个人从两个不道德行径中选择的伦理问题。它一般被用作对那些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酷刑的反驳。它也被用作在极端形势下法律——就像美国的严禁虐囚的法律——可以被放在第二位的例子。归功于像《24小时》的电视节目和各种政治辩论，定时炸弹情景已成为最常引用的思想实验之一。今年早些时候，一份英国报纸提出了更为极端的看法。这份报纸提议说，如果那个恐怖分子对酷刑毫无反应，那么当局者是否愿意拷打他的妻子儿女来获取情报。

7．爱因斯坦的光线（Einstein’s Light Beam）

爱因斯坦著名的狭义相对论是受启于他16岁做的思想实验。在他的自传中，爱因斯坦回忆道他当时幻想在宇宙中追寻一道光线。他推理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成为 “在空间上不断振荡但停滞不前的电磁场”。对于爱因斯坦，这个思想实验证明了对于这个虚拟的观察者，所有的物理定律应该和一个相对于地球静止的观察者观察到的一样。

解读：

事实上，没人确切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一直都在争论一个如此简单的思想实验是如此帮助爱因斯坦完成到狭义相对论这如此巨大的飞跃的。在当时，这个实验中的想法与现在已被抛弃的“以太”理论相违背。但他经过了好多年才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

6．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

最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哲学家Thomas Hobbes后来对此进来了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解读：

对于哲学家，特修斯之船被用来研究身份的本质。特别是讨论一个物体是否仅仅等于其组成部件之和。一个更现代的例子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乐队，直到某一阶段乐队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始成员。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企业，在不断并购和更换东家后仍然保持原来的名字。对于人体，人体不间断的进行着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迫人们去反思身份仅仅局限在实际物体和现象中这一常识。

5．伽利略的重力实验（Galileo’s Gravity Experiment）

为了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速度取决于物体的质量的理论，伽利略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如果一个轻的物体和一个重的物体绑在一起然后从塔上丢下来，那么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快，两个物体之间的绳子会被拉直。这时轻的物体对重物会产生一个阻力，使得下落速度变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两个物体绑在一起以后的质量应该比任意一个单独的物体都大，那么整个系统下落的速度应该最快。这个矛盾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

解读：

这个思想实验帮助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无论物体的质量，不考虑阻力的情况下，所有物体自由落体的速率都是一样的。

4．猴子和打字机（Monkeys and Typewriters）

另一个在流行文化中占了很大分量的思想实验是“无限猴子定理”，也叫做“猴子和打字机”实验。定理的内容是，如果无数多的猴子在无数多的打字机上随机的打字，并持续无限久的时间，那么在某个时候，它们必然会打出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猴子和打字机的设想在20世纪初被法国数学家Emile Borel推广，但其基本思想——无数多的人员和无数多的时间能产生任何/所有东西——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解读：

简单来说，“猴子和打字机”定理是用来描述无限的本质的最好方法之一。人的大脑很难想象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无限猴子定理可以帮助理解这些概念可以达到的宽度。猴子能碰巧写出《哈姆雷特》这看上去似乎是违反直觉，但实际上在数学上是可以证明的。这个定理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重现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某些人的尝试：2003年，一家英国动物园的科学家们“试验”了无限猴子定理，他们把一台电脑和一个键盘放进灵长类园区。可惜的是，猴子们并没有打出什么十四行诗。根据研究者，它们只打出了5页几乎完全是字母“s”的纸。

3．中文房间（The Chinese Room）

“中文房间”最早由美国哲学家John Searle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这个实验要求你想象一位只说英语的人身处一个房间之中，这间房间除了门上有一个小窗口以外，全部都是封闭的。他随身带着一本写有中文翻译程序的书。房间里还有足够的稿纸、铅笔和橱柜。写着中文的纸片通过小窗口被送入房间中。根据Searle，房间中的人可以使用他的书来翻译这些文字并用中文回复。虽然他完全不会中文，Searle认为通过这个过程，房间里的人可以让任何房间外的人以为他会说流利的中文。

解读：

Searle创造了“中文房间”思想实验来反驳电脑和其他人工智能能够真正思考的观点。房间里的人不会说中文；他不能够用中文思考。但因为他拥有某些特定的工具，他甚至可以让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以为他能流利的说中文。根据Searle，电脑就是这样工作的。它们无法真正的理解接收到的信息，但它们可以运行一个程序，处理信息，然后给出一个智能的印象。

2．薛定锷的猫（Schrodinger’s Cat）

薛定锷的猫最早由物理学家薛定锷提出，是量子力学领域中的一个悖论。其内容是：一只猫、一些放射性元素和一瓶毒气一起被封闭在一个盒子里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内，放射性元素衰变的几率为50%。如果衰变，那么一个连接在盖革计数器上的锤子就会被触发，并打碎瓶子，释放毒气，杀死猫。因为这件事会否发生的概率相等，薛定锷认为在盒子被打开前，盒子中的猫被认为是既死又活的。

解读：

简而言之，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事件发生时不存在观察者，盒子里的猫同时存在在其所有可能的状态中（既死又活）。薛定锷最早提出这个实验是在回复一篇讨论量子态叠加的文章时。薛定锷的猫同时也说明了量子力学的理论是多么令人无法理解。这个思想实验因其复杂性而臭名昭著，同时也启发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奇异的就属“多重世界”假说，这个假说表示有一只死猫和一只活猫，两只猫存在在不同的宇宙之中，并且永远不会有交集。

1． 缸中的大脑（Brain in a Vat）

没有比所谓的“缸中的大脑”假说更有影响力的思想实验了。这个思想实验涵盖了从认知学到哲学到流行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个实验的内容是：想象有一个疯狂科学家把你的大脑从你的体内取出，放在某种生命维持液体中。大脑上插着电极，电极连到一台能产生图像和感官信号的电脑上。因为你获取的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都是通过你的大脑来处理的，这台电脑就有能力模拟你的日常体验。如果这确实可能的话，你要如何来证明你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由一台电脑产生的某种模拟环境？

解读：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像《黑客帝国》，那么你说对了。这部电影以及其他一些科幻作品，都是在这个思想实验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让人们质疑自身经历的本质，并思考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个实验的最初原型可以一直追溯至笛卡尔。在他的《Meditations on the First Philosophy》一书中，笛卡尔提出了能否证明他所有的感官体验都是他自己的，而不是由某个“邪恶的魔鬼”产生的这样的疑问。笛卡尔用他的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幸的是，“缸中的大脑”实验更为复杂，因为连接着电极的大脑仍然可以思考。这个实验被广泛的讨论着，有许多对于此实验前提的反驳，但仍没有人能有力的回应其核心问题：你究竟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真实？ 

选美：蛋头，老头和丫头

　　今年美国大选的民主党选票，有个史无前例的特色：总统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和副总统候选人约瑟夫·拜登都在州里大学的法学院兼职教宪法课。

　　宪法课上，讲解条文时要涉及很多高等法院裁决。如果不是九位大法官一致通过，案子在多数裁决意见之外，还会有少数反对意见。上课时两边都要讨论，所以 宪法教授习惯于摆出双方观点。作总统，这是很好的习惯；但在辩论中，很可能你还没有分析完毕，规定时间已经到了，结果观众就被搞糊涂了，不知道你的立场到 底在哪里。奥巴马在党内初选时，多次因分析过头，让希拉里·克林顿占了上风。按美国人的说法，这种表现，就叫“蛋头”（egg-head，带酸气的知识分 子）。所以，在奥巴马进入９月２６日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时，还有拜登进入１０月２日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时，民主党支持者是有点担心的。

