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观念中的侠客，就是用个人力量取代官府力量去维护正义的人。有些人也有侠义心肠，也帮助人家，他们用的手段不是个人暴力，而是一切依照现有的国家法律程序，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维权人士，不叫侠客。
现代国家是暴力的唯一垄断者，不通过国家机器的任何暴力都是违法行为。从法律上讲，我们所说的侠客就是罪犯，当然也包括杀人犯。李白《侠客行》曰：“十步杀一人”，按照王老板的观点，《侠客行》得改名为《杀人犯行》。
王老板对杨佳不屑，鄙视这个不做家务的人，鄙视他对生活艰难的逃避，鄙视他对母亲的冷漠。但是这些都不是杨佳不是侠客的理由。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侠客的标准是：他是否用暴力去弥补社会的不公，是否用暴力实现了人们的某种愿望。王老板看不起杨佳这样的loser,那是您自己的权利。你之所以活得比杨佳好，活得比他有尊严，那是因为你先天的基因比他更适合这个社会，再加上你后天的机遇比他稍好一些。如果你生下来就是杨佳的性格，你受到的冤屈比杨佳更大一些，说不定你杀死的人更多。所谓命运，一半以上是生下来就决定的。王老板的优越感，与其说是对自己人格品行的优越感，不如说是对自己命运的优越感。
王老板真正强烈鄙视、愤怒并深切同情的不是杨佳，而是那些把杨佳当作侠客的愚昧大众。王老板站在现代文明社会的角度上，谴责任何动用个人暴力剥夺他人生命的人。王老板的底线是不得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
但是杨佳也有杨佳的立场，他也有他的底线，那就是人的尊严任何情况下不能被轻易剥夺，他被剥夺的那一部分尊严，在他看来已经超过生命的分量。站在杨佳的立场上看，你王老板是一个放弃尊严趋炎附势的人，还找借口为自己的俗气找到正义的理由，你王老板又算什么东西？
王老板和杨佳都是有底线的人，或者说底线比较坚硬的人，但是底线的内容不一样。本人尊重任何有底线的人，人有了底线，就给他人安全感。上海闸北警察遭受如此不幸，起因是当事的警察以及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真正认识到杨佳的底线，以为杨佳的底线和王老板的底线是差不多的。对警察来说，这是一件判断错误的技术性事故。造成技术性错误的原因是：象杨佳这样的人太少，以至于警察忽略了世上还有杨佳这样的人。
摇滚歌手曰：是政策宽松吗？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太瘦。杨佳就是一个身体鼓荡的人。
王老板说那些被杀的警察是无辜的。如果指他们没干过太凶恶的事情而不该受到丧生的惩罚，这是对的。说他们完全无辜，就不对。他们和那些有辜的警察一样，也享受着这身警服给他们带来的种种特权。他们没有为杨佳这样的受委屈者说话，作为团体的一员，他们也充当过既得利益阶级用来对付反抗者的打手——我说的不是他们执行正常国家的警务，而是这个警察集团经常被用来解决一些不该由警察出面解决的问题，也经常干一些超出人伦的事情。
任何一个既得利益阶级的打手集团成员都不能说是无辜的。如果杨佳曾经在其他地方得到警察的厚待，或者大众总是为警察说好话，杨佳即使再凶残一些，也未必下得了手。杨佳是一个有尊严感的人，杀人是为了尊严。如果没有足够的正义感支撑，不大可能做得出如此壮举。杨佳反抗的，不是某个警察，而是整个警察集团，甚至是整个国家政权。
金庸小说《侠客行》里侠客岛赏善惩恶二位使者对江湖帮派的惩罚是根据某个帮会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小喽啰是否干过坏事。在大众眼中，警察是这样一个帮会，大众不认为一个恶行很多的帮会中的普通会员是无辜的。同样，大众也不认为那些到中国还没有杀过人就被杀掉的日本皇军中的某个军人是无辜的。
一个和谐社会的公民，当然不能支持杨佳这样的行径。本人也提倡把暴力交给国家的。但是当这个国家公权沦落为少数既得利益阶级谋取不公利益的工具，而轻易践踏普通公民的尊严，而被损害者想不出其他可以达到正义的手段时，采取过激的手段，也是他们的一种选择。而这种过激手段本身，却直接把被主旋律喉舌掩盖的仇恨摆在人们面前，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仇恨提供了机遇。
王老板可以蔑视杨佳的选择，可以愤怒大众观念的野蛮低劣，可以再一次享受自己作为觉悟者的优越感。我们可以按照王老板的价值观把杨佳定位成一个社会loser、一个渣滓、一个变态的杀人犯，也可以把杨佳定位成大众心目中的侠客。
把杨佳宣传为王老板所说的那种人，杨佳白死了，天下太平，主旋律继续和谐。把杨佳宣传为侠客，说不定还可以逼迫这个政府稍微朝人性方面迈前一步。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宣传杨佳是侠客的原因。站在自己的价值观和自身利益的立场上说话，这样的大众不能说愚昧。
王老板尊重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是因为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也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自己身上。这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圈子。而尊杨佳为大英雄的大众并不把自己和警察划在一个圈子里，在他们看来，警察是大众的敌人，如同人不该给狼人权。
除了圈子的大小之外，王老板和大众并没有什么区别。相对而言，王老板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他把警察和自己都划在同一个人类的圈子里。王老板和某些人的冲突，也是技术性的冲突：警察是人还是狼？