　　幸好，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戴维·布鲁克斯所说，当前的共和党在智力上没有资格进白宫（见该报９月９日文章），共和党的老头一号约翰·麦凯 恩和丫 头二号莎拉·佩林在文化上太差，抓不住对方破绽，让两个蛋头凯旋而归。连敝人这类无关利益的看客都觉得丧气，忍不住要站到弱势一边。

　　民主党的基本辩论策略，是把麦凯恩当作布什三世，声称老头妄想继续执行小布什的不得人心旧政策。奥巴马在辩论中说：你麦凯恩自己讲过，你在９０％的时 候都是同意布什的。麦凯恩如果在海军学院读书时数学、统计成绩好一些，而不是在那一年级的８９９名学生中混个第８９４名，见到这类典型的似是而非的蛋头论 据，就该如驾着轰炸机而发现目标般激动。统计中要按项目的重要性而加以不同权重。张三轿车里装着一打鸡蛋，李四有一打同样的鸡蛋但骑自行车，能因十三件东西中有十二件相同（９２％），而说两人的经济状况差不多吗？老头的回答，原则上是对的，他说我在全球暖化和酷刑等问题上反对布什的政策。就是说，在重要的 问题上，统计权重比较大的问题上，他是不同意布什的。但这样的回答太平淡，听众记住的，可能还是奥巴马的“９０％”。

　　老头不妨说：布什肚子饿了说吃饭，我肚子饿了也说吃饭，话语比话语，只怕你奥巴马在８０％的时候也是同意布什的。观众微笑时（会场规定听众不准喧 哗），再说我和布什在重大问题上是不同的，并一一列举。最后再说，布什也有很多提案是两党多数同意的，比如他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提案 （ＮＣＬＢ，No Child Left Behind），那是你们民主党大佬爱德华·肯尼迪合署的，他是你的伯乐兼恩人，难道你要我投反对票？

　　因为老头和丫头在文化上太差，辩论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咄咄怪事：当前经济危机的根子，明明在克林顿时期的政策，两口子最近低姿态不吭声，辩论中却搞得像是共和党的全部责任似的。

　　克林顿当总统时，美国家庭有房率已经达到６５％，他还要进一步提高。刨去１５％左右的贫困线之下家庭，可能买房户仅占２０％，其中大量是经济较差，还 有年纪较轻、经济基础不稳定的。直接面对顾客的地方银行未必愿意贷款给这些人，但政府让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 两公司大量收购地方银行的房贷，再转卖给大投资银行。地方银行不再担心还款可能，于是大贷特贷。很多原来买不起房子的低收入者确实因此住上了新房，代价是坏账积累太多的银行，风潮一来就垮台。

　　布什政府的责任，至多是监管不力。这看着像是共和党小政府哲学的反映，实际上共和党议员——包括麦凯恩本人——提出过加强管制房贷市场的提案。 但是， 正如《纽约时报》上星期天（１０月５日）关于房利美的头版文章里所指出的：太多议员——特别是民主党议员——反对，提案通不过。

　　当然，让低收入者住新房，最好还要住高级的新房，是一种大大的政治正确。共和党讨论这问题时，必定有顾虑。只有佩林在辩论中，说到有些人上了放贷者的当，只能负担十万的房子，却偏要买三十万的（连她也不敢说这些买房人本身又贪又蠢）。

　　丫头大概不怎么读《纽约时报》，她对偏左的主流媒体意见很大。其实，只有文化精英操办的主流媒体才能告诉你，现在坐在华尔街里的经济精英是些什么人。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罗杰·科恩９月１８日文章感叹道：为什么长青藤大学里左派教授培育的左派学生，进了华尔街后变质了？他说哈佛去年有４７％的毕业生进了金融界；今年低一些，也有３９％。奥巴马在他的自传《父亲的梦》（Dreams from My Father） 里也说，他那些平时满嘴“为人民服务”的哥伦比亚左派同学，毕业后都去了华尔街，他决定去当社区组织者之后，在街上碰到都避开他们。华尔街的新世代“肥猫 ”，其实是奥巴马的同学，希拉里的校友，他们给民主党捐款更多。不过丫头大概不会去读奥巴马的自传，无法利用这些材料。否则，以她当州长前都没有医疗保险的真正平民身分，佩林至少可以跟“肥猫”划清界线，如果不能把他们完全划到民主党一边的话。

　　奥巴马现在将自己设计成普通美国人，他最怕的就是被人揭出精英底子。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放映的奥巴马传记片，对他的哥伦比亚和哈佛学历不置一词。

　　不过，文化差也有文化好处，显得比较亲民。ＣＮＮ民意调查发现，虽然５１％的受访者认为拜登赢了辩论（认为佩林赢的只有３６％），却有５４％的人说丫头更令人喜爱，欣赏拜登的只有３６％。

后记：本文写于１０月７日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之 前，为十·一长假后复刊的报纸谈谈美国大选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和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这里补充几句对第 二场辩论的印象（题头图：候选人回答听众问题）。老头开始说明这场经济危机是民主党搞出来的漏子了，但强度不够。奥巴马则再次用了个他在第一场辩论中已经用过的似是而非蛋头论据。他说美国石油储量只占世界储量的３％，但美国人用去世界所产石油的四分之一，美国怎么可能依靠本土钻探来解决能源问题？其实拜登 在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时也提到过这一３％和２５％，但拜登比奥巴马老练，他没有直接联系本土钻探。拜登企图用听上去并不错的话制造错误暗示，奥巴马则把话明着讲歪了。民主党候选人连用三次数学上未必成立的论据，共和党候选人却仍是不屑于反驳的样子，这就是文化差的表现了。下星期三（１０月１５日）的第三场， 我看老头不用辩了。

Google,百度和谷歌的那些事

很久不在这个blog上写和技术无关的东西了，尤其不想写跟业界有关的东西，觉得太空，太忽悠，对别人没价值。但这次，我想写写这5，6年对google和百度的一些观察心得。这里面，这里面存在大量的个人推论，我并不能担保完全正确，请只当作是一次思想的碰撞。
这篇blog主要由我完成，Tinyfool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亦有重要贡献。


1 google，不作恶，信息流动


众所周知，google的目标是"整合全球信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这可以看作加快信息流动。信息流动变快是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的。加速，始终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主线，快即是价值。从蒸汽时代到现在，每一次让移动速度加快的方式都造成了人类巨大的变化，只不过，在蒸汽和机械的时代，加快的是人和货物 的移动，信息时代加快的是信息的流动。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很多事情不再需要实体物质的流动。比如，我们不再需要人去送一封信，而只需传递一封电子邮件。我们也不那么需要去订阅一份报纸送上家门，而只需要浏览门户网站。这是信息时代带来的改变。而Google所做的，是继续加快这种信息流动的速度，让人们需要的东西更快的呈现在眼前。


Google始终坚持Pagerank排名，除了惩罚作弊者，并未干预过任何排名。这是因为，信息的正常流动才会加速，加速信息是Google的价 值，也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Google绝对不允许把广告插入到搜索结果中。否则搜索结果质量会下降->用户不满意->搜索量降低-> 广告点击降低，最终仍然造成收入下降。（后面我们会讲到百度完全不同的做法）


投放过Adwords的同学会发现，并非价格越高越好，就算单价非常高，如果匹配度很低，广告点击率就会很低。这样Google仍然会降低这种匹配的出现频率。这样就避免了在A在B的搜索结果中投放"我是B"的广告来误导用户。


在这个体系下，有用的东西就是有用的，信息流动会变快，Google会推动这种信息变的更快，没用的东西就是垃圾，会阻碍信息流动，Google就让他变的更慢，直到被放弃。


Don't be evil 这句口号，可以理解为东欧出生的布林对人生的追求，也可以理解为Google商业利益的准则。因为，越是不作恶，越是让信息有序，正常的流动，给 Google带来的实际利益也就越大。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句作秀的口号，事实上这是商业和个人追求的双重准则。

2 baidu，竞价排名，Google


百度显然看到了搜索的巨大价值，于是挤进了这个市场。我们且不论搜索质量，先看百度的利润来源。


百度同样有右侧广告(类似Adsense)和左侧排名。左侧排名就是所谓的竞价排名，这是百度的"创新"。竞价排名是百度收入的主要来源。


前面说过，竞价排名会干扰用户搜索体验，这大家都深有体验，某些热门关键词，百度前几页的结果都是竞价结果。那么为什么Google不敢这样做，而百度这样做就赚翻了呢？


昨天我在twitter上说过一句话："adsense是促使信息有序流动并盈利，竞价排名是破坏信息流动并盈利。也难怪两个公司的人看问题截然不同。"


很多人有体验，如果你的搜索结果比较靠前，百度会有销售来找你做竞价排名，如果不做的话，很快你的搜索结果就骤减。这种"巧合"正好说明了阻碍信息流动也是可以盈利的。换言之，帮助别人照看孩子可以赚钱，威胁别人家孩子来收保护费也可以赚钱。


那么，按照前面的说法，阻碍信息流动的应该会被用户抛弃，在百度这边为什么情况相反呢？
搜索引擎的结果好坏实际很难评价，通常来说，"好10%"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在这个市场上反复被证实，仅仅让搜索结果比对方好10%，或差 10%，不会对用户体验影响太大。第二梯队中的搜狗，有道，搜索结果未必真的比百度差多少，但无论如何也无法翻身。同样的竞争也发生在了 Google,Bing,Yahoo之间。换言之，搜索引擎产品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产品。


在百度起家的年代，Google遭遇了最严重的屏蔽。大家应该都有体验，在大公司内基本无法正常访问Google。我们且不去讨论这种屏蔽的始作俑者是否是百度(无论百度是否加快了这种行为，最终的结果也必然发生)。那几年，又正好是中国互联网用户增长最快的年代。大量的新互联网用户直接成为了百度的用户。


搜索引擎市场上，"获得第一批用户"是至关重要的。


比较百度和Google的产品和收购策略，百度通常收购能带来巨大流量的产品，包括hao123，天空软件站等等。而Google收购的通常是具有独特的技术，可产生独特数据的产品，比如Analytics,blogger。


百度的主要企业运营行为是围绕"获得第一批用户"的。这些方法包括：工具条，hao123，和软件下载站合作等等。Google被屏蔽看作这种行为的反向手法，无论是否百度造就的，至少这个结果导致了百度获得了更多的第一批用户。


在一个基本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上，百度可以"挟流量以令诸侯"，这时候，他破坏一部分信息正常流动也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因为用户毫无比较。


Google的铁杆用户分为两类。一类是早期用户，这部分用户用过Google，也用过百度。有明确的比较和鉴别能力。他们最终选择了 Google。另外一类是专业用户，他们真的发现百度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时候Google对比百度的优势大大增加，到达了用户满意程度的临界点，于 是这部分用户也选择了Google。


在中国互联网上，大部分用户偏重娱乐。这些用户很难分辨Google和百度的区别。甚至他们会觉得百度更好一些，因为百度提供了方便无比的MP3搜索。他们一旦先尝试了百度，那么就会留下，继续成为百度的用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3 谷歌做了什么


2006年，Google决定开设中国办公室，并命名为谷歌。这是Google创始以来，最大胆，也是最小心的尝试。他们从来没有过试图进入一个需要过滤某些内容的国家(如前所述，这是阻碍信息流动，同时也背叛了Google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到Google的小心翼翼。比如，Google.cn是没有Google Account的。用户不能注册，也就没有密码，因此也就没有泄密之忧。后来有人嘲笑谷歌音乐可以用各种帐号登录，但就是不能用Google Account登录。所有需要登录的Google服务都没有进入中国。包括Gmail,Gtalk,Blogger等等等。


Google从进入中国那一天，就给自己设置好了底限。这种底限，就是李开复所说的"总部压力"。


李开复的谷歌，是谷歌，绝不是Google。是一个像百度的外企。


3个字可以来概括谷歌几年的工作："倒流量"。倒流量的工作由一系列的合作(迅雷，sina，天涯，265)完成。这和Google的传统做法完全 不同，Google几乎不去主动谋求流量，产品质量会解决所有问题。但谷歌必须谋求流量，一个急进，喜欢去大学讲座和写书的职业经理人，不会有创始人那样的耐心慢慢的守着一个市场。这让谷歌越来越像百度。


众所周知，用和对手一样的手段不可能打倒对手。


谷歌推出的最重量级产品，是谷歌音乐。这显然是看到了百度在MP3搜索上获得的好处，意图获得以娱乐为主的用户。当然，鉴于Google全球的品牌，这些音乐需要有版权。我不评价这个产品的好坏，但这显然和Google总部习惯格格不入。难道Google不知道去做一个音乐下载产品吗？难道 Google不能去做一个下载站吗？总部不去做，只不过是因为这和价值观不符。


同样的价值观不符，还包括和天涯合作的来吧。之前说过，除了独特的数据，Google不会主动创造内容。以Google的胸怀，可以去索引百度贴吧和知道，并放在结果的显著位置，但没必要自己去模仿一个贴吧出来。这种竞争的水平太低了。


甚至，谷歌把中国访问Google.com的流量"劫持"到了Google.cn，以便提高自己的"占有率"。这件事让很多Google老用户恼火，Zola曾经在某个李开复参与的活动中举手提问，如何才能在中国正常的访问Google.com。


"倒流量"之后，谷歌的市场占有率有所上升。这是应该的。不过，新上升的占有率中，有多少是真正的搜索流量就不得而知了。正如百度搜索和贴吧等产品的比值是个秘密一样。


百度跟在Google后面，而谷歌跟在百度后面。


除了倒流量，谷歌也在"抓收入"。


投放过Adsense的朋友，大概会记得，Adsense的匹配质量越来越差，医疗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之前经常有人因为作弊被封掉帐号，后来再也没人说过自己的帐号被封。


我07年的两篇blog提到了这件事：

对不起，这是谷歌，不是google
去掉了blog上的google adsense


这两个特点都不是Google Adsense应有的特性。Google Adsense应该是匹配准，不干扰用户，且提供有用信息。时常读英文内容的人会时常看到Adsense广告的匹配相当精确，时而有点击的必要。


离开了这两个特点，可以把谷歌的广告看作一个大的广告联盟。这和拿了很多小网站的Banner的流量去找广告主谈价本质是一样的。在这种广告销售策略下，不需要匹配，不需要杜绝点击欺诈。最舍得花钱投这种广告的，无非是医疗，美容几类。


这几类是最赚钱的部分。不仅对于谷歌，对于百度，甚至对电视台都是一样的。


关于Adsense的故事，可以看看Tiny这篇文章 :我和Google Adsense那点故事在这5年中，最常被记者们提起的"谷歌困境"就是"总部压力"。在我列出的这些部分，都已经触及到了Google价值观，所以Google必然不满。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对比一下2005~2010这5年，Google做了什么，谷歌做了什么。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项目。虽然结果看起来似乎都是："市 场份额增加，收入增加"，Google在这几年，砸实了搜索的基础，扩大了搜索的内容来源和范围，把索引伸向了非数字内容，完成了地图/卫星图 /Earth/街景等一系列重要产品，完成了在移动和3G方面的布局。谷歌做了什么呢？音乐，热榜，还有一个抄袭的输入法。