王老板原文在这里：
去他妈的侠客
一个内向孤僻的青年，因为受了点不公正待遇，于是奋起杀人，将6个无辜的民警挨个捅死，使6个家庭瞬间破裂，然后这个杀人犯被奉为了“侠客”，叫好声不绝于耳。这带给我的感触就是：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他妈的一个球样。
让我们来观摩一下这个鸡巴侠客的人生吧：北京胡同青年，13岁时父母离异，亲生母亲王静梅和他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艰难，而雪上加霜的是，他母亲也因为所在的冰箱厂倒闭下岗了。杨佳在家乐福工作了一年，然后声称看不惯那么多尔虞我诈的事情，就辞职了，然后陷入了失业的状态，而这时候他已经20岁了。他的母亲每天除了要面对种种不顺心的事情和恼人的官司，还要在每天早晨给20岁的大侠做好一天的饭，否则大侠就不吃。当然，大侠自然也不会做家务，更不会替他操心的母亲分忧，“都是他妈伺候他，出去办事提前做好中午饭，回去带晚饭，不理他都不吃饭。”期间王静梅因上访被拘留十几天，大侠自顾去同学家玩去了，根本不曾去打听过母亲的消息——这种大侠可真他妈的吊啊！
这种失业在家，靠母亲做饭供养的情况持续了8年，直到他28岁。然后，因为一次警察盘查他的无证自行车，产生了冲突，被带回警局问讯。在警局里，据称他受到了殴打，但未经确实。此后，他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投诉，要求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但是公安督察部门认定警察依法有据，不予处理。于是杨佳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杀人。
这就是侠客杨佳28年的一生。我记得看《德川家康》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八弥在杀死阿春的时候，大声的说了一句：“这就是人的一生吗？请原谅！”说实话，我同情这个人，这种同情的出发点是基于一种他身上跟我相似的东西，就像我同情马加爵一样。这种行为值得同情甚至被原谅，但不能越过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底线。
当一个杀人犯在同情的立场上被还原的时候，他总会被赋予种种美好的人格。于是，众人眼中的杨佳开朗友好，遵纪守法，乐于助人，这样善良的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残暴的行径呢？于是，众人做出了这样的逻辑推论：他一定是被逼的！
于是出现了威权体制、司法不公正、警察粗暴执法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杨佳的罪行有了体面的借口，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受到这些词汇困扰的大众，他们在体制的剥削下寂然无声，他们在司法的压迫下委曲求全，他们在警察的盘问下乖巧自如，他们，懦弱而胆小，千百年来他们就一直这样生存。而杨佳，一个有着反社会人格的青年，在因自闭而疯狂的内心驱动下，干了一件他们心中从来不敢干的事情，于是他就成了英雄。
他们从来不敢杀人，可当别人替他们杀人的时候，他们兴奋的红了眼。他们说马加爵的大锤抡向的是社会的歧视，他们说杨佳的匕首捅向的是高压的体制，可是，我操他妈的，凭什么是那些无辜的人——而不是另外的一些人——需要承担这样的原罪而死去。
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在一个公民价值观混乱的国家，在谈论这种主义那种主义之前，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却从未被确定：什么是这种主义的底线，而什么又是那种主义的底线，什么是他们共同的底线。不管一个人鼓吹的是暴力革命，还是渐进改革，是大众福利，还是私人财产，不管是左，还是右，都应该明确双方都需要承认并尊重的底线。在这种底线之上的，可以去争论可以去探讨，在这种底线之下的，则毫无疑问的需要被谴责。
这种底线有很多，比如，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应该随意被剥夺的。这是句废话，但却总是被人忽视。
无论杨佳遭受到多大的冤枉和不公正，他以夺取无辜他人的性命作为反击的手段，就是杀人犯，就应该受到应有的谴责，而不是颂扬——不管基于什么样的立场。这跟阶级立场无关，跟情感取向无关，跟价值判断也无关，这是基本的底线。对这种底线的蔑视，就是对每个人生命的蔑视。何况在我眼中看来，杨佳根本就是一个被生活压垮的失败者，他没有勇气承担和面对跟不公正的长久对抗，在遭遇了跟很多上访者相比微不足道的对待之后，就选择了杀人这样的途径。他的母亲，养了他28年，在他成年之后依然养了他10年，她同样遭受了种种不公正待遇，有着比她儿子悲惨十倍的人生，但她选择了漫长的上访，不管是被拘留还是被阻挠，她都不曾停止过。这是位真正坚强的母亲，她让我想起了刘杰，那位同样伟大的女性，她住在上访村里，面对一次次毒打和劳教，十几年来却从没放弃过。她们真正活得执着，活得有尊严。和她们相比，杨佳，作为一个成年男人，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呢？
上了几天班，受不了尔虞我诈就辞职了，然后就是长久的失业，全然不管需要自己照顾的母亲，这是什么鸡巴大侠？体制的压迫不是杀人的理由，工作的艰辛也不是逃避的借口。如果这样的借口，这样的理由，可以被理解并支持，我看大家都一块死了算了。
这是一场悲剧，但谴责杨佳的同时并不妨碍我们去反思，如果在反思的时候先要把一个杀人犯供为侠客，并且鼓掌叫好，那我就去你妈的。