从谷歌存在的那天，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核心意思是：要么把中国当作研发基地，投资，研发，但不运营，要么就干脆去印度开分公司。不幸言中。


4 孙云丰的观点


从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方面考量，都可以看出Google的不作恶，并不是作秀的口号。对于一个靠信息有序化赚钱的公司，必须要不作恶才行。百度正好相反，必须要作恶才行。


Google是幸福的，可以把商业价值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之上。这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很不幸，百度不行。


孙云丰的言论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一方面，他认为Google不是人权斗士，只是个为了利润的市侩分子。另一方面，他又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宣称百度的道德感。这两者之间有明确的冲突。如果Google只为了利润，那么百度同样不应该有道德可言。


一方面，他宣称自己观点毫无错误，另一方面，他又删掉了自己的文章。有人说删贴未必是他自己的意愿。那么，作为宣称"有道德感"的百度员工，他不应该屈从别人的意见删掉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作为百度高管，不应该允许百度公关去打电话要求别人删贴。


今天有一些百度员工为孙云丰辩护，这些说法同样无法自圆其说。试图证明百度是一家很好的公司，并不能证明孙云丰说的正确。正如纳粹德国有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能证明希特勒是正义的。他们甚至自相矛盾，认为孙云丰对竞争对手恶言相对是正确的，其他人骂孙云丰是错。如果孙云丰代表自己骂了一家公 司，该公司的用户有权回击。如果孙云丰代表百度，那他严重的缺乏职业道德。从任何角度，我也得不出百度员工和前员工的那些结论。


当然，我从来也没认为过百度是一家很糟糕的公司，甚至很多次认为百度正在逐渐变成一家有责任感的公司。遗憾的是，从高管到员工，似乎都没和这家公司一样完成这种转变。


不要以为这次事件打击了Google在中国的份额就幸灾乐祸，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消失了。这和市场份额无关，和宏观形势有关。这个国家温情脉 脉的互联网时代就此结束，就好比IT精英们看不起的那些传统生意人一样，慢慢被兼并，重组，消亡，剩下的那一点，会被扫倒利润微薄的边边角角。就好比，你 家楼下菜市场那个可怜的菜农，守着那一点点收入，还要担心城管。这是这个行业中每个人的悲剧。


Tinyfool说:百度的矛盾在于，Google的成功是他在全世界资本市场受宠的原因，但他们可能无时无刻不想google死掉会更好。在全世界范围内，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在中国出现了，他们真的会高兴吗？


Google给我们的最大价值，除了信息流动加速，就是信息永存。当我写完这篇blog，发布在我的blog上，按下"发布"之后的几分钟，各种蜘 蛛就会蜂拥而至，把这篇文章复制若干次，存在这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文章即永存。无法被某个组织控制或删除，也无法阻止其流动。公关公司不行，某个国家政府也不行。孙云丰的言论，和百度其他员工的言论，也将和这篇文章一样，被永存，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热爱Google的原因。


现在，我要按下发布按钮了。

关于谷歌退出中国

作者：百度首席产品设计师孙云丰

google宣称要退出中国，所证明的，恰恰不是市面上的那些g粉所宣称的那样，google是个"人权斗士"，而刚好反了过来，正好证明google是个市侩分子。


google的首席法律顾问的调调让我感到恶心。因经济利益退出，就直白白的说好了，把自己涂脂抹粉一番，还煞有介事的提到google被中国人攻 击，中国异议分子的Gmail信箱被攻击，把这些事情作为退出中国的铺垫，这种论调是侮辱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智商，但还真有可能迎合那帮目空一切，但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没有丝毫了解，却又喜欢对中国说三道四的西方人的假想。


只提一个假设，如果谷歌占据了中国80%的搜索市场份额，google的高管，还会这么高调的宣称要do no evil，从中国退出吗？


整个事情给我的唯一感受，就是恶心。


科普一点：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社会不平等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而对普通百姓最为关键的信息，并非中南海秘闻，而是最为常规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信息。尽可能的为普通老百姓对这些领域的信息提供便捷，并消弭信息占有的不对称，这是搜索引擎存在的最大社会政治意义之一。


从这个角度而言，尽可能的设法为百姓提供便捷的信息获取技术服务，提供切实的价值，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宣称自己do no evil和政府撕破脸皮搞壮烈，才是一种真切的负责态度。找台阶下可以，但不要拿一个高管制国家的民众感情来做台阶，这是极其不道德的。


政治环境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在中国，每个企业或者个人，都必须戴着镣铐跳舞。其实在别国一样，只是程度之别。但这是现实。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的提供自己勉力而为的一份子，才是一个真切的做企业、做人态度。


在我博客上乱喷的兄弟，甚至还有搞笑的喷我five毛党的，都回家好好的念点书，再回来喷吧。希望看得见点水平的，而不是除了咒死爹死娘就不知道说啥的。 80年代的愤青，可不是现在这副衰样儿。


--------------
以上是作为一个曾经的忠实google用户而说的，和百度无关。市面上沾沾自喜于了解一点google的产品技术细节将google奉为道德楷模而自封G 粉的兄弟，请勿跟帖瞎喷，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搜索引擎，什么叫自由人权。
--------------


btw，评论关闭。要喷到twitter上喷吧。我的地盘不欢迎。

韩寒：那些洗不干净的葱们

最近，福建有了高教十条。其中最让人瞩目的是第二条——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理论、国家法律法规等错误言论，对学生确立正 确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造成不良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违者将被解聘。

让人宽慰的是，看到上文，我本以为要实行“一枪枪毙”，但这仅仅是“一票否决”，比毛泽东那会儿进步多了。至于一票什么样的人能投出这一票，我并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这个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实在很难把握，当权者在要求我们统一思想的时候，自己经常统一不了思想，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我隐约记得我的高中课本里讲到三权分立，政治课本和政治老师都说，三权分立是个好东西，但最近我一直看到官方的文章和讲话，说三权分立是错误思想。你知道我是一个只有高中文凭的人，我的政治课学到这里就退学了，我只觉得很困惑，我为那些散布过这个错误思想的政治老师和教材编委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们一直在念着领导给的稿子，弄不好还要 还给领导办了，原因是那稿子是领导昨天晚上的想法，今天领导起床以后想法变了。

对于这种感受，我看到过一个精确的评价，大意是……他上了车，马上打开右转向灯，往前开了一米，结果他左转了，左转也就算了，没想到他居然调了一个头。

所以，被这样的司机撞死只能自认倒霉。

新闻记者追寻真相，历史老师讲述历史，作家文人写点真话，电影导演拍摄现实，轻则犯下了思想的错误，重则走向了犯罪的道路。而一旦有人这么做，很多人会纷纷猜测，这个人被喝咖啡了，这个人被封杀了，这个人被逮捕了，结果这个人往往最后还没大事，最多就是被消灭了犯罪证据，但人们也不觉得宽松，反而更为自己 担忧，觉得可能是因为人家有点名气，政府有顾虑，政府搞我是不是就没有顾虑……这是一个什么样根深蒂固的形象啊，这要多少时间的浇灌才能巩固成这样啊。

任何年代，就算像洗菜一样洗脑，总有那么几颗葱是洗不干净的，以前，有人要把这些葱割干净，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人只要求这几根葱自顾自的长着就行，但是如果你试图告诉其他的葱，他们马上会被装蒜的压扁。

很多人认为福建教育部门下的文是最近有一些历史老师和大学教授的嘴巴比较大，当然，我也看到今天的新闻，据说历史老师袁腾飞被查办了，同天被查办的还有天 上人间夜总会。但是我认为不是这些原因，在敏感院还没有表态的时候，政府哪有反应这么神速，各部门配合的这么好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巧合，是一个教育部门的常规规定。这一条，在各行各业中都有，说法不同而已。就好比所有的抽奖活动中都有一条，解释权都归活动举办方所有。而我不想去探讨什么谁有评判另外一个人 的思想是正确和错误的权力等话题，这个话题没有意义，因为答案很明显，谁有这个权力？当然有权力的人有这个权力。一切有利于他的利益和权力的，当然就正确的，一切不利于他的利益和权力的，当然就是错误的，你只要掌握了这个规律，你就不用沉溺和揪心于什么错误和正确的判断了。

至于大部分的历史老师，语文老师和政治老师们，你们觉得在未来的历史，语文和政治教材中，你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评价，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也许你是一颗身不由己的植物，但是你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你的种子。尝试着真正的做一个教师吧，教给你的学生常识和思考，独立与正义，为了年老时向你子孙提起你曾经担 当的这个职业的时候心存骄傲，而不是满怀羞愧。

刘瑜：吵吵更健康

《瞭望东方周刊》
－－－－－－－－
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要我看，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就可以概括：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美国政治学 家Page和Shapiro花了一整本书（《The Rational Public》）来阐述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选民作为个体往往很无知——比如甚至不知道参议员的任期多长、不知道联邦大法官的名字、不知道哪个 党在把持议院——但作为一个集体，当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时，往往能做出相当合理的决策。为什么？因为“合成的奇迹”。“三个臭皮匠”知识结构上可能互 补、错误可能相互抵消，当三个臭皮匠变成三万个、三亿个时，这种知识互补、错误抵消的概率就变得相当大——这两位学者通过分析美国50年以来的公共政策试 图论证这一点。
且慢。要实现“合成的奇迹”，一个前提是：“三个臭皮匠”在知识、价值上的多样性。如果由于压力或者“宣传”，这“三个臭皮匠”想法雷同，那么三个 臭皮匠本质上就还是一个臭皮匠。一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把这个观点贯彻到政治领域，那就是：民主的质量依赖于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哺育多样性。
最近美国的医疗改革辩论似乎就是对这种爆炸式多样性的一个演示。12月24日，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民主党主导的医疗改革方案，在这之前，美国上上下下，从议院到媒体，从学界到普通人，已经为此“史诗般地”辩论了一年——确切地说，几十年——奥巴马任期的这轮医疗辩论，只是美国战后经久不息的医疗辩论的又一个回合而已。
医疗改革引起的广泛辩论，本质上是一场价值的冲突：冲突一方是民主党，他们力主政府财政应该覆盖那些买不起保险的人（大约5千万人），也就是促进更平等的医疗制度；另一方是共和党，他们担忧医疗扩张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税收提高和经济活力受创。
在这个价值的连续谱上，出现了各种声音：最左翼的声音要求实现医保彻底国有化；温和左翼并不要求取消私人保险市场，但要求补贴穷人医保、加强对保险公司管制并强制有经济能力的人入保；中间派指出平等和效率之间有一个互换性，价值取向难分对错；温和右翼指出这个改革的税收和财政成本将很高，不具有可持 续性，并可能进一步弱化中下层的工作积极性；最右翼则指责强制入保、加强管制破坏了市场自由原则，甚至构成了违宪。
这种意见多样性在不同媒体的评论文章可见一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可以说是对垒双方的经典代表。作为民主党的啦啦队长，《纽约时报》登的都是这样的文章：“一个非常值得通过的法案”、“令人欣慰的新闻”、“不要杀死这个法案”、“保险金方面的好消息”……而在《华尔街日报》上，则充满了 “没人相信的变化”、“参议院议案的真实成本”、“一天一个新税”、“通胀税的出现”这种冷嘲热讽的文章。媒体观点的多元化，也部分程度上导致了民意的多元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中，48%的人支持改革（其中30%强烈支持），49%的反对改革（39%强烈反对）。
由于民主党的议院多数党地位，最后议案通过。虽然对这个结果很多美国人都有不满的理由：左翼嫌它还不够左，右翼自然嫌它太左，但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局外人，我更关心的却不是这场辩论的结果而是它的程序：多元的观点带来充分的政策辩论，而充分的辩论不但给民众一个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个法案的机会，也 督促辩论两党给其主张提供坚实的论据基础，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民主党虽然把更多的穷人纳入了医保，但某些激进议员的国有化方案也没有得逞；该方案虽然很可能会引起医疗开支的增加，但民主党并不敢公然用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税的方式来筹资……我不知道这种温和妥协是否就是Page和 Shapiro所说的“合成的奇迹”，但是我想，一个只有《纽约时报》或者只有《华尔街日报》的世界是可疑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要顶上一个“诸葛亮”，只 有一个“臭皮匠”是远远不够的。

刘瑜：大家一起来算账

《南方周末》
－－－－－－－
麦德胡卡，一个印度学者，有一次坐飞机时受了刺激。那天上飞机前他刚看了美国的大选辩论，发现其辩论总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及其效果，但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印度一个州级选举辩论则刚好相反，其辩论完全空洞无物，既不谈论政策也不谈论绩效，就是口号和人身攻击而已。对比如此鲜明，令其深受震动，下了飞机之 后，他创办了“国会研究服务”，一个旨在为印度政治家提供政策信息的思想库。
麦德胡卡的观察可以说指出了成熟的民主制和不成熟民主制之间的一个核心不同，那就是政治辩论的技术含量。好的政治辩论应当集中于具体政策，而不是煽情或人身攻击。但是纵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辩论内容往往是“你是某某阶级代言人”、“你是某某国家的走狗”、“你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的口号式话 语，或甚至干脆直接在议会揪头发、扔鞋子。
我最近观察英国的媒体时，也受了一个类似的刺激。这个刺激的来源是英国财长Darling12月9号在议会作的“预算前报告”。“预算前报告”是英 国政府每年两次的财政报告之一：一次在4月，一次在12月左右。由于明年5月英国大选在即，这次报告格外受人关注，因为它对选票流向可能影响巨大。
令我受刺激的，首先是这个报告内容的清晰具体：它不仅把所有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说得一清二楚，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方案将会如何影不同阶层、行业的普通人生活交待出来。问题：政府总债务过大（占GDP56%）。解决办法：第一，50亿的开支削减，但教育经费仍会增长0.7%；第二，冻结公共员工资 和养老金两年；第三，提高全民保险征收比例0.5%（只针对收入2万英镑以上者）；第四，对今年银行业奖金一次性缴收50%税收，由此筹得5亿英镑……整个报告听下来，就像是一个工程师在谈论一个汽车故障一样高度技术化。从哪开源，从哪节流，开多少，节多少，一清二楚。事实上财政部专门就该报告作了一个网 站，详尽阐述报告的细节，并设有“预算将如何影响你”、“预算将如何影响你所在地区”的栏目，甚至还设了“财政部twitter”，及时解答民众的问题。
我当了几年老师，改作业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最差的论文往往是最难改的。因为你要评论一个人的论点，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差论文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也就是说，对具体清晰的逃避也就是对批评的封闭。这一点大约不仅仅适合学生论文，也适用于政府财政报告。虽然现在各国都在提倡政府 “信息公开”，但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把政策“一锅粥”地端出来，既不归纳问题或阐述方案，也不解释这些政策具体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公众面对它，就像一个老师面对一篇不知所云的论文，很可能还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对它的讨论。
这个报告事后激起的广泛讨论同样令我震动。报告出炉当天开始，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blog都开始了对它进行爆炸式讨论。随便打开一张报纸，都 是“债务灾难的真实成本”、“毫无目的的民粹主义”、“商界‘陪审团’的看法”、“一块忽视债务问题的政治糕点”……等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把这个报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视了无数遍。有的批评政府拿银行家开刀是作政治秀，有的说报告对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是杯水车薪，当然也有的说在解决债务和保护福利之 间走钢丝，这个报告实属不易……批评虽然众多，但绝大多数批评都是就事论事、充分论证的“技术型”批评，打着算盘在跟报告一笔一笔“对账”。即使是网民，也几乎看不到那种“布朗政府这个吸血虫”、“Darling滚下台去吧”这种只有情绪没有论证的评论。
拿《金融时报》上一篇叫做“报告是财政糖浆还是错药”的整版文章来说，它把讨论分成8个小问题：1.公共财政局面到底有多糟？2.政府的药方是什么？3.这些药方与4月份财政报告有何不同？4.谁是最大的买单者？……分门别类来介绍和评论，并配备了很多图表、历史数据，完全可以说是一篇浓缩版的学术论文。
固然，技术化讨论背后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影子，但是人们愿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论据、做出论证，而不仅仅是喊喊口号、攻击对方的“动机”和“人 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这样“学术化”的政治讨论，相比喊口号和挖动机，相比议会里的揪头发扔鞋子，往往显得枯燥无味，没有娱乐性，但正如偷 懒不可能获得科学或者商业上的成就，良好政治也没有捷径。它也许需要“热泪盈眶”或者“热血沸腾”，但它更需要每一个人，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公民，从老老 实实做政策知识上的功课开始。

李海鹏 ：历史的愁容

索尔.贝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比一般得奖者写得好。在《赫索格》中他写到拆房子，“到了路口，他停下来看拆卸队的工作。巨大的金属球摆动到墙上，轻易地穿透了砖面，进入房间，懒洋洋地浏览着厨房和客厅。它碰到什么，什么就散了架，落了一地。白色的烟尘悄然而起。快到傍晚了，垃圾在不断扩大的拆毁区域里燃烧了起来。油漆像香一样冒烟。旧地板欣然地燃烧着——这是精疲力尽的物件的葬礼。六轮卡车正把拆掉的砖拖走，粉色、白色、绿色门做的脚手架被震得直抖。各种气体，混沌而刺眼，团团围住了正向新泽西州和西部开进的太阳。”
这个段落很棒，你可以听到声音，闻到气味，视角的变化也壮观，像有一架摄像机在移动，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作家的心智与被描述的暴力的对峙。因此，虽然又会被某些读者抱怨看不懂，我还是坚持引用完毕。看不懂就多看两遍。我的问题是，作家在描述大金属球时用了什么副词？
没错，是“懒洋洋地”。破坏者——大金属球——只是懒洋洋的，就摧毁了房屋。这个球好像有意识，有性格，甚为傲慢，令人惊惧。这个段落的情感转换成大白话就是，“再结实的房子，也是说倒就倒啊！”
大致上，人类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屋子会拆掉，城市会没落，繁华总是如梦，时间矢志流逝。与一般的想象不同，这类事其实没什么悲壮感，就像贝娄写的这样，毁灭总是轻易和寻常的。王菲唱得好：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中亚有过多少王国，如今只剩下莽莽黄沙，可是谁会真的为之叹 息呢？我的家乡沈阳曾经机械轰鸣，高炉林立，转眼间全没了，厂房夷为平地，新建了廉价居民区。又有几个人为此说过什么？人类目睹了太多兴废，早就懂得喟叹于事无补。贺拉斯有一句诗很庄严：光辉的塔楼与低矮的茅屋，都迈着同样的步履匆匆。到了现代，T.S.艾略特就反崇高了：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我国诗人对兴废敏感，一再地感叹茂陵秋雨啊，铜雀春深啊，金铜仙人啊之类。这东西叫咏史诗，非要说有目的，就是鉴古知今。可是谁曾从中汲取教训呢？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历史没能解决统治权与民权的矛盾，就像一场恶搞，统治者总是掉进同一条沟里。
这种意识，这种思绪，我称之为“历史的愁容”。它的核心思想是，兴亡乃人间常态，美好却永难实现。世界各地都有历史的愁容，前面的引文就是体现，可是在我看来，惟有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愁容挥之不去的国家。在往复循环的历史中，进步并不存在，老百姓便心灰意冷。这就像一只天真的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羊就虚无了：我他妈的是你们的干粮啊！
这样的羊，一定会失去羊的天真，要么萌生做狼的野望，要么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样的老百姓，一定公共意识欠缺，自私的心理发达。这样的知识精英呢，则多会寄情山水，风流自诩。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愁容满面。马尔库塞讲“单向度的人”，就是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的人。单就这层意思本身而言，要我说，这种人如果有十个，九个在中国。
那么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话语焉不详，那么姑且如此吧。这类话说了也没用，但是并非毫无必要。我们就国家、社会和历史发言，实在无需考虑有用和没用，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选择：在历史的愁容中振奋，在大金属球的暴虐前微笑。
（第一财经周刊） 

李承鹏：老而不死是为蒙

每当我看到文坛泰斗王蒙一脸高深莫测的时候，就油然而升“铁掌水上飘”裘千仞的形象，#%，是裘千丈，脚下有木桩，宝剑可伸缩，那块大石也是醋先泡过的，但架不住白衣飘飘、一苇渡江，引无数文青、及女文青竞折腰。

这个挚热的革命文艺进步青年，从艺数十年来没有生产过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没有塑造一个记得住的形象，他甚至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真话，却莫名其妙官至文化部部长、作协主席，这是中国文坛一桩奇案，世界文坛一项奇迹。所以我说王蒙的蒙，此处读一声meng是有道理的。

钦定文坛泰斗王蒙不关我事，体坛速滑冠军王蒙才关点我事，我写书也不是为了进军文坛，但前天王蒙在富有盛誉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纵论“中国文学处于它最好的时期” 时，吓得正玩最具互联网自由精神的家庭网关的我，差点卡在网关里面,我就觉得撒谎不是不可以，但在国内撒点就行了，那属于拉动内需，要是撒谎撒到国外，这如同谢亚龙关起门来说中超联赛是最好的联赛没什么，但当着贝肯鲍尔或者弗伦蒂诺说，会被打的，打得腰子都找不到。

王蒙指出：“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 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王蒙强调，“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不仅作品接连出版，并且还受到了当下读者的 喜爱和欢迎，比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出版社想出版胡适的文集，曾经引起过不同意见，但现在各种各样的胡适文集已出版 很多，他甚至还有一张照片挂在文学馆里。”

我看到这段话第一时间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说反话，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彼时他是一脸真诚地这么认为，由于真诚堆太多以至于面部容积率高得来五官都有些变形， 当时说到动情处他甚至考虑到是否流一下泪，可能考虑到余含泪的原故生生收回去了。所以说中国的作家都是表演家，中国文学系其实也是表演系，拿我最近迷恋的 联通家庭网关来说，革命性数字化概念下它可以瞬间把通信、互联、广电联接进入家庭，连空调都可以远距离控制，所有家用功能和文学真相都可以掌控于手，这是 一件很酷的事，但我们的泰斗们穷经皓首数年数十年要做的事情，却是把真话说成假话，假话说成屁话,屁话说成鬼话，而且还特别感动的样子。

你感动个毛呀，究其实质中国文学和朝鲜是一个级别的，就算比朝鲜好，也和伊拉克差不多，说不定还比古巴差，因为古巴那里有很好的民谣被谱写成歌曲供饮食男 女吟唱。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可大部份都是假话+变态刊物，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也就是拿国家的钱从事废话+鬼话创作，全国每年发表上千部长 篇小说，可是有数百万盗版和瞒印印品……如果这算全世界文学大国，瑞典印花手纸销量世界第一算不算文学大国，中国盗版毛片产量世界第一算不算影视大国。王 蒙的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的泰斗是一样的，只要够大够多够滥，中国石油就处于它最好的时期，中国教育处于最好的时期，中国医疗中国金融中国楼市股市中国体育 以及中国的一切……处于最好的时期，都。在中国，装个逼比放个屁还容易。

说到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甚于胡适都允许被出版了，我首先联想到这是中国文坛的悲哀，却不是光荣，就是说以前被打成破鞋准备沉塘的人，现在都可 以在老爷堂前行走了，可以侍寝了，死后也可以名列祖宗祠了，追封节烈、淑贞、温婉名号了。这不能证明现在中国文学是最好，只能证明我们曾经历过全世界的最 差，差得来反逻辑反人类甚至反生理。我是这样看待文学的，其实好的文学是可以让人有生理上的愉悦的，会觉得呼吸顺畅树叶湛绿眼前一亮泡起妞来也很带劲，比 如说上述五位；不好的文字是让人觉得我们个个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没有血也没有肉随时都想着去堵枪眼为组织奉献出一切哪怕到死时连女人的奶子也没有摸过，比 如说《青春万岁》或者《组织部来的年轻人》，这样的文学不是不能有，太多，肯定会带来生理上的变态。看老一辈作家的小说确实是容易引发前列腺各种病症的。

文学是一个国家现实的写照，虽说不是人人都需要文学，但是人人都需要科学，老一辈作家是很怕互联网时代的，他们的观念是土鳖的，他们的技法是过时的，是花 内裤配丝质旗袍还满嘴大茬子味儿，拿著名文青李伟的话说就是，因为他们总在制造信息堵塞，外国作家的作用就像高科技的“网关”（而不是网管），把现实感受 如实传递到民间，不管悲惨和快乐，再多的用户也不矫情，不憋屈，中国的作家像低端的路由器一样消解信号，麻木用户，粉饰太平，还说这是文以载道。文以载道 也不是不可以，比如胡适开启了民众的智慧，但中国文坛的现状是文以载盗，不仅像韩寒说的出版社盗版瞒印，而且像谭飞说的枪手都流行成手枪了，千万不要相信 那本书上印的名字和作者有关，其实它和无数名字和神秘创作团队有关，王蒙不是不知道，他装不知道，但他只为从只能印刷领袖语录到可以印刷文学刊物感动，为 破鞋升格为二奶感激涕零，他原本是匍匐着的，后来改为跪着，就认为这是仁慈，再后来改为躬身站起，王蒙就觉得弥足珍贵，如果哪天可以让他平起平坐，王蒙简 直会带领弟子们大喊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所以说中国文学其实处在很差的时期（好在有个秦始皇垫底），中国文坛就是个神龙教，各个文坛的领军人物就是堂主，他们不敢愤怒不敢忧伤不敢颓废甚至不敢虚 无，所以在生理上只剩下玩感动这个机能了，因为感动是个特别没有政治倾向也没有技术含量特别安全的玩意儿，可以为朝花夕拾感动也可以为内急时找到一厕所唏 里哗啦而感动。泰斗们失去了敢动，也不准别人拥有，谁敢有这个，泰斗就会组织人马说这是网络垃圾，是不懂结构，这样中国文坛就蔚为大观：不敢动弹社会现 实，不敢动弹文化机制，甚至不敢动弹人体本身，因为这个涉黄又会被驴霸，连情色都写得很不专业，这导致他们长久以来都没有创作过好的语文作品。这使得语文 教材都不知选什么为好，又不方便把李敖、王朔、王小波这等忤逆的东西上教材，最后就大量启用说明文，教出一大堆电器爱好者，和文字版倪萍姐姐来。

就诺贝尔怨妇起来，每当诺奖颁发前夕你去瑞典看看，满大街都是中国文坛怨妇踮了脚尖扒门缝往里瞅，一方面说外国评委不懂汉语，你不翻我们的绿牌子老娘还不 愿意被你上呢，一方面说早前我们的某某先祖也差点被垂幸过，毫厘之差哪。这两个心态加起来就是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曾想当婊子又立牌 坊的，但一定要记住自己说过什么话，不要搞得枪毛枪刺自相矛盾，搞得个个都是茅盾奖候选人。比如我又通过伟大的网关里查到，王蒙多次批判网络文学是快餐有 很多垃圾，博客更是对语言有一种破坏，号召大家要少接触网络文学；忽然，他又提出支持网络文学，看好网络文学发展前景，甚至说出网络文学可以延缓老年痴呆 这种惊世骇俗到了出水的话，并欣然题词“文以清心，网以动人”。当时看到王蒙，我有点蒙，却原来，他是高薪接受了盛大“文学顾问”的聘请……泰斗还是为斗 折腰的。

可见中国文学不是最好的时期，是最好蒙的时期，就这样的王蒙，就这样的王meng,老而不死是为meng。

杨恒均：韩寒泄露了国家机密！

韩寒这小子的脑瓜子实在太精，最近的一篇博文用简单的数学算式三下五除二就泄露了特大号的国家级机密，我现在是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否则，我非要找机会在他的赛车上做点手脚，他这样的脑袋瓜，还让不让人活啊！

韩寒从官方报纸上看到上海耗费两亿人民的币更换5000块高速公路牌子，他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吃惊，上海有关部门就发现了问题。毕竟，上海可是中国教 育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只要懂得一点小学除法的老百姓扳指头一算，就会被昂贵的高速公路牌吓一跳。于是有关部门出来辟谣，并发布了正确的消息，原来那两个亿要更新的不是5000块路牌，而是25000块。这一更正，把政府的成本减了下去了，把老百姓的心儿也放松了。你再掰指头一算，一块屁股大小的路牌也就 8000块人民的币，相比我们财大气粗的国家，这真不算个啥，再说，我们缺的又不是钱？如果可以用几千块钱造出一块块经久耐用的牌子，迎来共和国一百年庆典，甚至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话，何乐而不为？

这道理一般不开赛车的老百姓都能够理解，可既然人家韩寒是赛车手，你就要想到，人家早就开车飙过上海的每一条高速公路了，知道上海有多长的高速公路，路上一般有多少块牌子。而且，他不但会赛车，还会做小学算术，这不，这小子又扳指头算开了：如果按照上海当局给出的这些权威数字，整个上海市高速公路 上每25米左右就要有一个造价高达8000元的路牌。而整个上海市，可能就是一个大牌坊了……各位，我们虽然没有像韩寒一样赛过车，但难道没有坐过车吗？下次坐车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惊讶的大叫，原来八千元一个的高速路牌就是他X的牛逼，竟然是看不见的隐形的路牌啊……

各位，隔行如隔山，如果你看不懂赛车手的文章，那么你应该听一下一位情报专家的忠告：过去七十年里，世界上一些大国得到的最有用的情报基本上都来自对方国家公开的出版物，包括书籍、报纸和杂志……特别是对于那些把领导人感冒吃药都当成绝密的国家，稍微有点情报意识的人，只要仔细阅读官方的报纸杂志的话，留意照片和电视上领导人的站队顺序和脸上的表情，基本上可以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民明天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他们的非正常死亡率有多高。

从这一点来说，韩寒具有非常高的情报员潜质，换一个角度说，他那个脑袋瓜，随时会泄露国家机密。对这种人，为了防止他泄密，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许他看中央电视台和党报等媒体。

韩寒泄露的这一国家机密，虽然上至高级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都心知肚明，但你要写出文章来，还真缺少直接证据，搞不好，分分钟会把你当谣言制造者抓起来。

当然，至于我来说，还有更大的隐衷。大家也注意到我很少写文章啰嗦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今天我就不好意思沉默了。因为韩寒说的这事儿，我不但知 道，而且还有直接的证据。可是如果不是韩寒率先泄密的话，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来。因为我正好有几位内地朋友在从事这类工作。有的是政府部门负责制定换牌子决策的，更多的是向政府“投标”争取牌子制造和换牌子工程的。当然我说的这些牌子除了高速公路边的路牌，还有各种宣传牌、社区公告牌、宣传牌等等。

我每一次都被朋友投标所得的一块小小牌子的造价惊讶得目瞪口呆，几百块的基本上没有了，动不动就上千甚至上万……我也私下质疑过朋友，你说的那种牌 子随处可见，怎么可能要那么贵？有一位朋友反问我，如果在美国的话，这种牌子要多少钱？我当然答不出，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这可是我们政府部门有关人员考察过美国后做出的决定。这些牌子和美国的造价差不多，就算贵点，也不会贵很多。

可是，各位，你知道美国的人工是多少钱吗？你知道美国一个安装这类牌子的政府合同工的工资是多少吗？如果算上福利的话，应该是中国安装这类牌子的工人的二十倍！如果再计算上工厂里制造这些牌子的工人的工资成本，你能够告诉我，你凭什么安装一块这样的牌子，造价几乎和美国差不多了？和国际接轨是这样接 的吗？

有一次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个差别，一位承包到某地区街头报警牌的商人委屈地说，你以为是我赚了？告诉你，我投上这个标，钱还没有赚到之前，已经把要赚到的钱中的一大半送给把那个标给我的政府官员了。

说实话，政府大手笔拨款设立一些牌子，方便民众，值得肯定，而政府要求用高标准制造和装饰这些牌子，是有长远打算的，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在中国，谁都知道，工人的工资没有上涨，造价没有上涨，安装费用和多少年前差不多（排除通货膨胀），这些基本上都没有和国际接轨，可是偏偏政府开出的价钱却越 来越和世界上人均比我们富裕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国家接轨了。请问，官员不是傻瓜，不赚白不赚，他们不会把利润送给承包商，更不会让最基层的制造工人和安装工人来分这块大蛋糕！

说起这事，就不能不提武汉大学一位主管基建的副校长大肆受贿的事。有位大学教授早就说了，中国大学向来是以建筑物的高矮和占地面级的大小来评级的，如果国家拨款了，大学当局一般不急于投资于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而是积极搞基础建设，大兴土木，实实在在的高楼大厦更能让人看到大学成绩。

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而且只是一小半。武汉大学的腐败案向我们了泄露另外一大半的机密：搞建设就能够贪污腐败，就能够大肆收受贿赂——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我们认为如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每一个用纳税人的钱竖立起来的建筑物的背后，都站了一个或者多个行贿的承包商和受贿的公职人员。

现在，经过韩寒的泄密，我们的知识进一步完善，连建筑物上钉的牌子和路边的路标，都不言而喻地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受公众和舆论监督的政府，掌权者如果不利用一切机会把民众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那他的脑袋一定是进水了！

韩寒：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昨天，我们得知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总共耗费两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是根据上海《新闻晚报》的报道得来。可以想到，相关部门和找到了《新闻晚报》说，你看，你们的报道，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了麻烦，你们必须亡羊补牢，于是，《新闻晚报》今天刊登了文章进行了解释：这5000块指路牌只是一小部分，其实只占有所有更换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总体要更换25000块各种路牌。所以，就用2亿除以5000来计算出40000一张路牌，“太过于草率”。

在《南方都市报》上，公路管理处说，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那好吧，首先，这5000也是你们说的不是我意淫出来的，就算你说错了吧，是你把2留给了自己。那就更换25000块路牌。25000块路牌是个什么概念 呢，25000就是250了100次，是一个大数字。据悉，上海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是600公里左右，这25000块牌子中，假设有1000块做了高速公路 附近公路引路牌的更换，那么还有24000块是用在了高速公路上，于是，我们再做一下除法（学会做除法很重要），我们发现，上海的高速公路每公里需要更换 的路牌是40块，也就是说，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每开25米，你就能看到一块牌子，假设你的速度是12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你每秒钟行进了 33.333333333米，这代表着，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两秒钟内你差不多能看见三块路牌或指示牌。

太狠了，如果我开的足够快，上海市公路管理处在路牌上画点图，我就能看动画片了。

假设我们公路公里不止600公里，用在高速上的各种牌子也没有那么多快，两边都朝相关部门的有利方向放宽尺度，那我们一秒种也能看见一块牌子，晚上这些牌子还都反正光，一分钟你看六十张牌，请问上海的驾驶员们，你们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有过这么梦幻到晕菜的时刻吗？

所以，我认为，相关部门的解释未免太过于草率了，你撒谎好歹也要撒在人体工程学以内啊，你这是换路牌，你当贴瓷砖啊。

我们再退一步，假设他的确大大小小是改动了25000块牌子，连相关部门领导自己家的门牌都改了，花费两亿，那每块牌子的平均价格也达到了8000元。8000块一块牌子，这个工程我很愿意承包。

所以，这两亿里有没有猫腻，其实很简单，公路管理处把账目公开了就行了嘛，包括你把这个工程承包给谁了，那事情就好说了嘛。你心中无鬼，我们又过于草率，那为何不给自己一个清白呢？

当然，相关部门的说辞永远是很多的，他会说，我们给司机印发了免费的地图，印了一亿份，这钱就花完了。这下就死结了因为你无法查证了。因为出版社和印刷厂隐瞒印数是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的一个特色。

最大问题正是反映出我们国家爱折腾的特点，中国的道路交通中，我听到的最多抱怨就是路况差，乱收费，道路管理混乱，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差等等，很少听到有人反应说路牌不规范。比如上海的高速公路，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原先的A4，是莘奉金高速，就是从莘庄到奉贤到金山的高速公路，一目了然，现在变成了沈海高速，就是沈阳到海口的高速，公路管理处的专家解释说，这样“方便驾驶员认准编号，一路到底”。

你们觉得驾驶员同志都是有毛病的吗？你没事上高速公路就一路到底？是为了方便那些本来开到松江的同志开到松花江吗？这样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你索性就说，国家在下很大的一盘棋，观棋不语。那就可以了。但是，换一下高速公路路网的路牌，这个国家就花费了几十亿上百亿，那这个国家花钱是不是也太草率了？我们的 教育，福利，扶贫为何又要常常哭穷呢？以前换下来的那些路牌怎么处理呢？万一又要换一次呢？换路牌是眼前的燃眉之急迫切需要解决吗？

另外，原本我家门口有一条国道，叫G320，本来G就是国道的标志，现在高速公路也是G打头了，那如何从地图上区分国道和高速呢？

再另外，相关部门说，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我周围的朋友很多开车，包括所有的汽车论坛上，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是被征询意见的。我认为，征询了老婆情人二奶的意见不能算是广泛征询意见。相信这只是相关部门自己决定以后的随口一说，就像那100个250一样，都是他们的惯性谎 言。

其实，我认为，高速公路的标示用中文也挺好，高1高2高3，国道就叫大1大2大3，省道就叫初1初2初3，终点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竖一个大路牌，毕业。然后索性多花点钱，把所有的路牌都换成电子大屏幕，可谓一劳永逸，从国库的角度来说，其实是节省的，你不光可以按照心情随时更换路牌路名，也可以经常进行一 些政策的宣传，放一些领导的头像或者通缉犯的头像，总之，电子大屏幕是很方便操作的，也正符合我们政府随性洒脱的决策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